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镜像,重塑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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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英籍加勒比海女作家简·里斯在《藻海无边》中塑造了一个和她有着相同出身的女性——安托瓦内特。里斯在该小说中采用镜像手法来凸显安的双重身份给她带来的身份危机,安在经历一次次求助外在的镜像来获得身份认同的努力失败后,意识到只有打破外在的镜子,才能重新独立构建自己的身份。
  关键词: 《藻海无边》 镜像手法 身份
  
  英籍女作家简·里斯(Jean Rhys,1849—1979)出身在英国的殖民地西印度群岛的多米尼加,父亲是英国威尔士人,母亲是移居西印度群岛多年的欧洲移民的后代,即克里奥尔人(Creole)。这种既不是英国人又不是殖民地人的双重身份所带来的无归属感给简·里斯造成深远的心灵创伤。这种由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痛苦在她的很多小说中都有所体现,如《左岸》(1927)和《离开麦肯基先生之后》(1930),而简·里斯在1966年出版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则堪称是她达到顶点的代表作。小说一问世,就在英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引起批评界特别是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高度重视,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里斯本人也因此书获得当年英国皇家文学会奖和W.H.史密斯文学奖。
  《藻海无边》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视和好评,一是里斯赋予文学名著《简·爱》中罗切斯特的疯妻子伯莎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安托瓦内特(Antoinette)(以下简称安),以安的视角来透视这场婚姻的悲剧。二是在该小说中里斯通过安折射出身为克里奥尔人的里斯本人的身份危机感,就如同该小说女主人公安在小说中提出的作为克里奥尔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在你们中间,我常常弄不清自己是什么人,自己的国家在哪儿,归属在哪儿,我究竟为什么要生下来……”[1](P60)
  一
  随着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大英帝国的日益衰落,英国殖民地纷纷宣告独立,原先被压抑在边缘地带的殖民地的人们迫切要求寻找自己的价值和身份认同,因此讨论民族和文化的身份认同便成为新一代尤其是来自于前英属殖民地非洲和加勒比海的后殖民理论作家探讨的重要课题。后殖民主义女性批评家斯皮瓦克认为: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事实上更尖锐地体现在第三世界妇女群体上。[2]出生在加勒比海的里斯对此深有体会,她笔下所刻画的女主人公大多生活在殖民主义所造成的身份危机的恐惧中,这些恐惧常让她们从梦魇中惊醒,渴望从母爱那寻求庇护,而她们为获得心理安慰摆脱恐惧,经常求助于镜子或他人的凝视来确认自己的身份。文学评论家海伦·蒂芬(Helen Tiffin)曾对里斯作品中镜像的功能作出如下评论:“里斯所塑造的女主人公同时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影像,虽然她不属于任何一个影像,但这两个影像都在向她挥手的同时又在嘲弄她,因此她只能是这两个影像扭曲的映射;由于不能发现自己的价值,她不得不沉迷于镜子和外人的观点,而这恰恰刻画出她的困境。”[3]由此可见,里斯通过镜像手法更深刻地刻画出克里奥尔人由于身份问题而遭受的歧视和磨难,从而控诉了殖民政策给广大黑人及白人殖民者后裔带来的痛苦、仇恨和人格扭曲。
  通过仔细分析,读者不难发现在《藻海无边》中,作家利用主人公可直接感知的镜中之像,或者通过他者的凝视建立起来的自我形象互相补充,给小说女主人公以不断的刺激,让她的自我身份在这种种刺激下不断建立又不断失去,以至最后由于无法建立起一个稳固的自我身份而陷入疯狂。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感,其统一的自我意识是通过镜像建立起来的。”[4]换言之,“镜子”在拉康的“镜像理论”中是一种象征,一种达到自我认证的媒介。镜子中的影像就是一个人渴望认证的自我,只有当一个人与那个影像同一起来时,他才能确立自己的同一身份。
  二
  安托瓦内特,一个像里斯一样既遭到英国殖民者的藐视,又遭到土著人的仇恨的克里奥尔人,黑人骂她为“白蟑螂”,白人喊她为“白皮黑鬼”。小说第一部开头第一句话道出了安的身份困境:“常言道同舟共济,白人就是如此。可我们跟他们不是同舟。”[1](P1)首先,这句话中的“我们”和“他们”就表明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分界线,从而也为她与罗彻斯特先生之间的互不理解和互相对抗埋下了伏笔;其次,它也指出女主人公对自己身份的困惑,这也就预示了安这一生都会为确认自己的身份而苦苦挣扎。
  安的双重身份从她一出生就给她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感和无归属感,因此她一生最大的目标似乎就是寻求一种依靠、一个可以庇护她的人。在她小的时候,她希望从她母亲安妮特(Annette)那里得到这种庇护,但安妮特本人就是一个要不断依靠镜子来确定自我身份的人,当安回忆起自己母亲时,她这样说道:“我们习惯了孤独的生活,可我的母亲仍然有着打算和希望——也许她每回走过镜子前心里就不由怀着希望。”[1](P2)安妮特之所以“怀着希望”,是因为当她看见镜子中穿着华丽衣服的自己时,她认定自己是一个有着富有的英国丈夫所呵护的“受人尊敬的白人贵妇”,而不是马提尼人。但在库利布里庄园被黑人烧毁后,安妮特放弃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听任社会把她定义为疯子。安妮特的悲惨命运给安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促使安一生都为确定自己的身份而努力。
  首先,年幼的安想从岛上的黑人那获得身份认同。安一家人居住的库利布里庄园周围都是黑人,蒂亚(Tia)是一个与安托瓦内特同龄的黑人姑娘,两人经常在一起玩耍,甚至互换衣服穿,这种看似和谐的童年伙伴关系给暂时驱除了安的孤独,也让她产生一种幻觉,认为自己就是和蒂亚一样的人,因为蒂亚“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只剩下她了。我们曾经同吃,同睡,同在一条河里洗澡。今后我要同蒂亚在一起住,我要像她那样”。[1](P20)但库利布里庄园的一把火彻底粉碎了她的这个梦。安全家出逃的那天晚上,当她看见蒂亚和她的母亲站在路边,安的第一个冲动是跑向蒂亚,“我朝她跑去,我跑进一看只见她手里有块带尖棱的石头,可我没看见她扔。我也没感觉到,只觉得有什么湿漉漉的东西从脸上淌下。我瞧着她,只见她放声大哭时一张哭丧脸。我们互相瞪着,我脸上有血,她脸上有泪。就像看到了自己。像镜子里一样”。[1](P20)对安来说,蒂亚就是她在镜中的自我,蒂亚的眼泪就是她的眼泪。但是,由于她们的社会地位的不同,那种眼泪的体验是不同的。换句话说,无论安与蒂亚是多么的亲近,她永远不可能跨越殖民地社会中种族和文化的界限,她也不可能穿越镜子坚硬的表面与蒂亚达到完全的同一。
  当安从殖民地黑人那获得身份认同的尝试失败后,她又渴求像她母亲一样,通过嫁给一个富有的英国丈夫把自己从“白蟑螂”转变成她最喜欢的画《磨坊主的女儿》中那个纯正的英国姑娘,一个“一望而知的十足的英国人”。这样她可以在英国白人那获得身份认同,以摆脱无限的孤寂。当她遇到从英国来的罗切斯特时,她感到异常兴奋,蜜月中的安“整日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1](P52)认为幸福生活指日可待。但罗彻斯特结婚后占有了她的财产,并把她带到了英国,在旁人看来,安进入了“真正”白人的强大空间,但她一踏上英国的土地就被关进了桑费尔德庄园的阁楼中幽禁起来,并用安母的名字(伯莎)来称呼安,“名字可大有关系,正如过去他不肯叫我安托瓦内特时,我就看到安托瓦内特和一身香味,漂亮衣裳。连同镜子,都从窗口飘出去了。”[1](P113)罗切斯特正是通过把安移居到英国,一个她认为像梦境般的地方,并拿走她的镜子,从而象征性地剥夺了她建构身份的任何机会。尽管如此,她还是曾努力寻求借助其他镜像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因此当她同父异母的兄弟理查德·梅森来英国看望她时,她想借助他的眼睛作为镜子来确认自己的身份,但“现在我才想起他不认识我了。我看见他瞧见我,两眼先朝这个角落看看,在朝那个角落看看,没找到想找的东西。他瞧着我,当我是个陌生人似的跟我说话。你碰到这种事的时候,你怎么办?”理查德没认出安,从而安无法从理查德的眼里看到那个来自于库利布里庄园的安。安分别在黑人与白人那获得身份认同的努力都破产了,甚至于最后她还失去了自我——安托瓦内特的名字,从而最终陷入了癫狂状态。
  三
  在为安的悲剧扼腕叹息之余,读者也不难发现一个让人欣喜的细节:安已经逐渐摆脱镜像,重建自我身份。“这里没有镜子,我不知道现在自己变成了什么模样。我想起过去对镜看着自己刷头发,自己的眼睛也迎面看着自己的情景。我看见的那个人是我本人,可又不大像本人。好久以前我还小的时候,非常孤独,我还想去亲亲她呢。可是镜子挡在我们中间——冰硬的,我呵出的气把那镜面蒙住了。现在他们把一切都拿走了。我在这地方干什么,我是谁啊?”[1](P124)这段话特别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再次提出了身份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这段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已经意识到自己对镜子的依赖,否则她不会有这种很强的失落感。而“亲吻那个镜子的女孩”的举动就表明她非常想去拥抱或者成为真正的自我。那“冰硬的”、被“我呵出的气蒙住了的镜面”让安已经隐约意识到,她寻找英国的归属的愿望彻底破灭,而这次她曾梦想过多次的回归并未带给她自我的完整,而是死亡。而这面镜子也恰恰象征了最终毁灭安的那个冷酷无情的英国社会。虽然安没有找到她自己的镜中形象,但当她认出在她和英国之间有一面无法穿越的墙时,她便义无反顾地踏上独自去发现自我身份的征程。
  小说中安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镜中形象是在她一生中做的最后一个梦中。在最后一个梦里,她想象自己摆脱了格莱斯·普尔的看守,走出幽禁她的阁楼,“我总觉得有人在跟着我,有人在追我,一边哈哈大笑。我不时左看右看,可总不敢朝后看,因为我不想看到人家说在这个地方闹的那个女鬼”。[1](P119)但安还是看见了她:“就在这时刻,我看见了她——那个鬼。这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四周围围着一个镀金画框,可我认识她。”伊丽莎白·贝尔指出这个“四周围围着一个镀金画框的女人”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安不久前看见真正的安托瓦内特“从窗口飘出去了”,因而她就成为罗切斯特强加于她的那个“伯莎”;此刻她在镜子看见了那个鬼,通过把他人强加于她身上的形象具体化,她重建了自我。[5]因此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安已经从对镜子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了,她最终看清了镜中的自己,而且认出了自己。接着在她放火点燃桑费尔德庄园之后,她看见了“库利布里的池塘”和蒂亚,于是她大声喊着“蒂亚”的名字跳下去。这里出现的“池塘”意象和前面提到的“镜子”意象是不同的,从那喀索斯神话原型的象征意义上来看,镜(画)中之像和水中之像都是主体自我身份的映像。不同之处在于,池水更具有渗透性,不像镜子那样冰冷坚硬,会阻碍主体进入其中,与自己的身体合为一体。[6]无疑,安意识到,只要跳入池中,她就能将撕裂自我、导致她疯狂的双重身份融为一体,就能找到原本的自我和身份的归属。在做了这个梦之后,安说:“现在我明白了我为什么会被带到这儿,我得做些什么。”[1](P120)然后她就拿着蜡烛出了自己的房间,下了大厅。这个细节暗示了,安在烧毁庄园的时候,不仅会获得她的被罗彻斯特剥夺的权力,而且会破除阻扰她寻找自我归属的障碍。而只有通过死亡,她才能完全摆脱镜子的羁绊,真正由自己来决定建立起自己的身份,这不能不说是安的一种觉醒。
  四
  综上所述,简·里斯的作品主题主要是边缘女性的身份寻求和生存,并且多巧妙地运用镜像手法来体现这些边缘女性身份认同的痛苦。《藻海无边》也不例外,她根据其作为克里奥尔人的自身体验,在这部小说中重塑了克里奥尔人寻求自我身份的心路历程。安作为一个克里奥尔女性,只能在黑人和白人两个相冲突的文化之间夹缝中生存,这就注定她一生都要为了获得身份认同而苦苦挣扎,而由于她依赖镜像这样一个外在的构想来建构身份认同,因此在失去镜子之后,她最终陷入疯狂。在小说结尾安纵身跳入火海,看似悲剧性的一跳,但却是小说的高潮,这一跳恰恰就是作者里斯向和她有着相似命运的边缘女性们指出:只有打破外在镜像,才能真正建构自我。
  
  参考文献:
  [1]简·里斯著.陈良廷,刘文澜译.藻海无边[Z].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26.
  [3]Tiffin,Helen.Mirror and Mask:Colonial Motifs in the Novels of Jean Rhys[M].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1978.4:328-341.
  [4]雅克·拉康著.褚孝泉译.拉康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5]Baer,Elizabeth R.The Sisterhood of Jane Eyre and Antoinette Cosway[A].The Voyage in:Fictions of Female Development.Ed.Elizebeth Abel,Marianne Hirsch,and Elizabeth Langland.Hanover:UP of New England,1983.
  [6]张德名.《藻海无边》的身份意识与叙事策略[J].外国文学研究,2006,(3).
  
  项目名称:常熟理工学院2008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藻海无边》的镜像研究,课题编号:ky200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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