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改编剧本》改编自苏珊·欧琳的纪实小说《兰花贼》，编剧查理·考夫曼采用了一种新奇的叙事策略，将改编过程纳入电影情节中，从形式和内容上微妙地与原著呼应。《改编剧本》拆分故事的元素，用故事来探讨讲故事的方法，具有明显的解构主义色彩。本文试图梳理电影的叙事层次，从而理解影片如何解构文本框架，又如何在此基础上重构故事。
　　【关键词】：查理·考夫曼；改编；解构主义
　　《改编剧本》是编剧查理·考夫曼对文学改编电影的探索，它不符合“完全忠于原著”的传统期待，却创造出一种改编剧本的新形式。影片讲述编剧查理·考夫曼为小说《兰花贼》的电影改编而苦恼。《兰花贼》脱胎于作者苏珊·欧琳的亲身体验，她采访了一个酷爱兰花，以偷采兰花为生的窃贼约翰·龙雪，详细地描写了他们在佛罗里达州找寻稀有的“鬼兰”的经历。而小说着重刻画兰花的魅力，缺乏一般电影所需要的情节性与戏剧性，这使得改编更加困难。焦头烂额的查理向初涉剧本创作的双胞胎弟弟唐纳德·考夫曼求助，两人在合作创作的过程中，发现了《兰花贼》暗藏着的真正故事。
　　《改编剧本》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线，查理，苏珊，以及许多配角都确有其人，他们在现实中的改编工作，也与电影的叙述有部分相似之处。弟弟唐纳德则是纯粹的虚构角色。影片本身的编剧和原著作者，故事内部的叙述者与主人公，这些讲述者尽管同名，却不能直接将现实与虚构相对应，理清他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能为理解本片的故事构建提供一条线索。
　　影片中有三个不同的时空：五年前，约翰因偷窃兰花受到指控；三年前，《纽约客》记者苏珊对约翰的经历做了调查采访，在此基础上完成小说《兰花贼》；而影片开端的现在时，则是编剧查理·考夫曼绞尽脑汁要把《兰花贼》改编成电影剧本的情节。这三个时空相互关联，呈现非线性的螺旋式结构。事件的初始设置与现实中大体一致，但随着情节的发展，故事竟有了诡异的新走向。
　　电影开头，查理在与制片人的谈话过程中，阐述了他的改编理想：“呈现真实的一面”，“电影自然而成，不是设定框架”，避免“好莱坞式的大盗与毒贩”，拒绝加入“勉强的性爱、枪战、撞车场面”。查理希望改编一部“纯粹关于花”的电影。然而，他在创作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写进了故事，并很快发现这种做法难构成情节，改编遇到瓶颈。与此同时，唐纳德参加罗伯特·麦基的写作培训班，他按照麦基著作《故事》中的“写作十诫”，创作了一部讲述多重人格的连环杀手的惊悚片《那三个》，受到制片人的好评。这种模式化的写作方法，与查理的写作原则背道而驰。但查理却在前往纽约，探访原作者苏珊，尝试寻找新灵感未果后，参加了麦基的讲座，并对其言论深以为然。回到好莱坞，查理与唐纳德合作改编。约翰经营的色情网站上出现了苏珊的裸照，通过这一点，唐纳德推测出《兰花贼》的内情：苏珊与约翰最终没有找到鬼兰，小说在此结束，但共同找寻兰花的经历，让有夫之妇苏珊对约翰产生了感情。为了确认真相，查理和唐纳德潜入约翰的兰花园，卻意外发现约翰盗取兰花的目的，是为了提炼毒品，现在的苏珊与约翰维持着偷情的关系，沉溺在毒品的欢愉中。接着，约翰与苏珊发现了查理和唐纳德，认识查理的苏珊担心他走漏风声，打算开枪灭口。在一系列的紧张追逐后，唐纳德死于车祸，约翰则被沼泽中的鳄鱼咬死。
　　电影前半部分，苏珊的采访经历，以《兰花贼》的小说叙事作为桥梁，与查理的改编困境交替出现，同时穿插查理的生活情感经历，节奏缓慢，故事重心放在了对改编的追问上。查理参加麦基的讲座后，影片本身的故事风格发生了明显转变。毒品，犯罪，性爱，枪战，撞车相继出现，这些正是影片开头查理拒绝的元素。如此的情节设置，充满了解构色彩和自我指涉。自我指涉同样出现在查理参加麦基讲座的场景里，当影片中的查理，用旁白思考讲座的空虚时，台上的麦基正宣讲着“旁白是差劲松散的写法”，它形成了一种现实与虚构交汇的巧妙空间：剧中角色查理不知道旁白的运用，而戏外的观众却感受到鲜明的讽刺。麦基倡导的故事构建方法被唐纳德奉为神谕，而这套方法却被影片前半部分的查理所不齿。查理和唐纳德的分歧，不仅在于写作方法。从人物设置来看，他们属于两种极端类型：前者冷静敏感，不擅言辞；独立思考；后者热情单纯，热衷交际，易受影响。天性让他们无法相互理解，查理抱怨自己为何会和唐纳德拥有同样的基因，而唐纳德也难以明白查理在麦基“十诫”以外的写作追求。遭遇车祸后，唐纳德在临死时看似与查理达成了人格上的和解，治愈了两人的童年伤痛，角色也有了改变成长。查理学到了唐纳德口中的人生哲理：“你是爱你所爱，而不是让人爱你”。 唐纳德死后，查理在完成剧本，并在剧本中感谢他。影片结尾，查理与仰慕的女子艾米莉亚喝完咖啡，便开车驶向洛杉矶的滚滚人潮，浪漫的关系似乎即将开始，查理将这个场景作为剧本的结束，而影片也看似结束，镜头聚焦到了洛杉矶公路边的花朵。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片尾字幕结束后，一段来自唐纳德剧本《那三个》的引文打破了表面平静的结局：“我终于明白，我们是同样的东西，就像身体里的细胞，尽管我们无法看到身体的全貌，就像鱼无法看到海水。我们彼此妒忌，伤害，仇恨。心脏细胞憎恨着肺部细胞，这多么愚蠢？”这段话暗示着查理与唐纳德，就像《那三个》中的情节一样，是精神分裂的一体两面，而影片中的查理，唐纳德，和影片本身的编剧考夫曼，共同构成“那三个”，也就是一个完整的查理·考夫曼，和《改编剧本》自身杂糅的叙事风格一样，他既拥有实验创新的写作追求，又通晓商业片的基本叙事模式。这就解释了影片情节结构与剧中人物创作原则之间的矛盾：电影结尾暗示查理和唐纳德是同一角色多重人格，违背了查理“排斥精神分裂情节”的原则；麦基代表唐纳德的写作方法，当麦基和查理讨论如何改编时，麦基为结局很重要，但不能在结局处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人为制造意外，而影片最后在兰花园的发展，却是明显的机械降神，打破合理性来制造戏剧冲突。《改编剧本》实际上没有单独选择查理或是唐纳德任意一方的编剧方法，而是将它们融合在“戏中戏”的奇妙空间中，解构了好莱坞商业片的陈腐规则，构建出崭新的故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