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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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俊怀犯下的是中国式错误,最终起诉他的罪名选择也让有关方面颇费思量
  若不是2005年末的一场审判,郑俊怀可能已被外界淡忘。离开郑俊怀的伊利股份(SH 600887)在年轻人潘刚的带领下继续前行,2005年前三季度营收90,6亿元,净利润2.5亿元,皆已超出2004年全年水平。
  这一切不再和郑俊怀有什么直接关系,他在2005年的最后一天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6年,尽管公诉方在诉状中称“郑俊怀通过艰苦奋斗,将一个默默无闻的公司发展成中国乳制品行业的领导企业,可谓功不可没,伊利有今天的成就,饱含着他的辛勤和汗水”。据悉,郑俊怀已于2006年1月10日提出上诉,但结果并不容乐观。
  从功臣到阶下囚,对于在伊利股份拥有无上权威的郑俊怀而言,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正因为这种无上权威,另一位功臣牛根生出走,并创立了成长迅猛的蒙牛乳业(HK 2319),正因为这种无上权威,郑俊怀在风暴来临时没有感觉到,或者相信自己可以应付。
  风暴始于2004年初。在该年度4-5月份的两次董事会上,独立董事王斌对伊利股份国债投资及第五大股东华世商贸和公司关系提出质疑,但郑俊怀迟迟未予答复,于是包括俞伯伟、郭晓川在内的三位独立董事发布了《独立董事声明》。6月15日,三位独立董事称,拟聘请一家审计公司对有关伊利股份资金流动、国债交易和华世商贸等问题进行专题审计。
  郑俊怀丝毫没有让步,而是旋即召开董事会,宣布将罢免俞伯伟的独立董事一职。当年有名的“独董风波”遂告爆发,各方矛盾开始公开化,媒体竞相报道并延伸至其他问题,至此事情进入郑俊怀无法掌控的轨道发展。
  2004年6月17日,伊利股份发布公告称,除公司自身累计购买国债4.17亿元外,又向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牧泉元兴饲料有限公司提供资金2.8亿元,进行国债交易。
  这个数字极富意味。2003年7月,伊利股份原大股东呼和浩特市财政局将其持有的14.33%股份转让给金信信托时,总价格恰是2.8亿元。此交易一公布,市场人士普遍认为,这是郑俊怀借道MBO之技。
  郑俊怀最初谋划所谓MBO是在1999年。这年底,当时伊利股份第二大股东呼和浩特立鑫实业准备转让所持股份,郑俊怀提出成立一家公司收购这部分股票,由于伊利股份的股权比较分散,郑解释此举是“防止庄家恶意炒作”。后来引起争端的华世商贸便在此时粉墨登场,连续几次受让了伊利股份的社会法人股。
  庭审时,郑俊怀反复强调自己动机“善良”,称华世商贸的建立“只是过渡,是为日后建立公司管理层激励机制做准备”。但是,华世商贸却没有承担这种角色,另外一家名为启元投资的公司在2001年初成立了,专为“管理层激励”。
  2001年4月,伊利股份董事会通过《关于公司长期激励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的决议》,决定从每年税后利润的10%中提取长期激励资金,注入启元投资;公司高层人员通过持有启元投资的股权,间接持有伊利股份。2002年10月,呼和浩特市国资局将所持国有股中的5007i股(占总股本3.41%)有偿转让给了启元投资。
  2003年1月,呼和浩特市政府同意将伊利股份的国有股有偿转让给启元投资,双方签订了有关协议,启元投资甚至支付了8500万元首付款。但由于MBO彼时正处于争论的漩涡,这一转让最后被紧急叫停。
  郑俊怀却停不下来了。很快,“不介入公司经营、不派管理人员”的江浙庄家——金信信托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主伊利股份。如果金信信托真的是郑俊怀的MBO工具,那么受让伊利股份的2.8亿元资金来自何处?这一问题成为外界关注案件的焦点。
  但是,公诉方并未以此问题起诉郑俊怀等人,而是称其挪用了1650万元的公款,并且“已将所挪用的公款全部归还,没有给公司造成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设想若挪用金额是2.8亿元,判决可就不是6年那么简单了。从这一点上看,呼和浩特地方政府对功臣郑俊怀的保护也可谓煞费苦心。
  稍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法院一审判决的前一日(12月30日),金信信托被勒令停业整顿,而在3天之后(2006年1月4日),中国证监会对外公布了颇受争议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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