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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如飞鸿,爱不止今生。
她是北京电影学院89级的校花,北影招女生的第一要求就是漂亮,校花自然是美人中的美人。当然,这称号对现在的俞飞鸿来说轻如鸿毛。现在的她,更重要的身份是导演、出品人,两颊带着拍戏晒出的两坨“高原红”,只有一双眼睛依旧宝光流转。
从2006年至今,她没有拍过戏,所有精力放在一部电影上,为了它成立公司、找投资、写剧本、托人情,直到今天成品出来。美丽对于她,已经成为轻飘飘的过往。
俞飞鸿的父母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工程师。由于长得好看,父母都不用去幼儿园接她,自有只为了给她梳头打扮、装成洋娃娃的人去接。但父母从没夸过她漂亮,“我以为别人对我的喜爱,是每个小朋友都能感受到的。”
8岁的时候,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拍摄了电影《竹》,她在里面演一个很可怜的小朋友,拿着红宝书说:“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还是被乱枪打死了。当时剧组说:“这个小姑娘挺灵的,等你长到18岁来考我们电影学院吧。”
俞飞鸿说:“有时候真的是命运安排,10年以后我就考上电影学院了。”她的校园生活非常完美,高年级男生们为了追求她,集体养了只小狗,轮流陪她遛狗。“没有人说,‘俞飞鸿,我养条狗,我要跟你好。’”因此俞飞鸿就没当那些人追过她。专业课、文化课她都是全班第一。当有导演去问:有没有气质特别的女生可以推荐?老师们总想起她。
大三那年,美国四大畅销书之一的《喜福会》拍成电影,俞飞鸿是唯一从中国去的演员。故事的主人公是四对母女,她扮演一位母亲的年轻时代,从16岁到25岁,因为痛恨不成器的丈夫,亲手在澡盆里溺死了雪白可爱的儿子。与卢燕、邬君梅这些老戏骨相比,她全部的优势就是惊人的美貌,但她认为自己还是可以驾驭这么苦情的角色。“我在学校里就已经演过《人证》里的母亲,所以那个角色对我没什么困难。”
当时去美国非常难,拍完戏后,制片和编剧问她:“愿不愿意留下来,我们可以帮你办身份。”她当时的想法很学生气,一是学业没有完成,二是她认为,导演系的同学们毕业后都会有自己的作品,她就拍他们的戏。
她留校当上班主任,教授有时会说“俞老师说两句吧”,“我不太情愿说,因为我忽然觉得,我能跟他们说的都是老师教给我的,很难去把自己的实践经验告诉他们。”刚毕业的同学们哪有拍戏的机会,她帮助同学策划故事找投资,发觉很难,就又有了出国深造的想法。她一去就是两年半,直到出现电视剧《牵手》这个机会。
她看过须兰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其他的故事渐渐模糊了,只有《银杏,银杏》在记忆中挥之不去。“有时候会想它里面的情节,它所表现的情愫,再看的时候会发现,可能跟自己想的不一样,也可能时过境迁,没有了最初的感动。”这个故事传递的爱情观今天看起来太过传统甚至过时:阿九全家被土匪杀害,她卧底到土匪弟弟身边做情人,设计杀死土匪。复仇的疯狂和对爱人的歉疚使她饮弹自尽,死前和恋人相约来世再见。恋人在银杏树下等了她50年,她再出现时已经轮回成为别人的妻子。这10年间,她像祥林嫂一样,不断跟人讲这个故事,越讲越丰富,最后她的朋友王朔说:“你既然讲得比原作还好,不如自己拍。”
“念头刚出来的时候觉得挺可怕的,‘哇,多大的工程啊!太麻烦了,我太年轻了,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但这种情结越来越重,酝酿过程中细节越来越详尽,那种拍成电影的冲动越来越强,慢慢儿慢慢儿才想自己去试试。”
“我不是为了去做导演而做导演,如果是这样我可以拣一个小习作来确定导演位置。最初让我萌动做导演的念头完全是因为《银杏,银杏》这个故事,你不让我拍这个故事,我根本不知道该拍什么,我最初的冲动和感动都在这个故事里。我不会太去限定自己的身份和职位,我在生活上是自由的人,我希望呈现一个我创作的东西。”
俞飞鸿做导演之前的路相当顺畅,“在我一生中还没有什么让我觉得是煎熬”,直到筹备《爱有来生》这部电影。“如果辛苦只是走的路很远,或者少睡一点儿,这都能熬过去。很多东西让你没有希望,比如在云南下雨下到让我们绝望,唯一的公路塌陷50米,我们只能停在那儿傻耗,每天烧着钱,那真是心痛。我是个特别不愿意欠人家钱财、欠人家人情的人,我情愿别人欠我,我欠别人心里会有很大的负担。”
其实做演员时,俞飞鸿就表现出了过多的理性。《牵手》导演计划让她演夏晓雪,她分析了自己的年龄、经历、留学背景,“我演王纯更合适吧?刚刚毕业几年,也是在异地,一个人要寻找位置、寻找生活,租房子什么的,跟我去美国两年的经历很相似,我会比较有感触。”换一般演员很难做这种选择,夏晓雪是主角,戏份多,王纯是第三者,容易招人烦。
做导演同样如此。“我也不觉得我做过一次导演,后面就必须马不停蹄地跟着拍。我比较欣赏姜文的状态,他可以拍一部成功的电影之后7年没有作品,因为他没有找到自己想拍的故事,对于我也可能会这样。”
唐驰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编辑/刘杨
她是北京电影学院89级的校花,北影招女生的第一要求就是漂亮,校花自然是美人中的美人。当然,这称号对现在的俞飞鸿来说轻如鸿毛。现在的她,更重要的身份是导演、出品人,两颊带着拍戏晒出的两坨“高原红”,只有一双眼睛依旧宝光流转。
从2006年至今,她没有拍过戏,所有精力放在一部电影上,为了它成立公司、找投资、写剧本、托人情,直到今天成品出来。美丽对于她,已经成为轻飘飘的过往。
俞飞鸿的父母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工程师。由于长得好看,父母都不用去幼儿园接她,自有只为了给她梳头打扮、装成洋娃娃的人去接。但父母从没夸过她漂亮,“我以为别人对我的喜爱,是每个小朋友都能感受到的。”
8岁的时候,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拍摄了电影《竹》,她在里面演一个很可怜的小朋友,拿着红宝书说:“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还是被乱枪打死了。当时剧组说:“这个小姑娘挺灵的,等你长到18岁来考我们电影学院吧。”
俞飞鸿说:“有时候真的是命运安排,10年以后我就考上电影学院了。”她的校园生活非常完美,高年级男生们为了追求她,集体养了只小狗,轮流陪她遛狗。“没有人说,‘俞飞鸿,我养条狗,我要跟你好。’”因此俞飞鸿就没当那些人追过她。专业课、文化课她都是全班第一。当有导演去问:有没有气质特别的女生可以推荐?老师们总想起她。
大三那年,美国四大畅销书之一的《喜福会》拍成电影,俞飞鸿是唯一从中国去的演员。故事的主人公是四对母女,她扮演一位母亲的年轻时代,从16岁到25岁,因为痛恨不成器的丈夫,亲手在澡盆里溺死了雪白可爱的儿子。与卢燕、邬君梅这些老戏骨相比,她全部的优势就是惊人的美貌,但她认为自己还是可以驾驭这么苦情的角色。“我在学校里就已经演过《人证》里的母亲,所以那个角色对我没什么困难。”
当时去美国非常难,拍完戏后,制片和编剧问她:“愿不愿意留下来,我们可以帮你办身份。”她当时的想法很学生气,一是学业没有完成,二是她认为,导演系的同学们毕业后都会有自己的作品,她就拍他们的戏。
她留校当上班主任,教授有时会说“俞老师说两句吧”,“我不太情愿说,因为我忽然觉得,我能跟他们说的都是老师教给我的,很难去把自己的实践经验告诉他们。”刚毕业的同学们哪有拍戏的机会,她帮助同学策划故事找投资,发觉很难,就又有了出国深造的想法。她一去就是两年半,直到出现电视剧《牵手》这个机会。
她看过须兰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其他的故事渐渐模糊了,只有《银杏,银杏》在记忆中挥之不去。“有时候会想它里面的情节,它所表现的情愫,再看的时候会发现,可能跟自己想的不一样,也可能时过境迁,没有了最初的感动。”这个故事传递的爱情观今天看起来太过传统甚至过时:阿九全家被土匪杀害,她卧底到土匪弟弟身边做情人,设计杀死土匪。复仇的疯狂和对爱人的歉疚使她饮弹自尽,死前和恋人相约来世再见。恋人在银杏树下等了她50年,她再出现时已经轮回成为别人的妻子。这10年间,她像祥林嫂一样,不断跟人讲这个故事,越讲越丰富,最后她的朋友王朔说:“你既然讲得比原作还好,不如自己拍。”
“念头刚出来的时候觉得挺可怕的,‘哇,多大的工程啊!太麻烦了,我太年轻了,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但这种情结越来越重,酝酿过程中细节越来越详尽,那种拍成电影的冲动越来越强,慢慢儿慢慢儿才想自己去试试。”
“我不是为了去做导演而做导演,如果是这样我可以拣一个小习作来确定导演位置。最初让我萌动做导演的念头完全是因为《银杏,银杏》这个故事,你不让我拍这个故事,我根本不知道该拍什么,我最初的冲动和感动都在这个故事里。我不会太去限定自己的身份和职位,我在生活上是自由的人,我希望呈现一个我创作的东西。”
俞飞鸿做导演之前的路相当顺畅,“在我一生中还没有什么让我觉得是煎熬”,直到筹备《爱有来生》这部电影。“如果辛苦只是走的路很远,或者少睡一点儿,这都能熬过去。很多东西让你没有希望,比如在云南下雨下到让我们绝望,唯一的公路塌陷50米,我们只能停在那儿傻耗,每天烧着钱,那真是心痛。我是个特别不愿意欠人家钱财、欠人家人情的人,我情愿别人欠我,我欠别人心里会有很大的负担。”
其实做演员时,俞飞鸿就表现出了过多的理性。《牵手》导演计划让她演夏晓雪,她分析了自己的年龄、经历、留学背景,“我演王纯更合适吧?刚刚毕业几年,也是在异地,一个人要寻找位置、寻找生活,租房子什么的,跟我去美国两年的经历很相似,我会比较有感触。”换一般演员很难做这种选择,夏晓雪是主角,戏份多,王纯是第三者,容易招人烦。
做导演同样如此。“我也不觉得我做过一次导演,后面就必须马不停蹄地跟着拍。我比较欣赏姜文的状态,他可以拍一部成功的电影之后7年没有作品,因为他没有找到自己想拍的故事,对于我也可能会这样。”
唐驰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编辑/刘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