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降低了世界的生活成本和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储蓄国之后,并不富有的中国仍需继续改革以免重蹈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的覆辙。
　　
　　中国的崛起与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崛起大体上没有什么不同。当时英国的产出迅速增加,纺织品价格在50年内下降了80%。但是,中国的人口数量,是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因此,这种变革的影响大不相同。
　　最显著的影响在消费品和初级商品方面。过去10年,中国近半数的制造业产出供应给了其它国家,从而降低了全球各地的生活成本。与此同时,中国已成为原材料生产者最重要的需求来源之一。中国是铁矿石及其它有色金属的最大买家,也是棉花及大豆的最大买家之一。中国的钢铁和水泥产量及消耗量均占全球一半以上。
　　中国还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净储蓄提供国,每年向美国和欧洲输出4000亿美元的资本。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比美国和欧洲富有。尽管中国拥有逾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美国和欧洲的固定资本分别比中国多5倍左右,社会生态财富大概比中国多10倍,而难以估价的知识财富和人力资本则更是远超中国。但无论看上去多么奇怪,目前中国的确是最大的资本输出国。
　　既然中国对于全球经济如此重要,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步日本等其它快速实现工业化国家的后尘,经过二、三十年乃至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后陷入停滞?存在这种可能性。为了避免这种局面,中国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中国必须改革人为划分城乡地区的做法,缩小农村和城市在购买力方面的差距。在中国,农民的人均消费仅为城市居民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其次,中国必须改善金融体系。与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金融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总就业中所占的比例很低。许多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有限。
　　第三,人力资本的发展与中国的未来休戚相关,但中国在教育和培训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的教育体系没有起到鼓励创新的作用。这将妨碍高水平、可持续的发展。
　　第四,中国必须采取更为环保的增长模式。能源前景不容乐观。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能源消耗上全都效仿美国,那么,全球的石油供应都得给中国——即使是这样也不够。今后唯一的办法是节约能源、减少浪费。
　　第五,中国必须扩大国内需求。中国的服务消费远远落后于商品消费。解决办法之一是改善公共服务,这方面非常落后——80%的医疗成本用在城市,而城市人口仅占全国的20%。
　　最后,中国必须加大海外投资,尤其是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因为这将增加全球的供应,对于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极其重要。近年来,中国实现了逾4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因而具备投资的资本。截至2008年末,中国海外资产总额达到了2.92万亿美元,其中海外直接投资仅为1694亿美元,占6%;外汇储备为2万亿美元,占近70%;证券投资占9%,贸易融资和银行贷款等其它投资则占18%。
　　中国可以通过海外直接投资来解决全球失衡问题。但当前外界对中国投资的态度并不友好。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把中国投资非洲称为“新殖民主义”。许多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但遭遇了诸如当地政府反对以及工会和劳动法等种种问题。在这种初期阶段,这些中国企业需要外界更多的支持,以及更少的源自政治动机的反对。毕竟,与19世纪的英国不同,中国并没有扩张帝国的兴趣。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