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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语》是中国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和他的学生的言语行事汇编，内容比较分散，但把所有谈孝悌的内容归纳到一起的话，我们发现它还是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学说体系。《论语》中所说的孝悌观存在许多独特之处，其中有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仍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论语》；孝悌观；儒家；基督教伦理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2-0-02
孔子身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他对周公推崇备至，故一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论语》中孔子从理论和实践的双向维度对传统的孝悌之道作了新的阐释和发展，强调子女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赡养父母的责任。《论语》中的“孝”被定义为衡量一个人品性的重要标准之一。
一、“孝”的核心在于无违和从礼
孝，包括孝顺、孝养和孝敬，首先是孝顺。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孝悌之道的关键还在于有无孝敬之心。孝敬之心又具体落到“无违”这一点上。若无孝敬之心，则物质上的赡养便会同动物之间的“能养”一样，根本无法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这就要求子女对父母持恭敬之心，要做到尽可能地顺从父母的意志，满足他们的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遵从已有的“礼”制。如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这就是强调“孝道”的施行不能违背“礼”。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就是要做到：“事之以礼，谓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之属也。死，葬之以礼，谓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祭之以礼，谓春秋祭祀以时思之、陈其簋而哀戚之。不违此礼，是无违之理也。”只有依礼而行，才能真正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由此可知，“孝道”施行的本质还在于无违。孝心始终是孝行的发端。《论语》强调施行“孝道”一方面要做到“无违于礼”，另一方面也要做到“无违于志”。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孔子指出对于父母的孝顺体现在继承父母的遗志。对于这个观点，在今天的社会看来，大有可商榷之处。一方面，“三年不改于父之道”作为孝道的一种规定形式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行得通。因为，如果“父之道”本身是不正确的，或者因为社会的发展，“父之志”在现实社会中已经不合时宜了，我们是否还要固执“父之志”呢？其次，这种片面强调父子之间价值观的绝对依从关系，是否会抹杀个体思想的独立性和个体生命的自由性？当然，这句话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理解，使其更适合于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对于父亲准确的教导以及对自己殷切的期待，作为儿子的理应听从，并积极饯行。而对父母不准确的观点要委婉地指出。毕竟，孔子也不赞同对父母的错误的盲从。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把“谏”作为子女孝行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孔子对传统孝道观念的新发展。但是，这种劝谏也存在原则底线。那就是看到自己的意见没有被听从，作为儿子的仍然要恭敬地侍奉父母。即使自己感到忧愁，也不能对父母心存怨恨。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对父母和颜悦色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来谈如何具体的孝顺父母，如何为父母代劳。此外，儒家还有事君如事父的观点。但是，对待父母的这种孝顺如果被照搬到事君上，发展到极端就容易出现“愚忠”的现象。所以，中国历史上不乏文臣死谏的例子。在父母和儿子产生矛盾与分歧的时候，在他们中间始终存在一种天然的润滑剂——血缘关系，来对彼此的矛盾加以消解。而君臣之间却不存在这样一个隐性的调节器，君对臣本质上就缺乏父对子的温情慈爱。当然，《论语》中的“孝”除了强调侍奉父母要“无违、从礼”之外，还指出“孝”的更高境界在于把父母时刻放在心上。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在孔子看来，这样细致的关心和体贴更能彰显一个人的孝心可嘉。此外，“孝”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作为儿女不能让父母为自己担忧。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在这里强调的是：“子事父母，唯其疾病然后可使父母忧之，疾病之外，不得妄为非法，贻忧于父母也”。出门远行也是让父母最为担忧的。因此，“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既存，或时思欲见已，故不远游，游必有常所，欲使父母呼己得即知其处也。如今，时代不同了，社会结构趋向多元化，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在不断完善当中，通讯和交通事业也日趋发达，“父母在，不远游”的观点显然不合时宜。但是，游必有方却是孝子必须做到的。
二、“孝悌”为行仁之本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尽管不能由此判定仁性就是孝悌，但是明显孝悌却是仁性的重要内容以及现实根据。此外，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一直主张躬行孝悌是学习其它文化知识的基础。“泛爱众，而亲仁”，则将儒家“孝”的外延进一步扩大了，以“入则孝，出则悌”为基点，扩展为朋友之谊、同窗之谊，一层层辐射出去，最终达到泛爱众人的理想境界。在儒家思想中，一方面以“爱亲”规定仁爱，另一方面又以“泛爱众”来规定“爱亲”。“泛爱众”强调的是爱的普遍性与超越性，而“而亲仁”则是要突出爱的重点性与倾向性。两者互相补充，相互约束。由此可知，儒家关于爱的理念是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讲究爱有差等。儒家首先强调的是：“亲亲，仁也。”“仁之实，事亲是也。”再推及到“仁者，爱人”。这属于一种以“孝悌”为原点向外辐射而成的“仁爱”。但是，当“孝”和“仁”产生矛盾时，我们又将如何处置呢？孔子认为，维护这种血缘关系是根本所在。“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种思想，对现代法制社会的构建，明显存在阻碍。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伦理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孔子选择将孝悌之道从内化和外化两个维度进行实践。一方面，孝悌之道被认为是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衡量个人道德水平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孔子将其外化为推行仁道的起点。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理解《论语》中的“孝悌”乃是仁性之本，也是儒家所倡导的“仁”之观念的现实化。
三、以“孝悌”为核心的儒家仁爱和基督教圣爱理念之比较
基督教的爱在本质上是属于神性的，爱不可能仅凭人类自身的力量产生。爱必须由神性灌注到人性之中，人再回应这种灌注，通过这种回应，爱才能在人那里获得表现形式。基督教主张的爱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爱上帝，一是爱邻人。两者之间虽有区别，但是不能割裂。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滥用上帝所赋予的自由意志，在蛇的引诱下偷食禁果，从那一刻起原罪便通过血缘关系世世代代传承下来。人类不能依靠自身力量来修复遭到破坏的人神关系。只能通过上帝的慈爱与恩典，以及他主动实施的救赎计划，才能重新建立人与上帝沟通的渠道。
当人类回应上帝关于“爱邻人”的诫命时，“圣爱”也就演变成了世俗的伦理关系。爱上帝必然要表现为人类之间的互爱。在上帝的呼召中，爱邻人的对象不仅包括亲人、朋友、陌生人、甚至还包括你的敌人。当然，无论是爱你的亲人还是爱敌人，这一切根本上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命令，上帝乃是世俗中一切爱的源泉。关于孝道，基督教十条诫命中就有“当孝敬父母”一条，但是耶稣又强调信徒爱父母的程度绝对不能超过爱上帝。由此可知，儒家的仁爱是以孝敬父母为践行基础的，而基督教所倡导的孝道则是“爱上帝”的一项伦理实践。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儒家的孝悌观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道德基石上的，而基督教则强调人的原罪性，认为人性本质上是恶的。在儒家看来，我们施行“孝悌”，是出自对人之初、性本善的美好愿望，认为孝顺父母既是理所当然的反哺过程，也属于一种血缘亲情的本能激发。其目的在于修身养性，培养仁爱之心，从而最终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之道”。基督教则认为，敬爱父母，只是为了荣耀上帝。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第2版[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高长山.荀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杨伯峻.论语译注第2版[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陈戍国.四书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5]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M].太原:山西出版集团,2007.
[6](古罗马)奥古斯丁，周伟驰译.上帝之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7][德]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9.
[8][英]姚新中，赵艳霞译.儒教与基督教:仁与爱的比较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9]李泽厚.论语今读[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关键词：《论语》；孝悌观；儒家；基督教伦理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2-0-02
孔子身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他对周公推崇备至，故一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论语》中孔子从理论和实践的双向维度对传统的孝悌之道作了新的阐释和发展，强调子女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赡养父母的责任。《论语》中的“孝”被定义为衡量一个人品性的重要标准之一。
一、“孝”的核心在于无违和从礼
孝，包括孝顺、孝养和孝敬，首先是孝顺。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孝悌之道的关键还在于有无孝敬之心。孝敬之心又具体落到“无违”这一点上。若无孝敬之心，则物质上的赡养便会同动物之间的“能养”一样，根本无法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这就要求子女对父母持恭敬之心，要做到尽可能地顺从父母的意志，满足他们的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遵从已有的“礼”制。如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这就是强调“孝道”的施行不能违背“礼”。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就是要做到：“事之以礼，谓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之属也。死，葬之以礼，谓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祭之以礼，谓春秋祭祀以时思之、陈其簋而哀戚之。不违此礼，是无违之理也。”只有依礼而行，才能真正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由此可知，“孝道”施行的本质还在于无违。孝心始终是孝行的发端。《论语》强调施行“孝道”一方面要做到“无违于礼”，另一方面也要做到“无违于志”。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孔子指出对于父母的孝顺体现在继承父母的遗志。对于这个观点，在今天的社会看来，大有可商榷之处。一方面，“三年不改于父之道”作为孝道的一种规定形式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行得通。因为，如果“父之道”本身是不正确的，或者因为社会的发展，“父之志”在现实社会中已经不合时宜了，我们是否还要固执“父之志”呢？其次，这种片面强调父子之间价值观的绝对依从关系，是否会抹杀个体思想的独立性和个体生命的自由性？当然，这句话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理解，使其更适合于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对于父亲准确的教导以及对自己殷切的期待，作为儿子的理应听从，并积极饯行。而对父母不准确的观点要委婉地指出。毕竟，孔子也不赞同对父母的错误的盲从。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把“谏”作为子女孝行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孔子对传统孝道观念的新发展。但是，这种劝谏也存在原则底线。那就是看到自己的意见没有被听从，作为儿子的仍然要恭敬地侍奉父母。即使自己感到忧愁，也不能对父母心存怨恨。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对父母和颜悦色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来谈如何具体的孝顺父母，如何为父母代劳。此外，儒家还有事君如事父的观点。但是，对待父母的这种孝顺如果被照搬到事君上，发展到极端就容易出现“愚忠”的现象。所以，中国历史上不乏文臣死谏的例子。在父母和儿子产生矛盾与分歧的时候，在他们中间始终存在一种天然的润滑剂——血缘关系，来对彼此的矛盾加以消解。而君臣之间却不存在这样一个隐性的调节器，君对臣本质上就缺乏父对子的温情慈爱。当然，《论语》中的“孝”除了强调侍奉父母要“无违、从礼”之外，还指出“孝”的更高境界在于把父母时刻放在心上。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在孔子看来，这样细致的关心和体贴更能彰显一个人的孝心可嘉。此外，“孝”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作为儿女不能让父母为自己担忧。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在这里强调的是：“子事父母，唯其疾病然后可使父母忧之，疾病之外，不得妄为非法，贻忧于父母也”。出门远行也是让父母最为担忧的。因此，“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既存，或时思欲见已，故不远游，游必有常所，欲使父母呼己得即知其处也。如今，时代不同了，社会结构趋向多元化，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在不断完善当中，通讯和交通事业也日趋发达，“父母在，不远游”的观点显然不合时宜。但是，游必有方却是孝子必须做到的。
二、“孝悌”为行仁之本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尽管不能由此判定仁性就是孝悌，但是明显孝悌却是仁性的重要内容以及现实根据。此外，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一直主张躬行孝悌是学习其它文化知识的基础。“泛爱众，而亲仁”，则将儒家“孝”的外延进一步扩大了，以“入则孝，出则悌”为基点，扩展为朋友之谊、同窗之谊，一层层辐射出去，最终达到泛爱众人的理想境界。在儒家思想中，一方面以“爱亲”规定仁爱，另一方面又以“泛爱众”来规定“爱亲”。“泛爱众”强调的是爱的普遍性与超越性，而“而亲仁”则是要突出爱的重点性与倾向性。两者互相补充，相互约束。由此可知，儒家关于爱的理念是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讲究爱有差等。儒家首先强调的是：“亲亲，仁也。”“仁之实，事亲是也。”再推及到“仁者，爱人”。这属于一种以“孝悌”为原点向外辐射而成的“仁爱”。但是，当“孝”和“仁”产生矛盾时，我们又将如何处置呢？孔子认为，维护这种血缘关系是根本所在。“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种思想，对现代法制社会的构建，明显存在阻碍。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伦理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孔子选择将孝悌之道从内化和外化两个维度进行实践。一方面，孝悌之道被认为是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衡量个人道德水平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孔子将其外化为推行仁道的起点。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理解《论语》中的“孝悌”乃是仁性之本，也是儒家所倡导的“仁”之观念的现实化。
三、以“孝悌”为核心的儒家仁爱和基督教圣爱理念之比较
基督教的爱在本质上是属于神性的，爱不可能仅凭人类自身的力量产生。爱必须由神性灌注到人性之中，人再回应这种灌注，通过这种回应，爱才能在人那里获得表现形式。基督教主张的爱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爱上帝，一是爱邻人。两者之间虽有区别，但是不能割裂。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滥用上帝所赋予的自由意志，在蛇的引诱下偷食禁果，从那一刻起原罪便通过血缘关系世世代代传承下来。人类不能依靠自身力量来修复遭到破坏的人神关系。只能通过上帝的慈爱与恩典，以及他主动实施的救赎计划，才能重新建立人与上帝沟通的渠道。
当人类回应上帝关于“爱邻人”的诫命时，“圣爱”也就演变成了世俗的伦理关系。爱上帝必然要表现为人类之间的互爱。在上帝的呼召中，爱邻人的对象不仅包括亲人、朋友、陌生人、甚至还包括你的敌人。当然，无论是爱你的亲人还是爱敌人，这一切根本上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命令，上帝乃是世俗中一切爱的源泉。关于孝道，基督教十条诫命中就有“当孝敬父母”一条，但是耶稣又强调信徒爱父母的程度绝对不能超过爱上帝。由此可知，儒家的仁爱是以孝敬父母为践行基础的，而基督教所倡导的孝道则是“爱上帝”的一项伦理实践。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儒家的孝悌观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道德基石上的，而基督教则强调人的原罪性，认为人性本质上是恶的。在儒家看来，我们施行“孝悌”，是出自对人之初、性本善的美好愿望，认为孝顺父母既是理所当然的反哺过程，也属于一种血缘亲情的本能激发。其目的在于修身养性，培养仁爱之心，从而最终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之道”。基督教则认为，敬爱父母，只是为了荣耀上帝。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第2版[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高长山.荀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杨伯峻.论语译注第2版[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陈戍国.四书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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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德]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9.
[8][英]姚新中，赵艳霞译.儒教与基督教:仁与爱的比较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9]李泽厚.论语今读[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