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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问题一直是我国深化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教育改革应该更倾向于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结合少数民族语言环境特点进行教学，提高当地的英语教学质量。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课堂环境研究的历程，分析国内英语课堂环境相关文献，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课堂环境研究进行综述。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课堂环境；英语课堂环境
【中图分类号】G633.41
自从20世纪30年代课堂环境研究拉开序幕以来，日益受到学者的广泛重视，并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领域。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目前处于实施的关键时期，课堂环境研究成为新课程改革效果评估的一个重要手段之一。少数民族英语教育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地区的特色教育，反映了我国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少数民族地区是指以少数民族人民为主要聚集生活的地区，他们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字。在非母语的学习环境中，缺乏英语环境的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比较困难。为了全面了解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英语教育改革取得了哪些成果，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课堂中发生何种变化，对少数民族地区英语课堂环境研究进行综述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课堂环境是一个内涵复杂丰富的概念，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关于什么是课堂环境，不同学科、不同研究者的界定各不相同。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本人赞同田友谊（2003）关于课堂环境的概念界定。他认为课堂环境（Classroom environment）又称课堂气氛，是学生或教师对所处课堂的知觉或感受。课堂环境的定义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指的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表现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影响教学活动开展、质量和效果的各种社会的、心理的教学环境。
英语课堂环境，严格来说是一种二语习得环境，学习者在自己母语环境下学习英语，一般被称为外语。从课堂环境的内涵中我们知道，英语课堂环境是一种微观环境。英语课堂环境泛指在英语课堂教学过程中表现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影响着教学活动开展和教学效果的各种社会的、心理的教学环境。
一.课堂环境研究的发展
（一）国外课堂环境的研究
最早的课堂环境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心理学家勒温（Lewin，1936）和莫瑞（Murray，1938）拉开了国外对课堂环境研究的序幕。勒温（Lewin）提出心理学动力场理论，他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是在一种心理场或生活空间里发生的。他用公式B=f（PE）说明个人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B为个人行为，P为个人，E为环境。莫瑞（Murray）用需要——压力模型（need-press model）来类比勒温公式中的人与环境概念。他认为个人需要是指人格中的动机因素，它是个体目标活动的内在倾向；而环境压力指外在情境中使人的内在需要得到满足的因素或挫败其内在需要的因素。勒温和莫瑞是关于教师领导行为的实验研究，他们的观点为课堂环境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课堂环境研究得到很大发展。西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对课堂环境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显著的研究成果。这个时期的课堂环境研究在内容上更加全面，关注到课堂社会心理因素的各个方面。另外，西方学者还在这一时期研制出了众多经济、有效并广泛使用的测量工具，为各种课堂环境的测量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手段。在这一时期的大量环境量表中，比较有影响力要属穆斯的研究。穆斯（Moos，1979）归纳出人类环境维度主要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关系、个人发展或目标取向、系统维护与改变。后来的许多课堂环境量表都都是根据穆斯为基础编制的，其内在的关于课堂环境的三个方面结构理论被后来修订的其他一些课堂环境量表所延承。穆斯为当代课堂环境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被认为是现代课堂环境研究的起点。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课堂环境研究进入了活跃期。费雷泽（Fraser）是这个时期课堂环境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和他的研究小组完善和开发了众多经济、有效的研究量表。如《我的班级调查表》，《班上发生了什么调查表》。这个时期的课堂环境研究进一步开发了大量的课堂环境量表，为不同水平的课堂环境研究创造科学的研究测量工具。
进入21世纪后，课堂环境研究紧密与各国教育教学改革相结合，多个国家的跨文化课堂环境研究发展迅速，研究范围从最初的数学、科学课堂向中文、社会、地理等学科覆盖，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适应课堂环境研究发展的需要，课堂环境研究在这个时期快速发展，各方面越趋于成熟。比如Aldridge等人（2000）的建构主义课堂环境跨文化研究，多尔曼（Dorman，2003）的跨文化验证性因子研究等。这个时期的大量研究结果证明，课堂环境研究范围向世界各国发展，并取得一定成果。
（二）国内课堂环境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随着课堂环境的发展，课堂环境研究也逐渐成为国内学者们关注的的热点课题。国内最早的课堂环境研究出现在台湾和香港地区，研究以翻译国外早期的环境研究量表为主，研究内容多以介绍课堂环境的概念、结构理论为主。这个时期的课堂环境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以介绍国外研究成果和零散的理论研究为主，几乎未见量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课堂环境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香港学者黄毅英（1995）开发了《数学课堂环境量表》，研究学生对课堂环境的感知对数学成绩有直接的影响。台湾学者黄台珠和费雷泽（1998）在科学课堂环境跨国研究中，开始致力于编制具有本土化特色的课堂环境研究工具，揭示课堂环境中的一些个体差异。从这个时期的文献中知道，这个时期的课堂环境研究范围以数学、科学课程为主，研究方法开始出现少量的定量研究。
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针对具体学科的课堂环境研究迅速发展，研究范围逐渐扩大。黄世举（2003）针对语文学科课程进行优化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环境的研究。台湾学者庄雪芳（2003）研究了台北地区学生对生物学的态度与课堂环境的关系。这个时期的课堂环境研究范围不局限于数学、科学课程，还涵盖了中文、英文、社会、生物等几乎所有学科课程，研究方法主要以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 国内对课堂环境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日益增多，其中主要研究课堂环境在不同维度上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和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研究范围以数学、科学居多，开始向语言课堂过度，但对于语言课堂环境的研究相对还是比较少。
二.英语课堂环境的研究
（一）国外外语课堂环境的研究
国外对外语课堂环境的研究大致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教育学家与语言学家几乎同时开始关注外语课堂教学环境研究。美国南加洲大学的语言学家克拉申（Krashen，1985）指出在二语教学中必然涉及语言及语言习得的环境因素。后来，他还提出了二语习得研究中影响最大的理论—“输入假说”理论，强调语言的可理解性输入。他认为，只有当习得者接触到略高于现有语言技能水平的第二语言输入，而又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对意义或对信息的理解而不是对形式的理解时，才能产生习得。
90年代初至今，外语课堂教学环境的研究也随着课堂环境研究不断推进而取得快速发展，外语课堂环境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应用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工作者开始从不同角度、研究不同层次外语课堂教学环境。国际著名外语习得研究专家克莱尔·克拉米什（Kramsch，1993）探讨了二语教学与文化环境的问题。他在这里强调的环境指的是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文化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
国外学者主要是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外语课堂环境，对我国英语课堂环境研究具有一定很大的影响。
（二）国内英语课堂环境的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课堂环境的研究在国外的兴起和发展，英语课堂环境的研究引起了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外语教育专家对外语教学环境概念进行了较宽泛的界定。张正东（1999）认为外语教学环境的内容包括一切制约、影响外语教学活动和效果的外部和内部因素、条件，并指出教师也是教学环境因素之一，提出外语立体化教学思想。
进入21世纪以后，外语课堂环境迅速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研究。黄泰铨（2001）提出外语教学环境的四个方面：社会环境、物质环境、人力资源环境和心理环境。孙云梅（2010）研究我国五所大学综合英语课堂环境感知在师生、性别及语言水平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学生感知与其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刘丽艳（2010）探究英语课堂环境与学生英语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认为积极的课堂环境可以改善和提高学生的二语学习成果。
从国内外文献梳理中发现，已有的课堂环境研究主要关注中学、大学学生的数学、科学、化学等自然科学课堂，人文学科以及语言课堂研究不多，特别是英语课堂环境研究更少。另外，由于各方面的缘由，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进行，针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课堂环境没有实质的深入研究。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范围，不能清晰了解我国各地区英语课堂环境情况，对提升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育质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英语课堂环境的研究
近年来，英语课堂环境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课堂环境研究也逐渐得到发展。
贺亚丽，周毛先等人（2008）设计了《英语课堂心理环境的调查问卷》，对西北民族大学250名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课堂心理环境的实际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分析了入学成绩高分者与低分者学生的心理环境。王鉴和李子健等人（2011）调查研究西北地区部分汉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师生课堂互动，发现不同民族文化影响下的师生互动行为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师生课堂互动各有特点。陈玲和刘懋琼（2012）调查新疆部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公共英语学习的课堂心理环境现状及英语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试图探索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课堂心理环境的有效方法。
语言是人类进行交流的特有工具，是教学活动的基础，在课堂教学中，语言直接影响到教师与学生、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理解。我国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课堂环境研究近几年来才出现，而且大多都集中在英语课堂教学环境的某些方面，对英语课堂环境的总体环境研究还比较少。因此，需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课堂环境进行全面的研究。
四.总结与展望
国外课堂环境研究起步早，研究方法比较成熟，并且形成了合理的研究脉络，设计大量的课堂环境量表，进行很多的实证研究，取得很多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为其他国家的课堂环境研究提供大量的科学工具。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应用于教育实践，如把课堂环境评价作为教师评价的一个方面。这些方面都是值得我国学者借鉴的。从文献分析看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课堂环境研究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但这方面的研究刚起步，研究不丰富、不完善、不成熟。另外，我国英语课堂环境研究也逐渐发展，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课堂环境研究还比较少，较缺乏良好信度和效度的课堂环境量表。第二，缺乏具有民族特色、适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语言环境的英语课堂环境量表。少数民族具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民族所具有的自身独特的文化、语言、认知背景决定着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特点。在非母语的环境中下，他们将汉语作为中介语进行英语学习，具有很大的困难。第三，英语课堂环境研究缺乏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英语课堂环境具有语言特殊性，需要深入课堂进行研究，构建民族特色的英语课堂环境量表，运用思辨的方法，注重运用质和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田友谊.国外课堂环境研究新进展[J].上海教育科研（理论经纬），2003（12）
[2]Lewin， K. Principles of topological psychology[M]. New York： McGraw-Hill， 1936.
[3]Murray， H. A Explorations in personalit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
[4]Moos， R. H. Educational Climates. In Walberg， H. J.（Eds.），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and Effects： Evaluation， Policy and productivity（pp. 82-84）[M]. Richmond： McCtuchan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9.
[5]Fisher， D. L. & Fraser， B.J. Validity and Use of Classroom Environment Scale [J]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981 c，（5）.
[6]Aldridge， J. M.， Fraser， B. J.， Taylor， P. C.， & Chen， C. –C.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 a cross-national study in Taiwan and Austral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000（ 22）.
[7]Dorman， J. P. Cross-national validation of the What is Happen In this Class？（WIHIC） questionnaire using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J]. Learning Environment Research， 2003（6）.
[8]萧文强编.香港数学教育的回顾与前瞻[M].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95.
[9]黄台珠， Fraser， B.J. 台湾和西澳科学教室环境的跨国研究： 结合质性与量的研究方法[J]. 科学教育学刊（台湾），1998（6）.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课堂环境；英语课堂环境
【中图分类号】G633.41
自从20世纪30年代课堂环境研究拉开序幕以来，日益受到学者的广泛重视，并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领域。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目前处于实施的关键时期，课堂环境研究成为新课程改革效果评估的一个重要手段之一。少数民族英语教育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地区的特色教育，反映了我国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少数民族地区是指以少数民族人民为主要聚集生活的地区，他们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字。在非母语的学习环境中，缺乏英语环境的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比较困难。为了全面了解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英语教育改革取得了哪些成果，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课堂中发生何种变化，对少数民族地区英语课堂环境研究进行综述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课堂环境是一个内涵复杂丰富的概念，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关于什么是课堂环境，不同学科、不同研究者的界定各不相同。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本人赞同田友谊（2003）关于课堂环境的概念界定。他认为课堂环境（Classroom environment）又称课堂气氛，是学生或教师对所处课堂的知觉或感受。课堂环境的定义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指的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表现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影响教学活动开展、质量和效果的各种社会的、心理的教学环境。
英语课堂环境，严格来说是一种二语习得环境，学习者在自己母语环境下学习英语，一般被称为外语。从课堂环境的内涵中我们知道，英语课堂环境是一种微观环境。英语课堂环境泛指在英语课堂教学过程中表现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影响着教学活动开展和教学效果的各种社会的、心理的教学环境。
一.课堂环境研究的发展
（一）国外课堂环境的研究
最早的课堂环境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心理学家勒温（Lewin，1936）和莫瑞（Murray，1938）拉开了国外对课堂环境研究的序幕。勒温（Lewin）提出心理学动力场理论，他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是在一种心理场或生活空间里发生的。他用公式B=f（PE）说明个人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B为个人行为，P为个人，E为环境。莫瑞（Murray）用需要——压力模型（need-press model）来类比勒温公式中的人与环境概念。他认为个人需要是指人格中的动机因素，它是个体目标活动的内在倾向；而环境压力指外在情境中使人的内在需要得到满足的因素或挫败其内在需要的因素。勒温和莫瑞是关于教师领导行为的实验研究，他们的观点为课堂环境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课堂环境研究得到很大发展。西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对课堂环境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显著的研究成果。这个时期的课堂环境研究在内容上更加全面，关注到课堂社会心理因素的各个方面。另外，西方学者还在这一时期研制出了众多经济、有效并广泛使用的测量工具，为各种课堂环境的测量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手段。在这一时期的大量环境量表中，比较有影响力要属穆斯的研究。穆斯（Moos，1979）归纳出人类环境维度主要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关系、个人发展或目标取向、系统维护与改变。后来的许多课堂环境量表都都是根据穆斯为基础编制的，其内在的关于课堂环境的三个方面结构理论被后来修订的其他一些课堂环境量表所延承。穆斯为当代课堂环境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被认为是现代课堂环境研究的起点。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课堂环境研究进入了活跃期。费雷泽（Fraser）是这个时期课堂环境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和他的研究小组完善和开发了众多经济、有效的研究量表。如《我的班级调查表》，《班上发生了什么调查表》。这个时期的课堂环境研究进一步开发了大量的课堂环境量表，为不同水平的课堂环境研究创造科学的研究测量工具。
进入21世纪后，课堂环境研究紧密与各国教育教学改革相结合，多个国家的跨文化课堂环境研究发展迅速，研究范围从最初的数学、科学课堂向中文、社会、地理等学科覆盖，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适应课堂环境研究发展的需要，课堂环境研究在这个时期快速发展，各方面越趋于成熟。比如Aldridge等人（2000）的建构主义课堂环境跨文化研究，多尔曼（Dorman，2003）的跨文化验证性因子研究等。这个时期的大量研究结果证明，课堂环境研究范围向世界各国发展，并取得一定成果。
（二）国内课堂环境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随着课堂环境的发展，课堂环境研究也逐渐成为国内学者们关注的的热点课题。国内最早的课堂环境研究出现在台湾和香港地区，研究以翻译国外早期的环境研究量表为主，研究内容多以介绍课堂环境的概念、结构理论为主。这个时期的课堂环境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以介绍国外研究成果和零散的理论研究为主，几乎未见量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课堂环境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香港学者黄毅英（1995）开发了《数学课堂环境量表》，研究学生对课堂环境的感知对数学成绩有直接的影响。台湾学者黄台珠和费雷泽（1998）在科学课堂环境跨国研究中，开始致力于编制具有本土化特色的课堂环境研究工具，揭示课堂环境中的一些个体差异。从这个时期的文献中知道，这个时期的课堂环境研究范围以数学、科学课程为主，研究方法开始出现少量的定量研究。
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针对具体学科的课堂环境研究迅速发展，研究范围逐渐扩大。黄世举（2003）针对语文学科课程进行优化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环境的研究。台湾学者庄雪芳（2003）研究了台北地区学生对生物学的态度与课堂环境的关系。这个时期的课堂环境研究范围不局限于数学、科学课程，还涵盖了中文、英文、社会、生物等几乎所有学科课程，研究方法主要以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 国内对课堂环境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日益增多，其中主要研究课堂环境在不同维度上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和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研究范围以数学、科学居多，开始向语言课堂过度，但对于语言课堂环境的研究相对还是比较少。
二.英语课堂环境的研究
（一）国外外语课堂环境的研究
国外对外语课堂环境的研究大致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教育学家与语言学家几乎同时开始关注外语课堂教学环境研究。美国南加洲大学的语言学家克拉申（Krashen，1985）指出在二语教学中必然涉及语言及语言习得的环境因素。后来，他还提出了二语习得研究中影响最大的理论—“输入假说”理论，强调语言的可理解性输入。他认为，只有当习得者接触到略高于现有语言技能水平的第二语言输入，而又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对意义或对信息的理解而不是对形式的理解时，才能产生习得。
90年代初至今，外语课堂教学环境的研究也随着课堂环境研究不断推进而取得快速发展，外语课堂环境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应用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工作者开始从不同角度、研究不同层次外语课堂教学环境。国际著名外语习得研究专家克莱尔·克拉米什（Kramsch，1993）探讨了二语教学与文化环境的问题。他在这里强调的环境指的是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文化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
国外学者主要是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外语课堂环境，对我国英语课堂环境研究具有一定很大的影响。
（二）国内英语课堂环境的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课堂环境的研究在国外的兴起和发展，英语课堂环境的研究引起了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外语教育专家对外语教学环境概念进行了较宽泛的界定。张正东（1999）认为外语教学环境的内容包括一切制约、影响外语教学活动和效果的外部和内部因素、条件，并指出教师也是教学环境因素之一，提出外语立体化教学思想。
进入21世纪以后，外语课堂环境迅速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研究。黄泰铨（2001）提出外语教学环境的四个方面：社会环境、物质环境、人力资源环境和心理环境。孙云梅（2010）研究我国五所大学综合英语课堂环境感知在师生、性别及语言水平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学生感知与其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刘丽艳（2010）探究英语课堂环境与学生英语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认为积极的课堂环境可以改善和提高学生的二语学习成果。
从国内外文献梳理中发现，已有的课堂环境研究主要关注中学、大学学生的数学、科学、化学等自然科学课堂，人文学科以及语言课堂研究不多，特别是英语课堂环境研究更少。另外，由于各方面的缘由，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进行，针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课堂环境没有实质的深入研究。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范围，不能清晰了解我国各地区英语课堂环境情况，对提升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育质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三.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英语课堂环境的研究
近年来，英语课堂环境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课堂环境研究也逐渐得到发展。
贺亚丽，周毛先等人（2008）设计了《英语课堂心理环境的调查问卷》，对西北民族大学250名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课堂心理环境的实际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分析了入学成绩高分者与低分者学生的心理环境。王鉴和李子健等人（2011）调查研究西北地区部分汉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师生课堂互动，发现不同民族文化影响下的师生互动行为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师生课堂互动各有特点。陈玲和刘懋琼（2012）调查新疆部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公共英语学习的课堂心理环境现状及英语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试图探索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课堂心理环境的有效方法。
语言是人类进行交流的特有工具，是教学活动的基础，在课堂教学中，语言直接影响到教师与学生、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理解。我国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课堂环境研究近几年来才出现，而且大多都集中在英语课堂教学环境的某些方面，对英语课堂环境的总体环境研究还比较少。因此，需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课堂环境进行全面的研究。
四.总结与展望
国外课堂环境研究起步早，研究方法比较成熟，并且形成了合理的研究脉络，设计大量的课堂环境量表，进行很多的实证研究，取得很多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为其他国家的课堂环境研究提供大量的科学工具。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应用于教育实践，如把课堂环境评价作为教师评价的一个方面。这些方面都是值得我国学者借鉴的。从文献分析看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课堂环境研究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但这方面的研究刚起步，研究不丰富、不完善、不成熟。另外，我国英语课堂环境研究也逐渐发展，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课堂环境研究还比较少，较缺乏良好信度和效度的课堂环境量表。第二，缺乏具有民族特色、适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语言环境的英语课堂环境量表。少数民族具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民族所具有的自身独特的文化、语言、认知背景决定着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特点。在非母语的环境中下，他们将汉语作为中介语进行英语学习，具有很大的困难。第三，英语课堂环境研究缺乏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英语课堂环境具有语言特殊性，需要深入课堂进行研究，构建民族特色的英语课堂环境量表，运用思辨的方法，注重运用质和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田友谊.国外课堂环境研究新进展[J].上海教育科研（理论经纬），2003（12）
[2]Lewin， K. Principles of topological psychology[M]. New York： McGraw-Hill， 1936.
[3]Murray， H. A Explorations in personalit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
[4]Moos， R. H. Educational Climates. In Walberg， H. J.（Eds.），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and Effects： Evaluation， Policy and productivity（pp. 82-84）[M]. Richmond： McCtuchan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9.
[5]Fisher， D. L. & Fraser， B.J. Validity and Use of Classroom Environment Scale [J]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981 c，（5）.
[6]Aldridge， J. M.， Fraser， B. J.， Taylor， P. C.， & Chen， C. –C.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 a cross-national study in Taiwan and Austral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000（ 22）.
[7]Dorman， J. P. Cross-national validation of the What is Happen In this Class？（WIHIC） questionnaire using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J]. Learning Environment Research， 2003（6）.
[8]萧文强编.香港数学教育的回顾与前瞻[M].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95.
[9]黄台珠， Fraser， B.J. 台湾和西澳科学教室环境的跨国研究： 结合质性与量的研究方法[J]. 科学教育学刊（台湾），19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