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的明末清初，中国高僧“隐元禅师”应德川幕府之邀东渡弘法，于1654年率弟子20多人，在郑成功的帮助下从厦门搭乘战船抵达日本。不仅在京都宇治市建立一个完全的中国式寺院“万福寺”，还将明代盛行的“瀹茶法”传到日本。当时京都宇治的制茶师特别将抹茶的“蒸青”制成方式，与中国“炒青”绿茶的揉捻工艺结合，制作出蒸青煎茶而广受喜爱，成了日本煎茶道的滥觞。
　　其实“煎茶”二字最早出自于中国唐代大茶圣陆羽的《茶经》，不过日本的“煎茶道”却与唐代的煎茶全然不同。有学者解释说明代所品饮散茶多为炒青绿茶，但日本绿茶并无炒青工序，而使用与抹茶相同的蒸青方式，却因为所习为中国炒青茶的瀹茶法，再加上“煎”字还包含煮或焙火等意思（如北宋大文学家苏轼的名诗《试院煎茶》），因此日人就随而称“煎茶”了，信不信由你。
　　有人说明太祖朱元璋对茶艺最大的贡献，就是废“团茶”改贡叶茶，散茶成为主流，不再如唐宋将茶叶碾成粉末，而直接抓一撮茶叶入壶，并以开水沏泡饮用，称为“瀹茶法”又称“撮泡法”，堪称品茶方式的一大革命，茶艺也从唐宋时期宫廷或文士的雅尚清玩，普及为全民生活的一部份。
　　隐元禅师俗名林隆琦，为福建省福清县人，抵达日本后，于1661年受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家康赐予宇治寺地，以中国福州黄檗山万福寺为样本，辟建万福禅寺，创立了黄檗宗，与临济、曹洞并称为日本禅宗三大派，而当地也因此得名为“黄檗”，在地铁搜寻站名时格外醒目。难得的是寺院整体建筑布局或供像风格，均为明代样式，就连寺内所有对联匾额都以汉字书写，包括山门外“不许荤酒入山门”的石柱，没有任何一字采用平假名或片假名。
　　隐元禅师曾担任日本后水尾法皇的师父，法皇授予其真空大师、华光大师等称号，圆寂后又授予他大光普照国师、佛慈广鉴国师、径山首出国师、觉性圆明国师等谥号，在日本佛教界可说声名显赫、倍极荣光了。
　　不过，隐元禅师对日本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将瀹茶法乃至明代的文士茶风带入日本，不仅为日本带来喝茶方法的变革，更带来观念的革新：有别于相对严苛繁琐，且仅在贵族或武士间风行的抹茶道，逐渐发展为士农工商皆能参与的煎茶道，隐元禅师也普遍被尊为煎茶道的始祖。尽管在日本国内的认知，本名月海元昭的“卖茶翁”才是煎茶道的始祖，但他本为黄檗宗的禅僧，年逾半百才卸下寺院重担，挑起茶担赴京都卖茶。此后又经田中鹤翁、小川可进两代的努力，煎茶道终于在日本江户时期确立。
　　而且从1955年开始，“全日本煎茶道连盟”为了纪念隐元禅师的贡献，每年五月都在万福寺举办“全国煎茶道大会”，至今已堂堂迈入62届，因此说隐元禅师开创日本煎茶道，并不为过。
　　我也曾受邀前往万福寺采访接连两天的“日本全国煎茶道大会”。连盟理事长为“松莛流煎茶道”的家元（即「掌门」之意）中村松继，他说煎茶道没有太多繁复的礼法与形式，注重的是饮茶时的心境，尤其着重个人的才学修养，以及个性品味的发挥，进一步体会茶道藝术之美，因此很快就受到日本骚人墨客的喜爱，而从明治初期逐渐兴盛，至今已发展为近百个流派。
　　副理事长德山圭峰补充说，从60年前仅有20多个流派加入连盟，今天已有38个流派参加，包括深耕台湾多年的“方圆流煎茶道”，以及与台湾茶界交流密切的“美风流”、“小笠原流”、“松风流”、“瑞芽庵流”、“三彩流”、“静山流”、“黄檗东本流”、“二条流”等在内。
　　有人说煎茶道与最典型的撮泡法，即早年盛行于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并传至台湾的“工夫茶”十分接近。而方圆流台湾支部长蔡玉钗也认为：煎茶道在精神与礼仪表现接近工夫茶，更不乏明代品茶、赏器、吟诗赏画与闻香等，同时融入生活艺术的“文土茶”精神，只是使用器皿略有不同，且表现更为精致罢了。
　　大会重头戏是首日上午9时，于大雄宝殿举行的开幕式，仿佛宗教仪式般的庄严肃穆，所有与会人员均穿着和服，除了献花、献茶、敬“和篥子”，还有住持引领诵经。接着由来自日本各地的三十八个煎茶道流派，分别在寺院本堂、法堂、方丈、禅堂书院、松隐堂、伍云居等不同位置摆设茶席，分成两天进行茶席展演，并开放一般民众购票入内参与。
　　煎茶道茶会可大别为前席、正席、副席、小馔席、挥毫席五个部分，不仅茶人与茶客之间有较多的互动，还保留了明代文士茶“以文会友”的特色，用茶则依高低等级分为：玉露、煎茶、番茶与非茶之茶（即花茶、玄米茶、昆布茶等）。一般冲泡玉露的小壶称为“急须”，而最受日人喜欢的急须就是明清时期流行的“巨轮珠”，明治年间日本藏壶大家奥兰田玄宝就有“无有巨轮珠，无以事茗事”之说。而清末至近代则因台湾乌龙茶的影响，在闽粤间流行的“水平壶”又成了日本茶人最喜爱的急须。
　　既然是一年一度的盛会，各流派莫不卯足劲呈现最幽雅的一面，因此游走各茶席间，无论花艺布置、茶具选择，以及搭配的字画、手绘折扇等，都呈现各流派的不同风貌。而“美风流”茶席所有茶器、字画与插花等，均出自家元中谷美风亲手创作，在和谐的氛围中，展现煎茶道多元缤纷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