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蒋新东，家住江西吉安县永和镇。其实，我的原名叫肖昌永，老家在福建长汀县。为什么我要改名换姓从福建来到江西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63年，我从福建长汀高中毕业应征入伍，来到福州军区某军直高炮营服役。由于自己勤奋努力，处处向雷锋学习，不久，我便成了军里学习雷锋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6年8月13日，福州部队某连队进行手榴弹投掷演习。因突然发生意外事故，为保护在场战友生命安全，江西吉安籍战士蒋新苟猛地扑向冒着青烟的手榴弹。手榴弹爆炸了，蒋新苟身负重伤，抢救无效而光荣牺牲。为此，福州军区批准蒋新苟为革命烈士；根据烈士生前的愿望，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福州部队政治部授予他“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并号召全体指战员向烈士蒋新苟学习。
　　就在这一年，军里召开第二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暨开展向蒋新苟烈士学习动员大会。我有幸出席了大会。会议期间，军领导还请来了蒋新苟烈士的母亲曾喜秀。领导安排我去做蒋妈妈的思想安慰工作，另一位姓高的女护士做蒋妈妈的护理照料工作。由于接触比较多，我与蒋妈妈慢慢熟悉了。当时，我为英雄蒋新苟烈士的大无畏精神所感染，便将《毛主席语录》袖珍本和福州军区颁发给我的“模范共青团员”勋章赠送给蒋妈妈留念，署名“蒋新东”。后来，在军长康林、军政委王直的启示下，我又拜蒋妈妈为干娘，她高兴地接受了。回家后，我与蒋妈妈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
　　1967年9月，在战友的陪同下，我来到江西吉安县永和镇，特地看望蒋妈妈。临走时，她拉着我的手，一直恋恋不舍。
　　次年3月，我从部队退伍回到福建长汀老家。不久，便接到蒋妈妈发来的电报，叫我速去趟吉安。看着电报，我不由地想起了一年前探望蒋妈妈的情景：蒋妈妈丈夫早年去世，大儿子成家另立门户；蒋妈妈原与二儿子蒋新苟一块吃住，自新苟参军和牺牲后。她老人家就一人过了。蒋妈妈这次要我去江西，莫非她感到孤单了，想要我去给她做伴?我想到自己既已认了她做干娘，就有义务代替英雄蒋新苟烈士好好照顾她。于是，我把电报递给父亲看，并谈了自己的想法。父亲听后非常支持我，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去江西落户照顾蒋妈妈也是应该的。”就这样，我又一次来到了蒋妈妈的身边，并把吉安当做我的第二故乡，名字也由肖昌永改为蒋新东。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机关单位无人管事，我在部队的档案材料，费了很大周折才转到吉安县民政局，可是却错过了安置机会。第二年，县退伍安置办考虑到我的情况特殊，将我安排到乐平煤矿工作。由于乐平煤矿离永和家太远，无法照料蒋妈妈，她老人家也不太乐意。于是，我便辞去了这份工作，跟着蒋妈妈在家务农。
　　初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落户扎根，开始我总有些不习惯。加上我所在的生产队人多田少收入低，尽管我们吃得苦，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家里缺少柴火，我常常天不亮就要起床，跑很远的路上山去割茅草；家里养了猪，中午休息时还要下塘里捞猪草。为了赚点活钱作家用，农闲时我还帮人家代过课，到附近圩镇机米厂当过帮工。日子过得虽然清贫，但能和蒋妈妈在一起，我仍然感到很开心。
　　蒋妈妈见我做事勤快，又肯吃苦，打心眼里喜欢上我这个干儿子。为了拴住我的心，她便四处张罗为我物色对象。那时，很多好心人帮我介绍吃商品粮的姑娘、女中专生、女大学生，我都一一回绝，只说高攀不起。最后，蒋妈妈提出，将她的外甥女许配与我，说是亲上加亲。我俩见面后，倒也情投意合了。
　　不久，我被推荐到公社企业办做事。1970年，公社成立“三结合”领导班子。由于领导器重和群众的信任，我被选为公社党委副书记。也许是好事逢双吧，这一年年初，我又喜结良缘，年底生了个儿子。蒋妈妈见了，高兴得不得了。
　　从此以后，我便在吉安县乡镇领导岗位上千了30多年，直到退休。我爱人带着小孩在家务农，并悉心照料着蒋妈妈，直到她老人家1981年去世。
　　如今，虽然烈士的母亲蒋妈妈不在了，但我依然眷恋着这块养育过我的红土地，并将与我的儿孙们世世代代在这里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