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十分内向的人，平时言语不多，用上海人的话说，就像“热水瓶”，内热外冷，内心对事业、对家人尤其是对夫人郁文充满着炽热的情感.
　　6月14日早晨，得到乔石同志逝世的消息，我心中十分悲痛，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乔石年事已高，我早知道他身体不好，住在北京医院已有经年。但他没有器质性疾病，每天上午还唱唱歌，写写大字。
　　也许，在他内心中，夫人郁文的去世对他打击太大。他是一个十分内向的人，平时言语不多，用上海人的话说，就像“热水瓶”，内热外冷，内心对事业、对家人尤其是对郁文充满着炽热的情感。
　　2013年初，郁文去世。家人都瞒着他，也不让他回家住，生怕他触景生情。多日、几个月甚至一两年都不见郁文，他心里可能有数。他有时会问在医院陪伴他的妹妹：“郁文怎么多日不见？”他妹妹就说：“前几天不是来看过你了吗？怎么不记得了？”他“哦”了一声，再不说话。但他心中肯定已经知晓。有一次他写大字，突然写了一个“奠”字。也许，这是送给郁文的。
　　他的秘书陈群经常会告诉我们“首长身体还可以”的消息，大家听到后都很感欣慰。《乔石谈民主与法律》这本书已经出版，我们正在编他的第二本、第三本文集，内容十分丰富。他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过程，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重要转折时期，有独到的看法和论述。我们希望他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两本文集的出版。可惜，天不从人愿。
　　乔石是“革命前辈”，我是解放后新中国培养的“三门干部”（走出家门进校门、走出校门进机关门），由于年龄和职务的差距，实际上我和他的直接联系并不多，但我对他十分敬重，他的讲话和人格魅力都深深印入我的脑中，他实事求是研究问题的态度、谦和甚至是温良恭俭让的作风，都是我为人处事的榜样。

与乔石的工作接触

　　我同乔石的联系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我在中联部研究室工作，郁文是研究室主任。乔石喜欢研究问题、了解实际情况，有时通过郁文要我到他家里去谈谈。二是我那时是中联部新闻发言人，乔石会见中联部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重要外宾，都由我发布新闻。按照惯例，首长见外宾之前都要有一小时左右的汇报时间。特别是90年代初的几年，他几乎每个月都要会见一次中联部的外宾。除汇报情况外，他总提出一些探讨性问题，要我发表意见。
　　1984年秋，乔石已离开中联部，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组部部长。因为我曾在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工作，他通过郁文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德国现代企业制度情况，叫我准备一下，到他家去谈。
　　几天之后，我到他家，一般性地做了介绍。他笑着说：那些粗线条的事我也了解，我要了解具体情况，现代企业制度究竟如何运行，企业和中央及地方政府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工人和职员如何参加管理，中央政府如何对经济进行调控。我详细报告后，他说：“你了解情况不少。我们现在要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困难重重，怕这怕那，找不出一种办法。我想，主要要靠我们自己探索，但可以参考外国的先进经验，德国的经验很好，我们应借鉴。这些经验不存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从1988年开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局发生重大变化。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急剧变动。中央政治局要中联部提出分析报告。一天晚上8点多钟，郁文给我打电话说：“老乔请你来一趟。”乔石要我谈了对苏东剧变的看法和我们应采取的立场。在这次谈话中，乔石提出：应吸取过去的教训，不要再搞公开论战。中国主要的事情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对内应坚持改革开放，对外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乔石在中央党校和在外地的多次讲话中，都强调邓小平讲话的重要指导意义。乔石说：小平同志的讲话针对性很强，他已大约有两年没有公开讲话了，这次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把党内值得注意的和要防止的问题和思想倾向都讲清楚了，很多极重要的问题都讲到了。有些话比整理出来的文件讲得还要尖锐，还要直截了当。乔石还联系实际，阐述了加深加快改革开放的观点。
　　编写《乔石谈民主与法制》时，在编写组会上，郁文告诉我们：“老乔的讲话内容当时被一份《内参》摘编了，小平同志看到后要中办转告说，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好的讲话了。”

家规

　　乔石的书法在中联部和社会上都是很出名的。在一次会见外宾后，我们聊起了这个话题。
　　乔石告诉我，他年轻时学过美术，后来有了兴趣，就照着字帖练。他还曾经想拜启功为师学习书法，和启功多有交流。据我所知，乔石80大寿时，启功写了一副对联赠乔石：“八袟长青河清海晏，千秋笃祜国泰民安。”
　　我告诉他：“乔石同志，许多人都知道您的书法很好，经常有一些单位和个人因很难找到您，所以想通过我希望您为他们题字。有的人还很着急，为求得您的墨宝，直接送来礼品和钱。”乔石说：“一支笔和一分钱都不能收，送来的统统要退回去。请郁文和你一定要把好这个关。”
　　乔石和郁文对子女和亲属要求十分严格，人所共知。郁文告诉我，乔石给家人立了一个规矩，上门送礼的坚决退回，不管什么人都不要讲情面。曾任中联部副部长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的张香山跟乔石比较熟悉，他有一次对我说：“老乔在许多重要机构任过要职，又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但他从不任用亲信，更不拉帮结派。有人说他过于讲原则而不讲情面，以后会吃亏的。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党的好传统，也是从中联部王稼祥部长起就建立起来的好作风。”

退休之后

　　1999年春，在乔石卸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一年之后，我到他家拜访了他。
　　乔石告诉我，他现在“无官一身轻”，可以同家人多接触了。“过去由于工作事务忙，同孩子们接触很少，他们对我也有点意见。好在他们都自己努力，自力成才。”
　　他还告诉我，自己想研究党史。“党史最重要的是要写好经验与教训，上升为理论。”他说自己正在考虑，有什么经验与教训可以上升为理论的。
　　他谈到：“马克思认为，发达国家可以同时起来革命，同时实行社会主义。但这是做不到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初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货币。后来实行‘新经济政策’有了改变。我们党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实行‘左’的政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想马上进入共产主义。总是想急于求成，结果欲速则不达。还有，毛主席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但什么是中国实际？如何调查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往往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我们同时还要准确地研究世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
　　接着，他又深情回忆起在中联部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他说：“那时在中联部，工作虽很辛苦，但很单纯，同志间关系也很单纯。当时我们可以凭票去指定商店去买冰箱。为了要不要买冰箱，还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讨论决定。大家还每天早晨一起去河边跑步。你记得吗？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2011年9月，我应郁文之邀，参加了乔石文集编辑组。郁文在世时，我们经常去乔石家讨论文集之事。乔石这时身体已经不太好，不多说话，我们也不便多打扰。但他对熟悉的人还是认识的。
　　他每天吃完早饭一般都要跟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唱歌，唱的都是老歌，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等，然后写毛笔字。每星期看一场电影，而且一直看完。
　　郁文曾告诉，她和一些老同志都希望乔石写本回忆录。“但老乔说，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些事，没有什么可写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原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