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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5-0176-01
泉州是唐、宋、元时期我国东南四大海港之一，是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两大商港，以“刺桐港”之名蜚声寰宇。作为我国著名的海上丝绸的新起点，泉州在中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见证了古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频繁的贸易往来与友好情谊。
早在1291年初，马可波罗借护送被聘为波斯阿鲁浑汉王妃的元室公主去波斯完婚之机，从福建泉州出海，从而亲眼目睹了当时泉州港的繁荣情况，既而发出“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的感叹。同样的，50多年以后，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以印度苏丹使者的身份来中国进行考察，在他的游记中提及到“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瞳克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据赵汝适所写《诸蕃志》与泉州港有贸易关系或往来的国家或地区有57个，而后，在《岛夷志略》中增至数百个。其中以阿拉伯帝国本土及其所属的波斯与泉州港往来最为频繁，关系最为密切。
8世纪中叶，唐朝安史之乱爆发，随之吐蕃趁机夺取西域四镇，控制河西，陇右，造成陆上丝绸之路严重受阻，尤其是751年，阿拉伯军队与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在中亚的恒罗斯发生会战，高仙芝战败，唐朝失去了中亚的控制，转而重视与外国的海上交通。海上丝绸由此而取代了路上的丝绸之路，泉州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中外交往的港口而开始兴起的。
至宋元时期，泉州与阿拉伯的贸易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由于泉州与广州为宋代天子南库，宋王朝在泉州实行发展海外贸易政策，元佑二年（1087年）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后来又设立来远驿，蕃坊和蕃学，同时允许建立清真寺和外国人墓葬区，于是出现了当时外国人聚居的“蕃人巷”。这些蕃人“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玻璃，玛瑙，异香，胡椒之属”。据《诸蕃志》“志物”记载来看，当时阿拉伯帝国及其所属国家，地区销往泉州的主要特产有乳香，子花，沉香，蔷薇水，木香，珊瑚树，琉璃，珍珠，象牙等十七种。同时，阿拉伯人把中国的造纸术，火药，罗盘针，活字印刷术等四大发明传到欧洲各地，促进了欧洲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
此外，宋代许多在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因各种原因（如协助政府击盗，或捐钱，或联姻）而获官，且他们都家资巨万，权势很大，这大大促进了阿拉伯人在泉州的经济往来。其中，这些商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从广州迁来的阿拉伯穆斯林后裔薄氏。其中，簿寿更不仅善于经营海贸，拥有大量船只，而且“因击盗而被授予泉州安抚使兼沿海都制置使之武职”。薄氏先世寓居占城经商，因航海遇风涛，惮于往来，请求占城国王准其侨居中国，以通往来之货，加之宋廷招徕，遂于南宋初年徙居广州，成为广州最大的富商。南宋嘉定六年，薄庚氏之父薄开宗徙居泉州，揭开薄家经济政治生涯的新时期。元朝时期，因薄氏庚有功，先世祖忽必烈加封其为“闽光大都督”，在泉州设立市舶提举局，仍由其主主持外事，以利用其在外商中的地位和影响。薄寿庚并兼海外诸蕃宣慰使，又奉命“通道外国，抚宣诸夷”招徕外商来华贸易。据记载“泉之诸蒲，为贩舶作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为不足道”。在蒲氏的支持下，促进了泉州港的发展与中阿双方的经济往来。
唐、宋、元三朝时期政府实行招徕阿拉伯等国商人的政策。期中包括：（1）存问外商，收税合理，禁止敲诈勒索。如唐文宗太和八年（854年）以颁布上谕，指出南海各国蕃舶是羡慕中国物产丰富而前来贸易的，应该待以“仁思”，使他们感激欢悦。可是近年来税率苛重，官吏多方铢求，外商怨声载道。为了“绥怀”远人派节度观察使于岭南，泉州，扬州等地阿拉伯，波斯等外商“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2）对授于外商和积极发展海上贸易的华官，华裔以官职，以示鼓励。五代王审知治闽时，积极招徕海外蛮夷商贾。泉州节度使留从效带头发展海外贸易，“陶瓷，铜，铁，泛于藩国，取金贝而返，民甚称便”。唐中叶以后，盘踞泉州的豪族，私自经营贸易。（3）设置市舶，驿站等外贸海关机构，负责征税和接待贡使外商。唐朝后期在泉州设置“参军事四人，掌出使导赞”。这可能是泉州最早的市舶机构。宋代正式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与广州和两浙的杭州，明州并称为三路市舶使。（4）捕缉海盗，加强海防，保证中外交通，贸易安全进行。南宋末，泉州经常遭受到来自台湾菲律宾土人的骚扰，致外舶不敢前来。宋孝宗乾道年间，王大猷任泉州郡守，大力缉捕海盗，遣将分屯海防要塞。（5）正确处理和外人的关系。宋元时期，外人来泉州很多，“民夷杂处”情况混乱，成为“四难”之一，为此宋朝朝廷命外国人集中居住，名为“蕃坊”，设置蕃长，由外商推荐人选，然后由中国政府任命，穿中国官服，“蕃长”管理“蕃坊公事”，并招邀蕃长。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代泉州，仍热有存在许多具有伊斯兰古典建筑风格的历史文物，如陵墓，清真寺，石刻等。这些都充分见证体现了泉州曾经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最后见证者，也体现了中阿交往关系史的源远流长。坐落在泉州东南的三贤四贤墓，又称“泉州灵山圣墓”，是唐代来泉州传播伊斯兰教的两位圣门弟子的坟墓。据明代何乔远《闽书》记载：唐武德年间，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沙仕谒，四贤我高仕传教泉州，卒葬灵山。葬后是山夜光显发，人异其灵圣。故名曰圣墓，山曰灵山。关于三贤四贤墓的布局性质，最早的历史记载应追溯到明代知府周道光的记载，其中可大致概括为“入门，径路甚邱隘，登其堂，境界觉别。徙其巅，中有峰者三，即圣墓也。墓之前，右有小阁，为礼拜所，左有疏轩，可憩；面西而南户，可以远眺。”现墓保护完好，并建亭保护，环以园廊。墓前右方有一“风动石”，墓廊有元朝阿拉伯文修碑和“郑和行香碑”。如今圣墓已成为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及伊斯兰教传播史的重要史迹，并于1988年1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样的，泉州清真寺，又名爱苏哈卜寺，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伊斯兰教建筑，具有阿拉伯建筑风格的伊斯兰教寺。公元1609年穆斯林在寺内增建一间小礼拜殿即“明善堂”，是中式的建筑，因为殿屋狭小，只能容纳三十人祈祷，以致穆斯林常在露天的古大殿内举行主玛礼拜。寺内设有“泉州伊斯兰史迹陈列室”包括古兰经书籍，阿拉伯文石刻等古迹。
参考文献：
[1]杨怀中《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研究》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
[2]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商务印书馆 1982
[3]何乔远 《闽书》卷7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
[4]马金鹏译 《伊本·白图泰游记》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5]陈达生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泉州是唐、宋、元时期我国东南四大海港之一，是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两大商港，以“刺桐港”之名蜚声寰宇。作为我国著名的海上丝绸的新起点，泉州在中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见证了古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频繁的贸易往来与友好情谊。
早在1291年初，马可波罗借护送被聘为波斯阿鲁浑汉王妃的元室公主去波斯完婚之机，从福建泉州出海，从而亲眼目睹了当时泉州港的繁荣情况，既而发出“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的感叹。同样的，50多年以后，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以印度苏丹使者的身份来中国进行考察，在他的游记中提及到“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瞳克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据赵汝适所写《诸蕃志》与泉州港有贸易关系或往来的国家或地区有57个，而后，在《岛夷志略》中增至数百个。其中以阿拉伯帝国本土及其所属的波斯与泉州港往来最为频繁，关系最为密切。
8世纪中叶，唐朝安史之乱爆发，随之吐蕃趁机夺取西域四镇，控制河西，陇右，造成陆上丝绸之路严重受阻，尤其是751年，阿拉伯军队与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在中亚的恒罗斯发生会战，高仙芝战败，唐朝失去了中亚的控制，转而重视与外国的海上交通。海上丝绸由此而取代了路上的丝绸之路，泉州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中外交往的港口而开始兴起的。
至宋元时期，泉州与阿拉伯的贸易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由于泉州与广州为宋代天子南库，宋王朝在泉州实行发展海外贸易政策，元佑二年（1087年）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后来又设立来远驿，蕃坊和蕃学，同时允许建立清真寺和外国人墓葬区，于是出现了当时外国人聚居的“蕃人巷”。这些蕃人“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玻璃，玛瑙，异香，胡椒之属”。据《诸蕃志》“志物”记载来看，当时阿拉伯帝国及其所属国家，地区销往泉州的主要特产有乳香，子花，沉香，蔷薇水，木香，珊瑚树，琉璃，珍珠，象牙等十七种。同时，阿拉伯人把中国的造纸术，火药，罗盘针，活字印刷术等四大发明传到欧洲各地，促进了欧洲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
此外，宋代许多在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因各种原因（如协助政府击盗，或捐钱，或联姻）而获官，且他们都家资巨万，权势很大，这大大促进了阿拉伯人在泉州的经济往来。其中，这些商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从广州迁来的阿拉伯穆斯林后裔薄氏。其中，簿寿更不仅善于经营海贸，拥有大量船只，而且“因击盗而被授予泉州安抚使兼沿海都制置使之武职”。薄氏先世寓居占城经商，因航海遇风涛，惮于往来，请求占城国王准其侨居中国，以通往来之货，加之宋廷招徕，遂于南宋初年徙居广州，成为广州最大的富商。南宋嘉定六年，薄庚氏之父薄开宗徙居泉州，揭开薄家经济政治生涯的新时期。元朝时期，因薄氏庚有功，先世祖忽必烈加封其为“闽光大都督”，在泉州设立市舶提举局，仍由其主主持外事，以利用其在外商中的地位和影响。薄寿庚并兼海外诸蕃宣慰使，又奉命“通道外国，抚宣诸夷”招徕外商来华贸易。据记载“泉之诸蒲，为贩舶作三十年，岁一千万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为不足道”。在蒲氏的支持下，促进了泉州港的发展与中阿双方的经济往来。
唐、宋、元三朝时期政府实行招徕阿拉伯等国商人的政策。期中包括：（1）存问外商，收税合理，禁止敲诈勒索。如唐文宗太和八年（854年）以颁布上谕，指出南海各国蕃舶是羡慕中国物产丰富而前来贸易的，应该待以“仁思”，使他们感激欢悦。可是近年来税率苛重，官吏多方铢求，外商怨声载道。为了“绥怀”远人派节度观察使于岭南，泉州，扬州等地阿拉伯，波斯等外商“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2）对授于外商和积极发展海上贸易的华官，华裔以官职，以示鼓励。五代王审知治闽时，积极招徕海外蛮夷商贾。泉州节度使留从效带头发展海外贸易，“陶瓷，铜，铁，泛于藩国，取金贝而返，民甚称便”。唐中叶以后，盘踞泉州的豪族，私自经营贸易。（3）设置市舶，驿站等外贸海关机构，负责征税和接待贡使外商。唐朝后期在泉州设置“参军事四人，掌出使导赞”。这可能是泉州最早的市舶机构。宋代正式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与广州和两浙的杭州，明州并称为三路市舶使。（4）捕缉海盗，加强海防，保证中外交通，贸易安全进行。南宋末，泉州经常遭受到来自台湾菲律宾土人的骚扰，致外舶不敢前来。宋孝宗乾道年间，王大猷任泉州郡守，大力缉捕海盗，遣将分屯海防要塞。（5）正确处理和外人的关系。宋元时期，外人来泉州很多，“民夷杂处”情况混乱，成为“四难”之一，为此宋朝朝廷命外国人集中居住，名为“蕃坊”，设置蕃长，由外商推荐人选，然后由中国政府任命，穿中国官服，“蕃长”管理“蕃坊公事”，并招邀蕃长。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代泉州，仍热有存在许多具有伊斯兰古典建筑风格的历史文物，如陵墓，清真寺，石刻等。这些都充分见证体现了泉州曾经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最后见证者，也体现了中阿交往关系史的源远流长。坐落在泉州东南的三贤四贤墓，又称“泉州灵山圣墓”，是唐代来泉州传播伊斯兰教的两位圣门弟子的坟墓。据明代何乔远《闽书》记载：唐武德年间，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沙仕谒，四贤我高仕传教泉州，卒葬灵山。葬后是山夜光显发，人异其灵圣。故名曰圣墓，山曰灵山。关于三贤四贤墓的布局性质，最早的历史记载应追溯到明代知府周道光的记载，其中可大致概括为“入门，径路甚邱隘，登其堂，境界觉别。徙其巅，中有峰者三，即圣墓也。墓之前，右有小阁，为礼拜所，左有疏轩，可憩；面西而南户，可以远眺。”现墓保护完好，并建亭保护，环以园廊。墓前右方有一“风动石”，墓廊有元朝阿拉伯文修碑和“郑和行香碑”。如今圣墓已成为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及伊斯兰教传播史的重要史迹，并于1988年1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样的，泉州清真寺，又名爱苏哈卜寺，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伊斯兰教建筑，具有阿拉伯建筑风格的伊斯兰教寺。公元1609年穆斯林在寺内增建一间小礼拜殿即“明善堂”，是中式的建筑，因为殿屋狭小，只能容纳三十人祈祷，以致穆斯林常在露天的古大殿内举行主玛礼拜。寺内设有“泉州伊斯兰史迹陈列室”包括古兰经书籍，阿拉伯文石刻等古迹。
参考文献：
[1]杨怀中《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研究》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
[2]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商务印书馆 1982
[3]何乔远 《闽书》卷7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
[4]马金鹏译 《伊本·白图泰游记》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5]陈达生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