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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族企业的领导者在企业中“领导”和“家长”的角色混淆，在企业管理中有意或无意地以家族伦理替代企业伦理。依据血缘关系和能力，按照血亲（自家人和自己人）—宗亲（亲戚朋友）—乡亲（同乡和熟人）—生人的顺序，形成一个由亲到疏、由近及远的信任关系网。虽然每个成员在企业系统内都以正式的组织中的身份和角色存在，表面上看企业内的人际交往、工作分派、资源分配和权责归属等活动，都遵循正式身份和组织规则运行，但实际上，企业领导人内心对成员所定位的关系和身份，才是家族企业用人和利益分配决策的真实主导因素。
日本家族的成员既包括有血缘关系的人，又包括经营共同体内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家族对待两者没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在作为经营共同体的日本家族企业内，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的待遇也基本无异，企业普遍采用的是模拟血缘家族的管理方式，其“终身雇用”“年功序列”等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由于“终身雇用”导致劳动力市场缺乏，日本企业经常辅以企业办福利的形式换取员工的忠诚心和集团意识，促进企业与员工的长期合作，密切员工之间的关系和加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因此在日本，企业常常被称作“会社”，会社就是大家赖以生存的社团。家族企业看起来更像一个大家庭，有着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于企业的发展和绩效的提高，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资生堂董事长前田
日本百年企业很多，而最受女人欢迎的莫过于资生堂——日本化妆界的开山鼻祖、日本最大化妆品企业。当很多化妆品品牌在历史潮流中退出舞台时，资生堂为何能在逾140年里不断壮大、绽放光彩？看其是如何经营文化品牌的便可得一二！
资生堂的创始人叫福原有信，日本著名的医学作家山崎光夫在描述福原有信创业传奇的著作中，将福原有信誉为“开花之人”，同时后人也多评价福原有信是“和魂洋才”的企业家典范。
福原有信出生时的幼名叫“福原金太郎”，自幼跟从父亲福原有琳研习四书五经等汉学，还被安排往返于菩提寺，跟随菩提寺主持学习佛经，并师从祖父福原有斋（知名的中医）学习药草、处方等中医知识，他年轻时的梦想就是成为祖父那样悬壶济世的中医。
然而，1860年代的日本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历史转换期，国门渐开，西学盛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864年，16岁的金太郎第一次离别故里——千叶县松冈村（现在的馆山市），前往江户（即现在的东京），拜西医名家织田研斋为师，学习西洋药学，并从此更名“福原有信”。
1866年，福原有信又进入幕府医学所学习，并成为幕府医学所的药剂师；1867年明治维新后，幕府被推翻，福原有信改进大学东校（东京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學习，学成之后顺利进入海军医院工作，1872年荣升海军医院药局局长。
从这样的经历来看，福原有信无疑走的是一条通往职业医生的华丽之路。但据资生堂名誉董事长福原义春（福原有信之孙）介绍，福原有信本人生性热爱自由，其实并不是很能适应组织内的生存方式，且对当时日益暴走的军阀、藩阀多怀不满。
同时，当时的日本，谈到药物，粗制滥造者多，甚至假药横行。加上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的模式弊端频现，作为职业医生的福原有信希望能推动“医药分离”，并希望通过自主创办药店来研发、生产高质量的良药。
1872年，年仅24岁的福原有信辞去公职，与矢野义彻、前田清则共同创办了“三精社”，主业之一便是在出云町（现在的银座七丁目）创办了一家西式药店。虽是西药店，但福原有信却赋予了其东方内涵，他从中国《易经》的“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一句中选取“资生”二字，取名“资生堂”，寓意大地浩瀚，承载孕育万物。
如今或许难以想象，但当时的日本大街小巷全是中药店，福原有信创办的这家充满了浓浓东方气息的资生堂，被后人视为是日本近代西药店的先驱。日本著名作家小野田素梦在其散文名作《银座通》中就描述道：“资生堂的开业，侵略了中药店的领地。”
资生堂刚开业时，药店二楼设为诊所，福原有信邀请陆军军医松本良顺等人坐镇会诊，曾引起关注。但创业维艰，西药在当时还没有被日本百姓广泛接受，而且福原有信坚守一定要销售“纯良正确”的药物，这造成难与市面上的低价粗劣药竞争。资生堂在开业5年后的1877年便因资金短缺而陷入经营困难，药店被迫搬离银座一等地（1897年又重新搬回）。
据资生堂公司史料记载，因此背上了债务的福原有信甚至曾在除夕夜遭遇债主登门催债。但即使如此，福原有信仍然为推进医药分离而奔波，他把资生堂西药店的日常运营交给妻子（名“德”，后人尊称“德夫人”）负责，在男尊女卑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的当时，聪慧勇敢的德夫人称得上是拯救资生堂的第一功臣，她积极奔走于许多医院，希望能得到来自医院的制药委托业务。
比如，德夫人当时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于开业不久的“东京慈惠会医院”，这家医院系高木兼宽（后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创办，面向上流社会提供医疗服务。德夫人的坚韧努力让其得到了来自该医院的制药委托，这让资生堂的知名度迅速提升，业绩也逐渐转好。后来，德夫人又通过一些途径，让资生堂的制剂成为天皇宫家御用指定产品，并成功邀请到美子皇后（后来的“昭宪皇太后”）走访福原家别墅，这被媒体广泛报道。德夫人也逐渐被世人称为“贤夫人”，并随着文明开化的推进，成为近代较早登上杂志封面的日本女性。
福原有信在此期间，除了尝试成立“东京制药所”，销售大众常用的廉价普通药外，还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推动“医药分离”上。1879年，他推动日本通过了“药铺开业考试”制度，1882年又组建了“东京药铺会”，试图通过组建行业协会等压力团体来促使政府完善医药分离的法制。 1884年，福原有信又推动成立了政府资本的国营企业——大日本制药公司，出任级别甚高的专务董事（总裁及副总裁皆为政府任命的官僚），这家公司被视为是日本近代制药企业的雏形。顾名思义，“大日本制药”的主要产品是药剂、药品，但后来也开始涉及生产护肤品、香水等化妆品，这一经历对后来资生堂转型进入化妆品领域，无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此后，福原有信又参与创建了帝国生命保险公司（1888年成立），即如今大名鼎鼎的朝日生命保险公司，这是日本近代第二家大型生命保险公司，福原有信在1891年出任公司专务董事兼法人代表，1893年出任公司总裁，并带领公司在1898年超越明治生命保险公司，跃居日本三大生命保险公司之首。
福原有信成为名副其实的实业家，在日本医学、制药、保险领域声名大振，也促使日本政府在1889年修改了医药法，药剂师的地位得到法律保证；同时又发起成立了生命保险业协会，并推动政府在1900年制定了《保险业法》。
可以说，福原有信是日本近代不折不扣的开拓型实业家，《福原有信传》（资生堂，1966年）的著者永井保评价道：“福原有信出于对药的兴趣从医生转身成为药剂师，后经营药剂店，努力提升药剂师的地位和水准，又参与创建制药公司，进军与药关联的化妆品行业，后又创建生命保险公司。这一系列的成就都与福原有信的人格有关，他算得上是一个人格圆满之人，做事并非强出头，站在风口浪尖上引领，而是善于平衡人际关系，善于协调各方，这让他在医学、药学等领域都收获了声望。”
毫无疑问，福原有信自始至终都是资生堂的灵魂人物，但正如《福原有信传》著者永井保所言：“福原有信大概只在资生堂创业的头十年，真正集中精力地参与了资生堂的经营，此后便转向了其他事业。”
真正引领资生堂初期发展的是德夫人及长子福原信一。在此期间，作为药店的资生堂推出的代表性产品有治疗精神疾病的“神令水”、漱口用的“金水散”，还有“苍生膏”、健胃的“pepushine糖”以及“福原卫生磨齿皂”、“脚气丸”（被视为是日本最早的国产维他命剂）。
实际上，福原有信早在1897年就利用老朋友、东京大学教授长井长义的处方，领导资生堂推出了第一款化妆品——EUDERMINE化妆水，“EU” 在希腊语中意思是“好的”，“DERMA”则是“肌肤”的意思。这款产品被当时的消费者俗称“资生堂赤水”，备受好评，即使至今跨越百年，也仍在推出新款。
但真正主导了资生堂从药店转型为化妆品公司的是福原有信的三子——福原信三，他被视为是资生堂的“中兴之祖”。
福原信三生于1883年，原本立志当画家，但因長兄福原信一身体羸弱，次兄福原信二早年夭折，而不得不遵从父命接班。最初他被安排至千叶医专（即现在的千叶大学医学院）读书，后又被安排至哥伦比亚大学药学院留学。
在哥伦比亚，福原信三结识了正在留美苦修的穷画家川岛理一郎，还有边在纽约大学留学读市场营销，边在百货店、餐馆打工的穷留学生松本升，这可以称得上是命运般的邂逅，川岛理一郎后来成为“资生堂美学”的奠定者，而松本升则是福原信三一生的绝佳搭档，这恰如索尼创始人井深大与盛田昭夫、本田汽车创始人本田宗一郎和藤泽武夫，一个擅长技术、设计或研发，一个则是经营天才。
福原信三在美国期间，曾先后在药妆店和化妆品工厂打了两年的工，他的辛勤工作获得了好评，当他要回国的时候，打工的化妆品公司老板将多项化妆品配方当成礼物送给了他，这为资生堂的后期产品开发奠定了良好基础。
福原信三不仅在美国留学，还曾游历欧洲的巴黎等时尚圣地，他1916年回到日本，此后的资生堂因为他而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福原信三回国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三越百货，因为他在美国情投意合，约定并肩努力的松本升在那里任职。他说服三越百货同意挖走松本升，委任松本升担任“专务”（类似COO的角色），公司的运营、销售几乎全部交给了松本升负责，他本人则主要负责产品的风格及美学设计。
福原信三回国不久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资生堂药店的旁边建了一座崭新的三层楼，命名为“资生堂化妆品部”，这宣告了资生堂正式将化妆品事业从药店的业务中分离，也是创业已近45年的资生堂，转型进军化妆品行业的起点。
福原信三对艺术的追求和热爱，深深地影响到了他的经营思维，他不但对产品品质格外挑剔，而且非常重视形象包装，强调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福原信三一生最为人称道的口头禅“一切让商品说话！”，如今已成为资生堂的企业DNA，代代相传。
1916年，福原信三召集当时顶尖的设计师，专业策划成立“意匠部”，主要负责产品设计及企业宣传推广，这是日本近代企业中较早的“公关宣传部”。除了总裁办公室外，福原信三在“意匠部”也安置了办公桌，亲自督战产品设计及海报宣传、品牌推广。
福原信三的艺术天赋以及在欧美的经历，让他很好地做到了将东西文化结合。比如，在他的主导下，资生堂宣传海报的“美人”形象，就很好地融合了东方格调与欧美尊贵气质的梦幻女郎形象，这在当时无疑是极为时尚、极富新意的设计。
其实，就连资生堂的“花椿”品牌符号都是福原信三苦思冥想、自主设计的，迄今在化妆品业内颇具影响，为资生堂带来超稳定客户群的《花椿》杂志、“山茶花俱乐部”等都是在福原信三主持期间创建的。
福原信三之所以被称为是资生堂的“中兴之祖”，还不仅仅是改革了资生堂的产品形象，还在于在松本升的鼎力协助下，他改变了资生堂的企业模式，将资生堂从一家药店改造为合资公司（1921年），并进一步改造为股份制公司（1927年），而且在日本率先导入了美国流行的自由连锁经营（voluntary chain）模式。 但经营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在福原信三任职总裁的33年间，先后经历了华尔街崩盘、全球经济萧条、金融危机等时代灾难。1940年，资生堂也曾遭遇战争带来的灭顶之灾，当时的日本深陷战争泥潭，全国物资缺乏，化妆品作为23种奢侈品之一遭遇禁产。面对困境，福原信三顺应形势，转产肥皂、牙膏、鞋油、钢笔、维生素等产品来维系企业生命。
1948年，在资生堂正处于战后重建的时点上，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3个风云激变时代的福原信三离世，享年65岁。他所确定的“融合东西方美学和知性”“一切让商品说话”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资生堂后来的发展。
此外，福原信三还很好地继承并延伸了“不滥用权力，不屈服权势，避免家族势力介入公司经营”的福原家族传统，任人唯贤，唯才是举。1940年，他就将总裁职位交给了松本升接任。从福原信三起至今，资生堂已历经16任总裁，但其中只有3位来自福原家族（第1任总裁福原信三、第7任总裁福原信和以及第10任总裁福原义春）。
1872年，福原有信在日本东京开设了西式药局资生堂。
福原义春是福原有信之孙（福原有信第五子福原信义的长子），1931年生于东京，是资生堂的第10任总裁（1987～1997年），如今担任资生堂名誉董事长，仍维持着对资生堂经营的影响力。
哈佛大学教授、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在2013年曾断言“我不认为目前中国的任何一个企业家有资格算儒商”“台湾有没有儒商很难说”，却同时高度评价道：“有3个日本人我认识且认为是儒商，第一个是稻盛和夫，第二个是诸桥晋六（注：三菱商事原董事长）……第三个就是资生堂原总裁、家族事业的第三代传人福原义春。”
福原义春是日本企业家中少有的著述颇丰的作家，至今已出版了《美：发现看不见之物》《立身社会的公司人》《多元价值经营时代》《文化资本的经营》《部下制造的人》《生存即学习》等，2007年出版了自传《我的多轨人生》，在这本书中他详述了成长经历及资生堂的国际化之路。
福原义春的童年时期，正是日本最艰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他从小食不果腹，但酷爱读书，且与福原家族的长辈们一样热爱艺术。虽然读了很多书，但当他知道自己成为企业经营者的时候，仍后悔地说：“历史典籍中早已蕴藏着经营精髓，只是当时没去深入挖掘。”
虽然是自己祖父创办的公司，但福原义春1953年进入资生堂工作时，也是通过公开的招聘渠道，他在面试时被问的问题是“你会骑脚踏车吗？会打算盘吗？”，进公司后也是一名普通员工，而且是当时资生堂普通员工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一开始也是从最基础的跑销售、送货做起。
在底层整整历练了25年后，福原义春才在1978年升任部长；在部长的位子上又干了近10年后，由于公司总裁大野良雄1987年突然病故，而被临时推选为公司总裁，时年56岁。上任之初，内心忐忑的福原义春勉励自己：“总裁之位不是国王，要按照手艺人的方式去担任总裁。”
福原义春认为自己主政的10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日本企业经营价值观发生巨变的时代”，他在公司内部推行了“着装自由化”和“统一敬称”，允许员工自由着装，鼓励对公司上级直呼其名。他反复强调“每个员工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比什么都重要”。
在组织机构改革方面，他也毫不含糊，不断地在公司内强调：“不能像过去那样运作公司，那种纵向传递信息的方式是沟通不畅的根本原因。”并从养殖兰花的经验中总结出：“只要营造出便于员工成长、有效率的公司环境就好，用不着事无巨细什么都管，总是胡乱批评指责，不利于人的成长。”
福原义春在自传中自我总结道：“原本漂浮在公司内的沉闷空气多少减轻了一些，大企业的僵化弊病以及宗派主义也得到了一定的治理。”对于公司改革，他的感受是“断而敢行，神鬼避之”。
同时，福原义春对资生堂走向全球化经营贡献巨大。早在1978年，公司董事会对海外扩张持怀疑态度的时候，他就提出必须“用金钱去买时间”，力主公司在有能力的时候必须敢于承受一定风险去海外拓疆扩土。
但当时的资生堂内部，并没有太多的国际化人才，没有人知道如何开辟海外市场，福原义春则信心满满地说：“我们需要从已经住惯了的大陆出海航行，寻求另外的岛屿，我们的确没有航海图，但可以仰天凭借日月星辰辨别航向，这日月星辰就是顾客。”
他花费高昂的代价，邀请全球著名的形象设计师进行合作，不断开辟了资生堂法国分公司、美国分公司，并在1980年将资生堂引入中国，成为最早进入北京经济开发区的外资企业，这些不懈的努力让资生堂真正走向了海外，奠定了在全球行业格局中的地位。
同时，福原义春在1999年从经营的角度首次提出了“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即他认为，文化性创造有助于经营，以往的创造像投资积累一样成为下次创造的台阶，对于經营来说，文化也具有资本的作用。
从福原有信的“和魂洋才”，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技术相结合创立资生堂，到福原信三通过“东西方技术兼收并蓄”取得品牌战略的成功，再到福原义春的文化资本论，可以说福原家族在赋予资生堂独特文化定位及传承上是一脉相承的。
成立于1872年，已跨越了3个世纪的资生堂在岁月的风雨下愈加显现出“一瞬之美，一生之美”的卓越品质，很好地说明了何为“接力”——接力意味着每一代人在接过接力棒时都需要奋力跑完全程，为家族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资生堂走过的路也很好地说明了何为“传承”，传承到底传什么，显然资生堂福原家族的答案不是“金钱”，而是恒久弥新的文化基因。它独创了品牌分生策略，将创新与服务结合得相得益彰，并将艺术与文化并重。在百年后的今天，资生堂依旧焕发着无限的青春与活力。
日本家族的成员既包括有血缘关系的人，又包括经营共同体内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家族对待两者没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在作为经营共同体的日本家族企业内，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的待遇也基本无异，企业普遍采用的是模拟血缘家族的管理方式，其“终身雇用”“年功序列”等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由于“终身雇用”导致劳动力市场缺乏，日本企业经常辅以企业办福利的形式换取员工的忠诚心和集团意识，促进企业与员工的长期合作，密切员工之间的关系和加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因此在日本，企业常常被称作“会社”，会社就是大家赖以生存的社团。家族企业看起来更像一个大家庭，有着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于企业的发展和绩效的提高，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日本百年企业很多，而最受女人欢迎的莫过于资生堂——日本化妆界的开山鼻祖、日本最大化妆品企业。当很多化妆品品牌在历史潮流中退出舞台时，资生堂为何能在逾140年里不断壮大、绽放光彩？看其是如何经营文化品牌的便可得一二！
梦想悬壶济世
资生堂的创始人叫福原有信，日本著名的医学作家山崎光夫在描述福原有信创业传奇的著作中，将福原有信誉为“开花之人”，同时后人也多评价福原有信是“和魂洋才”的企业家典范。
福原有信出生时的幼名叫“福原金太郎”，自幼跟从父亲福原有琳研习四书五经等汉学，还被安排往返于菩提寺，跟随菩提寺主持学习佛经，并师从祖父福原有斋（知名的中医）学习药草、处方等中医知识，他年轻时的梦想就是成为祖父那样悬壶济世的中医。
然而，1860年代的日本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历史转换期，国门渐开，西学盛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864年，16岁的金太郎第一次离别故里——千叶县松冈村（现在的馆山市），前往江户（即现在的东京），拜西医名家织田研斋为师，学习西洋药学，并从此更名“福原有信”。
1866年，福原有信又进入幕府医学所学习，并成为幕府医学所的药剂师；1867年明治维新后，幕府被推翻，福原有信改进大学东校（东京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學习，学成之后顺利进入海军医院工作，1872年荣升海军医院药局局长。
从这样的经历来看，福原有信无疑走的是一条通往职业医生的华丽之路。但据资生堂名誉董事长福原义春（福原有信之孙）介绍，福原有信本人生性热爱自由，其实并不是很能适应组织内的生存方式，且对当时日益暴走的军阀、藩阀多怀不满。
同时，当时的日本，谈到药物，粗制滥造者多，甚至假药横行。加上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的模式弊端频现，作为职业医生的福原有信希望能推动“医药分离”，并希望通过自主创办药店来研发、生产高质量的良药。
1872年，年仅24岁的福原有信辞去公职，与矢野义彻、前田清则共同创办了“三精社”，主业之一便是在出云町（现在的银座七丁目）创办了一家西式药店。虽是西药店，但福原有信却赋予了其东方内涵，他从中国《易经》的“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一句中选取“资生”二字，取名“资生堂”，寓意大地浩瀚，承载孕育万物。
如今或许难以想象，但当时的日本大街小巷全是中药店，福原有信创办的这家充满了浓浓东方气息的资生堂，被后人视为是日本近代西药店的先驱。日本著名作家小野田素梦在其散文名作《银座通》中就描述道：“资生堂的开业，侵略了中药店的领地。”
资生堂刚开业时，药店二楼设为诊所，福原有信邀请陆军军医松本良顺等人坐镇会诊，曾引起关注。但创业维艰，西药在当时还没有被日本百姓广泛接受，而且福原有信坚守一定要销售“纯良正确”的药物，这造成难与市面上的低价粗劣药竞争。资生堂在开业5年后的1877年便因资金短缺而陷入经营困难，药店被迫搬离银座一等地（1897年又重新搬回）。
救于水火的女人
据资生堂公司史料记载，因此背上了债务的福原有信甚至曾在除夕夜遭遇债主登门催债。但即使如此，福原有信仍然为推进医药分离而奔波，他把资生堂西药店的日常运营交给妻子（名“德”，后人尊称“德夫人”）负责，在男尊女卑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的当时，聪慧勇敢的德夫人称得上是拯救资生堂的第一功臣，她积极奔走于许多医院，希望能得到来自医院的制药委托业务。
比如，德夫人当时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于开业不久的“东京慈惠会医院”，这家医院系高木兼宽（后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创办，面向上流社会提供医疗服务。德夫人的坚韧努力让其得到了来自该医院的制药委托，这让资生堂的知名度迅速提升，业绩也逐渐转好。后来，德夫人又通过一些途径，让资生堂的制剂成为天皇宫家御用指定产品，并成功邀请到美子皇后（后来的“昭宪皇太后”）走访福原家别墅，这被媒体广泛报道。德夫人也逐渐被世人称为“贤夫人”，并随着文明开化的推进，成为近代较早登上杂志封面的日本女性。
福原有信在此期间，除了尝试成立“东京制药所”，销售大众常用的廉价普通药外，还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推动“医药分离”上。1879年，他推动日本通过了“药铺开业考试”制度，1882年又组建了“东京药铺会”，试图通过组建行业协会等压力团体来促使政府完善医药分离的法制。 1884年，福原有信又推动成立了政府资本的国营企业——大日本制药公司，出任级别甚高的专务董事（总裁及副总裁皆为政府任命的官僚），这家公司被视为是日本近代制药企业的雏形。顾名思义，“大日本制药”的主要产品是药剂、药品，但后来也开始涉及生产护肤品、香水等化妆品，这一经历对后来资生堂转型进入化妆品领域，无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转战化妆品市场
此后，福原有信又参与创建了帝国生命保险公司（1888年成立），即如今大名鼎鼎的朝日生命保险公司，这是日本近代第二家大型生命保险公司，福原有信在1891年出任公司专务董事兼法人代表，1893年出任公司总裁，并带领公司在1898年超越明治生命保险公司，跃居日本三大生命保险公司之首。
福原有信成为名副其实的实业家，在日本医学、制药、保险领域声名大振，也促使日本政府在1889年修改了医药法，药剂师的地位得到法律保证；同时又发起成立了生命保险业协会，并推动政府在1900年制定了《保险业法》。
可以说，福原有信是日本近代不折不扣的开拓型实业家，《福原有信传》（资生堂，1966年）的著者永井保评价道：“福原有信出于对药的兴趣从医生转身成为药剂师，后经营药剂店，努力提升药剂师的地位和水准，又参与创建制药公司，进军与药关联的化妆品行业，后又创建生命保险公司。这一系列的成就都与福原有信的人格有关，他算得上是一个人格圆满之人，做事并非强出头，站在风口浪尖上引领，而是善于平衡人际关系，善于协调各方，这让他在医学、药学等领域都收获了声望。”
毫无疑问，福原有信自始至终都是资生堂的灵魂人物，但正如《福原有信传》著者永井保所言：“福原有信大概只在资生堂创业的头十年，真正集中精力地参与了资生堂的经营，此后便转向了其他事业。”
真正引领资生堂初期发展的是德夫人及长子福原信一。在此期间，作为药店的资生堂推出的代表性产品有治疗精神疾病的“神令水”、漱口用的“金水散”，还有“苍生膏”、健胃的“pepushine糖”以及“福原卫生磨齿皂”、“脚气丸”（被视为是日本最早的国产维他命剂）。
命运般的邂逅
实际上，福原有信早在1897年就利用老朋友、东京大学教授长井长义的处方，领导资生堂推出了第一款化妆品——EUDERMINE化妆水，“EU” 在希腊语中意思是“好的”，“DERMA”则是“肌肤”的意思。这款产品被当时的消费者俗称“资生堂赤水”，备受好评，即使至今跨越百年，也仍在推出新款。
但真正主导了资生堂从药店转型为化妆品公司的是福原有信的三子——福原信三，他被视为是资生堂的“中兴之祖”。
福原信三生于1883年，原本立志当画家，但因長兄福原信一身体羸弱，次兄福原信二早年夭折，而不得不遵从父命接班。最初他被安排至千叶医专（即现在的千叶大学医学院）读书，后又被安排至哥伦比亚大学药学院留学。
在哥伦比亚，福原信三结识了正在留美苦修的穷画家川岛理一郎，还有边在纽约大学留学读市场营销，边在百货店、餐馆打工的穷留学生松本升，这可以称得上是命运般的邂逅，川岛理一郎后来成为“资生堂美学”的奠定者，而松本升则是福原信三一生的绝佳搭档，这恰如索尼创始人井深大与盛田昭夫、本田汽车创始人本田宗一郎和藤泽武夫，一个擅长技术、设计或研发，一个则是经营天才。
福原信三在美国期间，曾先后在药妆店和化妆品工厂打了两年的工，他的辛勤工作获得了好评，当他要回国的时候，打工的化妆品公司老板将多项化妆品配方当成礼物送给了他，这为资生堂的后期产品开发奠定了良好基础。
福原信三不仅在美国留学，还曾游历欧洲的巴黎等时尚圣地，他1916年回到日本，此后的资生堂因为他而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福原信三回国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三越百货，因为他在美国情投意合，约定并肩努力的松本升在那里任职。他说服三越百货同意挖走松本升，委任松本升担任“专务”（类似COO的角色），公司的运营、销售几乎全部交给了松本升负责，他本人则主要负责产品的风格及美学设计。
正式更名化妆品
福原信三回国不久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资生堂药店的旁边建了一座崭新的三层楼，命名为“资生堂化妆品部”，这宣告了资生堂正式将化妆品事业从药店的业务中分离，也是创业已近45年的资生堂，转型进军化妆品行业的起点。
福原信三对艺术的追求和热爱，深深地影响到了他的经营思维，他不但对产品品质格外挑剔，而且非常重视形象包装，强调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福原信三一生最为人称道的口头禅“一切让商品说话！”，如今已成为资生堂的企业DNA，代代相传。
1916年，福原信三召集当时顶尖的设计师，专业策划成立“意匠部”，主要负责产品设计及企业宣传推广，这是日本近代企业中较早的“公关宣传部”。除了总裁办公室外，福原信三在“意匠部”也安置了办公桌，亲自督战产品设计及海报宣传、品牌推广。
福原信三的艺术天赋以及在欧美的经历，让他很好地做到了将东西文化结合。比如，在他的主导下，资生堂宣传海报的“美人”形象，就很好地融合了东方格调与欧美尊贵气质的梦幻女郎形象，这在当时无疑是极为时尚、极富新意的设计。
其实，就连资生堂的“花椿”品牌符号都是福原信三苦思冥想、自主设计的，迄今在化妆品业内颇具影响，为资生堂带来超稳定客户群的《花椿》杂志、“山茶花俱乐部”等都是在福原信三主持期间创建的。
福原信三之所以被称为是资生堂的“中兴之祖”，还不仅仅是改革了资生堂的产品形象，还在于在松本升的鼎力协助下，他改变了资生堂的企业模式，将资生堂从一家药店改造为合资公司（1921年），并进一步改造为股份制公司（1927年），而且在日本率先导入了美国流行的自由连锁经营（voluntary chain）模式。 但经营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在福原信三任职总裁的33年间，先后经历了华尔街崩盘、全球经济萧条、金融危机等时代灾难。1940年，资生堂也曾遭遇战争带来的灭顶之灾，当时的日本深陷战争泥潭，全国物资缺乏，化妆品作为23种奢侈品之一遭遇禁产。面对困境，福原信三顺应形势，转产肥皂、牙膏、鞋油、钢笔、维生素等产品来维系企业生命。
1948年，在资生堂正处于战后重建的时点上，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3个风云激变时代的福原信三离世，享年65岁。他所确定的“融合东西方美学和知性”“一切让商品说话”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资生堂后来的发展。
此外，福原信三还很好地继承并延伸了“不滥用权力，不屈服权势，避免家族势力介入公司经营”的福原家族传统，任人唯贤，唯才是举。1940年，他就将总裁职位交给了松本升接任。从福原信三起至今，资生堂已历经16任总裁，但其中只有3位来自福原家族（第1任总裁福原信三、第7任总裁福原信和以及第10任总裁福原义春）。
“总裁之位不是国王”
1872年，福原有信在日本东京开设了西式药局资生堂。
福原义春是福原有信之孙（福原有信第五子福原信义的长子），1931年生于东京，是资生堂的第10任总裁（1987～1997年），如今担任资生堂名誉董事长，仍维持着对资生堂经营的影响力。
哈佛大学教授、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在2013年曾断言“我不认为目前中国的任何一个企业家有资格算儒商”“台湾有没有儒商很难说”，却同时高度评价道：“有3个日本人我认识且认为是儒商，第一个是稻盛和夫，第二个是诸桥晋六（注：三菱商事原董事长）……第三个就是资生堂原总裁、家族事业的第三代传人福原义春。”
福原义春是日本企业家中少有的著述颇丰的作家，至今已出版了《美：发现看不见之物》《立身社会的公司人》《多元价值经营时代》《文化资本的经营》《部下制造的人》《生存即学习》等，2007年出版了自传《我的多轨人生》，在这本书中他详述了成长经历及资生堂的国际化之路。
福原义春的童年时期，正是日本最艰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他从小食不果腹，但酷爱读书，且与福原家族的长辈们一样热爱艺术。虽然读了很多书，但当他知道自己成为企业经营者的时候，仍后悔地说：“历史典籍中早已蕴藏着经营精髓，只是当时没去深入挖掘。”
虽然是自己祖父创办的公司，但福原义春1953年进入资生堂工作时，也是通过公开的招聘渠道，他在面试时被问的问题是“你会骑脚踏车吗？会打算盘吗？”，进公司后也是一名普通员工，而且是当时资生堂普通员工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一开始也是从最基础的跑销售、送货做起。
在底层整整历练了25年后，福原义春才在1978年升任部长；在部长的位子上又干了近10年后，由于公司总裁大野良雄1987年突然病故，而被临时推选为公司总裁，时年56岁。上任之初，内心忐忑的福原义春勉励自己：“总裁之位不是国王，要按照手艺人的方式去担任总裁。”
福原义春认为自己主政的10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日本企业经营价值观发生巨变的时代”，他在公司内部推行了“着装自由化”和“统一敬称”，允许员工自由着装，鼓励对公司上级直呼其名。他反复强调“每个员工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比什么都重要”。
在组织机构改革方面，他也毫不含糊，不断地在公司内强调：“不能像过去那样运作公司，那种纵向传递信息的方式是沟通不畅的根本原因。”并从养殖兰花的经验中总结出：“只要营造出便于员工成长、有效率的公司环境就好，用不着事无巨细什么都管，总是胡乱批评指责，不利于人的成长。”
福原义春在自传中自我总结道：“原本漂浮在公司内的沉闷空气多少减轻了一些，大企业的僵化弊病以及宗派主义也得到了一定的治理。”对于公司改革，他的感受是“断而敢行，神鬼避之”。
同时，福原义春对资生堂走向全球化经营贡献巨大。早在1978年，公司董事会对海外扩张持怀疑态度的时候，他就提出必须“用金钱去买时间”，力主公司在有能力的时候必须敢于承受一定风险去海外拓疆扩土。
但当时的资生堂内部，并没有太多的国际化人才，没有人知道如何开辟海外市场，福原义春则信心满满地说：“我们需要从已经住惯了的大陆出海航行，寻求另外的岛屿，我们的确没有航海图，但可以仰天凭借日月星辰辨别航向，这日月星辰就是顾客。”
他花费高昂的代价，邀请全球著名的形象设计师进行合作，不断开辟了资生堂法国分公司、美国分公司，并在1980年将资生堂引入中国，成为最早进入北京经济开发区的外资企业，这些不懈的努力让资生堂真正走向了海外，奠定了在全球行业格局中的地位。
同时，福原义春在1999年从经营的角度首次提出了“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即他认为，文化性创造有助于经营，以往的创造像投资积累一样成为下次创造的台阶，对于經营来说，文化也具有资本的作用。
从福原有信的“和魂洋才”，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技术相结合创立资生堂，到福原信三通过“东西方技术兼收并蓄”取得品牌战略的成功，再到福原义春的文化资本论，可以说福原家族在赋予资生堂独特文化定位及传承上是一脉相承的。
成立于1872年，已跨越了3个世纪的资生堂在岁月的风雨下愈加显现出“一瞬之美，一生之美”的卓越品质，很好地说明了何为“接力”——接力意味着每一代人在接过接力棒时都需要奋力跑完全程，为家族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资生堂走过的路也很好地说明了何为“传承”，传承到底传什么，显然资生堂福原家族的答案不是“金钱”，而是恒久弥新的文化基因。它独创了品牌分生策略，将创新与服务结合得相得益彰，并将艺术与文化并重。在百年后的今天，资生堂依旧焕发着无限的青春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