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博士研究生，专业是“农村发展与管理”，这个专业是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之下主要从事农村方面研究的专业。
　　之前很多人不解：这个专业都学什么？以后又能做些什么呢？近年来，“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屡见报端，其实，服务乡村扶贫和发展就是我们主要干的事情。

结缘河边村

　　河边村位于云南省勐腊县勐伴镇，是个紧邻中国和老挝边境线的瑶族山地村寨，距离北京有3000多公里。从地图上看，它隐藏在连绵起伏的山林之中，像是躲进了大地的褶皱里，一点儿也不显眼。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与这样的一个村寨产生联系。
　　我的导师李小云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关注农村发展议题，2001年，开发了村级扶贫规划方法，被采纳成为21世纪农村扶贫战略的基本框架。2015年，他选定河边村開展驻村扶贫，探索村庄深度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微观实验。在这样的影响下，我作为他的学生，也顺理成章进入到了河边村。这些年来，参与其中的学生不少，由于我是硕博连读生，学制上的特殊性让我有机会一鼓作气地、完整地参与到了这场实验之中。

每天三千字

　　本科阶段时，我们经常在老师的带领下，进入到北京周边的村庄进行调研，常常是三五天的时间，运用课堂上学到的“参与式发展”的理念，通过村干部召集村民到活动室，按照一定的比例选取老人、妇女等特定人群，运用“问题树”“季节历”等工具，发现村庄发展面临的困境，再采用讨论的方式得到一个解决的思路。
　　没想到读到研究生，情况却不同了。第一次去河边村之前，导师跟我说：“不要有任何的预设，进入村庄后，待着就行。”
　　“待着？”我深感惶恐，这是什么科研实践？哪一路的研究方法？但不可否认，我心底随即又感到了一丝轻快，既然导师都发话了，那起码证明我暂时确实不需要出什么成果吧。抱着这样的侥幸，我来到了河边村。
　　照着导师说的，我每天跟着师兄师姐，愉快地在村里到处晃荡，与村里人挨个认识，打打招呼，建立联系，甚感轻松。但时间一久，还是不免焦虑起来：博士研究生毕竟学制上有硬性的学术要求，眼看着其他同学都有层出不穷的学术成果，我可怎么办？
　　来自同伴的压力督促着我找导师聊了好几次，可他每次都一副不用着急、不担心的态度，让我也只好无奈地接受了“学术是急不来的”这样一个现实。
　　当我真心不去在意学术上一时一刻的得失之后，我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所处的村庄现实上，留心起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正是在这样的长期驻村生活之中，我开始发现了自己感兴趣的村庄发展议题：在大规模扶贫带来了大量公共要素进入到乡村的背景下，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场域，维系乡村秩序稳定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呢？
　　我恍然大悟，不去预设研究问题，意味着我可以在田野中关注任何方面的信息，最终这些信息将会一步步导向我去往我真正感兴趣的研究问题，这是与过去我所熟悉的方法完全不一样的研究路径啊。
　　现在想来，一开始生活在乡村的那段悠闲日子，我也并不是“晃荡”过来的，在还不知道自己的研究问题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件事——尽量每天做到写3000字的田野记录。这几年下来，关于河边村的田野记录加起来大概有三四十万字。这些记录零零散散，主题众多：有我们内部工作讨论的会议记录;有一些村庄层面的描写;有第一次召集村民开会，现场发钱的场面;也有农户跟我聊天时讲到的八卦;还有过年时我看到村民们“杀年猪”以及进行宗教仪式活动，如“度戒”等场面的记录。

　　很多当下发生的事情，时间久了以后，就难以保持历历在目的感触，但记录可以帮助我们将记忆保持得更久一些。甚至，我有时可以根据田野记录，唤醒当时我对于某一现象的理解，而与若干年后现在的我的思考做对比，就又一次加深了我对于乡村发展的多维解读。比如，我之前总是想不通乡村社会运作机理的核心究竟是什么，看似被政府、公益组织干预很多的村庄，为何能保持内在的稳定性。直到我从乡村内部的社会网络结构出发才得以理解，而笔记中所记载的村民们在日常生活中相互拆借的款项、农忙时的换工帮工记录、甚至是过年杀猪分肉时的场景，就能够将乡村社会运作的社会网络一点点呈现出来。日后写论文时，我常常感激自己当时坚持做到了记录这一点，它帮助我累积下了博士论文所需要的二三十万字的内涵与体量。

学在河边村分校

　　我从2015年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就跟着导师李小云教授来到河边村，开始了实地工作，至今已是6个年头。这期间，我们团队帮助过去长期处于贫困陷阱的村寨建立了新产业、成立了合作社，让村寨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把村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建立了“青年创业小组”，开展公共景观绿化、小型生态养殖等项目。此外，我们还在河边村建立了以休闲旅游为主体的新业态产业，并培训村民相应的服务技能，支持这里的年轻人组成村庄合作社管理团队。过去，只能在大城市餐厅后厨当小工的小周，在建设早期就回到了家乡，和我们一起摸索乡村发展道路，如今也成为了合作社的CEO，数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向更多人分享河边村的故事。小进，也逐渐学会了财务方面的基础知识，负责合作社的收入登记、定期给村民发放款项等。可以说，他们真正成为了乡村发展的自主力量、核心力量。
　　基于我们团队在河边村的实践，在导师的指导下，我们提出了“乡村CEO计划”的发展框架，旨在培养出既身处乡村、了解乡村，又能有效对接城市、对接市场的乡村青年领袖，探索2020年后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每一年，我都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在河边村度过。甚至有两个春节，我都和团队一起留在河边村工作和研究，没有回家。熟悉我的朋友们甚至会开玩笑，说我读的是“中国农业大学——河边村分校”。
　　大家提起河边村，总是关注河边村的改变，而我觉得，我们学生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河边村一起成长了，这6年，我读书、实践、科研都在“河边”，而今，博士论文也即将完成。我长时间在村庄生活和实践，积累了很多的素材，这些素材很多并不能靠问卷、数据就可以简单获得，而是需要沉浸在村庄中生活，事无巨细地参与到项目实施之中，才能更加全面和深刻地认识这个村庄在打赢脱贫攻坚战、迈向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社会变迁。也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中，我才有可能理解，通过公共资源的大量引入去改变乡村秩序的过程，也就是乡村公共管理的过程的复杂性。我的博士论文则基于在河边村的深度实践，尝试性提出一个可能的乡村治理框架，呈现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村庄自身三者是如何相互嵌入、构建起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来实现有效互动，从而来帮助转型时期的乡村实现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