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家军战绩赫赫，从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曾屡次攻坚、解围、迎战、追击，而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戚家军多次取得的胜利使他们威名远播，这种威名又促使士兵更加斗志昂扬。
　　戚继光的无奈 明朝的军人长期处于文官的压制之下，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高级将领也无法展布其统筹全局的能力。他们的部属在各自的防区内同时接受知府、知县等地方官的指挥，而且不让他们经常供应给养，于是这些武将们唯一所能做到的事就是带领士兵亲身参与战斗。戚继光在1563年被任命为福建总兵，这是武官中的最高职衔。虽然如此，现实环境却很少允许他去制订整体的战略方针，可以说，他的部队始终只是一个战术单位。所以无法创造出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复杂战术，就是在步兵战术的范围内，他也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戚继光所生活的时代，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应该全盘放弃，而代之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就应该集中管理。然而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
　　边境的战争既然暂时平息，练兵活动也不再像在南方的时候那么紧张，戚继光于是提议派遣北兵修筑长城。全部提案都遭到北方军官强烈反对，只是由于张居正的全力支持才开工修筑 。这种营造和防御政策，把兵力分散配备在这样长的防御线上，归根结底仍由当时的供应制度所迫致。假使没有这种情形，而戚继光有选择的自由，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攻势，创造流动性的战术，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因为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在事实上是绝对不行的。
　　造成悲剧的社会原因 大明帝国上下，大多数文官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将在刀剑矢石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却成了血气之强，匹夫之勇。即使武将们奋勇杀敌，克敌制胜，在文官们看来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这种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官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敌养寇。
　　戚继光的“戚家军”是打破文官平衡施政原则的产物，是属于戚继光的具有个人色彩的部队，也是戚继光与文官之间的矛盾，加之与张居正的关系甚密，导致弹劾，这就是戚继光的悲剧，其实他是一心为国，确是无心触犯了文官阶层的权威。
　　但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有超越当时的看法。戚继光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不能把他强行安放在用传统道德构成的标准像框里。每个人都逃离不了时代的局限性，勇于担当，甘于奉献，才是我们的入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