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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历史文件采取的不同态度，反映人们不同的思想路线。采取主观臆想态度者，对历史文件任意剪裁、篡改，是历史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反映。这种不尊重历史事实的行为，将使人们不可能认清历史原貌，得出正确的结论。而对待历史文件采取严肃、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反映。这种态度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才能使人们有机会认清历史原貌，得出正确的结论。
今天，我们重温《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仍可以清楚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历史文件严肃、科学的态度。
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为由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倡议出版的德文版《宣言》写了一篇序言。这时，《宣言》已发表近25年了，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宣言》有些地方已经过时，国际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其間还爆发了欧洲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在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回顾了《宣言》产生的经过，以及其后25年来在世界上传播的情况，指出《宣言》所阐明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强调理论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道理，并根据欧洲1848年革命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对《宣言》的内容作了进一步补充。
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表明了他们对待历史文件的严肃、科学的态度。他们指出：“《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也就是说，历史上形成的文件要保持历史的原貌，要对历史负责。对于过时的地方，他们不是修改原文，而是打算在下次再版时加上一个导言以进一步阐明。
由于各种原因，原来设想的导言后来并没有写成，但从这篇序言和后来的6篇序言以及《宣言》正文的注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现出了充分尊重历史文件的态度。比如，他们指出，《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这些措施指的是他们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这十项措施并不是为了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更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国家，应该采取与当时情况相适应的办法和措施。
再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写作《宣言》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经验，所以《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态度问题并没有很好地阐明。而由于有了欧洲1848年革命的经验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宣言》中的这部分内容明显需要补充。
而对于《宣言》本身的一些明显错误的表述，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通过直接修改《宣言》来解决，而是通过注释加以说明。
举一个例子。《宣言》第一章开头一句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严格地说，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而这个时期是不存在阶级的，当然也就谈不上阶级斗争。难道原始社会的历史也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吗？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如果说，他们俩特别是恩格斯在《宣言》再版时将这句话改为“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是可以理解的，也符合当年写作的原意。但这样一改，人们就会问，怎么把概念偷换了呢？事实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通过注释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1888年英文版的《宣言》上，恩格斯就在这句话后面加了这样一个注释：“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农村公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
加了这个注释，不仅准确地表达了写作《宣言》时的原意，而且还使我们明白了很多问题。第一，它使我们了解到，人们什么时候才认识到人类社会曾有一个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在今天看来，人类社会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是一个常识，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宣言》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当时的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还没有达到如今的认识水平，这一问题是后来的社会科学家经过多年研究才发现的。恩格斯的这个注释大体上揭示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过程。
第二，它使我们了解到，马克思、恩格斯是怎么得到这个知识的。从这个注释中可以看出，他们是通过研究当时有关的社会科学家的著作特别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得到这一知识的。恩格斯在1884年指出：“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像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这一著作当时在欧洲鲜为人知，而坚持所谓家长制理论的学者对摩尔根的发现又故意不提。马克思从1880年底到1881年初研读了摩尔根的这一著作，并写下了十几万字（译成汉字）的读书笔记——《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摩尔根的发现提供了根据具体历史材料阐明地区共同体和国家产生途径的可能性。马克思就曾打算联系摩尔根的研究写一部关于这个问题的书。这一计划后来由恩格斯实现，他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时充分利用了上述读书笔记。
第三，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外，还有人在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下，独立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得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恩格斯说：“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历史文件的这种严肃、科学的态度是值得认真学习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导）
今天，我们重温《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仍可以清楚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历史文件严肃、科学的态度。
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为由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倡议出版的德文版《宣言》写了一篇序言。这时，《宣言》已发表近25年了，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宣言》有些地方已经过时，国际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其間还爆发了欧洲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在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回顾了《宣言》产生的经过，以及其后25年来在世界上传播的情况，指出《宣言》所阐明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强调理论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道理，并根据欧洲1848年革命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对《宣言》的内容作了进一步补充。
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表明了他们对待历史文件的严肃、科学的态度。他们指出：“《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也就是说，历史上形成的文件要保持历史的原貌，要对历史负责。对于过时的地方，他们不是修改原文，而是打算在下次再版时加上一个导言以进一步阐明。
由于各种原因，原来设想的导言后来并没有写成，但从这篇序言和后来的6篇序言以及《宣言》正文的注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现出了充分尊重历史文件的态度。比如，他们指出，《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这些措施指的是他们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这十项措施并不是为了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更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国家，应该采取与当时情况相适应的办法和措施。
再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写作《宣言》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经验，所以《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态度问题并没有很好地阐明。而由于有了欧洲1848年革命的经验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宣言》中的这部分内容明显需要补充。
而对于《宣言》本身的一些明显错误的表述，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通过直接修改《宣言》来解决，而是通过注释加以说明。
举一个例子。《宣言》第一章开头一句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严格地说，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而这个时期是不存在阶级的，当然也就谈不上阶级斗争。难道原始社会的历史也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吗？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如果说，他们俩特别是恩格斯在《宣言》再版时将这句话改为“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是可以理解的，也符合当年写作的原意。但这样一改，人们就会问，怎么把概念偷换了呢？事实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通过注释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1888年英文版的《宣言》上，恩格斯就在这句话后面加了这样一个注释：“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农村公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
加了这个注释，不仅准确地表达了写作《宣言》时的原意，而且还使我们明白了很多问题。第一，它使我们了解到，人们什么时候才认识到人类社会曾有一个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在今天看来，人类社会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是一个常识，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宣言》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当时的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还没有达到如今的认识水平，这一问题是后来的社会科学家经过多年研究才发现的。恩格斯的这个注释大体上揭示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过程。
第二，它使我们了解到，马克思、恩格斯是怎么得到这个知识的。从这个注释中可以看出，他们是通过研究当时有关的社会科学家的著作特别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得到这一知识的。恩格斯在1884年指出：“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像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这一著作当时在欧洲鲜为人知，而坚持所谓家长制理论的学者对摩尔根的发现又故意不提。马克思从1880年底到1881年初研读了摩尔根的这一著作，并写下了十几万字（译成汉字）的读书笔记——《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摩尔根的发现提供了根据具体历史材料阐明地区共同体和国家产生途径的可能性。马克思就曾打算联系摩尔根的研究写一部关于这个问题的书。这一计划后来由恩格斯实现，他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时充分利用了上述读书笔记。
第三，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外，还有人在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下，独立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得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恩格斯说：“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历史文件的这种严肃、科学的态度是值得认真学习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