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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物化”艺术传统。电视艺术领域集中体现了神魔电视剧这一类型。一方面，“物化”呈现为中国神魔电视剧共有的美学现象，塑造了形式上的“奇幻美” 。另一方面，“物化”凝练为中国神魔电视剧独特的艺术品质，彰显了内在的积极浪漫主义美学精神。中西方对“物化”内涵的迥异理解体现在相应的艺术创作与审美评判中，折射出深刻的“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文化根源性。
关键词： 物化 神魔电视剧 奇幻美 积极浪漫主义 天人合一
“物化”在中国艺术审美与创造中有着诸多体现。电视艺术领域集中体现了神魔电视剧这一类型。关于神魔剧，学术界还没有专门正式的命名，相关理论研究极为缺乏。但电视艺术实践领域却不难窥见“神魔”的影子，诸如《西游记》、《新白娘子创奇》、《封神榜》、《新八仙过海传奇》、《古剑奇谭》等，不胜枚举。论文谨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关于“神魔小说”的分类与界定，将与“灵怪”、“神怪”、“神话”等内容相关，具有奇幻怪诞色彩的电视剧统称为“神魔电视剧”。其艺术魅力大概是关乎“神魔”，呈现“奇幻”美，具有较强的浪漫主义色彩。诉诸美学，都离不开“物化”一词。
一、何谓“物化”
提及“物化”，中国大众津津乐道：梁山伯、祝英台变成双双飞舞的蝴蝶；贾仲卿、刘兰芝变成一同归去的孔雀；蟒蛇变成美丽忠贞的白娘子；狐狸变成知恩图报的小翠；还有《封神榜》、《天仙配》、《西游记》、《聊斋》、《济公》等小说与影视剧中都有很多人与物、物与物互相变化的例子。可见，中国具有悠久丰富的“物化”艺术传统。那么，究竟何谓“物化”？
顾名思义，指涉的是人与对象的关系。这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老子，《道德经》16章中有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言下之意即在排除一切私欲杂念的精神澄明境界中，人可以与道冥合，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与老子一脉相承的庄子在《齐物论》中写道：“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是中国传统文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物化”概念。《齐物论》是庄子思想的核心篇章，其要义为“齐物”，可见“物化”理论的最终指向，与“齐物”一致。表面上，“蝶梦”是庄周与蝴蝶的互化，实质寄寓的是哲学家庄子对人与对象关系诗性的浪漫主义思考，彰显一种“物我界限消解，万物融化为一”的高度自由状态。徐复观先生曾这样评价：“《庄子》一书，对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皆可用物化、物忘的观念加以贯通①。”可见“物化”概念在庄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它与庄子思想一起对后世造成深刻影响。
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徒弟向师傅学习画竹，待到自认为可以“出师”之时，师傅却认为仅仅像而已，很不满意。徒弟发愤图强，到竹林专门研习，时隔很久，不见回来，师傅前去探望，却不见画纸、画笔，只见徒弟正在林中随着摇曳风中的竹子一起跳舞。师傅认为，徒弟画竹达到了最高境界。虽为故事，足以见出中国艺术对人与对象合二为一的美学理想与追求。庄子借木工庆之口称之为“以天合天”，庆制作鐻钟之前，“必齐以静心”，做到“在头脑中排除一切赏罚得失、富贵贫贱、是非好恶等世俗观念的干扰，甚至本人的生活与身体存在也置之度外”②，最终“以天合天”，达到“见者惊犹鬼神”的艺术效果。宋代文豪苏轼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中提出的“身与竹化”命题，是对庄子“物化”思想的直接继承与创造性发展。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直接指出，“其身与竹化”的物化，最是艺术上的关键。无论对于学画的徒弟、画竹的文与可，还是木工庆，或“见竹不见人……嗒然遗其身”，或“忘吾有四肢形体”，“身”都不复存在，与竹、与鐻融合，即人与对象合二为一。无疑，在人与对象关系的观照上，“物化”观念体现了自承老庄以来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
希尔斯在《论传统》中认为，“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在于其作品覆盖影响范围的普遍有效性，这里的“范围”具有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意义。同样，伟大的理论也是如此。“物化”理论滥觞于先秦，今天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之于理论研究，它蕴含的自由、平等、和谐、共生之类的思想内涵既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与当代世界生态文明研究学者思考的关键词不谋而合；之于传统艺术实践，“物化”理论对人与对象关系的诗意观照凝练成为中国艺术创造特有的艺术精神与美学追求；之于现代影视艺术实践，“物化”集中体现于神魔影视剧艺术创作与审美中。它是中国神魔电视剧的共有现象，塑造了“奇幻美”的视觉艺术特色，彰显了积极浪漫主义的内在美学精神。
二、奇幻美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此之谓物化”，“物化”思想最为表层的一面体现为人与物、物与物的互相转化。这一表层意义也是“物化”理论在中国艺术实践中形式上的典型特征。《西游记》“石猴出世”，《红楼梦》“顽石”化“宝玉”，还有《梁祝》、《孔雀东南飞》、《白蛇传》及《济公》、《聊斋》等小说与影视剧中很多人与物、物与物互相变化的现象。它们赋予艺术作品“奇幻”的形式美。
幔亭过客在《西游记》题词中有“文不幻不文”，强调了神魔小说“幻”的基本艺术特征，这里的“幻”，既是虚幻，又是奇异、变幻。如果说“幻文”是神魔小说艺术特色的根源之一③，“物化”则是神魔电视剧艺术特色的根源之一，它是构成“奇幻美”的基本要素。“物化”是神魔电视剧共有的美学现象，可以说没有“物化”，就没有神魔电视剧。国内最早也最经典的六小龄童版《西游记》如此，后来的《聊斋》、《天仙配》、张纪中版《西游记》同样如此，都继承了庄子以来的浪漫主义“物化”艺术传统，给受众以奇异、美妙的视觉审美感受。
以新近的《古剑奇谭》为例，争议颇多，收视率却居高不下，甚至被公认为2014年暑期“现象级”电视剧。探讨其火热的原因，“物化”现象功不可没。综观《古剑奇谭》，充满了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互化。如凤来琴、太子长琴、百里屠苏、欧阳少恭、焚寂剑之间，水虺、应龙、悭臾之间及襄玲与狐狸、红玉与古剑之间，无不存在相互的融合与变化。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一部好的艺术作品既要符合大众的审美期待，又要超越大众的审美期待，这样才能维持作品与大众的良性互动。《古剑奇谭》对“情”的诠释契合了中国这一传统人情社会普罗大众的审美心理，真挚的友情、美好的亲情及感天动地的爱情，这些被美化的人之“常情”，既赋予作品以鲜活性，更增强大众与作品的亲近感，促进艺术共鸣的发生。相比于此，“物化”现象则以对大众日常“视界”的超越，给观众以新奇的心理体验与视觉感受，收到艺术陌生化的审美效果。比如，当襄玲因救兰生而大伤元气，不时漏出狐狸尾巴与耳朵时，观众定会觉得惊奇，自然会倍加关注襄玲与兰生之间恋情的发展。再如，电视剧开头：“太古时代，火神祝融置凤来琴，托请女娲为琴赋灵，取名为太子长琴……长琴不甘为剑，一半仙灵挣脱而出，逃离中皇山……”凤来琴、太子长琴、百里屠苏、欧阳少恭乃至焚寂剑之间，都本为一体，百里屠苏、欧阳少恭各自占据他们的前世原身太子长琴的一半仙灵，因此又被称为“琴心”、“剑魄”。剧中，很难将他们之间绝对区分开来，互相包含彼此，给人以原始混沌之感，而这也是上古神话的基本特点。《古剑奇谭》故事原型正是建构在神话基础之上。如太子长琴，剧中描述“温和沉静，喜爱在榣山，奏乐怡情”，《山海经》中则有记载：“有榣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山，始作乐风。”此外，巫咸、夔牛、九尾狐、青丘之国、应龙、烛龙、凤凰及蓬莱山等元素，都可在《山海经》中找到出处。晋郭璞在《〈山海经〉序》中曾道：“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神话故事本身就具有奇幻的因子。传统神话中文字的“闳诞迂夸”、“奇怪俶傥”在影视艺术中，则呈现为具体可视的“物化”艺术现象。即“幻文”转化为“奇幻”，呈现为“物化”，进而才有悭臾或以人形，或以水虺，或以应龙的形象，百里屠苏与欧阳少恭或以人形，或以凤凰的形象，幻化出现于剧中。它们带给受众的视觉感受无疑是超出日常审美的，如果说神话原型呼应着中国大众遥远的“集体无意识”的话，“物化”现象则就着现代影视技术的东风，牢牢抓住观众的视线，成为维持受众“追剧”的动力之一。正是这些“物化”现象，使作品在上古神话原型的基础上更充满“奇幻”美，大增“看点”。
综上，之于神魔电视剧，“奇幻美”是基本艺术特色，“物化”既是不可或缺的美学现象，又是营造“奇幻美”的重要元素。
三、积极浪漫主义
相比较而言，“物化”现象营造的“奇幻美”是中国神魔剧在视觉上的艺术特色，积极浪漫主义则是中国神魔剧在精神内核上具有的美学品质。换言之，“物化”既表现为一种美学现象，又积淀为一种艺术精神。
西方也有“物化”一词，着眼点同样是人与对象的关系，最终价值追求是精神的自由，但美学内涵与中国“物化”迥异。主要指一种物质对个人在精神上造成毁灭的现象，是对自由人状态的“异化”。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概括为“反物化”，并专门列“物化现象”章节，明确提出“物化”理论。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物化”的基本态度是“批判”，卢卡奇晚年在《审美特性》中希冀以审美、艺术突破“物化”，达到人的自由状态。虽然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物化”理论与庄子为代表的中国“物化”理论在出发点与最终价值取向上基本一致，但很明显，此“物化”，非彼“物化”，它们是在两个完全不同文化语境中诞生的思想观念。中西方对“物化”内涵的不同理解体现在相应艺术创作与审美评判中，兹以人与物关系为例。
“蝶梦”是庄子“物化”思想最形象的比喻，蕴含了人与对象、人与自然、肉体与精神最完满的统一。它在中国艺术史上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美学传统，如经典的“梁祝化蝶”。祝英台跳入裂开的坟墓，从人的生命角度来讲，是死亡，但从宇宙的生命角度来讲，又无所谓死亡。所以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从内心深处自然认同祝英台与梁山伯的“新生”，看到紧紧相随、翩翩飞舞的蝴蝶，大众所有遗憾与痛感一扫而空。人与蝴蝶完满地统一在对爱情自由的精神追求中，这里延续的正是“蝶梦”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精神。“梁祝化蝶”，虚幻却美丽，充满诗意与浪漫，寄寓着广大艺术创作者与受众对自由、忠贞、永恒爱情的无限向往与坚定追求。“蝶梦”故事中包含的人与自然、对象之间的自由、平等、和谐、共生等价值理念已深深渗透进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之中，人与物之间既然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其相互转化才可能变得美好，甚至是一种超脱或升华。如果说庄子是诗性、浪漫的话，卢卡奇则是冷静、客观的；庄子处，“物化”代表着高度自由的状态，卢卡奇处，“物化”则是通向自由的阻碍。鉴于此，西方建立的主要是对“物化”的批判体系。体现于艺术实践，同样是人向物的转化，艺术理想大为不同，可以说是“形”相似，“志”迥异。如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中的查理呈现的“物性”，格林童话《小公主与天鹅王子》中的王子被变成天鹅……或是批判，或是诅咒，无论肉身的，还是精神的，通常趋向一种堕落或“异化”，其中体现的人与对象、人与世界的关系无疑与马克思、卢卡奇“物化”思想异曲同工。相比于中国“天人合一”哲学基本精神化育下的古典“物化”美学观，西方视域的“物化”是“主客二分”哲学基本精神主导下的现代理论术语。它继承着希腊以来西方文化中浓厚的“主体性”精神，包含着人与自然、对象万物的对立与冲突，人就是人，物就是物，人的价值高于物，人向物的转化自然被作为主体的人本能拒斥，因而在艺术实践中呈现为一种“异化”性质。
就中国神魔电视剧而言，“物化”现象在赋予神魔电视剧奇幻艺术魅力的同时，也成就了其生动、鲜明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古剑奇谭》结局处，屠苏散灵，晴雪为爱找寻、守候，受众“泪奔”的同时，强烈呼唤续集。可见，大众内心深处，是相信屠苏的“灵”实际上无处不在，而且某刻定会出现在某个地方，正如剧终定格：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里承继的正是“庄子式”积极浪漫主义艺术传统。再如《西游记》的审美接受，唐僧师徒赴西天取经，中国大众很少会想到，一个和尚带着一个妖怪、一个猴子、一条龙和一只猪。我们往往不由自主地消弭了人与动物的绝对界限：聪明冲动的孙悟空，好吃懒做的猪八戒，憨厚稳重的沙和尚，任劳任怨的小白龙。人与动物甚至妖怪之间，生命意义上是平等的，互相转化极其自然，因此唐僧师徒一行在中国大众的审美视野中，几乎没有人与动物、人与妖怪的区别。再看网上广为流传的一个瑞典中学教师给学生介绍中国《西游记》时的大致说法：一个中国和尚去西方探险的经历，他骑着一匹白色的马，带着一位名为沙僧的仆人，为了打发旅途的寂寞，还带了只宠物猴和一头宠物猪上路。这样的解读令人啼笑皆非，但在西方的主体性思维中又极为正常。和尚就是和尚、猴子就是猴子、猪就是猪，人与动物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与等级，更不可能合二为一。此外，从《西游记》在西方常见的译名也可见出端倪。我们或许可以接受《西游记》的英译本名为Record of a Journey to the West，但不怎么能接受Monkey，因为在我们的理解中，孙悟空根本不能代表《西游记》整个作品，“猴”更不能。显而易见，在西方受众的读解中，存在着鲜明的人与动物、人与对象的二分性，体现了一种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文化传统。这种对人与对象关系认识的不同，从根本上言是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各自深刻的文化根源。可以说，中国艺术中类似“梁祝”题材的艺术处理与唐僧师徒形象的审美评判只能诞生于有着久远“物化”传统的中国文化土壤，也最能为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中的艺术创作者与普罗大众心领神会。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的，之所以是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④。“庄周梦蝶”寓含的艺术精神已成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积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今天的人们。
究其根本，中国哲学是“一”的哲学，庄子称此境界为“物化”，“蝶梦”是其最生动的比喻。“万物一也”、“通天下一气耳”，庄子如是说。人与动物，寄生瘤与身体，乃至神奇与臭腐、生与死都是同一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就没有厚此薄彼、情感好恶之说（参见《知北游》、《至乐》）。浸润于这样的哲学、美学传统，思维如斯，艺术创作、审美中的“物化”现象自然获得认同，更代表着对自由、美好的无限向往和追求。相比于中国的“天人合一”，西方哲学可称为“主客二分”，是“二”的哲学，把人的价值置于万物之上。人是“万物的尺度”、“万物的灵长”、“会思考的芦苇”及“我思故我在”，无不宣扬人相比于物的优势与高贵。对于自然，追求像人的生成，对美的判断当然以人为标准，这就形成了西方迥异于中国对人与物关系相关话题的艺术处理与审美判断，也成就了奇幻、浪漫的中国神魔电视剧。
诞生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中西“物化”观或许无所谓优劣之分，但“讲清楚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⑤是当务之急。唯其如此，才能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视像时代现代性转化的探讨，促进中国神魔电视剧品牌化建设，实现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良性互动。
注释：
①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76.
②凌继尧.中国艺术批评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8.
③冯汝常.幻文：神魔小说特色的根源之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2.
④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北京大学讲话.
⑤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讲话.
关键词： 物化 神魔电视剧 奇幻美 积极浪漫主义 天人合一
“物化”在中国艺术审美与创造中有着诸多体现。电视艺术领域集中体现了神魔电视剧这一类型。关于神魔剧，学术界还没有专门正式的命名，相关理论研究极为缺乏。但电视艺术实践领域却不难窥见“神魔”的影子，诸如《西游记》、《新白娘子创奇》、《封神榜》、《新八仙过海传奇》、《古剑奇谭》等，不胜枚举。论文谨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关于“神魔小说”的分类与界定，将与“灵怪”、“神怪”、“神话”等内容相关，具有奇幻怪诞色彩的电视剧统称为“神魔电视剧”。其艺术魅力大概是关乎“神魔”，呈现“奇幻”美，具有较强的浪漫主义色彩。诉诸美学，都离不开“物化”一词。
一、何谓“物化”
提及“物化”，中国大众津津乐道：梁山伯、祝英台变成双双飞舞的蝴蝶；贾仲卿、刘兰芝变成一同归去的孔雀；蟒蛇变成美丽忠贞的白娘子；狐狸变成知恩图报的小翠；还有《封神榜》、《天仙配》、《西游记》、《聊斋》、《济公》等小说与影视剧中都有很多人与物、物与物互相变化的例子。可见，中国具有悠久丰富的“物化”艺术传统。那么，究竟何谓“物化”？
顾名思义，指涉的是人与对象的关系。这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老子，《道德经》16章中有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言下之意即在排除一切私欲杂念的精神澄明境界中，人可以与道冥合，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与老子一脉相承的庄子在《齐物论》中写道：“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是中国传统文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物化”概念。《齐物论》是庄子思想的核心篇章，其要义为“齐物”，可见“物化”理论的最终指向，与“齐物”一致。表面上，“蝶梦”是庄周与蝴蝶的互化，实质寄寓的是哲学家庄子对人与对象关系诗性的浪漫主义思考，彰显一种“物我界限消解，万物融化为一”的高度自由状态。徐复观先生曾这样评价：“《庄子》一书，对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皆可用物化、物忘的观念加以贯通①。”可见“物化”概念在庄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它与庄子思想一起对后世造成深刻影响。
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徒弟向师傅学习画竹，待到自认为可以“出师”之时，师傅却认为仅仅像而已，很不满意。徒弟发愤图强，到竹林专门研习，时隔很久，不见回来，师傅前去探望，却不见画纸、画笔，只见徒弟正在林中随着摇曳风中的竹子一起跳舞。师傅认为，徒弟画竹达到了最高境界。虽为故事，足以见出中国艺术对人与对象合二为一的美学理想与追求。庄子借木工庆之口称之为“以天合天”，庆制作鐻钟之前，“必齐以静心”，做到“在头脑中排除一切赏罚得失、富贵贫贱、是非好恶等世俗观念的干扰，甚至本人的生活与身体存在也置之度外”②，最终“以天合天”，达到“见者惊犹鬼神”的艺术效果。宋代文豪苏轼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中提出的“身与竹化”命题，是对庄子“物化”思想的直接继承与创造性发展。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直接指出，“其身与竹化”的物化，最是艺术上的关键。无论对于学画的徒弟、画竹的文与可，还是木工庆，或“见竹不见人……嗒然遗其身”，或“忘吾有四肢形体”，“身”都不复存在，与竹、与鐻融合，即人与对象合二为一。无疑，在人与对象关系的观照上，“物化”观念体现了自承老庄以来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
希尔斯在《论传统》中认为，“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在于其作品覆盖影响范围的普遍有效性，这里的“范围”具有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意义。同样，伟大的理论也是如此。“物化”理论滥觞于先秦，今天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之于理论研究，它蕴含的自由、平等、和谐、共生之类的思想内涵既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与当代世界生态文明研究学者思考的关键词不谋而合；之于传统艺术实践，“物化”理论对人与对象关系的诗意观照凝练成为中国艺术创造特有的艺术精神与美学追求；之于现代影视艺术实践，“物化”集中体现于神魔影视剧艺术创作与审美中。它是中国神魔电视剧的共有现象，塑造了“奇幻美”的视觉艺术特色，彰显了积极浪漫主义的内在美学精神。
二、奇幻美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此之谓物化”，“物化”思想最为表层的一面体现为人与物、物与物的互相转化。这一表层意义也是“物化”理论在中国艺术实践中形式上的典型特征。《西游记》“石猴出世”，《红楼梦》“顽石”化“宝玉”，还有《梁祝》、《孔雀东南飞》、《白蛇传》及《济公》、《聊斋》等小说与影视剧中很多人与物、物与物互相变化的现象。它们赋予艺术作品“奇幻”的形式美。
幔亭过客在《西游记》题词中有“文不幻不文”，强调了神魔小说“幻”的基本艺术特征，这里的“幻”，既是虚幻，又是奇异、变幻。如果说“幻文”是神魔小说艺术特色的根源之一③，“物化”则是神魔电视剧艺术特色的根源之一，它是构成“奇幻美”的基本要素。“物化”是神魔电视剧共有的美学现象，可以说没有“物化”，就没有神魔电视剧。国内最早也最经典的六小龄童版《西游记》如此，后来的《聊斋》、《天仙配》、张纪中版《西游记》同样如此，都继承了庄子以来的浪漫主义“物化”艺术传统，给受众以奇异、美妙的视觉审美感受。
以新近的《古剑奇谭》为例，争议颇多，收视率却居高不下，甚至被公认为2014年暑期“现象级”电视剧。探讨其火热的原因，“物化”现象功不可没。综观《古剑奇谭》，充满了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互化。如凤来琴、太子长琴、百里屠苏、欧阳少恭、焚寂剑之间，水虺、应龙、悭臾之间及襄玲与狐狸、红玉与古剑之间，无不存在相互的融合与变化。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一部好的艺术作品既要符合大众的审美期待，又要超越大众的审美期待，这样才能维持作品与大众的良性互动。《古剑奇谭》对“情”的诠释契合了中国这一传统人情社会普罗大众的审美心理，真挚的友情、美好的亲情及感天动地的爱情，这些被美化的人之“常情”，既赋予作品以鲜活性，更增强大众与作品的亲近感，促进艺术共鸣的发生。相比于此，“物化”现象则以对大众日常“视界”的超越，给观众以新奇的心理体验与视觉感受，收到艺术陌生化的审美效果。比如，当襄玲因救兰生而大伤元气，不时漏出狐狸尾巴与耳朵时，观众定会觉得惊奇，自然会倍加关注襄玲与兰生之间恋情的发展。再如，电视剧开头：“太古时代，火神祝融置凤来琴，托请女娲为琴赋灵，取名为太子长琴……长琴不甘为剑，一半仙灵挣脱而出，逃离中皇山……”凤来琴、太子长琴、百里屠苏、欧阳少恭乃至焚寂剑之间，都本为一体，百里屠苏、欧阳少恭各自占据他们的前世原身太子长琴的一半仙灵，因此又被称为“琴心”、“剑魄”。剧中，很难将他们之间绝对区分开来，互相包含彼此，给人以原始混沌之感，而这也是上古神话的基本特点。《古剑奇谭》故事原型正是建构在神话基础之上。如太子长琴，剧中描述“温和沉静，喜爱在榣山，奏乐怡情”，《山海经》中则有记载：“有榣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山，始作乐风。”此外，巫咸、夔牛、九尾狐、青丘之国、应龙、烛龙、凤凰及蓬莱山等元素，都可在《山海经》中找到出处。晋郭璞在《〈山海经〉序》中曾道：“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神话故事本身就具有奇幻的因子。传统神话中文字的“闳诞迂夸”、“奇怪俶傥”在影视艺术中，则呈现为具体可视的“物化”艺术现象。即“幻文”转化为“奇幻”，呈现为“物化”，进而才有悭臾或以人形，或以水虺，或以应龙的形象，百里屠苏与欧阳少恭或以人形，或以凤凰的形象，幻化出现于剧中。它们带给受众的视觉感受无疑是超出日常审美的，如果说神话原型呼应着中国大众遥远的“集体无意识”的话，“物化”现象则就着现代影视技术的东风，牢牢抓住观众的视线，成为维持受众“追剧”的动力之一。正是这些“物化”现象，使作品在上古神话原型的基础上更充满“奇幻”美，大增“看点”。
综上，之于神魔电视剧，“奇幻美”是基本艺术特色，“物化”既是不可或缺的美学现象，又是营造“奇幻美”的重要元素。
三、积极浪漫主义
相比较而言，“物化”现象营造的“奇幻美”是中国神魔剧在视觉上的艺术特色，积极浪漫主义则是中国神魔剧在精神内核上具有的美学品质。换言之，“物化”既表现为一种美学现象，又积淀为一种艺术精神。
西方也有“物化”一词，着眼点同样是人与对象的关系，最终价值追求是精神的自由，但美学内涵与中国“物化”迥异。主要指一种物质对个人在精神上造成毁灭的现象，是对自由人状态的“异化”。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概括为“反物化”，并专门列“物化现象”章节，明确提出“物化”理论。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物化”的基本态度是“批判”，卢卡奇晚年在《审美特性》中希冀以审美、艺术突破“物化”，达到人的自由状态。虽然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物化”理论与庄子为代表的中国“物化”理论在出发点与最终价值取向上基本一致，但很明显，此“物化”，非彼“物化”，它们是在两个完全不同文化语境中诞生的思想观念。中西方对“物化”内涵的不同理解体现在相应艺术创作与审美评判中，兹以人与物关系为例。
“蝶梦”是庄子“物化”思想最形象的比喻，蕴含了人与对象、人与自然、肉体与精神最完满的统一。它在中国艺术史上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美学传统，如经典的“梁祝化蝶”。祝英台跳入裂开的坟墓，从人的生命角度来讲，是死亡，但从宇宙的生命角度来讲，又无所谓死亡。所以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从内心深处自然认同祝英台与梁山伯的“新生”，看到紧紧相随、翩翩飞舞的蝴蝶，大众所有遗憾与痛感一扫而空。人与蝴蝶完满地统一在对爱情自由的精神追求中，这里延续的正是“蝶梦”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精神。“梁祝化蝶”，虚幻却美丽，充满诗意与浪漫，寄寓着广大艺术创作者与受众对自由、忠贞、永恒爱情的无限向往与坚定追求。“蝶梦”故事中包含的人与自然、对象之间的自由、平等、和谐、共生等价值理念已深深渗透进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之中，人与物之间既然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其相互转化才可能变得美好，甚至是一种超脱或升华。如果说庄子是诗性、浪漫的话，卢卡奇则是冷静、客观的；庄子处，“物化”代表着高度自由的状态，卢卡奇处，“物化”则是通向自由的阻碍。鉴于此，西方建立的主要是对“物化”的批判体系。体现于艺术实践，同样是人向物的转化，艺术理想大为不同，可以说是“形”相似，“志”迥异。如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中的查理呈现的“物性”，格林童话《小公主与天鹅王子》中的王子被变成天鹅……或是批判，或是诅咒，无论肉身的，还是精神的，通常趋向一种堕落或“异化”，其中体现的人与对象、人与世界的关系无疑与马克思、卢卡奇“物化”思想异曲同工。相比于中国“天人合一”哲学基本精神化育下的古典“物化”美学观，西方视域的“物化”是“主客二分”哲学基本精神主导下的现代理论术语。它继承着希腊以来西方文化中浓厚的“主体性”精神，包含着人与自然、对象万物的对立与冲突，人就是人，物就是物，人的价值高于物，人向物的转化自然被作为主体的人本能拒斥，因而在艺术实践中呈现为一种“异化”性质。
就中国神魔电视剧而言，“物化”现象在赋予神魔电视剧奇幻艺术魅力的同时，也成就了其生动、鲜明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古剑奇谭》结局处，屠苏散灵，晴雪为爱找寻、守候，受众“泪奔”的同时，强烈呼唤续集。可见，大众内心深处，是相信屠苏的“灵”实际上无处不在，而且某刻定会出现在某个地方，正如剧终定格：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里承继的正是“庄子式”积极浪漫主义艺术传统。再如《西游记》的审美接受，唐僧师徒赴西天取经，中国大众很少会想到，一个和尚带着一个妖怪、一个猴子、一条龙和一只猪。我们往往不由自主地消弭了人与动物的绝对界限：聪明冲动的孙悟空，好吃懒做的猪八戒，憨厚稳重的沙和尚，任劳任怨的小白龙。人与动物甚至妖怪之间，生命意义上是平等的，互相转化极其自然，因此唐僧师徒一行在中国大众的审美视野中，几乎没有人与动物、人与妖怪的区别。再看网上广为流传的一个瑞典中学教师给学生介绍中国《西游记》时的大致说法：一个中国和尚去西方探险的经历，他骑着一匹白色的马，带着一位名为沙僧的仆人，为了打发旅途的寂寞，还带了只宠物猴和一头宠物猪上路。这样的解读令人啼笑皆非，但在西方的主体性思维中又极为正常。和尚就是和尚、猴子就是猴子、猪就是猪，人与动物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与等级，更不可能合二为一。此外，从《西游记》在西方常见的译名也可见出端倪。我们或许可以接受《西游记》的英译本名为Record of a Journey to the West，但不怎么能接受Monkey，因为在我们的理解中，孙悟空根本不能代表《西游记》整个作品，“猴”更不能。显而易见，在西方受众的读解中，存在着鲜明的人与动物、人与对象的二分性，体现了一种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文化传统。这种对人与对象关系认识的不同，从根本上言是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各自深刻的文化根源。可以说，中国艺术中类似“梁祝”题材的艺术处理与唐僧师徒形象的审美评判只能诞生于有着久远“物化”传统的中国文化土壤，也最能为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中的艺术创作者与普罗大众心领神会。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的，之所以是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④。“庄周梦蝶”寓含的艺术精神已成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积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今天的人们。
究其根本，中国哲学是“一”的哲学，庄子称此境界为“物化”，“蝶梦”是其最生动的比喻。“万物一也”、“通天下一气耳”，庄子如是说。人与动物，寄生瘤与身体，乃至神奇与臭腐、生与死都是同一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就没有厚此薄彼、情感好恶之说（参见《知北游》、《至乐》）。浸润于这样的哲学、美学传统，思维如斯，艺术创作、审美中的“物化”现象自然获得认同，更代表着对自由、美好的无限向往和追求。相比于中国的“天人合一”，西方哲学可称为“主客二分”，是“二”的哲学，把人的价值置于万物之上。人是“万物的尺度”、“万物的灵长”、“会思考的芦苇”及“我思故我在”，无不宣扬人相比于物的优势与高贵。对于自然，追求像人的生成，对美的判断当然以人为标准，这就形成了西方迥异于中国对人与物关系相关话题的艺术处理与审美判断，也成就了奇幻、浪漫的中国神魔电视剧。
诞生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中西“物化”观或许无所谓优劣之分，但“讲清楚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⑤是当务之急。唯其如此，才能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视像时代现代性转化的探讨，促进中国神魔电视剧品牌化建设，实现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良性互动。
注释：
①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76.
②凌继尧.中国艺术批评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8.
③冯汝常.幻文：神魔小说特色的根源之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2.
④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北京大学讲话.
⑤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