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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最高法院来访办的搬迁,各种为访民提供服务的产业和各省接访相关人员的活动范围,也随着访民的迁移延伸到北京南四环。
2009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和申诉立案大厅新址启用,从原址北京市丰台区永定门幸福路,迁至朝阳区南四环红寺桥。随着搬迁,数年来形成的上访与接访服务行业,也在这个冬天像候鸟一样开始迁徙。
最高法院来访接待室原址临近北京南站,周围还有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来访接待办等单位。这一带聚居了大量访民,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访产业链条:一方面,有为访民服务的各类小买卖,包括法律咨询、材料复印、餐饮住宿等服务,为之服务的人诸如写材料的“解律师”和租房子的“蒋老板”;另一方面,接访一条龙服务的生意,催生了专门的保安公司为各省市接访人员提供分流、看护、劝返等服务,收容所则分布在房山,丰台、通州等郊区。一名保安公司负责人周凯(化名)透露,他手下新添了几名保安,而公司的“一把手资产上千万”。
新址“旧产业”
解律师和蒋老板最早行动。他们在2009年初得到最高法院来访接待室要搬迁的消息之后,早在红寺桥附近摸好了底。红寺桥距离北京南站大约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程。
解律师的全名叫解喜。解喜看中的巷子与法院只有一墙之隔,抬头就能看见悬挂的国徽。新租下的工作室就在巷口第一家,算是抢到了好位置,6平米,月租金2000元。
工作室门口放着“法律咨询”的大牌子,屋内一角放着书桌,窗台堆放着各种法律法规,还有一沓访民存放的判决书。解律师有多年的法律服务经验,但并没有律师资格。他的工作是为访民分析案件,写上访材料。
解律师正在“代理”一件上海的案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最高法上访的都有判决书,一般访民不会看判决书,给他们代笔写材料,就是我的生存方式。”
他的收费不高,并不按照律师所代理案件的标的额提成,而是每个案子按材料多少收费几十块钱不等。他每天能接到两到三个要写的上访材料。屋子里的一角,还有复印机和电脑,顺带提供复印服务和刻录光盘服务。一台复印机的成本有两万块钱左右,解律师说,“信访安排(制度)一天有,就一天不愁收不回成本。”
这是解律师“人行”来的第六年。解律师的“同行”有十几位。解律师们的“回头客”也多,因为顾客的上访成功率低,“我估计,我写了材料的,大概有0.5%能成功。老上访(上访多年的人)再来我这里问点法律问题,我就直接帮他们分析了,让我动动笔,也不另外收费。”
访民也认准“解律师”们。一名河南籍访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解律师比专门的律师好,上心、细致。有个人花了两三万请律师,最后事也没成。”
一些在北京南站附近的法律咨询所也将陆续搬到新址。一名来打听房子价格的“律师”说,“法院(来访接待室)在这边,我们做案子的当然要过来。”解律师工作室旁边,新谈好的一家店面正在装修刷墙。往巷子里走,也能看到即将开业的法律咨询与复印店。路边还贴上了若干咨询、复印、住宿的招牌,指向巷子更深处。
“蒋老板”就在这条巷子里活动。他也被访民称为“助理”,业务是介绍正式律师和介绍住宿,也就是“二房东”。
11月初,蒋老板就开始在新址附近转租房子。刚开始,他的生意差点被当地派出所“搅黄”了,第一批顾客被赶走。房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蒋老板说自己也是老江湖,不担心没有人住。18号法院(来访接待室)开门后,一天来上访的能有几百人,要住的访民逐渐多了,派出所也就不管了。”
当地居民们最初对访民的态度比较谨慎,现在也都腾出空房来了。偶见一些床铺缺脚,就用砖块临时垒起来。蒋老板出租的房间里,除了几张拼在一起的床铺,还有一张桌子、暖水瓶和“热得快”。也有访民要求要有电视,了解信息、排解苦闷,蒋老板研究了周围环境之后,对此要求予以拒绝。理由是,怕電视声音太大,扰民。
这里的住宿费用按天计算。不带暖气的四人间,每人每天10元,带暖气两人间,每人每天15元。蒋老板还特别向访民们推荐说,房间里都是新被褥,加被子也不收钱。有一位访民老太太说自己只住两天,不用被子,能不能一共收10元?蒋老板也同意了,但最后还是给了被子。
蒋老板转租的这个院子里有10间房,蒋老板包了其中4间。除此之外,蒋老板还在附近其他地方包了5间,加起来有9间房供出租之用。另外,蒋老板还倒手单间长租,不到几平米的小房间均价400元每月。条件好些的,还带过道和小厨房。
蒋老板雇了一个人在巷口带访民看房。果然不愁没人住,11月29日一上午,当晚所有床铺都订出去了。与蒋老板一样的“二房东”有十二三个左右。他们最近也准备搬迁。蒋老板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边的优势是离法院门口近,南站那边(平房)迟早要拆迁,先过来就能占到好位置。”
成熟“老杜区”
永定门幸福路访民聚居的范围,已经随着拆迁逐渐缩小了。但大部分访民,仍住在永定门幸福路的“老社区”,这里的“配套”相对最为完善。
“我们暂时不搬,还有两个(国家信访局和全国人大来访接待办)在这边,上访的人也愿意住在这边。”一位复印店老板处变不惊。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2002年起,他的复印店就开在幸福四巷的入口了,生意一直不错。
11月29日,周日,晚上7点左右,正是幸福四巷最热闹的时候。访民为迎接周一的工作日,准备了数套材料。这里的代写材料和复印店生意兴隆,一天能复印上万张A4纸,有些访民一次就复印数百张材料。店里还提供政府部门通讯录,出售笔迹优美的信封,地址是中南海,一元一个。
相对新址,这里的住宿更便宜。民房里大都有取暖设备,并准备了上下铺。一个房间能紧着住6个人,每晚10元。南站附近的广场旁边还有类似工棚的大通铺,一个房间能住20人以上,每晚只要5元。另一些住不起房子的老访民,则依墙搭了窝棚。
这里的小饭馆价格也非常便宜。3元一碗面条,1元5个馒头的生意都不错。一些老访民到红寺桥看了之后,担心新址附近新开的饭馆装修不错,价格也不低。而且红寺桥在南四环附近,过于偏僻,难以谋生。一些访民在漫长的上访等待过程中,要通过一些手段谋生,比如有访民开始在北京南站附近的工地打工,也有年纪大的访民依靠捡瓶子为生。废品收购站的人对他们也很熟悉。记者在附近一个收购站打听废品的价格,老板上下打量后反问,你是什么人?
老访民提醒记者,到这里来千万不要乱看,也不要乱问。“就算你说自己是访民,一些人看你不眼熟,也会怀疑你是地方来接访的卧底”。
接访一条龙
随着最高院来访办的搬迁,各省接访相关人员的活动范围,也随着访民的迁移延伸到北京南四环。红寺桥附近的一位居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白天,他们跟访民一起出现在法院来访室门口,晚上,巷子里也多了一些骑小摩托的陌生人。
为缓解矛盾,部分省区市政府在北京设立了访民劝返分流场所,并派驻接访人员,对该省市或自治区访民进行劝说、应答诉求。并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一般来说,接访人员采取两种方式分流访民:一是自己租用房屋或在宾馆设置临时的劝返分流点。由接访工作组看护访民。这种接访比较集中的地域是南站附近的京宛宾馆与聚源宾馆;二是雇佣保安公司,由保安公司租赁场所和负责看护地方访民。
其中,一些保安公司为接访人员提供“请人、看护、规劝、租车遣返”等综合服务。相比解律师和蒋老板的生意,这是一个更为庞大的产业链。
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隐瞒身份的情况下,一名保安公司的负责人周凯(化名)透露,他手下有几名保安,还扣着访民们的身份证,“我手下的人可以放心,都是自家人”。
这家公司有数十名保安,还有临时招来的社会闲散人员。他们为数个省市县政府提供看护上访人员的服务,主要的客户集中在山西、河南等省份,“东北还有专门的人管”。
“接访干部一般在国家信访局马家楼分流站和各个信访点盯人,”周凯说,“只要(接访人员)打电话来,公司就派车去接,一般用的有三辆,都是北京牌照,一辆白色金杯,一辆蓝色商务和一辆黑色帕萨特。”
这家保安公司被多名访民提及,一名东北籍访民李仪(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就是一辆牌照尾数为9的黑色帕萨特将他接走,带到房山区某村一个“法制学校”,而周凯是主管之一。一些访民向记者述称,自己“在那里被扣押手机、身份证、上访材料,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遭到殴打”。
周凯则透露,看护期间保安将收走访民的手机,对他们进行规劝教育,同时还负责处理上访材料,“收上来的材料,大都是镇、乡、县、省盖章的证明,一大摞的往锅炉里铲,统一销毁”。
销毁资料不单独收费,但是教育费另算,看护费也有相对固定的价码。每看护一个访民一整天,公司向当地接访人员收取200元的费用(头一天另加100元出车费)。周凯所在的保安公司,最多同时看护了104个人,按每人200元算,一晚的收入是2万余元。
周凯说,10月底。北京公安某局“抄”了他们一次,他们的公司并没有解散,收容点也从房山转移到了丰台区。房山公安分局一名警察透露,这所学校先后收容有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4千多个访民,10月29日当天,警察解救出29人。据周凯所知,目前北京有这样的收容点200多个,这些公司名称诸如“××法制学校”,“××法律培训班”,“××收容所”,地点设在房山、丰台、通州一带的村子里。周凯说,“公司还为访民办理暂住证,对外称他们为来京务工人员。”一个关注信访的社会组织调查显示,上海、湖北、吉林,四川等地也存在这样的访民收容点。
诸如国庆、法制宣传日等特殊时期,北京收容所的访民将被大批劝返。保安公司也为接访人员联系租车服务,一辆车按遣返路程收费1万到2万元一趟不等。
东北籍访民李仪就被送过三次。他说,“还要加上一路的食宿1万块,花这么些钱,我的事情早能解决了。”
2009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和申诉立案大厅新址启用,从原址北京市丰台区永定门幸福路,迁至朝阳区南四环红寺桥。随着搬迁,数年来形成的上访与接访服务行业,也在这个冬天像候鸟一样开始迁徙。
最高法院来访接待室原址临近北京南站,周围还有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来访接待办等单位。这一带聚居了大量访民,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访产业链条:一方面,有为访民服务的各类小买卖,包括法律咨询、材料复印、餐饮住宿等服务,为之服务的人诸如写材料的“解律师”和租房子的“蒋老板”;另一方面,接访一条龙服务的生意,催生了专门的保安公司为各省市接访人员提供分流、看护、劝返等服务,收容所则分布在房山,丰台、通州等郊区。一名保安公司负责人周凯(化名)透露,他手下新添了几名保安,而公司的“一把手资产上千万”。
新址“旧产业”
解律师和蒋老板最早行动。他们在2009年初得到最高法院来访接待室要搬迁的消息之后,早在红寺桥附近摸好了底。红寺桥距离北京南站大约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程。
解律师的全名叫解喜。解喜看中的巷子与法院只有一墙之隔,抬头就能看见悬挂的国徽。新租下的工作室就在巷口第一家,算是抢到了好位置,6平米,月租金2000元。
工作室门口放着“法律咨询”的大牌子,屋内一角放着书桌,窗台堆放着各种法律法规,还有一沓访民存放的判决书。解律师有多年的法律服务经验,但并没有律师资格。他的工作是为访民分析案件,写上访材料。
解律师正在“代理”一件上海的案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最高法上访的都有判决书,一般访民不会看判决书,给他们代笔写材料,就是我的生存方式。”
他的收费不高,并不按照律师所代理案件的标的额提成,而是每个案子按材料多少收费几十块钱不等。他每天能接到两到三个要写的上访材料。屋子里的一角,还有复印机和电脑,顺带提供复印服务和刻录光盘服务。一台复印机的成本有两万块钱左右,解律师说,“信访安排(制度)一天有,就一天不愁收不回成本。”
这是解律师“人行”来的第六年。解律师的“同行”有十几位。解律师们的“回头客”也多,因为顾客的上访成功率低,“我估计,我写了材料的,大概有0.5%能成功。老上访(上访多年的人)再来我这里问点法律问题,我就直接帮他们分析了,让我动动笔,也不另外收费。”
访民也认准“解律师”们。一名河南籍访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解律师比专门的律师好,上心、细致。有个人花了两三万请律师,最后事也没成。”
一些在北京南站附近的法律咨询所也将陆续搬到新址。一名来打听房子价格的“律师”说,“法院(来访接待室)在这边,我们做案子的当然要过来。”解律师工作室旁边,新谈好的一家店面正在装修刷墙。往巷子里走,也能看到即将开业的法律咨询与复印店。路边还贴上了若干咨询、复印、住宿的招牌,指向巷子更深处。
“蒋老板”就在这条巷子里活动。他也被访民称为“助理”,业务是介绍正式律师和介绍住宿,也就是“二房东”。
11月初,蒋老板就开始在新址附近转租房子。刚开始,他的生意差点被当地派出所“搅黄”了,第一批顾客被赶走。房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蒋老板说自己也是老江湖,不担心没有人住。18号法院(来访接待室)开门后,一天来上访的能有几百人,要住的访民逐渐多了,派出所也就不管了。”
当地居民们最初对访民的态度比较谨慎,现在也都腾出空房来了。偶见一些床铺缺脚,就用砖块临时垒起来。蒋老板出租的房间里,除了几张拼在一起的床铺,还有一张桌子、暖水瓶和“热得快”。也有访民要求要有电视,了解信息、排解苦闷,蒋老板研究了周围环境之后,对此要求予以拒绝。理由是,怕電视声音太大,扰民。
这里的住宿费用按天计算。不带暖气的四人间,每人每天10元,带暖气两人间,每人每天15元。蒋老板还特别向访民们推荐说,房间里都是新被褥,加被子也不收钱。有一位访民老太太说自己只住两天,不用被子,能不能一共收10元?蒋老板也同意了,但最后还是给了被子。
蒋老板转租的这个院子里有10间房,蒋老板包了其中4间。除此之外,蒋老板还在附近其他地方包了5间,加起来有9间房供出租之用。另外,蒋老板还倒手单间长租,不到几平米的小房间均价400元每月。条件好些的,还带过道和小厨房。
蒋老板雇了一个人在巷口带访民看房。果然不愁没人住,11月29日一上午,当晚所有床铺都订出去了。与蒋老板一样的“二房东”有十二三个左右。他们最近也准备搬迁。蒋老板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边的优势是离法院门口近,南站那边(平房)迟早要拆迁,先过来就能占到好位置。”
成熟“老杜区”
永定门幸福路访民聚居的范围,已经随着拆迁逐渐缩小了。但大部分访民,仍住在永定门幸福路的“老社区”,这里的“配套”相对最为完善。
“我们暂时不搬,还有两个(国家信访局和全国人大来访接待办)在这边,上访的人也愿意住在这边。”一位复印店老板处变不惊。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2002年起,他的复印店就开在幸福四巷的入口了,生意一直不错。
11月29日,周日,晚上7点左右,正是幸福四巷最热闹的时候。访民为迎接周一的工作日,准备了数套材料。这里的代写材料和复印店生意兴隆,一天能复印上万张A4纸,有些访民一次就复印数百张材料。店里还提供政府部门通讯录,出售笔迹优美的信封,地址是中南海,一元一个。
相对新址,这里的住宿更便宜。民房里大都有取暖设备,并准备了上下铺。一个房间能紧着住6个人,每晚10元。南站附近的广场旁边还有类似工棚的大通铺,一个房间能住20人以上,每晚只要5元。另一些住不起房子的老访民,则依墙搭了窝棚。
这里的小饭馆价格也非常便宜。3元一碗面条,1元5个馒头的生意都不错。一些老访民到红寺桥看了之后,担心新址附近新开的饭馆装修不错,价格也不低。而且红寺桥在南四环附近,过于偏僻,难以谋生。一些访民在漫长的上访等待过程中,要通过一些手段谋生,比如有访民开始在北京南站附近的工地打工,也有年纪大的访民依靠捡瓶子为生。废品收购站的人对他们也很熟悉。记者在附近一个收购站打听废品的价格,老板上下打量后反问,你是什么人?
老访民提醒记者,到这里来千万不要乱看,也不要乱问。“就算你说自己是访民,一些人看你不眼熟,也会怀疑你是地方来接访的卧底”。
接访一条龙
随着最高院来访办的搬迁,各省接访相关人员的活动范围,也随着访民的迁移延伸到北京南四环。红寺桥附近的一位居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白天,他们跟访民一起出现在法院来访室门口,晚上,巷子里也多了一些骑小摩托的陌生人。
为缓解矛盾,部分省区市政府在北京设立了访民劝返分流场所,并派驻接访人员,对该省市或自治区访民进行劝说、应答诉求。并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一般来说,接访人员采取两种方式分流访民:一是自己租用房屋或在宾馆设置临时的劝返分流点。由接访工作组看护访民。这种接访比较集中的地域是南站附近的京宛宾馆与聚源宾馆;二是雇佣保安公司,由保安公司租赁场所和负责看护地方访民。
其中,一些保安公司为接访人员提供“请人、看护、规劝、租车遣返”等综合服务。相比解律师和蒋老板的生意,这是一个更为庞大的产业链。
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隐瞒身份的情况下,一名保安公司的负责人周凯(化名)透露,他手下有几名保安,还扣着访民们的身份证,“我手下的人可以放心,都是自家人”。
这家公司有数十名保安,还有临时招来的社会闲散人员。他们为数个省市县政府提供看护上访人员的服务,主要的客户集中在山西、河南等省份,“东北还有专门的人管”。
“接访干部一般在国家信访局马家楼分流站和各个信访点盯人,”周凯说,“只要(接访人员)打电话来,公司就派车去接,一般用的有三辆,都是北京牌照,一辆白色金杯,一辆蓝色商务和一辆黑色帕萨特。”
这家保安公司被多名访民提及,一名东北籍访民李仪(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就是一辆牌照尾数为9的黑色帕萨特将他接走,带到房山区某村一个“法制学校”,而周凯是主管之一。一些访民向记者述称,自己“在那里被扣押手机、身份证、上访材料,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遭到殴打”。
周凯则透露,看护期间保安将收走访民的手机,对他们进行规劝教育,同时还负责处理上访材料,“收上来的材料,大都是镇、乡、县、省盖章的证明,一大摞的往锅炉里铲,统一销毁”。
销毁资料不单独收费,但是教育费另算,看护费也有相对固定的价码。每看护一个访民一整天,公司向当地接访人员收取200元的费用(头一天另加100元出车费)。周凯所在的保安公司,最多同时看护了104个人,按每人200元算,一晚的收入是2万余元。
周凯说,10月底。北京公安某局“抄”了他们一次,他们的公司并没有解散,收容点也从房山转移到了丰台区。房山公安分局一名警察透露,这所学校先后收容有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4千多个访民,10月29日当天,警察解救出29人。据周凯所知,目前北京有这样的收容点200多个,这些公司名称诸如“××法制学校”,“××法律培训班”,“××收容所”,地点设在房山、丰台、通州一带的村子里。周凯说,“公司还为访民办理暂住证,对外称他们为来京务工人员。”一个关注信访的社会组织调查显示,上海、湖北、吉林,四川等地也存在这样的访民收容点。
诸如国庆、法制宣传日等特殊时期,北京收容所的访民将被大批劝返。保安公司也为接访人员联系租车服务,一辆车按遣返路程收费1万到2万元一趟不等。
东北籍访民李仪就被送过三次。他说,“还要加上一路的食宿1万块,花这么些钱,我的事情早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