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那天，伦敦好几份报纸的头版都被一个21岁的年轻人占据—美林银行伦敦办公室的一个德国实习生Moritz Erhardt，他在连续3天通宵加班后猝死。他的照片占据了Evening Standard封面接近1/2的版面，标题引用了他曾对别人说过的话，“Excel表格让我压力很大”。《独立报》更直接：“金融城里的奴隶制度”。
　　这个悲剧引起一场对银行工作文化和对实习生的剥削的大范围批判，无数媒体转载着Evening Standard对投行“魔鬼轮转”（Magic Roundabout）的报道：实习生们工作到清晨7点，乘出租车回到公寓，出租车就在门外等着，等他们洗澡换衫再载回公司继续工作。
　　第二天，一位朋友在喝茶聊天的时候说起了这个话题。她引用不久前看的一部电影做了评价。电影名字是《午夜之前》，一个爱情三部曲里的最后一部，讲述一对恋人跨度近二十年的故事。两位主角曾经有一段对话，“人们总在谈论技术有多发达，节约了多少时间。但是如果没人好好利用这些省下來的时间，只是忙于更多工作，节约它又有什么用。”
　　在伦敦，多数工作在金融城之外的人似乎都对“城里人”有一种淡淡的不屑。我无数次地听到人们嘲笑金融城里那些Banker如何如何无趣又无聊，哪怕现场就有Banker在座也照样吐槽。有的时候，人们也会换上一种同情的口吻，可怜他们只知道和金钱数字打交道。
　　就像这位朋友，她原来在媒体工作，现在就职于广告行业，虽然用她的话说这同样是个“工作时间很长的职业”（当然，比不上投行）。但在她看来，她工作时间长尽管也有压力，但更多是因为喜欢它的新鲜和创意，而投行那班人无非是为了表面的高薪和体面。“贪婪、肤浅又俗气”，她说得毫不客气，“看看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我耸耸肩，我觉得这只是个人选择问题。我住的地方靠近伦敦新金融城，每天夜里总能看见那群挂着花旗、JP Morgan、巴克莱、汇丰的Logo的高楼彻夜灯火通明。我最初以为那只是交易员们跟着各地时差在轮轴转，但后来也知道，还有一部分是出于安保原因，开着灯便于监控录像工作。
　　有两次我凌晨两三点经过那里，总能看见一两个神情疲惫的人拽着领带走出来跳上黑色的士，后面成排的车子再往前补上一辆。他们刚刚下班，但的士随时在等着他们。而我享受了一个晚上的夜生活，但是错过了末班地铁就只能靠着夜间巴士辗转两个多小时才能折腾完这不过10公里左右的路程，还要步行一段时间才能回到租住的公寓。
　　朋友很认真地赞同又反驳了我的观点。“这确实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但是你知道马斯洛吗？”她问我。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这些Banker顶多算是停留在尊重需求那一层，他们需要通过不断追求高薪和体面才能获得社会认同，比如这个死去的年轻人说过，他成长于一个对他期望很高的家庭，因此一直努力成为最优秀的人，“但是他们对优秀、成功的定义太狭隘了，这很可 悲。”
　　老实说，自从考研结束之后，我几乎已经忘了马斯洛需求的几个层次是什么。但这倒是部分解释了那种不屑感的来源—她（或者她所代表的一类人）在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
　　我只是告诉她，《纽约客》杂志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提到凯恩斯在1930年的一篇文章，他认为随着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人们可以大幅度减少工作量。他预言说，在一个世纪内，每个人每周只需要工作不超过15个小时。虽然现代人的工作时间比起凯恩斯预言之时确实已经短了很多，但再过17年，他的预言估计还是不太可能实现。他忘了一件事，人的欲望永无止境，哪怕生产出再多的产品，人们也会想要更多，不管它属于哪个层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