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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上海兰心大戏院，一场题为《上海爷叔讲上海》的沪语单口演出，将滑稽演员姚勇儿的名字重新带回到上海观众的视线里。宝蓝色领结、雪白的小翻领衬衫、奶白色西裤配上西装背带，以及那头梳得纹丝不乱的经典背头，身材高大富态的姚勇儿往兰心的舞台中间一立，就是一个的的刮刮、腔调十足的“上海爷叔”。整整两个小时的演出，没有提示，没有提词板，除了一段萨克斯演奏的过场，没有任何其他花哨的辅助桥段，全凭姚勇儿的单人单口，单枪匹马。从远东第一高楼和平饭店的卓然崛起到旧上海十里洋场的历经变迁，从外国冒险家们的纷至沓来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奋发中兴，“爷叔”用一口地道且怀旧的上海方言，生动丰富、戏谑有趣的讲述方式，与台下的老朋友小朋友一道历历细数上海开埠 170 周年的风华往事。
“今年恰好是上海开埠170周年，我对上海的感情太深了，我觉得我可以，也应该讲讲我所了解到的上海的历史，和大家共同回忆上海的过去，共同分享上海的辉煌，使得大家更加热爱上海这座城市。”这正是姚勇儿在阔别上海滑稽舞台24年之后，终于下定决心“重出江湖”的动因所在。“一开始确实有点紧张，毕竟那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观众还买不买我的账？5月先是演了8场，加上7月、8月、10月的演出，迄今为止总共做了14场，总体来说各方面的反响都蛮不错。到了2014年的春节还会再度与观众见面。”
和姚勇儿谈起上述话题的时候，我们正坐在凯司令西餐厅的二楼窗边的座位上，窗外则是永远繁华精致的南京西路。一起的还有姚勇儿的胞兄、如今上海滑稽剧坛领军人物之一的姚祺儿。
毫无疑问，会选择这样一个充满老上海气息的怀旧地点，是两位“上海爷叔”的主意。一是离姚勇儿的公司很近，二来本身就是两位经常碰头吃饭的地方。餐厅的服务员显然也是熟稔的，一进门便用上海话热络地招呼着，说是已经留好了“老位子”。姚祺儿照例是“老花头”：一份土豆色拉、一碗罗宋汤、一块炸猪排。姚勇儿则要了一杯咖啡，说是自己中午饭一向吃得晚，现在还不到辰光。“搿么餐前面包侬吃脱。我的土豆色拉侬还稍微吃一点。”两人以一种家常而随意的方式交换着彼此的意见，就像寻常所见的任何一对亲爱的弟兄。事实上，这也确乎是一次见缝插针式的采访。姚祺儿正要开始他新戏的彩排，而姚勇儿则因为工作的关系频繁往来于香江与沪上，留给我们的共同时间，只有这样一个边吃边聊的中午。
“不容易”，这是哥哥姚祺儿对弟弟的《上海爷叔》的评价。“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已经是上海滩上非常有影响、也非常著名的一个滑稽演员。最早的‘王小毛’就是他扮演的，《滑稽王小毛》的主题歌也是他唱的。我一点也不瞎讲，当时勇儿要比我这个阿哥红。”姚祺儿笑着对我讲，“虽然离开上海滑稽舞台二十多年了，但是姚勇儿这个名字，别说滑稽同行，就算是观众也都不曾忘记。直到现在，我姚祺儿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交关大了吧，还是有人会管我叫姚勇儿。”
“爹爹姆妈本不希望我们搞滑稽”
在很多人看来，既然家中有姚慕双周柏春这样两尊大神坐镇，身为晚辈的姚祺儿姚勇儿会走上滑稽艺术道路，根本顺理成章。然而现实的情况恰恰是，姚慕双先生对于自己的子女进入滑稽界抱着虽不曾激烈反对、也不愿大力促成的态度——“好好较读书！”这才是姚氏夫妇日常挂在嘴边的句子。
姚周两位先生之所以会从事滑稽事业，本身就是一场阴差阳错。如果不是遭遇家庭经济变故，毕业于当时沪上响当当的“精英学校”育才公学、“英文交关灵光”的姚锡祺恐怕会沿着洋行职员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世上便没有了“姚慕双”这一号人物；而同样在育才公学就读的三弟姚振民也不会“暗搓搓”地改名“周柏春”，偷偷跟着哥哥一起在电台一搭一唱演起了滑稽。“从前唱滑稽经常被人家看不起，兄弟都唱滑稽总觉得有点难为情，所以我决定改名换姓，跟母亲姓周。”周柏春先生曾经这样解释自己艺名的由来。或许也正是因为个人的这种经历，在姚慕双先生潜在的想法里，读书到底是人生首选的正途。
“爸爸妈妈对我们的学习特别重视，尤其是妈妈。我外公外婆家里都是大人家，妈妈是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她对我们非常非常严格。”姚祺儿说。
在弟弟姚勇儿的眼中，“读书好得不得了”的哥哥姚祺儿始终都是他们兄弟姐妹几人学习的榜样。“有一次哥哥因为什么原因，考试成绩不是很理想。也就这么偶尔的一次。姆妈来接我们放学，知道了之后非常生气，一路上都在批评他，批评得老结棍，劈头盖脸。”这件事让年幼的姚勇儿“触动很大”，至今依然记忆犹新，而“夹紧尾巴好好读书”也成了姚氏兄弟青春词典里最重要的一句座右铭。
不过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姚慕双先生和太太显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相比姆妈，爹爹的教育方式更温和一些。每次有谁被姆妈批评了，第二天爹爹就会带他出去吃一顿好吃的。一方面是安抚，另一方面也是要告诉他，父母对你们严格是对你们的关怀和爱护，希望你们能够更好。”
如果一切可以假设，姚祺儿姚勇儿兄弟的人生或许会像如今的许多人那样，考一所好大学，读一个好专业，再找一份自己心仪的好工作，他们的人生也许注定与滑稽舞台亲密擦肩，却未必彼此紧密关联，然而历史到底是无从假设的。
因为正巧赶上了非常时期，“中学毕业之后再也没学可上”，姚祺儿被分配到卢湾区百货公司工作，姚勇儿则在上海工艺美术公司。“那时候根本也没有设想好自己的路线，”姚祺儿说，不过单位工会总要搞点文艺宣传方面的工作，而领导自然也不会忘记“滑稽泰斗姚慕双的儿子”，“单位需要宣传演出，你总要冲在前面。需要你出去演出，自己就要自己创作自己编排节目。就这样逼得我们一步一步，像姚周两兄弟那样，最后还是拐到了文艺这条道路上。”
姚勇儿所在的工艺美术品公司隶属轻工业局，群众文艺工作在整个上海市都很有影响，里面也集中了一批比较好的演员。在那里，他认识了自己的结拜兄弟王津波，后来也正是他俩搭档“闯入”了上海滑稽剧团。
进入上海滑稽剧团之前的1975年，还是工艺美术品公司员工的姚勇儿曾在位于青海路的上海电视台客串过一段时间的少儿节目主持人，“纯帮忙性质，没有编制”。在他的记忆里，当时电视台的节目制作与现在颇有不同：绝大多数节目都是“现场直播”，且“没有任何的提词设备”，全靠主持人的一个脑袋一张嘴；而“摄影机就架在车子上，近景远景全靠车子来推。车子推到你眼门前，就是近景了，你要懂得配合。这就要求你有相当的镜头感”。从今天的角度看，当年的那段经验无疑是姚勇儿艺术生涯中的一次重要历练。如今的他站在“上海爷叔”舞台上，整整两个小时演出能够做到“不依靠任何提词设备”，单人单口，从容不迫一气呵成，显然与当年在电视台打下的童子功不无关系。 1977年，姚勇儿和王津波搭档报考上海滑稽剧团。对此，据说姚周两位先生事前并不知情。“搿一日上半日九点钟，讲有两个新的、比较好的、年轻的苗子，请领导啊主要演员啊老师来看一看好伐。结果我搭王津波踏进来么，爹爹爷叔立起来、一跑头。爹爹从小就希望阿拉好好较读书，勿要唱戏，哪能今朝儿子会来考剧团的……”2009年底姚勇儿在做客《快乐三兄弟》节目时候讲起过这样一段尴尬旧事。故事的结局当然是美好的，没有了爹爹爷叔助阵的姚勇儿依然和他的好兄弟王津波一起，凭借独角戏《处处有雷锋》的表演赢得了其他评委和领导的青睐。
不过也因为姚勇儿“一马当先”地闯入了上海滑稽剧团，姚家的兄弟姐妹就再没人能够踏入上滑的大门。这个说法得到了姚祺儿的肯定。“很多人都问，姚祺儿侬哪能不进上滑的啦。实际上是父亲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讲勇儿既然已经进入上滑，侬就不要到上滑来了，大家到各自的阵地里去打拼。所以我就去考了上海青艺滑稽剧团，并在青艺一直工作到现在。”
1987年，姚祺儿、姚勇儿两兄弟凭借各自在滑稽舞台上的卓越表现，双双赢得了由上海市文联颁发的首届文学艺术奖，这也是滑稽界仅有的两个中年演员奖名额。对此，姚周两位先生的学生，“双字辈”滑稽名家张双勤特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其中有过这样一番话——要是说兄弟俩是姚慕双的爱子，因而“近水楼台先得月”，那只能说儿子受到父亲一贯演正戏的熏陶。父亲经常在儿子面前现身说法：“艺术家的子女成才者屈指可数，原因是稚子的优越感强，总认为‘门前大树好遮荫’，所以你们必须丢掉幻想，离开靠山，从无到有。”——独立、自立、勤力，这是姚家的家风。
“我们会做滑稽演员可以说是半路出家。但是我们毕竟出身在这样的家庭。如果人家说我们身上继承了姚周的文艺细胞，我想其实就是父亲和叔叔有意无意的熏陶，耳濡目染。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是得天独厚的。”姚祺儿说，“比如方言，相比其他人可能讲得更好，讲得更准，因为我们从小在家里就有这样的环境。我们家楼下住的常熟医生，我们每天都跟他们讲常熟话，同学的阿娘是宁波人，老宁波，我们就跟她讲宁波话。去苏州玩，就学两句苏州话。后来唱了滑稽，我们当然也刻意地再去系统地学习过，但比起有些需要重新学起来的新滑稽演员，确实是占了优势的。”
无论是姚祺儿参演的大型滑稽戏《四家大战》《黑桃皇后》，还是姚勇儿担纲的滑稽戏《当心骗子》《侬看像啥人》《极乐世界》《官场现形记》《祝枝山大闹明伦堂》《摩登面具》《不是冤家不碰头》《梦的衣裳》，整个八十年代，姚氏兄弟俩以其传承自姚周一路幽默、逗笑、风趣、人物丰满厚实的表演，为上海观众送去了许多会心的笑声。
然而，就在兄弟二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传来了姚勇儿离开上海滑稽舞台、转而前往港澳地区经商的消息。网上有一个博眼球的说法，说是和周立波有关。当时的姚勇儿是上海滑稽剧团青年队的领队，周立波是青年队的演员。因为周立波这里出了点状况，一次演出结束，姚勇儿主动找他“谈谈心”。小周的问题是愉快地解决了，不想回家路上他却出了严重的车祸，无法继续舞台工作，只得前往深圳疗养。疗养期间，姚勇儿意外地得到一个去港澳地区工作的机会，这才有了本段开头的那番故事。
不过对姚勇儿本人来说，“小周事件”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契机，去留选择背后最重要的关节还在家庭。1984 年姚勇儿去澳门探亲的时候，沈殿霞的哥哥给他介绍了一个香港女朋友，两人相处下来“感觉非常好”，1985 年他们在南京路办了酒席，却因为彼此的工作一直无奈分居两地。“当时来找我的外事办的人就跟我说，你在港澳有那么多关系，既然不能演出，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为港澳回归做点事。我当然同意了，就这样子离开了团里，同事们都不知道。”姚勇儿说。
“他当初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滑稽演员，当时离开舞台，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可惜。很多人到现在都在说他不应该离开上海滑稽剧团，不应该离开上海文艺界。但是因为他太太人在港澳，夫妻别居两地不是办法。这是主要原因。”哥哥姚祺儿这样为弟弟解释。
我问当初父亲姚慕双先生对此事的看法，是否有过反对又是否觉得遗憾。姚勇儿没有搭话，姚祺儿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样，是夫妻总要团圆。”
事实上，姚慕双先生先后总共有四个子女从事过滑稽艺术。除了姚祺儿姚勇儿两兄弟，大妹妹姚贞儿曾在杭州滑稽剧团工作过一段时间，小妹妹姚斌儿则进入了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他们被称为姚氏嫡传的“儿”字辈。
据说周柏春先生很希望能有子女能够接自己的班，可惜最终没能成功，而姚慕双先生未必希望自己的子女从事滑稽事业，却有四个子女活跃在滑稽舞台上，这或许就是人生的微妙之处。
“后来贞儿从杭州调回上海，分配到文化局的群众艺术馆作辅导老师，斌儿又调到了电视台其他部门，再加上勇儿的离开，现在姚周两位的子女仍然在从事滑稽事业的，我又变成了唯一的一个，担子很重啊。”姚祺儿苦笑着说。
上海爷叔是怎样炼成的
到了香港之后的姚勇儿彻底转行，进入知名的王欧阳建筑设计事务所工作，自1989年至今，整整24年没再登台，不过私底下，他还是经常和朋友们讲他的上海故事。“也许是因为人在外面的关系，回过头来看，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感觉就变得越发亲切。”他这样解释。
姚勇儿的上海故事情结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我喜欢看电影，我爹爹经常会给我讲一些好莱坞的故事片。我也喜欢听大人们谈‘山海经’，上海开埠的那段历史，我们家的祖辈们又是怎样移民到上海来的，这些故事我小时候一直听，可以说耳熟能详。”
姚勇儿所在的那个庞大家族的成长轨迹与近代上海发展的历史脉络是纠结在一起的，正是这构成了“上海爷叔”的底色。“我的外公外婆家里是大人家。我母亲的祖父叫做杨信之，他是湖州旅沪同乡会的会长。杨信之有个弟弟叫杨谱笙，他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孙中山先生北伐的资金都是他筹划的。杨谱笙在上海的时候寄住在杨信之家。他们可以说是湖州帮商团在沪丝业界的领袖人物，同盟会中部的中部就设在他家里。”杨信之的儿子，也就是姚勇儿外公，名叫杨奎侯，是当时荷兰安达银行的买办，“辛亥革命的时候，武昌起义的钱，都是他通过荷兰银行转到武昌的”。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的陈其美正是杨信之的外甥，曾在杨家丝绸厂做过学徒，后来也是在杨信之的资助下前往日本，“他等于是和我外公同辈”。姚勇儿母亲的外公则是南浔“八牛”之一、著名的“丝通事”谢子楠。“谢子楠是做丝绸生意的，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缫丝厂。中华第一针织厂由他一手创立，菊花牌汗衫就是这家厂生产的。”从说话的语气与神情里，你能读出这位“上海爷叔”内心翻涌着的由衷的自豪。 这个意义上看，“上海爷叔讲上海故事”的诞生，几乎可以用“水到渠成”四个字来形容。然而凡事总有契机，近年来上海滩上持续掀起并不断推高的怀旧浪潮，便成为了最终拨动姚勇儿内心埋藏许久的创作冲动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我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作品，当时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不能讲？家族历史中有那么好的积累，我觉得一定要讲出来。”
2012年，朋友间的一次闲谈，姚勇儿说出了自己的这个想法，是不是能够以沪语单口的形式，结合具体的事件和人物，将上海的历史以故事的方式讲述出来。话一说完，在座的众人都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不做做看”。事情就在这样的做做看中做成了。不过真正进入到具体的演出筹备，却是2013年过年之后，距离5月份正式演出，不过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好在因为“整个演出框架和讲述内容都在脑子里”，虽然时间有点紧凑，但是并不仓促。而在姚勇儿的设想中，总体演出框架一经推敲确立，上海爷叔所讲的故事内容完全可以做到常讲常新，乃至场场不同。
在“上海爷叔”姚勇儿两个多小时的舞台讲述中，一段“做人当如叶澄衷”的传奇故事收获了来自观众的最大的掌声。“事实上，这个故事正是我爹爹姚慕双小时候讲给我们听，用来教育我们的”。宁波人叶澄衷是当年上海滩的五金大王，经营美孚石油公司，并创办上海第一所中国人的新式学校“澄衷蒙学堂”——蔡元培是学堂第一任校长，胡适、竺可桢等是最早一批学生。叶澄衷早年家境非常贫寒，14 岁就出来做学徒，17 岁时在黄浦江摇舢舨为生。有一次，他摆渡的一位外商落下了一只装满现金的手提箱。叶澄衷在十六铺码头苦等一整天，终于等到那位外商，归还了手提箱。外商原来是英国火油公司负责人，他欣赏叶澄衷的诚实，便让他为他管理火油仓库，并请一位中文教师和一位英语教师帮他补习文化，后来又资助他开设“顺记五金杂货店”。凭借灵活精明的商业头脑和诚信不欺的经营之道，叶澄衷一路从小老板做到了大老板，最终成为了民族商业的巨子。
“叶家和我们家其实是同乡，都是慈溪人。叶家的小女儿，就是我的舅妈。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便是原来的叶家花园。”
建筑是“上海爷叔”解读上海历史的一把钥匙。“对一座城市来说，第一眼给人留下印象的就是它的建筑。上海的每一条老马路、上海的每一处老建筑，背后都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历史和故事。这个城市值得讲的东西不得了，它们就隐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不经意间便忘记了。”大概是正在从事建筑设计行业的关系，姚勇儿对于上海的建筑有种特殊的敏感。他旋即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比如陕西北路近南京西路路口的民主党派总部，以前是荣宗敬的故居。荣家怎样发展起来的，如何成为面粉大王、面纱大王？荣家本来是无锡人，但他们又是在上海发展起来的。是什么吸引他们来到上海？“如果你不知道这段故事，当你走过陕西路的时候，你也只是随随便便地路过了，但是一旦你知道了其中的历史，上海的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姚勇儿说。
“这同时也是我对滑稽戏演出的一种新的尝试。虽然标题是讲故事，但毕竟是滑稽演员的演出，人家也都知道你是姚慕双的儿子。滑稽戏的一些唱腔、方言、贯口，包括在人物里的一些幽默的噱头，这些表现手法都要借鉴，但并不以此为主。”因此姚勇儿为他的演出拟定了九个字的方针：历史性、知识性、娱乐性。“幽默感和娱乐性是放在第三位的，主要还是历史，因为你毕竟是在讲故事，而且在讲述中，我必须亮出我自己的观点。在保证了历史性和知识性的基础上，再去考虑所讲述的人物和事件当中有什么可以加以运用的噱头。”
暌违舞台24年之久的姚勇儿，如今是上海滑稽最专业的“业余自由人”，演出对如今的他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兴趣、是“玩儿”——“但是只要站在舞台上，我一定是全力以赴的，我要对我所讲的上海的历史负责，也要对台下的观众负责。”这是姚周的家教。
他对滑稽艺术的这份责任感，也延续到了他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感情上。通过“上海爷叔”的演出，姚勇儿希望能为文化学意义上的“上海”正名：上海这座城市是怎样的，生活在上海的人是怎样的，其间散发出的属于上海的独特气质又是怎样的。所以他不但要讲上海故事，而且必须是要用标准上海闲话讲上海故事。他甚至没有为整场沪语演出配备一块字幕板，反而噱劲十足地向台下可能听不太懂上海话的观众“真诚致歉”，麻烦他们“自备翻译”。
“我认为，上海方言是属于这座城市的符号，不能让它流失掉。你想要融入这座城市，你就必须懂得当地的语言。你到上海来，就应该要学两句上海话，你就要了解上海的历史。你不能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说上海话？那你移民到美国为什么一定要考托福？你来到一个地方就必须学会融入当地，而不是去改变当地的文化。我们很多人祖籍都不是上海，我浙江慈溪，你江苏泰兴，但是我们到了上海，我们就成为了上海人。上海的城市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移民史，我们应该去了解它。这不仅仅针对老上海人，对新上海人来说也是如此。”
“走滑稽正路，放健康‘噱头’”
周柏春先生的女儿周伟儿在评价堂兄弟的《上海爷叔讲上海》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滑稽艺术就是一门笑的艺术。在提高滑稽艺术的美学层次的同时，还要带给观众以健康愉悦的情趣享受。要顺应喜剧艺术的规律，发掘笑料，在“真”的基础上出其不意地以假乱真。真真假假，方能出噱。当年我们父辈姚周两位大师的独角戏《学英语》《宁波音乐家》等段子都是这类搞笑技巧的经典段子。两位大师一口流利标准的英语，对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诗词格律都颇有研究。如果没有真功夫、真本事，何来的以“假”乱“真”？
周伟儿的这番话，很可以看作是对滑稽艺术精神的某种总结，而这也是姚祺儿姚勇儿兄弟俩从父亲姚慕双、叔父周柏春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人物、内容，这永远是滑稽戏第一需要考量的。如果把这一点忘记了，只想着怎么出噱头、怎么引观众发笑，这其实是本末倒置，观众就觉得你浅。”
思想内容的“正”和表现形式的“噱”，或许正是滑稽艺术在表现过程中最难彼此平衡又务必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思想内核不“正”，观众便觉庸俗无聊、“瞎七搭八”“呒没意思”，表现形式不够“噱”，则又显得一本正经、“勿滑稽”“忒呒没劲”。事实上，这也是如今许多观众评价上海滑稽创作时的普遍视点。毫无疑问，如今的观众们依然深深喜爱上海滑稽，无论是电视荧幕还是戏曲舞台，也都能看到上海滑稽演员们活跃的身影，可就在这样的热闹背后，还有着另外一种声音：“滑稽戏好像呒没老早好看了”，很多时候，演员们要不就是炒点姚周时代的经典冷饭，纵使好笑依然却到底没能翻出新鲜的意思，要么故事写得野豁豁、噱头塞得扑扑满，却又往往不过是那些耳熟能详的网络段子大联唱罢了。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怎样理解滑稽这门艺术，”姚祺儿说，“我们说滑稽是逗人发笑的艺术，但我们追求的是观众怎样的‘笑’，不是傻乐，傻乐不是艺术，而是有回味的、会心的一笑。是对生活的一种幽默的表达。”
自称“半路出家”的姚祺儿真正开始深入钻研滑稽表演艺术是在他进入滑稽剧团之后，也是在那时，他发现自己第一真正读懂了父亲和叔父的艺术，“姚周的滑稽，其实是讲人物的”。走滑稽正路，放健康“噱头”，这是父亲当年教给他们的箴言。所谓的正路，指的是始终明确滑稽表演中人物塑造的重要性，所谓的健康噱头，则是抖落的每一个笑料都必须为塑造人物服务。
“过去爸爸一直讲，噱头必须干净。”姚祺儿说。为了说明“干净”的意思，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当年他参与演出大型滑稽戏《四家大战》，扮演一个热心公益活动的退休工人阿福哥。“每个滑稽演员都想在演出中引出笑声的，我当然不想自己这个角色演得干巴巴。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把这个阿福哥演成一个‘戆性性’的‘老寿头’。”演到阿福哥查核三个个体户是否违规把摊头伸出街沿时，姚祺儿用了老裁缝量衣裳尺寸的办法，跪在地上量地皮，三个捣蛋鬼跟他互缠，他将计就计，水顺推舟，马上运用“拉扯”的招笑手法，把量地皮拉扯到了量衣裳，阴笃笃地说：“看倷可怜，放两寸。”当时的姚祺儿对自己的这段设计非常自信，然而担任此剧艺术指导的姚慕双看了彩排却显得很不高兴，批评儿子“太过火”“演出格”，勒令他“闭门思过”。因为在姚慕双先生看来，“噱头”必须要在人物性格的内部去找，绝对不可以“野插花”。刚正不阿、一点一划的好人阿福哥又怎会“批准”违规摊贩扩大两寸“疆土”？“不符合人物的噱头不是真噱头。哪怕我知道这样的表演是可以招笑的，但在正式演出的时候，我也宁可不演。”
打个或许不太确切的比方，好的滑稽戏就像照哈哈镜，所谓的“噱头”便是镜子里那本于生活却“漫画”之的部分。在滑稽戏《无言的结局》中，姚祺儿扮演一个敬业爱岗的民警，因为太过醉心工作，连结婚纪念日都忘个精光。警务所长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就打拷机命令他“回家执行公务”。到家后，他取出一对蜡烛点燃，与妻子执手相看含情脉脉。但是这种气氛再持续下去就不是滑稽戏了，就在这时，姚祺儿扮演的民警喊了一声妻子的名字，仿佛有什么充满感情的话要讲，张口却是：“侬有啥把我吃吃，我肚皮饿煞了。”这句极其破坏气氛的话显然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好的“笑果”，它确实出自观众的意料之外，却又落在人物的情理之中：他太忙了，整整一天连吃饭都没顾上。什么是“噱头”？这才是。
“都说滑稽戏演正面人物是最难的，他本身不是调侃、讽刺的对象。怎样出笑料？还是要从生活中来，找到这种让人大吃一惊又会心一笑的点。”
把立意站住，将人物树立起来，这是姚周滑稽艺术中首要的一条。不要认为噱头越多越好，有些不明所以的“噱头”该扔掉就要坚决扔掉。回到姚勇儿的《上海爷叔讲上海》，讲述的材料本身不是喜剧材料，有些甚至是有点悲剧色彩的，“那就不要硬为，可以试着将整个演出的气氛放轻松，用滑稽的术语说是‘跳进跳出’，从历史联系到当下，自然地过渡”——而在哥哥姚祺儿看来，这正是弟弟姚勇儿的表演最终获得观众肯定的重要机窍。
而今，年逾花甲的姚祺儿早已称得上是上海滑稽的“老法师”。去年他从上海青艺滑稽剧团副团长任上正式退了休，其实以他的资历不退休也不是不行，但在姚祺儿本人，“一方面有身体的原因，一方面也应该把机会留给现在的青年人”。尽管不再担任副团长一职，他也依旧会以艺术总监的身份活跃在青艺乃至上海滑稽的舞台上，用他的话讲，是始终感到“肩上责任很重”。
“有观众给我们提意见，觉得现在称得上经典的作品太少了。确实如此。作品也好，演员的表演也好，多少都有点急功近利的感觉。滑稽演员好像万金油一样，似乎只要有滑稽演员参与就有收视率，对他们的演出要求反而不是特别高，对于作品内涵的推敲也不是很够。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在滑稽剧本的创作能力上不够。我们如今也培养了一批很优秀的青年演员，舒悦、潘前卫、钱懿、陈靓、吴爱艺、薛文彬，他们的表演能力都是很强的。当然可能也还要靠我们这一批老的演员再带一带，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我们缺少好的，真正能够‘立起来’的本子让他们去表现，换句话讲，也可以说是现在演员的创作本子的能力还不够。”姚祺儿指出，“一圈看下来，观众还是更喜欢姚周的作品，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作品有书卷气。他们的书卷气从哪里来？来自他们全方位的知识素养和文化积淀。姚周的《学英语》为什么经典？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本身有着非常扎实的英文基础。没有那样的基础你挖不出这样的笑料。我可以说，上海所有从事喜剧或者从事喜剧的演员，包括全国各地的曲艺演员，英文超过他们两人的凤毛麟角。他们两人去美国演出，内容全部都用英文讲，1985年到香港去也是。这就是滑稽艺术家的素养。那是一种建立在广博学识基础上的幽默感，这一点恰恰是现在的青年演员最缺乏的。而且我也要很不好意思地承认，这一点，我们这一辈演员自己就远远不够。”
采访结束之后，在“还有事体在身”的姚祺儿老师的托付下，姚勇儿老师一路送我到南京西路地铁站。其实那并不是多么遥远的距离，南京西路又是这样一条繁华的马路，这样的道地实在教人受宠若惊。
也许是完成了工作心情分外轻松的缘故，我终于忍不住八卦起来，问，你们几位姚老师是不是也经常会像今天这样碰在一起聚聚聊聊喝喝咖啡什么的？
“当然！”勇儿老师他脱口而出。他说自己小时候有时还不太理解，爹爹和爷叔二位的感情怎么就可以这么要好。每趟爷叔要走了，爹爹一定会送他到外面大门口。“那时候我还觉得，大家都是成年男性了啥事体要这样，要噶客气，夜里剧场里厢还要碰头的呀。现在我却越来越能体会这种心情了。兄弟姊妹之间的那种亲情有多难得、多要紧，一定要珍惜、要彼此包容。侬讲是伐？”我想我还真是问了一个聪明的傻问题。
“今年恰好是上海开埠170周年，我对上海的感情太深了，我觉得我可以，也应该讲讲我所了解到的上海的历史，和大家共同回忆上海的过去，共同分享上海的辉煌，使得大家更加热爱上海这座城市。”这正是姚勇儿在阔别上海滑稽舞台24年之后，终于下定决心“重出江湖”的动因所在。“一开始确实有点紧张，毕竟那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观众还买不买我的账？5月先是演了8场，加上7月、8月、10月的演出，迄今为止总共做了14场，总体来说各方面的反响都蛮不错。到了2014年的春节还会再度与观众见面。”
和姚勇儿谈起上述话题的时候，我们正坐在凯司令西餐厅的二楼窗边的座位上，窗外则是永远繁华精致的南京西路。一起的还有姚勇儿的胞兄、如今上海滑稽剧坛领军人物之一的姚祺儿。
毫无疑问，会选择这样一个充满老上海气息的怀旧地点，是两位“上海爷叔”的主意。一是离姚勇儿的公司很近，二来本身就是两位经常碰头吃饭的地方。餐厅的服务员显然也是熟稔的，一进门便用上海话热络地招呼着，说是已经留好了“老位子”。姚祺儿照例是“老花头”：一份土豆色拉、一碗罗宋汤、一块炸猪排。姚勇儿则要了一杯咖啡，说是自己中午饭一向吃得晚，现在还不到辰光。“搿么餐前面包侬吃脱。我的土豆色拉侬还稍微吃一点。”两人以一种家常而随意的方式交换着彼此的意见，就像寻常所见的任何一对亲爱的弟兄。事实上，这也确乎是一次见缝插针式的采访。姚祺儿正要开始他新戏的彩排，而姚勇儿则因为工作的关系频繁往来于香江与沪上，留给我们的共同时间，只有这样一个边吃边聊的中午。
“不容易”，这是哥哥姚祺儿对弟弟的《上海爷叔》的评价。“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已经是上海滩上非常有影响、也非常著名的一个滑稽演员。最早的‘王小毛’就是他扮演的，《滑稽王小毛》的主题歌也是他唱的。我一点也不瞎讲，当时勇儿要比我这个阿哥红。”姚祺儿笑着对我讲，“虽然离开上海滑稽舞台二十多年了，但是姚勇儿这个名字，别说滑稽同行，就算是观众也都不曾忘记。直到现在，我姚祺儿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交关大了吧，还是有人会管我叫姚勇儿。”
“爹爹姆妈本不希望我们搞滑稽”
在很多人看来，既然家中有姚慕双周柏春这样两尊大神坐镇，身为晚辈的姚祺儿姚勇儿会走上滑稽艺术道路，根本顺理成章。然而现实的情况恰恰是，姚慕双先生对于自己的子女进入滑稽界抱着虽不曾激烈反对、也不愿大力促成的态度——“好好较读书！”这才是姚氏夫妇日常挂在嘴边的句子。
姚周两位先生之所以会从事滑稽事业，本身就是一场阴差阳错。如果不是遭遇家庭经济变故，毕业于当时沪上响当当的“精英学校”育才公学、“英文交关灵光”的姚锡祺恐怕会沿着洋行职员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世上便没有了“姚慕双”这一号人物；而同样在育才公学就读的三弟姚振民也不会“暗搓搓”地改名“周柏春”，偷偷跟着哥哥一起在电台一搭一唱演起了滑稽。“从前唱滑稽经常被人家看不起，兄弟都唱滑稽总觉得有点难为情，所以我决定改名换姓，跟母亲姓周。”周柏春先生曾经这样解释自己艺名的由来。或许也正是因为个人的这种经历，在姚慕双先生潜在的想法里，读书到底是人生首选的正途。
“爸爸妈妈对我们的学习特别重视，尤其是妈妈。我外公外婆家里都是大人家，妈妈是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她对我们非常非常严格。”姚祺儿说。
在弟弟姚勇儿的眼中，“读书好得不得了”的哥哥姚祺儿始终都是他们兄弟姐妹几人学习的榜样。“有一次哥哥因为什么原因，考试成绩不是很理想。也就这么偶尔的一次。姆妈来接我们放学，知道了之后非常生气，一路上都在批评他，批评得老结棍，劈头盖脸。”这件事让年幼的姚勇儿“触动很大”，至今依然记忆犹新，而“夹紧尾巴好好读书”也成了姚氏兄弟青春词典里最重要的一句座右铭。
不过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姚慕双先生和太太显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相比姆妈，爹爹的教育方式更温和一些。每次有谁被姆妈批评了，第二天爹爹就会带他出去吃一顿好吃的。一方面是安抚，另一方面也是要告诉他，父母对你们严格是对你们的关怀和爱护，希望你们能够更好。”
如果一切可以假设，姚祺儿姚勇儿兄弟的人生或许会像如今的许多人那样，考一所好大学，读一个好专业，再找一份自己心仪的好工作，他们的人生也许注定与滑稽舞台亲密擦肩，却未必彼此紧密关联，然而历史到底是无从假设的。
因为正巧赶上了非常时期，“中学毕业之后再也没学可上”，姚祺儿被分配到卢湾区百货公司工作，姚勇儿则在上海工艺美术公司。“那时候根本也没有设想好自己的路线，”姚祺儿说，不过单位工会总要搞点文艺宣传方面的工作，而领导自然也不会忘记“滑稽泰斗姚慕双的儿子”，“单位需要宣传演出，你总要冲在前面。需要你出去演出，自己就要自己创作自己编排节目。就这样逼得我们一步一步，像姚周两兄弟那样，最后还是拐到了文艺这条道路上。”
姚勇儿所在的工艺美术品公司隶属轻工业局，群众文艺工作在整个上海市都很有影响，里面也集中了一批比较好的演员。在那里，他认识了自己的结拜兄弟王津波，后来也正是他俩搭档“闯入”了上海滑稽剧团。
进入上海滑稽剧团之前的1975年，还是工艺美术品公司员工的姚勇儿曾在位于青海路的上海电视台客串过一段时间的少儿节目主持人，“纯帮忙性质，没有编制”。在他的记忆里，当时电视台的节目制作与现在颇有不同：绝大多数节目都是“现场直播”，且“没有任何的提词设备”，全靠主持人的一个脑袋一张嘴；而“摄影机就架在车子上，近景远景全靠车子来推。车子推到你眼门前，就是近景了，你要懂得配合。这就要求你有相当的镜头感”。从今天的角度看，当年的那段经验无疑是姚勇儿艺术生涯中的一次重要历练。如今的他站在“上海爷叔”舞台上，整整两个小时演出能够做到“不依靠任何提词设备”，单人单口，从容不迫一气呵成，显然与当年在电视台打下的童子功不无关系。 1977年，姚勇儿和王津波搭档报考上海滑稽剧团。对此，据说姚周两位先生事前并不知情。“搿一日上半日九点钟，讲有两个新的、比较好的、年轻的苗子，请领导啊主要演员啊老师来看一看好伐。结果我搭王津波踏进来么，爹爹爷叔立起来、一跑头。爹爹从小就希望阿拉好好较读书，勿要唱戏，哪能今朝儿子会来考剧团的……”2009年底姚勇儿在做客《快乐三兄弟》节目时候讲起过这样一段尴尬旧事。故事的结局当然是美好的，没有了爹爹爷叔助阵的姚勇儿依然和他的好兄弟王津波一起，凭借独角戏《处处有雷锋》的表演赢得了其他评委和领导的青睐。
不过也因为姚勇儿“一马当先”地闯入了上海滑稽剧团，姚家的兄弟姐妹就再没人能够踏入上滑的大门。这个说法得到了姚祺儿的肯定。“很多人都问，姚祺儿侬哪能不进上滑的啦。实际上是父亲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讲勇儿既然已经进入上滑，侬就不要到上滑来了，大家到各自的阵地里去打拼。所以我就去考了上海青艺滑稽剧团，并在青艺一直工作到现在。”
1987年，姚祺儿、姚勇儿两兄弟凭借各自在滑稽舞台上的卓越表现，双双赢得了由上海市文联颁发的首届文学艺术奖，这也是滑稽界仅有的两个中年演员奖名额。对此，姚周两位先生的学生，“双字辈”滑稽名家张双勤特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其中有过这样一番话——要是说兄弟俩是姚慕双的爱子，因而“近水楼台先得月”，那只能说儿子受到父亲一贯演正戏的熏陶。父亲经常在儿子面前现身说法：“艺术家的子女成才者屈指可数，原因是稚子的优越感强，总认为‘门前大树好遮荫’，所以你们必须丢掉幻想，离开靠山，从无到有。”——独立、自立、勤力，这是姚家的家风。
“我们会做滑稽演员可以说是半路出家。但是我们毕竟出身在这样的家庭。如果人家说我们身上继承了姚周的文艺细胞，我想其实就是父亲和叔叔有意无意的熏陶，耳濡目染。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是得天独厚的。”姚祺儿说，“比如方言，相比其他人可能讲得更好，讲得更准，因为我们从小在家里就有这样的环境。我们家楼下住的常熟医生，我们每天都跟他们讲常熟话，同学的阿娘是宁波人，老宁波，我们就跟她讲宁波话。去苏州玩，就学两句苏州话。后来唱了滑稽，我们当然也刻意地再去系统地学习过，但比起有些需要重新学起来的新滑稽演员，确实是占了优势的。”
无论是姚祺儿参演的大型滑稽戏《四家大战》《黑桃皇后》，还是姚勇儿担纲的滑稽戏《当心骗子》《侬看像啥人》《极乐世界》《官场现形记》《祝枝山大闹明伦堂》《摩登面具》《不是冤家不碰头》《梦的衣裳》，整个八十年代，姚氏兄弟俩以其传承自姚周一路幽默、逗笑、风趣、人物丰满厚实的表演，为上海观众送去了许多会心的笑声。
然而，就在兄弟二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传来了姚勇儿离开上海滑稽舞台、转而前往港澳地区经商的消息。网上有一个博眼球的说法，说是和周立波有关。当时的姚勇儿是上海滑稽剧团青年队的领队，周立波是青年队的演员。因为周立波这里出了点状况，一次演出结束，姚勇儿主动找他“谈谈心”。小周的问题是愉快地解决了，不想回家路上他却出了严重的车祸，无法继续舞台工作，只得前往深圳疗养。疗养期间，姚勇儿意外地得到一个去港澳地区工作的机会，这才有了本段开头的那番故事。
不过对姚勇儿本人来说，“小周事件”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契机，去留选择背后最重要的关节还在家庭。1984 年姚勇儿去澳门探亲的时候，沈殿霞的哥哥给他介绍了一个香港女朋友，两人相处下来“感觉非常好”，1985 年他们在南京路办了酒席，却因为彼此的工作一直无奈分居两地。“当时来找我的外事办的人就跟我说，你在港澳有那么多关系，既然不能演出，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为港澳回归做点事。我当然同意了，就这样子离开了团里，同事们都不知道。”姚勇儿说。
“他当初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滑稽演员，当时离开舞台，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可惜。很多人到现在都在说他不应该离开上海滑稽剧团，不应该离开上海文艺界。但是因为他太太人在港澳，夫妻别居两地不是办法。这是主要原因。”哥哥姚祺儿这样为弟弟解释。
我问当初父亲姚慕双先生对此事的看法，是否有过反对又是否觉得遗憾。姚勇儿没有搭话，姚祺儿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样，是夫妻总要团圆。”
事实上，姚慕双先生先后总共有四个子女从事过滑稽艺术。除了姚祺儿姚勇儿两兄弟，大妹妹姚贞儿曾在杭州滑稽剧团工作过一段时间，小妹妹姚斌儿则进入了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他们被称为姚氏嫡传的“儿”字辈。
据说周柏春先生很希望能有子女能够接自己的班，可惜最终没能成功，而姚慕双先生未必希望自己的子女从事滑稽事业，却有四个子女活跃在滑稽舞台上，这或许就是人生的微妙之处。
“后来贞儿从杭州调回上海，分配到文化局的群众艺术馆作辅导老师，斌儿又调到了电视台其他部门，再加上勇儿的离开，现在姚周两位的子女仍然在从事滑稽事业的，我又变成了唯一的一个，担子很重啊。”姚祺儿苦笑着说。
上海爷叔是怎样炼成的
到了香港之后的姚勇儿彻底转行，进入知名的王欧阳建筑设计事务所工作，自1989年至今，整整24年没再登台，不过私底下，他还是经常和朋友们讲他的上海故事。“也许是因为人在外面的关系，回过头来看，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感觉就变得越发亲切。”他这样解释。
姚勇儿的上海故事情结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我喜欢看电影，我爹爹经常会给我讲一些好莱坞的故事片。我也喜欢听大人们谈‘山海经’，上海开埠的那段历史，我们家的祖辈们又是怎样移民到上海来的，这些故事我小时候一直听，可以说耳熟能详。”
姚勇儿所在的那个庞大家族的成长轨迹与近代上海发展的历史脉络是纠结在一起的，正是这构成了“上海爷叔”的底色。“我的外公外婆家里是大人家。我母亲的祖父叫做杨信之，他是湖州旅沪同乡会的会长。杨信之有个弟弟叫杨谱笙，他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孙中山先生北伐的资金都是他筹划的。杨谱笙在上海的时候寄住在杨信之家。他们可以说是湖州帮商团在沪丝业界的领袖人物，同盟会中部的中部就设在他家里。”杨信之的儿子，也就是姚勇儿外公，名叫杨奎侯，是当时荷兰安达银行的买办，“辛亥革命的时候，武昌起义的钱，都是他通过荷兰银行转到武昌的”。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的陈其美正是杨信之的外甥，曾在杨家丝绸厂做过学徒，后来也是在杨信之的资助下前往日本，“他等于是和我外公同辈”。姚勇儿母亲的外公则是南浔“八牛”之一、著名的“丝通事”谢子楠。“谢子楠是做丝绸生意的，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缫丝厂。中华第一针织厂由他一手创立，菊花牌汗衫就是这家厂生产的。”从说话的语气与神情里，你能读出这位“上海爷叔”内心翻涌着的由衷的自豪。 这个意义上看，“上海爷叔讲上海故事”的诞生，几乎可以用“水到渠成”四个字来形容。然而凡事总有契机，近年来上海滩上持续掀起并不断推高的怀旧浪潮，便成为了最终拨动姚勇儿内心埋藏许久的创作冲动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我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作品，当时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不能讲？家族历史中有那么好的积累，我觉得一定要讲出来。”
2012年，朋友间的一次闲谈，姚勇儿说出了自己的这个想法，是不是能够以沪语单口的形式，结合具体的事件和人物，将上海的历史以故事的方式讲述出来。话一说完，在座的众人都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不做做看”。事情就在这样的做做看中做成了。不过真正进入到具体的演出筹备，却是2013年过年之后，距离5月份正式演出，不过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好在因为“整个演出框架和讲述内容都在脑子里”，虽然时间有点紧凑，但是并不仓促。而在姚勇儿的设想中，总体演出框架一经推敲确立，上海爷叔所讲的故事内容完全可以做到常讲常新，乃至场场不同。
在“上海爷叔”姚勇儿两个多小时的舞台讲述中，一段“做人当如叶澄衷”的传奇故事收获了来自观众的最大的掌声。“事实上，这个故事正是我爹爹姚慕双小时候讲给我们听，用来教育我们的”。宁波人叶澄衷是当年上海滩的五金大王，经营美孚石油公司，并创办上海第一所中国人的新式学校“澄衷蒙学堂”——蔡元培是学堂第一任校长，胡适、竺可桢等是最早一批学生。叶澄衷早年家境非常贫寒，14 岁就出来做学徒，17 岁时在黄浦江摇舢舨为生。有一次，他摆渡的一位外商落下了一只装满现金的手提箱。叶澄衷在十六铺码头苦等一整天，终于等到那位外商，归还了手提箱。外商原来是英国火油公司负责人，他欣赏叶澄衷的诚实，便让他为他管理火油仓库，并请一位中文教师和一位英语教师帮他补习文化，后来又资助他开设“顺记五金杂货店”。凭借灵活精明的商业头脑和诚信不欺的经营之道，叶澄衷一路从小老板做到了大老板，最终成为了民族商业的巨子。
“叶家和我们家其实是同乡，都是慈溪人。叶家的小女儿，就是我的舅妈。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便是原来的叶家花园。”
建筑是“上海爷叔”解读上海历史的一把钥匙。“对一座城市来说，第一眼给人留下印象的就是它的建筑。上海的每一条老马路、上海的每一处老建筑，背后都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历史和故事。这个城市值得讲的东西不得了，它们就隐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不经意间便忘记了。”大概是正在从事建筑设计行业的关系，姚勇儿对于上海的建筑有种特殊的敏感。他旋即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比如陕西北路近南京西路路口的民主党派总部，以前是荣宗敬的故居。荣家怎样发展起来的，如何成为面粉大王、面纱大王？荣家本来是无锡人，但他们又是在上海发展起来的。是什么吸引他们来到上海？“如果你不知道这段故事，当你走过陕西路的时候，你也只是随随便便地路过了，但是一旦你知道了其中的历史，上海的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姚勇儿说。
“这同时也是我对滑稽戏演出的一种新的尝试。虽然标题是讲故事，但毕竟是滑稽演员的演出，人家也都知道你是姚慕双的儿子。滑稽戏的一些唱腔、方言、贯口，包括在人物里的一些幽默的噱头，这些表现手法都要借鉴，但并不以此为主。”因此姚勇儿为他的演出拟定了九个字的方针：历史性、知识性、娱乐性。“幽默感和娱乐性是放在第三位的，主要还是历史，因为你毕竟是在讲故事，而且在讲述中，我必须亮出我自己的观点。在保证了历史性和知识性的基础上，再去考虑所讲述的人物和事件当中有什么可以加以运用的噱头。”
暌违舞台24年之久的姚勇儿，如今是上海滑稽最专业的“业余自由人”，演出对如今的他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兴趣、是“玩儿”——“但是只要站在舞台上，我一定是全力以赴的，我要对我所讲的上海的历史负责，也要对台下的观众负责。”这是姚周的家教。
他对滑稽艺术的这份责任感，也延续到了他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感情上。通过“上海爷叔”的演出，姚勇儿希望能为文化学意义上的“上海”正名：上海这座城市是怎样的，生活在上海的人是怎样的，其间散发出的属于上海的独特气质又是怎样的。所以他不但要讲上海故事，而且必须是要用标准上海闲话讲上海故事。他甚至没有为整场沪语演出配备一块字幕板，反而噱劲十足地向台下可能听不太懂上海话的观众“真诚致歉”，麻烦他们“自备翻译”。
“我认为，上海方言是属于这座城市的符号，不能让它流失掉。你想要融入这座城市，你就必须懂得当地的语言。你到上海来，就应该要学两句上海话，你就要了解上海的历史。你不能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说上海话？那你移民到美国为什么一定要考托福？你来到一个地方就必须学会融入当地，而不是去改变当地的文化。我们很多人祖籍都不是上海，我浙江慈溪，你江苏泰兴，但是我们到了上海，我们就成为了上海人。上海的城市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移民史，我们应该去了解它。这不仅仅针对老上海人，对新上海人来说也是如此。”
“走滑稽正路，放健康‘噱头’”
周柏春先生的女儿周伟儿在评价堂兄弟的《上海爷叔讲上海》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滑稽艺术就是一门笑的艺术。在提高滑稽艺术的美学层次的同时，还要带给观众以健康愉悦的情趣享受。要顺应喜剧艺术的规律，发掘笑料，在“真”的基础上出其不意地以假乱真。真真假假，方能出噱。当年我们父辈姚周两位大师的独角戏《学英语》《宁波音乐家》等段子都是这类搞笑技巧的经典段子。两位大师一口流利标准的英语，对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诗词格律都颇有研究。如果没有真功夫、真本事，何来的以“假”乱“真”？
周伟儿的这番话，很可以看作是对滑稽艺术精神的某种总结，而这也是姚祺儿姚勇儿兄弟俩从父亲姚慕双、叔父周柏春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人物、内容，这永远是滑稽戏第一需要考量的。如果把这一点忘记了，只想着怎么出噱头、怎么引观众发笑，这其实是本末倒置，观众就觉得你浅。”
思想内容的“正”和表现形式的“噱”，或许正是滑稽艺术在表现过程中最难彼此平衡又务必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思想内核不“正”，观众便觉庸俗无聊、“瞎七搭八”“呒没意思”，表现形式不够“噱”，则又显得一本正经、“勿滑稽”“忒呒没劲”。事实上，这也是如今许多观众评价上海滑稽创作时的普遍视点。毫无疑问，如今的观众们依然深深喜爱上海滑稽，无论是电视荧幕还是戏曲舞台，也都能看到上海滑稽演员们活跃的身影，可就在这样的热闹背后，还有着另外一种声音：“滑稽戏好像呒没老早好看了”，很多时候，演员们要不就是炒点姚周时代的经典冷饭，纵使好笑依然却到底没能翻出新鲜的意思，要么故事写得野豁豁、噱头塞得扑扑满，却又往往不过是那些耳熟能详的网络段子大联唱罢了。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怎样理解滑稽这门艺术，”姚祺儿说，“我们说滑稽是逗人发笑的艺术，但我们追求的是观众怎样的‘笑’，不是傻乐，傻乐不是艺术，而是有回味的、会心的一笑。是对生活的一种幽默的表达。”
自称“半路出家”的姚祺儿真正开始深入钻研滑稽表演艺术是在他进入滑稽剧团之后，也是在那时，他发现自己第一真正读懂了父亲和叔父的艺术，“姚周的滑稽，其实是讲人物的”。走滑稽正路，放健康“噱头”，这是父亲当年教给他们的箴言。所谓的正路，指的是始终明确滑稽表演中人物塑造的重要性，所谓的健康噱头，则是抖落的每一个笑料都必须为塑造人物服务。
“过去爸爸一直讲，噱头必须干净。”姚祺儿说。为了说明“干净”的意思，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当年他参与演出大型滑稽戏《四家大战》，扮演一个热心公益活动的退休工人阿福哥。“每个滑稽演员都想在演出中引出笑声的，我当然不想自己这个角色演得干巴巴。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把这个阿福哥演成一个‘戆性性’的‘老寿头’。”演到阿福哥查核三个个体户是否违规把摊头伸出街沿时，姚祺儿用了老裁缝量衣裳尺寸的办法，跪在地上量地皮，三个捣蛋鬼跟他互缠，他将计就计，水顺推舟，马上运用“拉扯”的招笑手法，把量地皮拉扯到了量衣裳，阴笃笃地说：“看倷可怜，放两寸。”当时的姚祺儿对自己的这段设计非常自信，然而担任此剧艺术指导的姚慕双看了彩排却显得很不高兴，批评儿子“太过火”“演出格”，勒令他“闭门思过”。因为在姚慕双先生看来，“噱头”必须要在人物性格的内部去找，绝对不可以“野插花”。刚正不阿、一点一划的好人阿福哥又怎会“批准”违规摊贩扩大两寸“疆土”？“不符合人物的噱头不是真噱头。哪怕我知道这样的表演是可以招笑的，但在正式演出的时候，我也宁可不演。”
打个或许不太确切的比方，好的滑稽戏就像照哈哈镜，所谓的“噱头”便是镜子里那本于生活却“漫画”之的部分。在滑稽戏《无言的结局》中，姚祺儿扮演一个敬业爱岗的民警，因为太过醉心工作，连结婚纪念日都忘个精光。警务所长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就打拷机命令他“回家执行公务”。到家后，他取出一对蜡烛点燃，与妻子执手相看含情脉脉。但是这种气氛再持续下去就不是滑稽戏了，就在这时，姚祺儿扮演的民警喊了一声妻子的名字，仿佛有什么充满感情的话要讲，张口却是：“侬有啥把我吃吃，我肚皮饿煞了。”这句极其破坏气氛的话显然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好的“笑果”，它确实出自观众的意料之外，却又落在人物的情理之中：他太忙了，整整一天连吃饭都没顾上。什么是“噱头”？这才是。
“都说滑稽戏演正面人物是最难的，他本身不是调侃、讽刺的对象。怎样出笑料？还是要从生活中来，找到这种让人大吃一惊又会心一笑的点。”
把立意站住，将人物树立起来，这是姚周滑稽艺术中首要的一条。不要认为噱头越多越好，有些不明所以的“噱头”该扔掉就要坚决扔掉。回到姚勇儿的《上海爷叔讲上海》，讲述的材料本身不是喜剧材料，有些甚至是有点悲剧色彩的，“那就不要硬为，可以试着将整个演出的气氛放轻松，用滑稽的术语说是‘跳进跳出’，从历史联系到当下，自然地过渡”——而在哥哥姚祺儿看来，这正是弟弟姚勇儿的表演最终获得观众肯定的重要机窍。
而今，年逾花甲的姚祺儿早已称得上是上海滑稽的“老法师”。去年他从上海青艺滑稽剧团副团长任上正式退了休，其实以他的资历不退休也不是不行，但在姚祺儿本人，“一方面有身体的原因，一方面也应该把机会留给现在的青年人”。尽管不再担任副团长一职，他也依旧会以艺术总监的身份活跃在青艺乃至上海滑稽的舞台上，用他的话讲，是始终感到“肩上责任很重”。
“有观众给我们提意见，觉得现在称得上经典的作品太少了。确实如此。作品也好，演员的表演也好，多少都有点急功近利的感觉。滑稽演员好像万金油一样，似乎只要有滑稽演员参与就有收视率，对他们的演出要求反而不是特别高，对于作品内涵的推敲也不是很够。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在滑稽剧本的创作能力上不够。我们如今也培养了一批很优秀的青年演员，舒悦、潘前卫、钱懿、陈靓、吴爱艺、薛文彬，他们的表演能力都是很强的。当然可能也还要靠我们这一批老的演员再带一带，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我们缺少好的，真正能够‘立起来’的本子让他们去表现，换句话讲，也可以说是现在演员的创作本子的能力还不够。”姚祺儿指出，“一圈看下来，观众还是更喜欢姚周的作品，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作品有书卷气。他们的书卷气从哪里来？来自他们全方位的知识素养和文化积淀。姚周的《学英语》为什么经典？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本身有着非常扎实的英文基础。没有那样的基础你挖不出这样的笑料。我可以说，上海所有从事喜剧或者从事喜剧的演员，包括全国各地的曲艺演员，英文超过他们两人的凤毛麟角。他们两人去美国演出，内容全部都用英文讲，1985年到香港去也是。这就是滑稽艺术家的素养。那是一种建立在广博学识基础上的幽默感，这一点恰恰是现在的青年演员最缺乏的。而且我也要很不好意思地承认，这一点，我们这一辈演员自己就远远不够。”
采访结束之后，在“还有事体在身”的姚祺儿老师的托付下，姚勇儿老师一路送我到南京西路地铁站。其实那并不是多么遥远的距离，南京西路又是这样一条繁华的马路，这样的道地实在教人受宠若惊。
也许是完成了工作心情分外轻松的缘故，我终于忍不住八卦起来，问，你们几位姚老师是不是也经常会像今天这样碰在一起聚聚聊聊喝喝咖啡什么的？
“当然！”勇儿老师他脱口而出。他说自己小时候有时还不太理解，爹爹和爷叔二位的感情怎么就可以这么要好。每趟爷叔要走了，爹爹一定会送他到外面大门口。“那时候我还觉得，大家都是成年男性了啥事体要这样，要噶客气，夜里剧场里厢还要碰头的呀。现在我却越来越能体会这种心情了。兄弟姊妹之间的那种亲情有多难得、多要紧，一定要珍惜、要彼此包容。侬讲是伐？”我想我还真是问了一个聪明的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