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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长江的爷爷杜庆茂和父亲杜福庄将百年的胡琴制作手艺传承了下来，背井离乡的他们使得手工胡琴在济南得到延续与发展。而今，杜长江和弟弟杜文源继承了他们的手艺。百年来，胡琴制作技术几经改良精进，但是兄弟二人依旧恪守爷爷和父亲的教导，坚持着一个手艺人的执著与品性，让手工胡琴可以自历史的长河中跋涉而来。
民国初年，杜长江的爷爷杜庆茂从河北武邑老家来到北京，在当时著名的文盛斋琴铺学习制琴、修琴技艺。三年技艺学成之后，杜庆茂师兄弟三人分别扎根北京、天津和济南三大曲艺重地，自立门户，成立胡琴铺，走上了专业制琴、修琴的道路。
然而，同门师兄弟三人中，只有杜庆茂的胡琴铺坚持并传承了下来。在北京开铺的大师兄，解放初期便因故去世，手艺也断了；天津开铺的二师兄，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双目失明，儿女却都当了工人，无心继承这门手艺。这门手艺传承到今天，就只有杜家了。
文盛斋初创时期，北京只有两三家胡琴铺。他们主要是生产宫廷用的高档琴、筝、瑟、二弦，以及刚刚在旗人贵族子弟中兴起的说唱用“八角鼓”和“三弦”。文盛斋在同行的竞争中，以质优价高、档次高雅为特色。他们选料必挑“头水”，用料十分讲究，做工十分精细，所以虽然价高，乐者仍旧争购。直至解放后，文盛斋还保留有当初给宫廷做的胡琴样品，样式华贵，格调高雅，音色纯正，为行家所称道。
1915年，杜长江的爷爷杜庆茂到文盛斋学习制琴、修琴技艺，“三年零一节”之后，来到济南当时的鞭指巷中段开设了“北京马良正济南分号”，以修琴、制琴为生。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一路走来，胡琴铺的生意经历了“三起三落”。1952年的时候，新中国刚刚解放，社会兴旺，听京剧、唱京剧再也不是旧社会达官贵人的特权，人们自由地享受着京剧带来的乐趣，胡琴生意随之高涨。“那时候生意火到什么程度？我爷爷（杜庆茂）、奶奶从老家带来十多个徒弟，每天做的胡琴都供不应求，连街上算卦的都跑来做胡琴。”杜长江说。几年之后胡琴生意逐渐沉寂。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单位上都成立了宣传队，胡琴生意又兴隆起来，但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半多。胡琴生意的再一次兴旺是伴随着革命京剧样板戏的兴起，这也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到了上世纪80年代，生意逐渐平稳下来。因为从小就耳濡目染，杜长江也早早地“拾起”了这门家传的手艺。
如今，杜福庄胡琴铺已经有两家门店，一家位于鞭指巷31号，由杜长江的弟弟杜文源执掌店铺；另一家则是我们见到的位于贡院墙根街的状元墙边，平常由杜长江打理。
杜长江说，令父亲最欣慰的不仅是这门手艺在自家传承下来，而且胡琴铺也声名远播，得到海内外人士的认可。杜福庄胡琴铺的胡琴都是精工细作的纯手工制品，往北卖到过沈阳，往南到浙江、江苏，往西南到广西。胡琴铺也是靠着精挑细选的原材料和精雕细作的技艺，吸引了京剧大师方荣翔的琴师毕可安、山东京二胡专家周娜娃前来买琴、修琴。有些旅居新加坡、美国的侨胞还请人专程来此捎几把胡琴带过去，而国内的一些京剧琴师、“发烧友”也经常通过邮寄的方式来买琴。
当我们首次见到杜长江时，他正在小小的工作室里打磨琴筒。虽然对胡琴的了解并不多，但是看着琴杆上因手握磨成的亮铜色，也能判断出，这是把年代久远的胡琴。
杜长江说，那是马良正制作的一把胡琴，得有八九十年历史了。是从哈尔滨寄过来换琴皮的。为了更真切地了解胡琴的制作与修护，我们静静地在一旁观察，当注意到杜师傅锉琴筒时略有吃力的样子，心想可能是锉子迟钝的缘故。不料杜师傅却说，“这是我自己专门制作的锉子。”原来杜师傅的锉子有个特点，打磨琴筒时抹掉的只是黏合琴筒与琴皮之间的胶状物质，不会伤及琴筒。“爷爷（杜庆茂）在世时一直教育我们，不能为了省劲就损坏胡琴。”杜师傅边说边继续细心地打磨着琴筒。其实，一把好的胡琴可能会用好长时间，但是琴皮却要不间断地替换。而如果修壶者为了省事，快速打磨琴筒，那么这把胡琴换不了几次琴皮，就会因琴筒被削薄而再也没法使用。“这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遵守手艺人的道德准则。”杜长江严肃地说。
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心浮气躁的人们都讲求一个“快”字。许多手工艺品都被批量的流水线生产所替代。但是也正因为这种盲目求快的批量生产，造成一些老手艺的失传。杜福庄胡琴铺保留了目前为数不多的用鱼鳔黏合琴筒与琴皮（即“蒙皮子”）的技艺。杜长江说，任何现代化学黏合剂都比不上天然的鱼鳔，选蟒皮蒙皮子是杜家制琴技艺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步骤。这种杜氏“蒙皮子”技巧能够使得胡琴发声更加清脆悦耳。
而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用鱼鳔蒙皮子的胡琴声音虽好，但是这种技艺却要求很高。杜长江说，现在买的鱼鳔虽然不用自己砸，却依旧非常费时。买来鱼鳔需要先按比例与水混合蒸煮，蒸半斤鱼鳔就需要大约四小时。但这只是个开始。鱼鳔蒸成黏稠的糊状后，要再熬制一天，甚至更长。熬好后再将鱼鳔晾干，每次使用时，需要再拿出晾干的鱼鳔砸碎，重新熬制。而“蒙皮子”只是制作胡琴的其中一道工序。要求严苛的杜福庄胡琴，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标准。琴杆取自福建闽侯的竹竿，“琴筒”取自浙江的篙竹，“琴皮”最讲究湖北的“汉口皮”……而为了能够获得好材料，杜长江不惜每年出外跋涉，采购原料。成色好看的竹子，起码是五年以上的。
胡琴的发展与京剧的发展几乎是同步前进的。自清同治、光绪年后，由于徽班进京形成了京剧，很快从宫廷热转到民间，而京剧伴奏的主要乐器就是胡琴。解放后，将胡琴定名为京胡，便于与其他类胡琴乐器有所区别。许多著名琴师也同制琴艺人一起参与了胡琴的改革。发展至今的胡琴，被列入济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实，在解放前老济南曲艺兴盛时期，鞭指巷曾经是乐器铺扎堆的地方，仅胡琴铺就有七八家。如今，繁华落尽，杜福庄胡琴铺成为济南唯一尚存的传统手工制琴修琴铺子。能够发展传承至今，杜福庄胡琴铺靠的是什么？“一是材料，二是技术。”杜长江表示，别看祖孙三代制琴师都不会拉琴，但都长了一双会听音的耳朵，这也是制琴师必备的绝活。这门手艺传到杜长江这儿，已经是第三代。现在却面临失传的境况。
正如其父亲杜福庄担心的那样，制作民二胡的皮子来自湖北一种野生蟒，现在，这种动物已被列为保护动物，不准捕杀了。现在胡琴铺里用的蟒皮是存货，以后用什么替代皮还没想出来。此外，做胡琴用的最佳木料是来自旧红木家具的老料，它干度大，不易开胶，前几年在济南的四里山还能收购到，现在已很难买到。要保证胡琴的质量，但杜福庄胡琴未来发展的原料供给成了一大难题。
因为学习制作胡琴的工艺较为复杂，很多关键环节的工艺要领需要几十年反复制作才能把握。而且制琴这门手艺，更不是一个能赚大钱的行当，并且需要耐得住性子，所以杜家第四代的孩子对于这门手艺都没大有兴趣。“现在年轻人都不稀罕这个了，养家糊口还可以，不过挣不了大钱。”
说起这些，杜长江一脸无奈。他手扶那张工作桌，叹息道：“这张桌子已有百余年历史，是自爷爷开琴铺时就跟随他的，而今我却不知道可以传给谁，不知道如何才能传承下去？”顺着杜长江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承载各类胡琴与制琴工具的那张桌子，而桌子上的案板已经凹痕累累。它见证着几代手工胡琴匠人的跋涉历程，又是杜家坚持制琴家学的道德戒尺。
很难想象，没了纯手工制作的胡琴，我们还能否听到高亢悦耳的清脆乐音。
民国初年，杜长江的爷爷杜庆茂从河北武邑老家来到北京，在当时著名的文盛斋琴铺学习制琴、修琴技艺。三年技艺学成之后，杜庆茂师兄弟三人分别扎根北京、天津和济南三大曲艺重地，自立门户，成立胡琴铺，走上了专业制琴、修琴的道路。
然而，同门师兄弟三人中，只有杜庆茂的胡琴铺坚持并传承了下来。在北京开铺的大师兄，解放初期便因故去世，手艺也断了；天津开铺的二师兄，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双目失明，儿女却都当了工人，无心继承这门手艺。这门手艺传承到今天，就只有杜家了。
文盛斋初创时期，北京只有两三家胡琴铺。他们主要是生产宫廷用的高档琴、筝、瑟、二弦，以及刚刚在旗人贵族子弟中兴起的说唱用“八角鼓”和“三弦”。文盛斋在同行的竞争中，以质优价高、档次高雅为特色。他们选料必挑“头水”，用料十分讲究，做工十分精细，所以虽然价高，乐者仍旧争购。直至解放后，文盛斋还保留有当初给宫廷做的胡琴样品，样式华贵，格调高雅，音色纯正，为行家所称道。
1915年，杜长江的爷爷杜庆茂到文盛斋学习制琴、修琴技艺，“三年零一节”之后，来到济南当时的鞭指巷中段开设了“北京马良正济南分号”，以修琴、制琴为生。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一路走来，胡琴铺的生意经历了“三起三落”。1952年的时候，新中国刚刚解放，社会兴旺，听京剧、唱京剧再也不是旧社会达官贵人的特权，人们自由地享受着京剧带来的乐趣，胡琴生意随之高涨。“那时候生意火到什么程度？我爷爷（杜庆茂）、奶奶从老家带来十多个徒弟，每天做的胡琴都供不应求，连街上算卦的都跑来做胡琴。”杜长江说。几年之后胡琴生意逐渐沉寂。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单位上都成立了宣传队，胡琴生意又兴隆起来，但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半多。胡琴生意的再一次兴旺是伴随着革命京剧样板戏的兴起，这也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到了上世纪80年代，生意逐渐平稳下来。因为从小就耳濡目染，杜长江也早早地“拾起”了这门家传的手艺。
如今，杜福庄胡琴铺已经有两家门店，一家位于鞭指巷31号，由杜长江的弟弟杜文源执掌店铺；另一家则是我们见到的位于贡院墙根街的状元墙边，平常由杜长江打理。
杜长江说，令父亲最欣慰的不仅是这门手艺在自家传承下来，而且胡琴铺也声名远播，得到海内外人士的认可。杜福庄胡琴铺的胡琴都是精工细作的纯手工制品，往北卖到过沈阳，往南到浙江、江苏，往西南到广西。胡琴铺也是靠着精挑细选的原材料和精雕细作的技艺，吸引了京剧大师方荣翔的琴师毕可安、山东京二胡专家周娜娃前来买琴、修琴。有些旅居新加坡、美国的侨胞还请人专程来此捎几把胡琴带过去，而国内的一些京剧琴师、“发烧友”也经常通过邮寄的方式来买琴。
当我们首次见到杜长江时，他正在小小的工作室里打磨琴筒。虽然对胡琴的了解并不多，但是看着琴杆上因手握磨成的亮铜色，也能判断出，这是把年代久远的胡琴。
杜长江说，那是马良正制作的一把胡琴，得有八九十年历史了。是从哈尔滨寄过来换琴皮的。为了更真切地了解胡琴的制作与修护，我们静静地在一旁观察，当注意到杜师傅锉琴筒时略有吃力的样子，心想可能是锉子迟钝的缘故。不料杜师傅却说，“这是我自己专门制作的锉子。”原来杜师傅的锉子有个特点，打磨琴筒时抹掉的只是黏合琴筒与琴皮之间的胶状物质，不会伤及琴筒。“爷爷（杜庆茂）在世时一直教育我们，不能为了省劲就损坏胡琴。”杜师傅边说边继续细心地打磨着琴筒。其实，一把好的胡琴可能会用好长时间，但是琴皮却要不间断地替换。而如果修壶者为了省事，快速打磨琴筒，那么这把胡琴换不了几次琴皮，就会因琴筒被削薄而再也没法使用。“这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遵守手艺人的道德准则。”杜长江严肃地说。
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心浮气躁的人们都讲求一个“快”字。许多手工艺品都被批量的流水线生产所替代。但是也正因为这种盲目求快的批量生产，造成一些老手艺的失传。杜福庄胡琴铺保留了目前为数不多的用鱼鳔黏合琴筒与琴皮（即“蒙皮子”）的技艺。杜长江说，任何现代化学黏合剂都比不上天然的鱼鳔，选蟒皮蒙皮子是杜家制琴技艺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步骤。这种杜氏“蒙皮子”技巧能够使得胡琴发声更加清脆悦耳。
而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用鱼鳔蒙皮子的胡琴声音虽好，但是这种技艺却要求很高。杜长江说，现在买的鱼鳔虽然不用自己砸，却依旧非常费时。买来鱼鳔需要先按比例与水混合蒸煮，蒸半斤鱼鳔就需要大约四小时。但这只是个开始。鱼鳔蒸成黏稠的糊状后，要再熬制一天，甚至更长。熬好后再将鱼鳔晾干，每次使用时，需要再拿出晾干的鱼鳔砸碎，重新熬制。而“蒙皮子”只是制作胡琴的其中一道工序。要求严苛的杜福庄胡琴，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标准。琴杆取自福建闽侯的竹竿，“琴筒”取自浙江的篙竹，“琴皮”最讲究湖北的“汉口皮”……而为了能够获得好材料，杜长江不惜每年出外跋涉，采购原料。成色好看的竹子，起码是五年以上的。
胡琴的发展与京剧的发展几乎是同步前进的。自清同治、光绪年后，由于徽班进京形成了京剧，很快从宫廷热转到民间，而京剧伴奏的主要乐器就是胡琴。解放后，将胡琴定名为京胡，便于与其他类胡琴乐器有所区别。许多著名琴师也同制琴艺人一起参与了胡琴的改革。发展至今的胡琴，被列入济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实，在解放前老济南曲艺兴盛时期，鞭指巷曾经是乐器铺扎堆的地方，仅胡琴铺就有七八家。如今，繁华落尽，杜福庄胡琴铺成为济南唯一尚存的传统手工制琴修琴铺子。能够发展传承至今，杜福庄胡琴铺靠的是什么？“一是材料，二是技术。”杜长江表示，别看祖孙三代制琴师都不会拉琴，但都长了一双会听音的耳朵，这也是制琴师必备的绝活。这门手艺传到杜长江这儿，已经是第三代。现在却面临失传的境况。
正如其父亲杜福庄担心的那样，制作民二胡的皮子来自湖北一种野生蟒，现在，这种动物已被列为保护动物，不准捕杀了。现在胡琴铺里用的蟒皮是存货，以后用什么替代皮还没想出来。此外，做胡琴用的最佳木料是来自旧红木家具的老料，它干度大，不易开胶，前几年在济南的四里山还能收购到，现在已很难买到。要保证胡琴的质量，但杜福庄胡琴未来发展的原料供给成了一大难题。
因为学习制作胡琴的工艺较为复杂，很多关键环节的工艺要领需要几十年反复制作才能把握。而且制琴这门手艺，更不是一个能赚大钱的行当，并且需要耐得住性子，所以杜家第四代的孩子对于这门手艺都没大有兴趣。“现在年轻人都不稀罕这个了，养家糊口还可以，不过挣不了大钱。”
说起这些，杜长江一脸无奈。他手扶那张工作桌，叹息道：“这张桌子已有百余年历史，是自爷爷开琴铺时就跟随他的，而今我却不知道可以传给谁，不知道如何才能传承下去？”顺着杜长江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承载各类胡琴与制琴工具的那张桌子，而桌子上的案板已经凹痕累累。它见证着几代手工胡琴匠人的跋涉历程，又是杜家坚持制琴家学的道德戒尺。
很难想象，没了纯手工制作的胡琴，我们还能否听到高亢悦耳的清脆乐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