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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李大为
尽管在艺术与科学之间，攀登更接近前者。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奖项试图按照各自的标准评选出每年最优秀的攀登。这其中最权威的法国金冰镐奖亦不能免俗，关于它的所有争议皆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就登山这项本质上无法用量化的标准去评判的运动而言。有可能从中选择出一个真正的胜利者来吗?
金冰镐奖不断制造话题的能力越来越足以比肩麦当娜，2006年也不例外。
这个法国权威奖项的诞生过程很简单。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著名登山家Jean－Claude Marmier想出一个能把当代登山活动所体现的美感及成就展示给更广泛人群的办法——创建一个表彰全世界最杰出的阿尔卑斯举登成就的年度奖项。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借助媒体报道提高奖项知名度，《Montagenes》杂志首席编辑Guy Chaumereuil支持这一提议，两者携子最终为我们带来了金冰镐奖。
Ian Parnell，在《不可能的胜利者》一文中雷指出，金冰镐奖的历史就是一部争论不休的历史。同以往一样，2006年度评选从提名公布起就招来一阵嘘声。去年年底五个候选举登被正式公布，但根据高山集团总裁LeslieFuscke的说法、挑选过程是由《Montagnes》杂志早方面完成，并没有按照惯例等待所有评审提交各自的提名名单。高山集团认为这将使金冰镐奖转变成由新闻界评选的奖项，很大程度上会被商业利益左右，因此决定结束合作。先前被指定担任金冰镐评委会主席的斯洛文尼亚登山家AndrejStremfeU也选择退出。
今年获提名的攀登队中，两支来自前苏联，两支来自斯洛文尼亚，还有一支来自英国。以上无疑都是2006年表现突出的攀登，但许多人也遗憾地发现失意名单同样星光耀眼。若不是名额所限，其中任意一个都有资格获得提名。被遗漏的重要攀登包括：JedBrown和Colin Haley以阿式首攀少有人问津的Mt，Moffit的北壁路线；Louis-Philippe Menard和Maxime Turgeon以阿尔卑斯方式首攀麦全利山“加拿大人直上”路线；Jozef Dodo Kopold和GaboCmarik以阿尔卑斯方式开辟乌利巴霍塔峰新路线。另一方面，退出评选的事也越来越频繁。两年前，Parnell和JohnVarco的Saf Minal峰西壁路线及去年Rolando Garibotti、Ermanno Salvaterra和Alessandro Beltrami的Cerro Torre北壁首登路线，都是在获得提名后攀登者主动申请退出。
2007年1月26日，颁奖典礼在格勒诺布尔举行，Marko Prezelj和BorisLorencic的攀登获得第16届金冰镐奖，Parle Kozjek则获得公众选择奖。
1977年，Mo Anthoine、ChrisBenington、clive Rowland和DougScott首登巴基斯坦境内名符其实的“吃人”山峰魔鬼峰(Ogre)。下撤时Scott不慎在一次摆荡中失去平衡跌断双腿，Boingngton也因一次脱落而肋骨骨折。受伤的Scott最终仅凭血肉模糊的双手和膝盖支撑顽强逃生，他的遭遇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维多利亚竞技俱乐部决定把他们的“年度英雄奖”颁发给他们。
这是当时一个份量很重的评奖,前届得主是英国F1赛车选手NikiLauda，他从一次恐怖的撞车事故中幸存，并在烧伤痊愈后重返赛场。起初Scott对此毫无兴趣，但Bonington怂恿他代表全队去领奖：传说会有25000英镑的现金奖励，他们希望能把这笔钱捐赠给英国珠峰基金会，以资助将来英国攀登者的探险活动。
Scott回忆时认为，接受这个奖项是“错误”的决定。“我所做的事和英雄无关，我不过是救了自己的性命。”但他还是顺从了主办方，出席国家电视台的直播。“我坐在演播室里，身旁是颁奖机构的美女。于是我善意地提醒她，等会可以直接把支票开给MEF，省却转账的麻烦。她茫然地看着我问，‘什么支票?’‘哦，你是说那25000英镑’她回答说，‘今年我们没有奖金。’我又问她奖杯本身值多少钱。当她告诉我大约是95000英镑后，我说我们可能会考虑把它化成金块然后卖掉，显然她不太喜欢这个提议。既然无法谈拢，我也就没必要再耗下去。直播开始前一刻我起身离去，留下美女一人面对全国观众，宣布说‘Scott先生以奖金太少为由拒绝领奖。’”
这下那帮闲得无聊的小报记者可乐坏了：“一夜之间，”我就从登山界的‘耀眼明星’沦落成‘下流坯子’。“Scott也从中学到了宝贵的一课。”是我主动放松了警惕。你必须时刻关注那些可能玷污登山运动纯粹性的企图。
绝大多数攀登者都认同，登山是本质上无法用量化的标准去评判的运动。正如Andrew Lindblade所说，“登山是体力活，但同时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它对体力的要求不亚于奥运马拉松比赛，却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规则欠缺清晰和明确性。也就是说对于登山，标准严谨的比赛纯属多此一举。”
人类天生就有争强好胜之心，登山者也不例外；但他们最珍视的并不是同行之间的比拼，而是和自然界无数激动人心的山峰的交手。对许多登山家而言，攀登为他们提供了竞技体育所不具备的另类舞台．他们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一种包涵创造力、心灵或是美学意义上的诉求。另一方面，评奖需要突显的是候选人间的竞争关系，这通常来自于攀登之外的因素，相较于攀登者，受传统意义上体育比赛对抗氛围熏陶的公众显然会对此更感兴趣。
自现代登山运动诞生那天起，攀登奖项也就应运而生。当法国的水晶采集者巴尔玛和帕卡德医生于1786年首登勃朗峰后从著名学者索热尔及撤丁岛国王那里获得丰厚奖赏，1894年，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提议设立阿尔卑斯奖章，以表彰相邻两届奥运盛会的四年间隔中最出色的攀登。历史上它只是偶尔被颁发过：1988年，梅斯纳尔和库库齐卡因先后完成14座8000米高峰，被授予银质奖章，没有金牌是因为无人能够回答两人中究竟谁更优秀。
尽管人们为了把登山纳入全球体育文化的范畴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时任国际登联主席的Erik ullen还是在1912年指出了两者的互不兼容。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推荐出合适的获奖人，在其罗列的一大堆问题中就包括了“风格不同的攀登完全不具备可比性”这样的观点。
他的这些怨言日后在登山史上最庞大的评奖体系——前苏联分级和排名制度中被进一步放大。自1948年起．前苏联通过从地区直至全国级别的锦标赛层层选拔优秀运动员，所有现在依然活跃于第一线的俄罗斯登山 家都曾参与其中。但在俄罗斯攀登网站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中，攀登者纷纷质疑锦标赛制度是否能起到促进创新的作用。“今日的比赛已经失去实际意义，”AnatoIi Moshnikov说。“它们让登山偏离了本质。”
正是所谓的“本质”——人类在高山这座无情的竞技场上展现出的探险精神，团队协作、激情、创造力和坚毅的求生意志，使得简单的“得票最多者当选”评选制根本无法反映出登山这项艺术的全貌。
虽然如此，登山奖项的数量却在持续激增，其中惟一具有国际影响力，并努力以最接近“本质”的标准进行评判的，就是法国的金冰镐奖(Golden Ice Axe或Ploletd’Or)。
1991年，时任法国《Montagnes》杂志首席编辑的Guy Chaumereuil和高山集团总裁Jean－Claude Marmier在创立金冰镐奖时，他们的目标是对每年最显著的阿尔卑斯式攀登进行表彰和奖励，并因此迅速为国际攀登界所看重。高山集团一向推崇，在攀登中热情的精神投入和高度技术水平具有同等重要性。“入选者都是当年最‘重要’的阿式攀登，选择以及评判标准严格遵循阿尔卑斯道德规范。”Yes Peysson(1997～2000年担任高山集团总裁)补充说，“对围绕我们的山峰的尊重，攀登运动所具有的美感及蕴涵的精神是最根本的评判准则。”
《Montagnes》杂志会预先分发给每位评审一份对候选攀登的简要介绍，在颁奖仪式举行当天，先由各入选攀登队进行20分钟的陈述，并回答评审提出的问题，然后当场投票选出优胜者。从2004年至今，它都在格勒诺布尔举行，这里是杂志总部所在地，也是法国的攀登之乡。
攀登者是脾气古怪的群体，对登山奖项大多怀有抗拒心理，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金冰镐奖的历史会成为一部争论不休的历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样 个宣称对评奖不屑的群体，却总是在结果揭晓后爆发大规模论战和笔墨之争。即使是在1991年，Marko PrezeJ和Andrej Stremfelj因为勇敢地以阿尔卑斯方式首攀干城章嘉峰西南山脊路线获得首届金冰镐奖时，这样一个实至名归的结果依然引起了不和谐的声音。有传言说这是主办方的一个政治决定，他们为了能树立金冰镐奖的国际声誉，放弃了备受观众喜爱的本土组合：Plerre Beghin和Christophe Profit，他们因为实现K2上两条已有路线的连接而入选。评审的决定最终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两个攀登毋庸置疑都非常精彩，但斯洛文尼亚路线几乎是在完全陌生的攀登地形中探索完成，而法国双人组仅仅是把两条前人已经开辟的路线通过一段过渡联系在一起，尽管在攀登风格上有了巨大改善。
1997年的评委会把奖颁给了首攀马卡鲁峰西壁路线的俄罗斯远征队——这次攀登付出了两名队员牺牲的代价——也因此制造了新的话题。《Montagnes》杂志现任编辑PhilippeDescamps解释说：“当时高山集团的总裁Peysson就主张导致死亡的探险不应该获奖。一次完美的攀登应该以所有成员安全回家收尾。”
争论在1999年又有了新议题，当年的评委会最终选择了法国攀登者LloneI Daudet和Sebastien Foissac在Burkett Needle东南壁的攀登,而不是斯洛文尼亚登山家Tomaz Humar在道拉吉里峰南壁的solo。刚刚退休的Marmier宣称：“从1998年开始，评委会的每次决定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说。他强调法国队完成了“有趣的攀登”，“但在过去50年的AAJ中，每年都可以找出2～3个与之同等级别的攀登记录。”
如果仅仅是把法国人攀登的技术难度高但海拔较低(3049米)的山峰和道拉吉里峰(8167米)可怕的南壁作粗浅比较，似乎进一步肯定了Marmier的观点。但Humar的solo没能登顶，更重要的是正如皮松所言，这次攀登有刻意迎合媒体之嫌。此外，按照皮松的观点，“Daudet和Foissac的攀登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登山所应具有的正确的价值观，技术成就并不是惟一标准。“Peysson的话体现出主办方日益成熟的想法。那就是金冰镐奖所扮演的角色是向攀登界传达最有价值的攀登风格和道德规范。不过这个想法非但没有被接受，反而导致更激烈的争论。
2000年，我和Jules Cartwright搭档攀登了猎人峰北侧扶壁新路线，对能获得提名我既吃惊，私下里也非常高兴——毕竟这才是我的第一条能拿得出手的高山路线。但想到陈述仪式我很沮丧，因为我俩都不会说法语。Cartwright提议解决语言障碍的最佳途径就是展示攀登幻灯片的同时搭配些音乐：“来点喧闹的电子舞曲把他们统统叫醒。”很不幸，30秒和谐悦耳的前奏结束后，由Johnny Violent演唱的“EcstasYMakes Me Want to Use a MachineGun”在低音炮的轰鸣声中回荡于整个报告厅，我在想我们是不是玩过了。但不到一会儿，近半数的观众就亢奋了，随着节拍挥舞起拳头，直到乐曲终了。仪式结束后，我把磁带赠送给了上一年的优胜者Foissac。
对于我们获不获奖一点都不重要，但对于有些攀登者，其中既有参与竞争者，也有持批评态度的人，他们看待金冰镐奖的态度要严肃、认真得多。当年的陈述中，轮到ThomasHuber和lwar Wolf介绍Shivling峰北山脊直上路线时，观众席中不时有人轻声嘀咕：这次攀登固定了大量路绳，并且只是在多年前的路线基础上增加了四段新绳距到顶(卡默兰德和海茵茨在距顶峰300米时遇暴风雪下撤)。其实从候选名单公布起，争议就一直没停过。那年被遗漏的重要攀登有：Jonathan copp和Mike Pennings以闪电般的速度登顶希普顿尖塔群的三座顶峰，既有新路线，也有旧路线的快速重复：ScottBackes、Steve House和Mark Twight以“单次冲击”的方式重复麦金利山斯洛伐克路线(捷克路线)。
作为高山集团的成员，MarkTwight在为法国杂志《垂直》撰写的文章中表达了对金冰镐奖遴选标准的保留意见。“所有2000年度的提名路线都覆盖了陌生的攀登地形，但这种‘新’只是自然环境层面的，而60小时不间断攀登捷克直上路线却是对人类的攀登心理这一全新领域的探索。“特怀特说。”这不正是阿式攀登风格发展历程中取得最伟大突破的领域吗?
Twight的批评呼应了Peysson将攀登理念的重要性置于技术成就之上的主张。但它同时揭示了另一种偏见：直到2004年，六个提名攀登 中才第一次同时出现两支来自美国的队伍，金冰镐奖很大程度上仍是欧洲人主导的奖项。1991年的首届评委会提名一支依靠使用固定路绳的围攻战术完成Mt Dickey南壁的意大利队，却对几公里之外美国人JaySmith和Paul Teare在Mt Hunting－ton幻影墙的阿尔卑斯风格攀登视而不见。1994年的评委会则忽略了美国人Brad Jarrett及其队友开辟的没有固定路绳的“埃斯库多梦想”路线，这是巴塔哥尼亚攀登历史上最顶级的大岩壁技术路线之一。相反最后获奖的却是法国攀登者FrancoisMarsigny与英国攀登者Andy Parkin在Cerro Torre完成的“Col of Hope”雪槽路线。虽然他们的下撤及其后穿越大陆冰盖的过程非常惊险，但和很多前辈攀登者一样，受巴塔哥尼亚地区短暂天气窗口的阻碍，马西尼和帕金最终只攀登到距顶峰还有500米的位置。
由Mark Twight提出的关于攀登地形和攀登心理探索的比较在2004年到达高潮。当年是阿尔卑斯风格攀登史上的丰收年，美国人的表现尤其突出，他们在世界各地取得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成功。
初选提名揭晓后，我惊讶地发现一些美国人完成的重要攀登不在其列：而我和John Varco首登印度SafMinal峰西北壁却进入了名单，尽管我们都对自己非常自豪，但无可否认，以上几条美国路线都属于值得攀登者付出毕生精力去追求的牛线。于是我们向主办方表示自愿退出，并希望能增补进一支美国队。他们后来选择了K7的solo，cordes和Wharton依旧没能入围——无论从理念还是风格的角度看,他们的攀登都具有前瞻性，他们在传统围攻风格的领地大Trango塔峰实践了“轻的就是对的”这一阿式攀登原则。
和颁奖典礼的争吵相比，提名时的小波折实在微不足道，最终选择几乎不可避免要把来自不同攀登阵营和国家的攀登者彻底分化。评议焦点落在Steve House的K7solo——往返47小时，背包仅重四公斤，与俄罗斯贾奴北壁首登队之间——后者被比作由11人突击队发动的战争，他们正好代表了登山运动中完全对立的两个极端。
由波兰登山家Krzysztof Wielicki任主席的评委会选择了俄罗斯人。现任高山集团总裁Leslie Fuscko解释说：“贾奴北壁是喜马拉雅山脉最后的几道难题之一。从攀登者提供的照片和视频中,可以看出这不是一个用‘轻装加快速’攀登方式能够完成的目标。难道我们非得等‘轻快’攀登风格的水准发展到足够高时，才去完成贾奴北壁吗?阿式攀登理念中没有绝对的概念，只有在相应时代、相应环境中最合适的选择。”
或许是为了补偿，主办方当年特意新设了公众选择奖。在该奖项的投票中，45％选择Steve House，只有5％的选票投给了贾奴北壁队。
Steve House作好了充分准备去参加一场“道德战争”，但不是为了奖项本身，而是为了捍卫自己对阿尔卑斯式攀登的信念。他在陈述中用了大量时间谴责“以违背阿尔卑斯道德准则的方式完成的攀登”。事实上这次攀登与金冰镐奖的精神背道而驰：’我们断然不能因为破坏性的攀登方式，给子孙后代留下满目创痍的山峰。’俄罗斯人的确登顶了，这是工程学和人类钢铁意志结合的杰出成就，但他们所固有的凶悍攀登风格对山峰造成莫大伤害。
另一方面，《Montagnes》杂志现任编辑Philippe Descamps却坚信评审决定依然具有潜在的道德意义。“传递正确的价值观，特别是对环境的尊重是我们的责任。我相信金冰镐奖能够起到推动传递的作用。比如Yuri Koshelenko和Valeriy Babanov今日的攀登风格就和多年前不同。”因为与Babanov搭档首攀努子东峰东南山脊路线而获得2003年金冰镐奖的俄罗斯攀登者Koshelenko也对此认同：“金冰镐奖的存在使我有机会更好地理解西方登山界的攀登理念。”
2005年度金冰镐奖的出炉经历了比以往任何一届都更严格、更广泛的审视。为了能在体现当代价值观的同时又不与传统割裂，主办方既邀请了先锋登山家SilVo Karo和Francois Marsigny加入评审，也任命经验丰富的喜马拉雅攀登者、历史学家Stephen Venables担任主席。Venables的总结陈词再次应和了An-drew LindbIade对攀登运动的评价：“它和奥运会比赛项目不同。不存在一种科学的，能够精确测量出不同攀登间价值差异的方法。这或许就是攀登要比奥运赛事更伟大、更迷人的原因。所有的提名者都是优胜者。”在向候选人致以敬意后，他宣布说，“最后我们必须从中发掘出一些独特的品质。我们要寻找的是一次能够指向未来的攀登小队伍、默契的配合、借助最少的工具攀登一条美丽而优雅的路线。”我们一致同意，他继续说2005年度金冰镐奖授予南迦帕尔巴特鲁泊尔岩壁新路线。
这是一个近乎没有争议的决定。Denis Urubko同时指出这是金冰镐奖第一次授予美国攀登队，标志着欧洲人固有的偏见已悄然改变。评审的选择和公众的选择终于达成统一。
金冰镐奖肯定会延续下去；事实上近年的几场论战提高了它的知名度，但金冰镐奖每年的侧重点都会发生变化，使其标准不够清晰。它如何评价极限攀登的风险7具体的结果依赖于每年评委会的组成及高山集团时任总裁．这样的不连续性也致使金冰镐奖缺乏一个真实稳定的价值评判体系。
即使金冰镐奖越来越为人关注，但在我看来它的所有问题都根源于其创立登山界“最佳”奖项的想法。正如Doug Scott在1977年领悟到的：真正的攀登者会远离万众瞩目的演讲台，在探险中追寻更丰厚的奖励。
“父亲曾送给我一个他在战争中雕刻的装饰木板，”他说。“上面刻有一句著名体育记者Grantland Rice的名言：‘当至高无上的记分员写下你的名字时，他记录的不是你的输赢，而是你以怎样的方式完成比赛。’”幸运的是我们能够拥有真实的攀登者，越过金冰镐耀眼的光芒，他们寻找到了存放登山运动所能给予的最真实的奖赏的永恒之地 那些伟大的山峰。
尽管在艺术与科学之间，攀登更接近前者。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奖项试图按照各自的标准评选出每年最优秀的攀登。这其中最权威的法国金冰镐奖亦不能免俗，关于它的所有争议皆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就登山这项本质上无法用量化的标准去评判的运动而言。有可能从中选择出一个真正的胜利者来吗?
金冰镐奖不断制造话题的能力越来越足以比肩麦当娜，2006年也不例外。
这个法国权威奖项的诞生过程很简单。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著名登山家Jean－Claude Marmier想出一个能把当代登山活动所体现的美感及成就展示给更广泛人群的办法——创建一个表彰全世界最杰出的阿尔卑斯举登成就的年度奖项。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借助媒体报道提高奖项知名度，《Montagenes》杂志首席编辑Guy Chaumereuil支持这一提议，两者携子最终为我们带来了金冰镐奖。
Ian Parnell，在《不可能的胜利者》一文中雷指出，金冰镐奖的历史就是一部争论不休的历史。同以往一样，2006年度评选从提名公布起就招来一阵嘘声。去年年底五个候选举登被正式公布，但根据高山集团总裁LeslieFuscke的说法、挑选过程是由《Montagnes》杂志早方面完成，并没有按照惯例等待所有评审提交各自的提名名单。高山集团认为这将使金冰镐奖转变成由新闻界评选的奖项，很大程度上会被商业利益左右，因此决定结束合作。先前被指定担任金冰镐评委会主席的斯洛文尼亚登山家AndrejStremfeU也选择退出。
今年获提名的攀登队中，两支来自前苏联，两支来自斯洛文尼亚，还有一支来自英国。以上无疑都是2006年表现突出的攀登，但许多人也遗憾地发现失意名单同样星光耀眼。若不是名额所限，其中任意一个都有资格获得提名。被遗漏的重要攀登包括：JedBrown和Colin Haley以阿式首攀少有人问津的Mt，Moffit的北壁路线；Louis-Philippe Menard和Maxime Turgeon以阿尔卑斯方式首攀麦全利山“加拿大人直上”路线；Jozef Dodo Kopold和GaboCmarik以阿尔卑斯方式开辟乌利巴霍塔峰新路线。另一方面，退出评选的事也越来越频繁。两年前，Parnell和JohnVarco的Saf Minal峰西壁路线及去年Rolando Garibotti、Ermanno Salvaterra和Alessandro Beltrami的Cerro Torre北壁首登路线，都是在获得提名后攀登者主动申请退出。
2007年1月26日，颁奖典礼在格勒诺布尔举行，Marko Prezelj和BorisLorencic的攀登获得第16届金冰镐奖，Parle Kozjek则获得公众选择奖。
1977年，Mo Anthoine、ChrisBenington、clive Rowland和DougScott首登巴基斯坦境内名符其实的“吃人”山峰魔鬼峰(Ogre)。下撤时Scott不慎在一次摆荡中失去平衡跌断双腿，Boingngton也因一次脱落而肋骨骨折。受伤的Scott最终仅凭血肉模糊的双手和膝盖支撑顽强逃生，他的遭遇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维多利亚竞技俱乐部决定把他们的“年度英雄奖”颁发给他们。
这是当时一个份量很重的评奖,前届得主是英国F1赛车选手NikiLauda，他从一次恐怖的撞车事故中幸存，并在烧伤痊愈后重返赛场。起初Scott对此毫无兴趣，但Bonington怂恿他代表全队去领奖：传说会有25000英镑的现金奖励，他们希望能把这笔钱捐赠给英国珠峰基金会，以资助将来英国攀登者的探险活动。
Scott回忆时认为，接受这个奖项是“错误”的决定。“我所做的事和英雄无关，我不过是救了自己的性命。”但他还是顺从了主办方，出席国家电视台的直播。“我坐在演播室里，身旁是颁奖机构的美女。于是我善意地提醒她，等会可以直接把支票开给MEF，省却转账的麻烦。她茫然地看着我问，‘什么支票?’‘哦，你是说那25000英镑’她回答说，‘今年我们没有奖金。’我又问她奖杯本身值多少钱。当她告诉我大约是95000英镑后，我说我们可能会考虑把它化成金块然后卖掉，显然她不太喜欢这个提议。既然无法谈拢，我也就没必要再耗下去。直播开始前一刻我起身离去，留下美女一人面对全国观众，宣布说‘Scott先生以奖金太少为由拒绝领奖。’”
这下那帮闲得无聊的小报记者可乐坏了：“一夜之间，”我就从登山界的‘耀眼明星’沦落成‘下流坯子’。“Scott也从中学到了宝贵的一课。”是我主动放松了警惕。你必须时刻关注那些可能玷污登山运动纯粹性的企图。
绝大多数攀登者都认同，登山是本质上无法用量化的标准去评判的运动。正如Andrew Lindblade所说，“登山是体力活，但同时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它对体力的要求不亚于奥运马拉松比赛，却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规则欠缺清晰和明确性。也就是说对于登山，标准严谨的比赛纯属多此一举。”
人类天生就有争强好胜之心，登山者也不例外；但他们最珍视的并不是同行之间的比拼，而是和自然界无数激动人心的山峰的交手。对许多登山家而言，攀登为他们提供了竞技体育所不具备的另类舞台．他们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一种包涵创造力、心灵或是美学意义上的诉求。另一方面，评奖需要突显的是候选人间的竞争关系，这通常来自于攀登之外的因素，相较于攀登者，受传统意义上体育比赛对抗氛围熏陶的公众显然会对此更感兴趣。
自现代登山运动诞生那天起，攀登奖项也就应运而生。当法国的水晶采集者巴尔玛和帕卡德医生于1786年首登勃朗峰后从著名学者索热尔及撤丁岛国王那里获得丰厚奖赏，1894年，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提议设立阿尔卑斯奖章，以表彰相邻两届奥运盛会的四年间隔中最出色的攀登。历史上它只是偶尔被颁发过：1988年，梅斯纳尔和库库齐卡因先后完成14座8000米高峰，被授予银质奖章，没有金牌是因为无人能够回答两人中究竟谁更优秀。
尽管人们为了把登山纳入全球体育文化的范畴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时任国际登联主席的Erik ullen还是在1912年指出了两者的互不兼容。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推荐出合适的获奖人，在其罗列的一大堆问题中就包括了“风格不同的攀登完全不具备可比性”这样的观点。
他的这些怨言日后在登山史上最庞大的评奖体系——前苏联分级和排名制度中被进一步放大。自1948年起．前苏联通过从地区直至全国级别的锦标赛层层选拔优秀运动员，所有现在依然活跃于第一线的俄罗斯登山 家都曾参与其中。但在俄罗斯攀登网站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中，攀登者纷纷质疑锦标赛制度是否能起到促进创新的作用。“今日的比赛已经失去实际意义，”AnatoIi Moshnikov说。“它们让登山偏离了本质。”
正是所谓的“本质”——人类在高山这座无情的竞技场上展现出的探险精神，团队协作、激情、创造力和坚毅的求生意志，使得简单的“得票最多者当选”评选制根本无法反映出登山这项艺术的全貌。
虽然如此，登山奖项的数量却在持续激增，其中惟一具有国际影响力，并努力以最接近“本质”的标准进行评判的，就是法国的金冰镐奖(Golden Ice Axe或Ploletd’Or)。
1991年，时任法国《Montagnes》杂志首席编辑的Guy Chaumereuil和高山集团总裁Jean－Claude Marmier在创立金冰镐奖时，他们的目标是对每年最显著的阿尔卑斯式攀登进行表彰和奖励，并因此迅速为国际攀登界所看重。高山集团一向推崇，在攀登中热情的精神投入和高度技术水平具有同等重要性。“入选者都是当年最‘重要’的阿式攀登，选择以及评判标准严格遵循阿尔卑斯道德规范。”Yes Peysson(1997～2000年担任高山集团总裁)补充说，“对围绕我们的山峰的尊重，攀登运动所具有的美感及蕴涵的精神是最根本的评判准则。”
《Montagnes》杂志会预先分发给每位评审一份对候选攀登的简要介绍，在颁奖仪式举行当天，先由各入选攀登队进行20分钟的陈述，并回答评审提出的问题，然后当场投票选出优胜者。从2004年至今，它都在格勒诺布尔举行，这里是杂志总部所在地，也是法国的攀登之乡。
攀登者是脾气古怪的群体，对登山奖项大多怀有抗拒心理，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金冰镐奖的历史会成为一部争论不休的历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样 个宣称对评奖不屑的群体，却总是在结果揭晓后爆发大规模论战和笔墨之争。即使是在1991年，Marko PrezeJ和Andrej Stremfelj因为勇敢地以阿尔卑斯方式首攀干城章嘉峰西南山脊路线获得首届金冰镐奖时，这样一个实至名归的结果依然引起了不和谐的声音。有传言说这是主办方的一个政治决定，他们为了能树立金冰镐奖的国际声誉，放弃了备受观众喜爱的本土组合：Plerre Beghin和Christophe Profit，他们因为实现K2上两条已有路线的连接而入选。评审的决定最终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两个攀登毋庸置疑都非常精彩，但斯洛文尼亚路线几乎是在完全陌生的攀登地形中探索完成，而法国双人组仅仅是把两条前人已经开辟的路线通过一段过渡联系在一起，尽管在攀登风格上有了巨大改善。
1997年的评委会把奖颁给了首攀马卡鲁峰西壁路线的俄罗斯远征队——这次攀登付出了两名队员牺牲的代价——也因此制造了新的话题。《Montagnes》杂志现任编辑PhilippeDescamps解释说：“当时高山集团的总裁Peysson就主张导致死亡的探险不应该获奖。一次完美的攀登应该以所有成员安全回家收尾。”
争论在1999年又有了新议题，当年的评委会最终选择了法国攀登者LloneI Daudet和Sebastien Foissac在Burkett Needle东南壁的攀登,而不是斯洛文尼亚登山家Tomaz Humar在道拉吉里峰南壁的solo。刚刚退休的Marmier宣称：“从1998年开始，评委会的每次决定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说。他强调法国队完成了“有趣的攀登”，“但在过去50年的AAJ中，每年都可以找出2～3个与之同等级别的攀登记录。”
如果仅仅是把法国人攀登的技术难度高但海拔较低(3049米)的山峰和道拉吉里峰(8167米)可怕的南壁作粗浅比较，似乎进一步肯定了Marmier的观点。但Humar的solo没能登顶，更重要的是正如皮松所言，这次攀登有刻意迎合媒体之嫌。此外，按照皮松的观点，“Daudet和Foissac的攀登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登山所应具有的正确的价值观，技术成就并不是惟一标准。“Peysson的话体现出主办方日益成熟的想法。那就是金冰镐奖所扮演的角色是向攀登界传达最有价值的攀登风格和道德规范。不过这个想法非但没有被接受，反而导致更激烈的争论。
2000年，我和Jules Cartwright搭档攀登了猎人峰北侧扶壁新路线，对能获得提名我既吃惊，私下里也非常高兴——毕竟这才是我的第一条能拿得出手的高山路线。但想到陈述仪式我很沮丧，因为我俩都不会说法语。Cartwright提议解决语言障碍的最佳途径就是展示攀登幻灯片的同时搭配些音乐：“来点喧闹的电子舞曲把他们统统叫醒。”很不幸，30秒和谐悦耳的前奏结束后，由Johnny Violent演唱的“EcstasYMakes Me Want to Use a MachineGun”在低音炮的轰鸣声中回荡于整个报告厅，我在想我们是不是玩过了。但不到一会儿，近半数的观众就亢奋了，随着节拍挥舞起拳头，直到乐曲终了。仪式结束后，我把磁带赠送给了上一年的优胜者Foissac。
对于我们获不获奖一点都不重要，但对于有些攀登者，其中既有参与竞争者，也有持批评态度的人，他们看待金冰镐奖的态度要严肃、认真得多。当年的陈述中，轮到ThomasHuber和lwar Wolf介绍Shivling峰北山脊直上路线时，观众席中不时有人轻声嘀咕：这次攀登固定了大量路绳，并且只是在多年前的路线基础上增加了四段新绳距到顶(卡默兰德和海茵茨在距顶峰300米时遇暴风雪下撤)。其实从候选名单公布起，争议就一直没停过。那年被遗漏的重要攀登有：Jonathan copp和Mike Pennings以闪电般的速度登顶希普顿尖塔群的三座顶峰，既有新路线，也有旧路线的快速重复：ScottBackes、Steve House和Mark Twight以“单次冲击”的方式重复麦金利山斯洛伐克路线(捷克路线)。
作为高山集团的成员，MarkTwight在为法国杂志《垂直》撰写的文章中表达了对金冰镐奖遴选标准的保留意见。“所有2000年度的提名路线都覆盖了陌生的攀登地形，但这种‘新’只是自然环境层面的，而60小时不间断攀登捷克直上路线却是对人类的攀登心理这一全新领域的探索。“特怀特说。”这不正是阿式攀登风格发展历程中取得最伟大突破的领域吗?
Twight的批评呼应了Peysson将攀登理念的重要性置于技术成就之上的主张。但它同时揭示了另一种偏见：直到2004年，六个提名攀登 中才第一次同时出现两支来自美国的队伍，金冰镐奖很大程度上仍是欧洲人主导的奖项。1991年的首届评委会提名一支依靠使用固定路绳的围攻战术完成Mt Dickey南壁的意大利队，却对几公里之外美国人JaySmith和Paul Teare在Mt Hunting－ton幻影墙的阿尔卑斯风格攀登视而不见。1994年的评委会则忽略了美国人Brad Jarrett及其队友开辟的没有固定路绳的“埃斯库多梦想”路线，这是巴塔哥尼亚攀登历史上最顶级的大岩壁技术路线之一。相反最后获奖的却是法国攀登者FrancoisMarsigny与英国攀登者Andy Parkin在Cerro Torre完成的“Col of Hope”雪槽路线。虽然他们的下撤及其后穿越大陆冰盖的过程非常惊险，但和很多前辈攀登者一样，受巴塔哥尼亚地区短暂天气窗口的阻碍，马西尼和帕金最终只攀登到距顶峰还有500米的位置。
由Mark Twight提出的关于攀登地形和攀登心理探索的比较在2004年到达高潮。当年是阿尔卑斯风格攀登史上的丰收年，美国人的表现尤其突出，他们在世界各地取得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成功。
初选提名揭晓后，我惊讶地发现一些美国人完成的重要攀登不在其列：而我和John Varco首登印度SafMinal峰西北壁却进入了名单，尽管我们都对自己非常自豪，但无可否认，以上几条美国路线都属于值得攀登者付出毕生精力去追求的牛线。于是我们向主办方表示自愿退出，并希望能增补进一支美国队。他们后来选择了K7的solo，cordes和Wharton依旧没能入围——无论从理念还是风格的角度看,他们的攀登都具有前瞻性，他们在传统围攻风格的领地大Trango塔峰实践了“轻的就是对的”这一阿式攀登原则。
和颁奖典礼的争吵相比，提名时的小波折实在微不足道，最终选择几乎不可避免要把来自不同攀登阵营和国家的攀登者彻底分化。评议焦点落在Steve House的K7solo——往返47小时，背包仅重四公斤，与俄罗斯贾奴北壁首登队之间——后者被比作由11人突击队发动的战争，他们正好代表了登山运动中完全对立的两个极端。
由波兰登山家Krzysztof Wielicki任主席的评委会选择了俄罗斯人。现任高山集团总裁Leslie Fuscko解释说：“贾奴北壁是喜马拉雅山脉最后的几道难题之一。从攀登者提供的照片和视频中,可以看出这不是一个用‘轻装加快速’攀登方式能够完成的目标。难道我们非得等‘轻快’攀登风格的水准发展到足够高时，才去完成贾奴北壁吗?阿式攀登理念中没有绝对的概念，只有在相应时代、相应环境中最合适的选择。”
或许是为了补偿，主办方当年特意新设了公众选择奖。在该奖项的投票中，45％选择Steve House，只有5％的选票投给了贾奴北壁队。
Steve House作好了充分准备去参加一场“道德战争”，但不是为了奖项本身，而是为了捍卫自己对阿尔卑斯式攀登的信念。他在陈述中用了大量时间谴责“以违背阿尔卑斯道德准则的方式完成的攀登”。事实上这次攀登与金冰镐奖的精神背道而驰：’我们断然不能因为破坏性的攀登方式，给子孙后代留下满目创痍的山峰。’俄罗斯人的确登顶了，这是工程学和人类钢铁意志结合的杰出成就，但他们所固有的凶悍攀登风格对山峰造成莫大伤害。
另一方面，《Montagnes》杂志现任编辑Philippe Descamps却坚信评审决定依然具有潜在的道德意义。“传递正确的价值观，特别是对环境的尊重是我们的责任。我相信金冰镐奖能够起到推动传递的作用。比如Yuri Koshelenko和Valeriy Babanov今日的攀登风格就和多年前不同。”因为与Babanov搭档首攀努子东峰东南山脊路线而获得2003年金冰镐奖的俄罗斯攀登者Koshelenko也对此认同：“金冰镐奖的存在使我有机会更好地理解西方登山界的攀登理念。”
2005年度金冰镐奖的出炉经历了比以往任何一届都更严格、更广泛的审视。为了能在体现当代价值观的同时又不与传统割裂，主办方既邀请了先锋登山家SilVo Karo和Francois Marsigny加入评审，也任命经验丰富的喜马拉雅攀登者、历史学家Stephen Venables担任主席。Venables的总结陈词再次应和了An-drew LindbIade对攀登运动的评价：“它和奥运会比赛项目不同。不存在一种科学的，能够精确测量出不同攀登间价值差异的方法。这或许就是攀登要比奥运赛事更伟大、更迷人的原因。所有的提名者都是优胜者。”在向候选人致以敬意后，他宣布说，“最后我们必须从中发掘出一些独特的品质。我们要寻找的是一次能够指向未来的攀登小队伍、默契的配合、借助最少的工具攀登一条美丽而优雅的路线。”我们一致同意，他继续说2005年度金冰镐奖授予南迦帕尔巴特鲁泊尔岩壁新路线。
这是一个近乎没有争议的决定。Denis Urubko同时指出这是金冰镐奖第一次授予美国攀登队，标志着欧洲人固有的偏见已悄然改变。评审的选择和公众的选择终于达成统一。
金冰镐奖肯定会延续下去；事实上近年的几场论战提高了它的知名度，但金冰镐奖每年的侧重点都会发生变化，使其标准不够清晰。它如何评价极限攀登的风险7具体的结果依赖于每年评委会的组成及高山集团时任总裁．这样的不连续性也致使金冰镐奖缺乏一个真实稳定的价值评判体系。
即使金冰镐奖越来越为人关注，但在我看来它的所有问题都根源于其创立登山界“最佳”奖项的想法。正如Doug Scott在1977年领悟到的：真正的攀登者会远离万众瞩目的演讲台，在探险中追寻更丰厚的奖励。
“父亲曾送给我一个他在战争中雕刻的装饰木板，”他说。“上面刻有一句著名体育记者Grantland Rice的名言：‘当至高无上的记分员写下你的名字时，他记录的不是你的输赢，而是你以怎样的方式完成比赛。’”幸运的是我们能够拥有真实的攀登者，越过金冰镐耀眼的光芒，他们寻找到了存放登山运动所能给予的最真实的奖赏的永恒之地 那些伟大的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