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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影视改编的成功，使紫金陈的推理创作开始被大众所熟知。在《坏小孩》里，其结合个人童年经历所塑造的一系列儿童形象，成为打动读者的关键。他们身上难以避免地带有一些推理名作中儿童角色的影子，却体现了底层社会部分中国儿童的生存现实，反映了紫金陈对推理创作的独特思考。
【关键词】 紫金陈;坏小孩;儿童形象;推理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5-0021-03
在写作之外，紫金陈还从事过很多行业。他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水利专业，做过互联网行业产品经理，也做过财经分析员。这决定了他早期的写作带有不少玩票性质，既有爱情小说《爱不明白》，也有商战小说《少年股神》和《资本对决》。
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后，紫金陈重拾旧笔，在天涯连载了以母校为背景的恐怖小说《浙大夜惊魂》（后改名为《禁忌之地》），获得了一定知名度。以此为契机，紫金陈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写作，并向推理文学转型，以充满噱头的“谋杀官员”为主题，接连发表了“高智商犯罪”系列小说，逐渐形成稳定的个人风格。
2014年以来，随着创作的不断成熟，紫金陈推出了由《无证之罪》《坏小孩》《长夜难明》构成的“推理之王”三部曲，并转让了作品的影视改编权。在网络剧《无证之罪》获得小范围的成功后，爱奇艺于2020年推出了改编自《坏小孩》的网络剧《隐秘的角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终于使得紫金陈的名字被大众所熟知。
赚取稿费的朴素愿望和网络发表平台的客观要求，使得紫金陈的创作始终具有鲜明的世俗色彩，比起文学价值，他显然更看重作品的娱乐性，更看重题材选择和情节设置对读者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紫金陈对知识分子个人信念的坚守，对独立创作的追求，又在无形中将他与其他网络文学作家区别开来，让他不自觉地去关注社会和人性，并没有走上媚俗的道路。
同时，近年被国内大量译介的日本推理作品，将“本格派”和“社会派”的创作理念推广开来，也给紫金陈创造了可以借鉴和模仿的对象。通过这些创作理念、创作素材的积淀和融合，紫金陈的笔力在《坏小孩》的创作中达到了高峰，朱朝阳、夏月普、丁浩三个边缘儿童的形象从故事中脱颖而出，乘着青少年犯罪这一社会热点话题的东风，成为作品打动人心的关键。
一、童年的两面：光影交错中的儿童形象
不论是挣扎在离异家庭矛盾中的朱朝阳，父母相残后被迫成为孤儿的夏月普，还是参考当年“孕妇帮助丈夫奸杀女大学生”的真实社会新闻所创作的、父母犯下了同样罪行的丁浩，其性格都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在阳光下，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中，他们是平凡的孩子，朱朝阳的勤奋听话，普普的乖巧可人，丁浩的贪玩冲动，都体现着那个年纪的孩子应有的单纯和天真。可是，一旦他们走入阴影，被迫面对恶劣的生存现实，面对成年人的无视和伤害，孩子们身上阴暗的另一面就会被激发出来，表现得比成年人更加偏激、残忍。
在小说开端，三个孩子无意中目睹了张东升杀人事件，为他们各自道德底线的崩溃创造了契机，他们的越界行为逐渐从勒索钱财、失手杀人发展到蓄意杀人，内心的阴暗最终压制了阳光，使他们无可挽回地滑向犯罪的深渊。
作为三个孩子的主心骨，朱朝阳是小说中着墨最多，形象最丰满的人物。起初，比起出身孤儿院的普普和丁浩，朱朝阳的生活还勉强维持着“正常”，因此他后来的转变也就显得尤为触目惊心。朱朝阳与父亲朱永平在感情上的矛盾冲突，经过不同恶性事件的催化，不断改变着他的性格，使他身上天真的一面逐渐消失，冷酷无情的另一面逐渐暴露。在紫金陈笔下，这种变化经历了四个明显的转折点，即买衣服事件、打架事件、泼粪事件和录音事件。每一次事件发生后，朱朝阳对朱永平的看法也会随之改變。
买衣服事件中，为了向同父异母的妹妹朱晶晶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朱朝阳被迫装作朱永平的侄子，他的存在被父亲完全否定了。朱朝阳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父亲的懦弱无情，感情上却不愿意承认。为了从心理上洗脱朱永平的责任，朱朝阳把愤怒和不平完全转嫁到朱晶晶身上，后来又在“教训”朱晶晶的过程中情绪失控，致其坠楼，制造了整个悲剧最大的导火索。在打架事件中，继母王瑶咄咄逼人的报复，让朱朝阳心中害死妹妹的愧疚消失了，而朱永平保护王瑶，对儿子和前妻的伤痛视而不见的行为，使得他在朱朝阳心中的慈父形象彻底破碎。朱朝阳感到“他已经不是我爸了”“突然想到了杀人”。到了泼粪事件，朱永平要求儿子不追究继母恐吓骚扰的责任，甚至试图用金钱跟儿子进行利益交换，再次激怒了朱朝阳。从此在朱朝阳眼中，“他不说钱，他还是我爸。他给我钱，这一刻起，我爸已经死了”。他开始产生借张东升之手轼父报仇的想法，但此时尚不坚决。可惜父亲的逼迫并没有就此止步，为了安抚王瑶，也为了求证内心深处的怀疑，朱永平主动向儿子套话，甚至试图瞒着儿子把对话内容录音，使朱朝阳终于认清了父亲的凉薄，下定决心杀害朱永平和王瑶。他“似乎不一样了”，有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成熟”。
至此，朱朝阳完全从阳光走入阴影，容易被情感起伏所影响的天真的一面彻底消失，留下的是与年龄极不相符的老谋深算和冷酷无情。
从表面上看，朱朝阳的堕落始于普普和丁浩的出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像朱朝阳在编造的日记中所记载的那样，如果不是认识了这两个“坏小孩”，他原本不会被搅进麻烦中。但深究他的成长环境，不难发现这种偶然中所隐藏的必然。朱永平息事宁人的和稀泥做法，已经让两个家庭、一对儿女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只需要一根稻草，就足以压倒这对父子之间脆弱的亲情关系。即使没有普普和丁浩，冲突迟早也会爆发。
三个孩子构成的小团体里，普普的变化则与朱朝阳正好相反。她表面的叛逆其实是一种自我防御，内心反而是温柔的，尤其渴望亲人朋友的关爱。随着与朱朝阳交往的加深，普普发现了朱朝阳成熟、阴暗的另一面，误以为找到同类，潜意识中把精神力量更为强大的朱朝阳当作依赖对象，越来越释放出自己天真的本性。甚至最后杀害朱永平夫妻时，普普的动机也变成了保护朱朝阳，保护这段依恋与被依恋的关系。而三个人中看起来最凶狠的丁浩，反而最单纯，他可以为了尊严去打架，为了生存去盗窃，却不愿意为了利益而杀人。在把表面上的狠毒教给普普和朱朝阳之后，丁浩惊讶于二人的蜕变，这才开始真正意识到“坏”所带来的可怕后果，他身上天真善良的一面同样开始复苏，可惜已经无力挽回事态。 二、割裂感的产生：在模仿与创造之间
与生动的儿童形象塑造相比，《坏小孩》中关于犯罪动机、犯罪过程的设置，则稍显生硬。对不熟悉推理文学的国内普通读者来说，故事里“恶”的产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张东升劝说朱朝阳不要杀人时给出的理由，其实更符合大众对于亲缘关系的心理预估：“离异家庭都会有这种问题，大人们不过是吓唬你，你长大后活得好就是最大的报复。”问题是，朱朝阳并不是因为实质性的伤害而恨父亲，真正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朱永平情感上彻底的冷漠和疏离。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违背读者的社会常识，让大家觉得夸张，觉得整个故事很像一个空中楼阁。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割裂感呢？因为在中国社会的传统家庭观念中，父子是打碎了骨头连着筋的关系，他们可能相互攻讦，却不可能彻底互不关心。
在改编后的剧作《隐秘的角落》里，也能看到主创为弥补这种割裂感所作的努力，剧中被中国观念“修补”后的朱永平，对儿子表现出了几乎与女儿同等的关爱，这种改编确实增加了中国观众的现实感，但也让朱朝阳的仇恨失去了足够的支撑，变成了一个相对直白的“坏小孩”。那么为什么紫金陈没有采用更符合大众情感经验的设定，而一定要把冷漠作为核心矛盾点呢？这除了与出身于离异家庭的作者本人的个人经历有关，恐怕也与日本推理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脱不了干系。
从朱朝阳、普普和丁浩身上，不难看出众多日本推理名作的影子。东野圭吾《白夜行》中的西本雪穗和桐原亮司，凑佳苗《为了N》中的杉下希美和成濑慎司，乙一《夏天、烟火、我的尸体》中的弥生与阿健，几乎都构成了类似的同谋共生关系，他们的犯罪行为往往基于被家庭和社会孤立、伤害甚至抛弃的经历，同时又承载着对彼此的依赖和保护。
在《坏小孩》最后的诡计中，朱朝阳“导演”了父亲和继母的死亡，为脱罪故意前往埋尸地挖出尸体的一只脚，好加快尸体被发现的速度的情节，与《夏天、烟火、我的尸体》中，弥生的母亲通过露出柜子的尸体的一只脚，猜到是女儿杀害了失踪的五月，却为包庇女儿始终保持沉默的情节，都采用了“露出一只脚”这个细节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破绽。类似的“撞梗”，即使只是创作中偶然产生的作案手法设置的巧合，也难免会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只不过在紫金陈笔下，破绽的出现为的是提供朱朝阳被怀疑的理由，而在乙一笔下，杀人行为是否有破绽、是否被拆穿这些表面化的推理元素已经不再重要，破绽的存在是为了说明母亲对女儿罪行的知情不报，并通过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展现母女之间极致的疏离，从而试图探讨复杂多变的人性。
也许正是由于未成年人犯罪能够广泛地反映家庭矛盾与社会现实，同时也最具话题性，使得这种题材颇受日本推理文学作家们的青睐，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日本社会冷漠的社交习惯，淡薄的亲缘关系和普通家庭巨大的生存压力，确实给很多恶性未成年犯罪创造了条件，为读者们提供了可以参考的现实对照，容易引发大众内心的共鸣。这种创作上的偏爱，以部分畅销书为传播媒介，多多少少被国内推理文学的创作者们所接受和推崇，使相似题材的热度一直高居不下，催生出一批秉承其理念，模仿其套路的作品，很难说《坏小孩》不是其中之一。但仅有话题的移植，没有叙事手法的创新和对社会家庭的反思，便不能将故事情节和人物设置与中国现实真正融合，难免会让作品头重脚轻，难以在文学价值上取得有效突破，这是亟待国内推理文学作家们正视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提高作品质量的关键。
三、类型文学的创作困局：中国式推理向何处去
当然在评价这类作品时，也需要思考对评价行为本身的合法性的质疑，即从传统文学或者是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和评论类型文学、网络文学作品的行为，其本身究竟是否合理？作者在塑造朱朝阳等儿童形象时的少数突兀、乏力之处，是否影响了故事的阅读体验本身呢？朱朝阳等儿童角色在完成叙事任务之外，是否必须要承担读者和文学评论人对其背后“社会意义”的讨论和期待？
在紫金陈看来，以上问题的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他的写作所重视的是作品的可读性和商业价值，并不把追求文学价值和艺术上的认可作为目标，也并不避讳谈论对流行和热点的有意识地追逐。在访谈中，紫金陈曾经直白地谈到自己对创作的看法：“推理类小说是一个最大的市场，为什么中国市场这么小？关键是质量问题。如果我可以做出比国内大部分推理小说质量更高的作品，比大多数人做得好，至少是能赚到钱的。我写的全是快节奏的小说，你也可以理解成是快餐文学，我只希望好看，通过各种技巧，让别人从头到尾一口气看到底，就是我最大的目的。”
这种心态很能反映不少类型文学、网络文学创作者在面对外界评价时的态度，也是由当前多数流行文学作家所处的创作生态所决定的。理解这种心态，就不难理解他们对于并非来自于读者的批评声音的抵触。但是，即使这批作家主观上不愿意承担起摆脱模仿色彩、建立个人特色乃至中国特色这种“大而空”的任务，他们在未来的创作实践中，恐怕也势必会不自觉地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因为随着原本相对小众的推理文学开始流行，国内的普通读者所积累的阅读经验会随之增多，明显的模仿和嵌套面临的风险将越来越大，也会由于缺乏新鲜感而难以在竞争日渐激烈的推理图书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对商业价值的看重到对艺术价值的追求，几乎是类型文学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在推理文学盛行的日本，这一类型在创作导向上也曾经历过从娱乐式写作向严肃创作转变的过程，直到松本清张等一批杰出作家的出现，才打破了大众对推理文学的看法，获得了主流文学界的肯定，使得这一文学类型的创作得以繁荣发展至今。
紫金陈《坏小孩》的成功，恰恰也是说明独立创造和深度思考的重要性的有力证据。从读者和改编剧观众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作品相对老套、带有模仿痕迹的诡计设定，以及较为直白干瘪的叙事语言，都被作为小说的缺点提及;而对朱朝阳等儿童角色的塑造，包括对成年犯罪者张东升形象的塑造，则被看作是小说最引人瞩目之处。前者是紫金陈参考国外推理作品技巧打造的“技术外壳”，后者则是紫金陈融合个人经历和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思考所建构的“精神内涵”。而小说区别于同类作品的独特魅力，多半也源于后者。可见在中国当代推理文学创作的模仿与创造之间，真正决定作品命运的关键是创造而非模仿。
在小说结尾处，紫金陈把朱朝阳的命运寄托在发现真相的严良教授最终的选择上：拨通举报电话或者取消举报电话，两个按键之间的距离只有短短“一厘米”，却决定了朱朝阳的人生究竟会走向光明还是黑暗。正反两面的开放性结局，阳光中或阴影里的朱朝阳的未来，都被紫金陈简单地处理成难度只有“一厘米”的单项选择题，并没有对两种结果做出任何有效的思考。这道简单片面的选择题，完全可以看作是整部小说创作思路的缩影，可能也正是小说在艺术上受到诟病的根本原因。从中不难看出，要推动中国推理文学的创作继续向前发展，光靠情节上的借鉴，辅以作者偶尔爆发的个人经验写作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对案件背后的社会意义的挖掘，是对变幻莫测的人性抉择的揭露，需要人们孜孜不倦地从推理事件身上寻找支撑作品立意的独创之处。如何在这些方面取得突破，如何挖掘中国推理的独创性，也许才是紫金陈们未来继续创作之路时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注释：
①林秋铭：《隐秘的角落》大火，紫金陈称只赚了三四万，想想半夜都在流泪，每日人物，2020-6-29。
参考文献：
[1]帅松生.日本推理小说的发展与特点[J].当代外国文学，2000，（4）：124-131.
[2]胡祥.隐秘的角落：二流小说的一流改编[N].北京日报，2020-7-10（13）.
作者簡介：
封文慧，同济大学临床医学学士，北京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创作人员。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创作与评论》《海外文摘》《中国少年报·快乐百科》等刊物。
【关键词】 紫金陈;坏小孩;儿童形象;推理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5-0021-03
在写作之外，紫金陈还从事过很多行业。他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水利专业，做过互联网行业产品经理，也做过财经分析员。这决定了他早期的写作带有不少玩票性质，既有爱情小说《爱不明白》，也有商战小说《少年股神》和《资本对决》。
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后，紫金陈重拾旧笔，在天涯连载了以母校为背景的恐怖小说《浙大夜惊魂》（后改名为《禁忌之地》），获得了一定知名度。以此为契机，紫金陈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写作，并向推理文学转型，以充满噱头的“谋杀官员”为主题，接连发表了“高智商犯罪”系列小说，逐渐形成稳定的个人风格。
2014年以来，随着创作的不断成熟，紫金陈推出了由《无证之罪》《坏小孩》《长夜难明》构成的“推理之王”三部曲，并转让了作品的影视改编权。在网络剧《无证之罪》获得小范围的成功后，爱奇艺于2020年推出了改编自《坏小孩》的网络剧《隐秘的角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终于使得紫金陈的名字被大众所熟知。
赚取稿费的朴素愿望和网络发表平台的客观要求，使得紫金陈的创作始终具有鲜明的世俗色彩，比起文学价值，他显然更看重作品的娱乐性，更看重题材选择和情节设置对读者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紫金陈对知识分子个人信念的坚守，对独立创作的追求，又在无形中将他与其他网络文学作家区别开来，让他不自觉地去关注社会和人性，并没有走上媚俗的道路。
同时，近年被国内大量译介的日本推理作品，将“本格派”和“社会派”的创作理念推广开来，也给紫金陈创造了可以借鉴和模仿的对象。通过这些创作理念、创作素材的积淀和融合，紫金陈的笔力在《坏小孩》的创作中达到了高峰，朱朝阳、夏月普、丁浩三个边缘儿童的形象从故事中脱颖而出，乘着青少年犯罪这一社会热点话题的东风，成为作品打动人心的关键。
一、童年的两面：光影交错中的儿童形象
不论是挣扎在离异家庭矛盾中的朱朝阳，父母相残后被迫成为孤儿的夏月普，还是参考当年“孕妇帮助丈夫奸杀女大学生”的真实社会新闻所创作的、父母犯下了同样罪行的丁浩，其性格都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在阳光下，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中，他们是平凡的孩子，朱朝阳的勤奋听话，普普的乖巧可人，丁浩的贪玩冲动，都体现着那个年纪的孩子应有的单纯和天真。可是，一旦他们走入阴影，被迫面对恶劣的生存现实，面对成年人的无视和伤害，孩子们身上阴暗的另一面就会被激发出来，表现得比成年人更加偏激、残忍。
在小说开端，三个孩子无意中目睹了张东升杀人事件，为他们各自道德底线的崩溃创造了契机，他们的越界行为逐渐从勒索钱财、失手杀人发展到蓄意杀人，内心的阴暗最终压制了阳光，使他们无可挽回地滑向犯罪的深渊。
作为三个孩子的主心骨，朱朝阳是小说中着墨最多，形象最丰满的人物。起初，比起出身孤儿院的普普和丁浩，朱朝阳的生活还勉强维持着“正常”，因此他后来的转变也就显得尤为触目惊心。朱朝阳与父亲朱永平在感情上的矛盾冲突，经过不同恶性事件的催化，不断改变着他的性格，使他身上天真的一面逐渐消失，冷酷无情的另一面逐渐暴露。在紫金陈笔下，这种变化经历了四个明显的转折点，即买衣服事件、打架事件、泼粪事件和录音事件。每一次事件发生后，朱朝阳对朱永平的看法也会随之改變。
买衣服事件中，为了向同父异母的妹妹朱晶晶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朱朝阳被迫装作朱永平的侄子，他的存在被父亲完全否定了。朱朝阳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父亲的懦弱无情，感情上却不愿意承认。为了从心理上洗脱朱永平的责任，朱朝阳把愤怒和不平完全转嫁到朱晶晶身上，后来又在“教训”朱晶晶的过程中情绪失控，致其坠楼，制造了整个悲剧最大的导火索。在打架事件中，继母王瑶咄咄逼人的报复，让朱朝阳心中害死妹妹的愧疚消失了，而朱永平保护王瑶，对儿子和前妻的伤痛视而不见的行为，使得他在朱朝阳心中的慈父形象彻底破碎。朱朝阳感到“他已经不是我爸了”“突然想到了杀人”。到了泼粪事件，朱永平要求儿子不追究继母恐吓骚扰的责任，甚至试图用金钱跟儿子进行利益交换，再次激怒了朱朝阳。从此在朱朝阳眼中，“他不说钱，他还是我爸。他给我钱，这一刻起，我爸已经死了”。他开始产生借张东升之手轼父报仇的想法，但此时尚不坚决。可惜父亲的逼迫并没有就此止步，为了安抚王瑶，也为了求证内心深处的怀疑，朱永平主动向儿子套话，甚至试图瞒着儿子把对话内容录音，使朱朝阳终于认清了父亲的凉薄，下定决心杀害朱永平和王瑶。他“似乎不一样了”，有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成熟”。
至此，朱朝阳完全从阳光走入阴影，容易被情感起伏所影响的天真的一面彻底消失，留下的是与年龄极不相符的老谋深算和冷酷无情。
从表面上看，朱朝阳的堕落始于普普和丁浩的出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像朱朝阳在编造的日记中所记载的那样，如果不是认识了这两个“坏小孩”，他原本不会被搅进麻烦中。但深究他的成长环境，不难发现这种偶然中所隐藏的必然。朱永平息事宁人的和稀泥做法，已经让两个家庭、一对儿女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只需要一根稻草，就足以压倒这对父子之间脆弱的亲情关系。即使没有普普和丁浩，冲突迟早也会爆发。
三个孩子构成的小团体里，普普的变化则与朱朝阳正好相反。她表面的叛逆其实是一种自我防御，内心反而是温柔的，尤其渴望亲人朋友的关爱。随着与朱朝阳交往的加深，普普发现了朱朝阳成熟、阴暗的另一面，误以为找到同类，潜意识中把精神力量更为强大的朱朝阳当作依赖对象，越来越释放出自己天真的本性。甚至最后杀害朱永平夫妻时，普普的动机也变成了保护朱朝阳，保护这段依恋与被依恋的关系。而三个人中看起来最凶狠的丁浩，反而最单纯，他可以为了尊严去打架，为了生存去盗窃，却不愿意为了利益而杀人。在把表面上的狠毒教给普普和朱朝阳之后，丁浩惊讶于二人的蜕变，这才开始真正意识到“坏”所带来的可怕后果，他身上天真善良的一面同样开始复苏，可惜已经无力挽回事态。 二、割裂感的产生：在模仿与创造之间
与生动的儿童形象塑造相比，《坏小孩》中关于犯罪动机、犯罪过程的设置，则稍显生硬。对不熟悉推理文学的国内普通读者来说，故事里“恶”的产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张东升劝说朱朝阳不要杀人时给出的理由，其实更符合大众对于亲缘关系的心理预估：“离异家庭都会有这种问题，大人们不过是吓唬你，你长大后活得好就是最大的报复。”问题是，朱朝阳并不是因为实质性的伤害而恨父亲，真正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朱永平情感上彻底的冷漠和疏离。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违背读者的社会常识，让大家觉得夸张，觉得整个故事很像一个空中楼阁。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割裂感呢？因为在中国社会的传统家庭观念中，父子是打碎了骨头连着筋的关系，他们可能相互攻讦，却不可能彻底互不关心。
在改编后的剧作《隐秘的角落》里，也能看到主创为弥补这种割裂感所作的努力，剧中被中国观念“修补”后的朱永平，对儿子表现出了几乎与女儿同等的关爱，这种改编确实增加了中国观众的现实感，但也让朱朝阳的仇恨失去了足够的支撑，变成了一个相对直白的“坏小孩”。那么为什么紫金陈没有采用更符合大众情感经验的设定，而一定要把冷漠作为核心矛盾点呢？这除了与出身于离异家庭的作者本人的个人经历有关，恐怕也与日本推理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脱不了干系。
从朱朝阳、普普和丁浩身上，不难看出众多日本推理名作的影子。东野圭吾《白夜行》中的西本雪穗和桐原亮司，凑佳苗《为了N》中的杉下希美和成濑慎司，乙一《夏天、烟火、我的尸体》中的弥生与阿健，几乎都构成了类似的同谋共生关系，他们的犯罪行为往往基于被家庭和社会孤立、伤害甚至抛弃的经历，同时又承载着对彼此的依赖和保护。
在《坏小孩》最后的诡计中，朱朝阳“导演”了父亲和继母的死亡，为脱罪故意前往埋尸地挖出尸体的一只脚，好加快尸体被发现的速度的情节，与《夏天、烟火、我的尸体》中，弥生的母亲通过露出柜子的尸体的一只脚，猜到是女儿杀害了失踪的五月，却为包庇女儿始终保持沉默的情节，都采用了“露出一只脚”这个细节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破绽。类似的“撞梗”，即使只是创作中偶然产生的作案手法设置的巧合，也难免会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只不过在紫金陈笔下，破绽的出现为的是提供朱朝阳被怀疑的理由，而在乙一笔下，杀人行为是否有破绽、是否被拆穿这些表面化的推理元素已经不再重要，破绽的存在是为了说明母亲对女儿罪行的知情不报，并通过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展现母女之间极致的疏离，从而试图探讨复杂多变的人性。
也许正是由于未成年人犯罪能够广泛地反映家庭矛盾与社会现实，同时也最具话题性，使得这种题材颇受日本推理文学作家们的青睐，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日本社会冷漠的社交习惯，淡薄的亲缘关系和普通家庭巨大的生存压力，确实给很多恶性未成年犯罪创造了条件，为读者们提供了可以参考的现实对照，容易引发大众内心的共鸣。这种创作上的偏爱，以部分畅销书为传播媒介，多多少少被国内推理文学的创作者们所接受和推崇，使相似题材的热度一直高居不下，催生出一批秉承其理念，模仿其套路的作品，很难说《坏小孩》不是其中之一。但仅有话题的移植，没有叙事手法的创新和对社会家庭的反思，便不能将故事情节和人物设置与中国现实真正融合，难免会让作品头重脚轻，难以在文学价值上取得有效突破，这是亟待国内推理文学作家们正视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提高作品质量的关键。
三、类型文学的创作困局：中国式推理向何处去
当然在评价这类作品时，也需要思考对评价行为本身的合法性的质疑，即从传统文学或者是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和评论类型文学、网络文学作品的行为，其本身究竟是否合理？作者在塑造朱朝阳等儿童形象时的少数突兀、乏力之处，是否影响了故事的阅读体验本身呢？朱朝阳等儿童角色在完成叙事任务之外，是否必须要承担读者和文学评论人对其背后“社会意义”的讨论和期待？
在紫金陈看来，以上问题的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他的写作所重视的是作品的可读性和商业价值，并不把追求文学价值和艺术上的认可作为目标，也并不避讳谈论对流行和热点的有意识地追逐。在访谈中，紫金陈曾经直白地谈到自己对创作的看法：“推理类小说是一个最大的市场，为什么中国市场这么小？关键是质量问题。如果我可以做出比国内大部分推理小说质量更高的作品，比大多数人做得好，至少是能赚到钱的。我写的全是快节奏的小说，你也可以理解成是快餐文学，我只希望好看，通过各种技巧，让别人从头到尾一口气看到底，就是我最大的目的。”
这种心态很能反映不少类型文学、网络文学创作者在面对外界评价时的态度，也是由当前多数流行文学作家所处的创作生态所决定的。理解这种心态，就不难理解他们对于并非来自于读者的批评声音的抵触。但是，即使这批作家主观上不愿意承担起摆脱模仿色彩、建立个人特色乃至中国特色这种“大而空”的任务，他们在未来的创作实践中，恐怕也势必会不自觉地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因为随着原本相对小众的推理文学开始流行，国内的普通读者所积累的阅读经验会随之增多，明显的模仿和嵌套面临的风险将越来越大，也会由于缺乏新鲜感而难以在竞争日渐激烈的推理图书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对商业价值的看重到对艺术价值的追求，几乎是类型文学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在推理文学盛行的日本，这一类型在创作导向上也曾经历过从娱乐式写作向严肃创作转变的过程，直到松本清张等一批杰出作家的出现，才打破了大众对推理文学的看法，获得了主流文学界的肯定，使得这一文学类型的创作得以繁荣发展至今。
紫金陈《坏小孩》的成功，恰恰也是说明独立创造和深度思考的重要性的有力证据。从读者和改编剧观众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作品相对老套、带有模仿痕迹的诡计设定，以及较为直白干瘪的叙事语言，都被作为小说的缺点提及;而对朱朝阳等儿童角色的塑造，包括对成年犯罪者张东升形象的塑造，则被看作是小说最引人瞩目之处。前者是紫金陈参考国外推理作品技巧打造的“技术外壳”，后者则是紫金陈融合个人经历和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思考所建构的“精神内涵”。而小说区别于同类作品的独特魅力，多半也源于后者。可见在中国当代推理文学创作的模仿与创造之间，真正决定作品命运的关键是创造而非模仿。
在小说结尾处，紫金陈把朱朝阳的命运寄托在发现真相的严良教授最终的选择上：拨通举报电话或者取消举报电话，两个按键之间的距离只有短短“一厘米”，却决定了朱朝阳的人生究竟会走向光明还是黑暗。正反两面的开放性结局，阳光中或阴影里的朱朝阳的未来，都被紫金陈简单地处理成难度只有“一厘米”的单项选择题，并没有对两种结果做出任何有效的思考。这道简单片面的选择题，完全可以看作是整部小说创作思路的缩影，可能也正是小说在艺术上受到诟病的根本原因。从中不难看出，要推动中国推理文学的创作继续向前发展，光靠情节上的借鉴，辅以作者偶尔爆发的个人经验写作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对案件背后的社会意义的挖掘，是对变幻莫测的人性抉择的揭露，需要人们孜孜不倦地从推理事件身上寻找支撑作品立意的独创之处。如何在这些方面取得突破，如何挖掘中国推理的独创性，也许才是紫金陈们未来继续创作之路时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注释：
①林秋铭：《隐秘的角落》大火，紫金陈称只赚了三四万，想想半夜都在流泪，每日人物，2020-6-29。
参考文献：
[1]帅松生.日本推理小说的发展与特点[J].当代外国文学，2000，（4）：124-131.
[2]胡祥.隐秘的角落：二流小说的一流改编[N].北京日报，2020-7-10（13）.
作者簡介：
封文慧，同济大学临床医学学士，北京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创作人员。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创作与评论》《海外文摘》《中国少年报·快乐百科》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