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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经济正处于剧烈变动的调整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陷入经济低增长和社会矛盾不断凸显的困境,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战不断升级,原有经济贸易秩序受到冲击,一些国家用新的自由贸易协议推行国际经贸规则。新兴经济体利用经济全球化和现有国际经贸秩序加速发展,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更注重产业升级和经济提质。在此背景下,中国于2013年9月推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试验区成为深化改革的试验田。在国际经济新形势下,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应着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对标国际经贸新规则、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改善人才机制、促进产业升级、对接“一带一路”,将其建设成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高地。
[关键词] 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国际经贸新规则
[中图分类号] F7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19)06-0019-14
2013年9月至2019年8月,中国分五批次批准了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在中国主动扩大开放时,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因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矛盾凸显等原因,却走向贸易保护和供应链切割的道路。贸易战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日益明显,全球经济增速减缓,使我国深化改革面临不利的国际形势。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新兴市场在原有国际经济秩序下加快发展,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離,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希望通过制定国际经贸新规则,保持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面对国际经济新形势,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应排除困难、抓住机遇,探索可复制推广的改革开放新举措。
一、当前国际经济新形势概述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其中中国的发展成就尤为突出。国际格局进入转型调整期,欧美发达国家感受到利益被发展中国家挤占,希望通过贸易保护、重组供应链、重新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等手段维护其绝对领先的地位。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逆转
发达国家经济停滞不前、国内矛盾日益凸显,经济霸权不断被削弱,因而出现逆全球化的倾向;发展中国家却逐步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从国际贸易分工中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因而支持全球化并主张扩大开放。作为理性的国际主体,每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既采取贸易保护,又主张贸易自由。采取哪种政策的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的利益、统治者的利益[1]。拉尔夫·戈莫里(Ralph E.Gomory)和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从生产力变化的角度解释了贸易摩擦的成因,即当一国生产力水平非常落后时,其工业化贸易伙伴国将从它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生产率普遍提高中受益;但当落后国生产力进步超过某一状态时,会降低他国的整体福利,导致贸易国之间的利益重新分配,从而引发冲突和贸易摩擦[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逐渐实现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利用资本和技术的全球性流动、产业的全球性扩展、贸易的全球性发展等条件,实现了经济发展和政治影响力的综合提升。这种崛起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个维度上均有体现,但以经济层面的表现最为突出[3]。从横向对比来看,发展中国家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位置,贸易依存度迅速提升,并通过全球化红利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欧美发达国家曾经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但随着其绝对优势被削减,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日益凸显,逆全球化就成了其转移国内矛盾的“替罪羊”。欧美发达国家已变成逆全球化的主要鼓吹者和策动者,借贸易公平、知识产权保护等名义实行单边主义政策,相关措施可能与原有世界贸易规则相冲突,甚至为了保护本国利益损害他国利益。从总体上来看,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取得补偿性发展,正从自由贸易中受益,因而更倾向于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发达国家却因后起国家的追赶缩小了在世界体系中的领先地位和福利差距,与后发展国家之间形成激烈的竞争,反而走向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的道路。
(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不断增加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分量大幅提升。新兴经济体主张加大经济开放力度,通过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迅速崛起,世界经济重心逐渐向新兴经济体转移。据世界银行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1/3。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2/3,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4]。另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从2002年与2017年的数据对比来看,不同收入层次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变化如下:中等收入国家所占份额由17%增至35%;中低收入国家所占份额由4%增至8%;中高收入国家由13%增至27%;而全球人口不到五分之一的高收入国家所占份额由83%降至64%,这一比重可能将进一步下滑1。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度持续增加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2019年2月8日,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公布的一份题为《2050年的世界:全球经济秩序如何改变》的报告中预测,到2050年,全球经济重心将由G72转移到E73,新兴经济体将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4。新兴经济体的世界话语权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并不匹配,但发达国家也为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不断被新兴经济体分割而焦虑。
(三)发达经济体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推行者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国家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加大了贸易保护主义力度,使全球经贸活动深受贸易保护主义之害,甚至使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破坏。根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统计资料,2009 年至2017年,E115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总计达3893项,平均每个经济体为353.9项;G20中的8个发达国家6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总计达3946项,平均每个经济体为493.3项,比前者高139.4项[5]。现行的世界贸易秩序是在以美國为首的西方国家倡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但如今美国却成为该秩序最大的破坏者,全球新增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最多的国家,2009—2017年累计新增1378项[5]。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印度、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抡起了加征关税的贸易保护大棒,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干预企业之间的正常贸易,严重破坏了全球产品供应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表示,即使2020年经济增长回升,目前的裂痕也可能带来持续一代人的种种变化——供应链中断、贸易部门各自为政、“数字柏林墙”使各国不得不在各种技术体系间做出选择7。供应链中断破坏了原有的国际产业分工,迫使各国重新考虑产业发展政策,“全产业链”成为越来越多大企业和经济强国的发展思路。
(四)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大。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10年至今,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一些预测认为,到203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至2017年的15.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2012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最近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超过30%1。中国已从近代闭关锁国的状态逐渐发展为第一贸易大国,今天中国已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港口吞吐量是衡量城市和国家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指标,中国集装箱港的世界排名见证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按12英尺标准集装箱吞吐量计算,2000年世界十大集装箱码头中国(含港澳台地区)占四席,分别为香港(1810万标准箱排名第一)、高雄(742.6万标准箱排名第四)、上海(561.3万标准箱排名第五)、深圳(399.4万标准箱排名第八);2017年世界十大集装箱码头中国已占据七席,分别为上海(4023万标准箱排名第一)、深圳(2521万标准箱排名第三)、宁波—舟山(2461万标准箱排名第四)、香港(2076万标准箱排名第六)、广州(南沙)(2037万标准箱排名第七)、青岛(1826万标准箱排名第八)、天津(1521万标准箱排名第十)[6]。中国列入世界十大集装箱港的港口货物吞吐量占世界的比重由2000年的15.6%增加至2017年的21.9%,如果仅计算中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地区增幅则更加明显,由2000年的4.3%增至2017年的19.1%。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改变了中国,也推动了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
二、中国自贸试验区发展成就
自贸试验区建设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主动举措,经过6年多的发展,已取得了大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自贸试验区与“一带一路”建设互相促进,共同助力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较高增速,并推动产业发展朝着更高水平迈进。
(一)中国对外开放与合作进一步深化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的步伐越走越稳、越走越宽。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代。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表明了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2017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中强调,“中国将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让中国市场更加透明、更加规范”,“中国将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1。2019年7月2日,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在201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全面履行开放承诺。面向未来,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致力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我们将深化制造业开放,深化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开放,稳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自主降低关税总水平,完善对外开放法律法规体系,更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开放度、透明度、可预期性会越来越高,整体投资环境会越来越好2。自贸试验区建设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在“放管服”、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对外开放等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以负面清单条目为例,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之初为190项,经过5次修改,2019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的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已缩减至37项。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目标是为了“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形成更多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创新成果,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建成营商环境优良、贸易投资便利、高端产业集聚、服务体系完善、监管安全高效的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3,这是中国深化改革的方向。
(二)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可喜成绩
自贸试验区实现由点到面的发展。自贸试验区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2013年8月,国务院批准成立第一个自贸区——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至2019年8月,分6批次共开放了18个自贸试验区累计63个片区,形成了“1+3+7+1+6”的格局。中国的自贸试验区已形成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对外开放新体系。 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据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副司长袁园在2019年7月23日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自贸试验区设立近6年来,累计202项制度创新成果得以复制推广,其中以国务院发函等方式集中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共5批,合计106项;由国务院自贸试验区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总结印发供各地借鉴的“最佳实践案例”共3批,合计43个;各部门自行复制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53项。从试点经验产生的领域、类型和效果来看,投资便利化涉及81项,贸易便利化64項,金融开放创新23项,事中事后监管34项4。制度创新和压力测试是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改革任务,通过在自贸试验区小范围的尝试,积累经验教训并加以改进,然后向其他地区复制推广,达到以点带面推动新制度实施的目的。
自贸试验区在招商引资方面成果突出。以中国(广东)自贸试验区为例,2015年4月至2018年底,广东自贸试验区内累计新设企业25万余家,实际利用外资18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28.3%。其中,2018年,广东自贸试验区内固定资产投资达1283.25亿元,税收收入680.42亿元;外贸进出口9026.7亿元,占广东全省的12.6%。7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区内投资设立了309家企业,吸引79家总部型企业1。自贸试验区通过培养和发展新模式、新产业,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为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新机遇,在世界经济面临重重困境下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自贸试验区建设融合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试验区建设都是我国在深化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时间上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出的时间几乎同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8月17日召开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来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的定位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管总规划,也是我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动作为2。而关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职能,在《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中提到,“要探索建立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水平。要扩大服务业开放、推进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 3。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在特殊限定区域内探索更好与世界经济接轨新机制的“试验田”。可以说,“一带一路”是更具全球视野、更加宏大、更具长期性、更具有根本性的政策举措,而自贸试验区则是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一种尝试,是为更深程度的对外开放探索改革经验。这两大国家政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7]。各自贸实验区总体方案中普遍提到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联性,强调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对于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的作用。
三、中国自贸试验区发展面临的挑战
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目标是建设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这离不开与世界各国建立良好的经贸往来。然而,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却处在一个由有序变无序的阶段,其中作为先进技术聚集地和重要消费市场的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与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美国发起大规模的贸易战不仅使直接当事国深受其害,还对相互联系的世界各国产生普遍影响,削弱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给中国经济发展及自贸试验区建设带来了挑战。
(一)贸易保护使世界经济秩序遭受破坏
20世纪80年代以后,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在美国抬头并波及其他发达国家,并使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受到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发达经济体陷入经济增长低迷、高福利难以为继、国内社会分裂加剧的状态。欧洲正经受着债务危机、难民潮、英国“脱欧”等问题带来的社会混乱和撕裂。随着美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其他国家崛起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经济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美国开始采取措施限制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为了维护其自由贸易领导者的地位,美国采取了许多不同的贸易保护措施[8],以人权、环境、贸易逆差等理由破坏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近几年,美国不断“退群”,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巴黎气候协定、伊核协议、《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订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导条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重要的国际协议和组织,甚至扬言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在贸易战升级的背景下,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为了保证产业链安全,国家和企业可能不得不过度强调技术自主化,回到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自贸试验区建设需要合作开放的国际环境,保护主义与封闭与之背道而驰。
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使欧美一些国家在处理国际经贸问题中不遵守普遍认可的国际规则。美国制定了一系列与跨境制裁相关的政策法规,对他国企业造成严重影响,这其中包括反腐败领域的《反海外腐败法》、税收领域的《海外账户纳税遵从法》、有关军事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等 1。从法国、德国等美国的盟友,到巴西、印度这样与美国关系正常的国家,再到伊朗、俄罗斯、中国等被美国视为敌人或竞争对手的国家,都面临美国越来越肆无忌惮的“长臂管辖”2。美国将国内法延伸到国际经贸活动领域,损害了他国的主权利益,也破坏了正常的贸易规则。西方某些国家在一些问题上看美国脸色行事,如对待中国的5G技术、对美国“长臂管辖”中涉中国问题的态度等。欧盟及欧洲一些国家在对待中国投资贸易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包括:对于关键技术流失、数据保护及中国国有企业对其高科技企业并购的警惕性逐渐上升,以国家战略和公共安全为由,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WTO框架下自立新规,自设框架,为保护自身市场,给未来中欧经贸合作设纲设限;加强对中国贷款支持的基建项目的防范力度,在基建领域限制中国的影响力,并逐渐排斥同中国的合作[9]。这些都是在贸易保护主义思想主导下,为了保护自身短期利益,限制他国利益而采取的措施,破坏了现有的经济秩序。在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下,自贸试验区的一些规则可能不被西方某些国家认可,甚至可能因为触碰西方国家的利益而招致某些国家破坏国际规则进行“长臂管辖”和封锁。 (二)全球经济增速减缓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全球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在整体下滑后曾出现复苏的迹象,但在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这种不稳定的复苏被打断。2018—2019年,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明显加剧,这不仅影响中美两国经济,也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人们对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的经济贸易政策无法把握,在涉美投资和贸易中变得小心谨慎。贸易战负面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明显,主要国际组织纷纷下调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世界银行2019年1月和6月发布《世界经济展望》连续下调对当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1月份的报告从3%下调至2.9%,6月份的报告再次下调至2.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2019年10月8日在该组织位于华盛顿的总部发表讲话指出,2019年,预计全球接近90%的地方经济增长都将放缓,这一普遍减速意味着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跌至21世纪初以来的最低水平1。世界银行在《2019年世界经济与形势展望》中指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关系紧张加剧,关税螺旋式上升,这种局面的长期存在将给全球贸易前景带来重大风险。世界经济可能受到投资放缓、消费价格上涨、商业信心下降等方面的严重影响2。投资者担心中美贸易战升级,担心贸易战演变为金融战。
美国国债利率倒挂、黄金等贵金属价格持续上涨体现人们对经济增长缺乏信心。2018年8月,美国两年期债券收益率超过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倒挂。国债收益率倒挂被视为经济衰退的重要标志,过去50年美债收益率倒挂后往往紧随经济危机的出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均出现同样情况。2019年5月以来,国际黄金价格持续攀升,这也是人们对经济发展前景缺乏信心的表现。经济数据不景气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信心,被视为中美贸易战最大受益国的越南,外商直接投资合同资金从2019年6月起出现30%的负增长3。投资者对经济发展负面情绪蔓延后重拾信心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国际平台,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发展受到全球经济发展大环境影响,世界各国经济普遍下降,人们对经济发展预期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自贸试验区的投资建设。
(三)部分欧美国家社会分裂影响国际经贸合作
近些年,部分欧美国家社会分裂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分裂加剧。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派以51.9%对48.1%的微弱优势赢得“脱欧”公投,但此后在“二次公投”及脱欧协议等问题上英国各党派争执不休,社会陷入严重分裂。“脱欧”问题被认为是近百年历史上最让英国国内分裂的议题,而正是这种分裂造成英国的脱欧进程步履维艰。有媒体人士评论说:“这种分裂是全方位的,从民间到媒体,再到政界,但凡涉及脱欧问题,这种分裂就体现得淋漓尽致。”[10]在美国,毫无从政经验的特朗普利用社交媒体的影响力逆袭当选总统正是利用了美国社会中的民粹主义和严重分裂。美国民粹主义源于普遍的不满和愤怒,社会的分裂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立、精英和草根的对立、族群矛盾、两党内部的分裂,其中最主要的是精英和草根的对立,草根对精英极不信任,求变心态强烈[11]。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福山认为,美国已经成了一个“否决政体”,权力分割与制衡变异成为“否决政治” [12]。特朗普任期内美国政府不同部门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表态经常相互矛盾,政府“停摆”,“通俄门”“通乌门”发酵等都是社会分裂的表现。在民主的外衣下,美国在内政外交问题上难以达成统一立场,甚至陷入政治瘫痪。黄马甲运动是法国分裂社会中政治失序的产物,折射出民粹主义浪潮中精英与大众对立带来的社会联结困境,体现了政治社会极化趋势下西方民主政治遭遇的“民主失灵”和体制运转困境[13]。西方社会分裂和政治失序实际上是西式民主衰败的表现,西方国家正在不断撕毁一贯宣扬的公平、民主、移民、贸易自由化等外衣,在国内社会经济矛盾激化中逐渐摈弃其鼓吹的“普世价值观”,本质上体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制度危机。
欧美部分国家社会分裂的后果之一是,对政策有影响力的不同利益群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意见相左,影响国际经贸合作正常开展。以美国制裁华为事件为例,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的政策透露着美国社会分裂和分歧导致的政策矛盾,政客、企业的态度分歧大,为了达到对华“技术冷战”等目的宣布对华为制裁,但又因本国企业巨头无法承受对华为产业链脱钩的巨大损失而一再宣布制裁延期。政治和社会分裂必定在经济政策中体现,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使政策摇摆,这种不确定性会增加国际合作的风险,使跨国技术、产业合作投资者如履薄冰,甚至在国家行政力量的干预下被迫走向封闭。自贸试验区建设包括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进行跨国技术、产业合作,欧美国家社会分裂导致的政策摇摆也会使相关国家的企业对华正常合作受到行政力量干扰。
(四)新兴国家崛起对中国形成竞争态势
产业转型升级和大国博弈等因素使中国经济发展面臨新的国内外形势和挑战,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产业转移和重组过程中提升经济发展速度,对中国形成竞争态势。根据德勤有限公司全球消费与工业产品行业团队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编制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2016年中国仍是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但美国有望在2020年之前取代中国而占据第一名。亚太地区的马来西亚、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被称为“强力五国”,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灵活的制造业能力、有利的人口分布、市场和经济的增长预计在未来五年将跻入制造业竞争力前15强1。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2016—2018年的GDP年均增长率,印度超过7%,越南接近7%,印度尼西亚略高于5%,马来西亚接近5%,泰国低于4%,印度和越南的经济发展表现抢眼。近年来,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和全球产业布局的深度调整,中国制造业已经进入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企业外迁,也有一部分企业回流。外迁企业考虑的因素包括成本、环保、国际市场布局等,当然也有极少数企业是为了规避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14]。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是企业外迁的重要目的地,其中越南和印度尤其受到投资者青睐。以越南为例,笔者赴越调研获悉,越南吸引外企最重要的因素是投资优惠政策和出口税率低。截至2019年7月,越南共参加了16项自贸协定,其中12项已正式生效,这些自贸协定为越南企业享受低关税、零关税创造了条件。印度人口接近14亿,有着一批高技能的劳动力,英语通行也为印度的国际合作加分,以IT产业著称的印度在AI(人工智能)时代有着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中产阶级壮大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也是印度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新兴市场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正在不断改善投资环境,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一些政策措施可能会比自贸试验区的条件更具吸引力,这对转型期的中国形成竞争态势。 四、多措并举推动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着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国际环境。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在经济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是物质基础。国际环境方面,中美关系变差并不代表中国外交关系整体变差,2018年的中国周边充满了暖色调,就中国周边关系的全景来说,现在堪称处在最好的时期之一[15]。这也是保证自贸实验区建设取得切实成效的基础。应克服困难和挑战,把握机遇,从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搞好自贸试验区建设,助推“一带一路”合作取得更好成效。
(一)创新体制机制,改善营商环境
在自贸试验区内突破现有机制的营商环境管理和评价体系,对标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标准,形成在国内外激烈市场竞争中具有优势的营商环境。近年来,中国的营商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2018年中国营商环境从第78位跃升至第46位,主要成绩在于出台了大批有利于改善中小企业营商环境的改革举措。不过,中国的营商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比如,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改善宏观环境,降低融资成本,等等。改善营商环境需要突破现有的体制机制,按照国际通行的营商便利化标准,在自贸试验区内试行零壁垒、零关税的国际营商环境,进一步完善并落实负面清单制度,为国内外企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市场要素之间更顺畅、高效流通,加强物流运输体系与国内外市场的联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便捷、高效、低廉的物流网络。鼓励多元化的企业融资方式,破除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瓶颈。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增强政策执行透明度,建立可视化的处理流程。进一步健全“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构筑以AI技术和信用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政府部门进一步做好“放管服”工作,保证政策效力的连贯性,避免政府监管及服务缺位,提升政府服务效能。
(二)推动自贸试验区规则与国际经贸新规则对标
自贸试验区的重要功能是与先进规则“对标”,为国际经贸新规则在中国实施积累经验。世界贸易组织(WTO)是成員数量最多的国际经济组织,随着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多通过该组织分享经济发展利益,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为利益受到冲击,所以希望另立新规来保持其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优势地位。新的国际经贸规则通过美国主导的新自贸协定体现出来,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退出后改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及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等,代表着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世界经贸新秩序改造的方向。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内容包括市场准入、货物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服务贸易、投资、高标准的知识产权、原产地规则、监管一致、不同类型企业竞争中立、劳工和环境标准、政府采购、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规定,单就投资领域而言突出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环境和劳工保护性标准等。自贸试验区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应研究上述自贸协定中的新规则,对符合中国改革方向的应加快对接,对某些针对中国的条款也应探索应对之策,防止中国被排除在国际经贸新规则之外。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消费市场,与第一位的美国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应有参与制定国际经贸新规则的自信与能力。自贸试验区在建立经贸新规则过程中可结合“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推进,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自贸协定谈判过程中提出让参与方普遍受益的国际贸易新规则。
(三)防范金融风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警惕中美贸易战演变为金融战,做好金融风险防控,抓住有利的窗口期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19年8月6日,美国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发出了将贸易战引向金融战的信号。美国此举是为达成双边贸易协议而进行的极限施压,对中国金融、外贸及经济发展预期的稳定形成严峻挑战。美国企图通过将中国列入“汇率操作国”达到增加贸易战谈判筹码,利用金融优势遏制中国的目的。此举可能削弱中国稳外贸的政策效力,加大不确定性和流动性风险,也增加了美国依据国内法精准选择中资机构或企业进行制裁和惩罚的风险,同时也会冲击香港的金融稳定[16]。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应对美国金融狙击的有效手段之一,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应继续探索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有效策略。利用自贸试验区“试验田”的功能,探索加大人民币在汇率贬值逆周期的干预力度和干预频率,加强外汇市场微观监管,使人民币在均衡合理区间平稳运行,持续稳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运行呈现强势美元周期和去美元化浪潮并存的显著特征[17]。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开启后取得了可喜成绩。新华网于2019年5月13日报道,200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等38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达3.67万亿元人民币。截至目前,人民币货币互换的有效协议为29份,总金额3.41万亿元人民币 1。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大范围的贸易战和金融制裁使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安全性和信誉度被严重削弱,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利的窗口期。越来越多国家表示欢迎人民币国际化,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多元化及应对美元霸权的选择方案之一。建议加大双边本币互换的覆盖面和规模,在自贸试验区、跨境贸易、大宗商品交易中进一步加大用人民币结算的力度。建立畅通的人民币回流机制,通过落实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合资人等形式促进人民币回流。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通过降低参与门槛、拓宽业务品种、降低交易成本等措施吸引更多用户使用,摆脱对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过分依赖。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中心建设,支持自贸试验区建设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中心,开展人民币跨境创新业务。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并形成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间良性互动的机制。 (四)进一步完善人才机制,发挥人的积极能动性
我国人口流动还存在体制机制上的瓶颈,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人才是关键,应建立畅通的人才流动机制,能调动人才积极性的考核评价机制,能让人安心工作的人才环境。近几年,各地纷纷推出人才吸引政策,户籍上的制约已大为减少,但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的制约仍需进一步改善,人才“旋转门”机制还不完善。建议建立健全政府、学界、智库、企业之间的人才流转机制,打造跨区域、跨国界的人才“旋转门”,加强自贸试验区之间的人才交流、挂职,邀请港澳台及国外专业人才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为自贸试验区服务。一些人才政策存在落地难的问题,政府在出台相关政策前应协调各部门,确保政策文件中的条款能有效落实。目前,资金使用、人才考核、项目申报等各环节需要重复填表耗费精力,在科研项目支出中对课题组成员的智力付出缺乏合法合规的报酬获取和奖励机制,建议允许自贸区建立结果导向型考核机制,减少各个环节的填表,承认人的智力报酬。近年来,一些原来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和地區出现了经济发展增速减缓,收入降低,工作机会减少的情况。特朗普政府出于对中国的防范和打压,正在加大对华人专家和华人留学生的工作限制力度。我国则正处于经济中高速发展和产业升级期,需要大量引进人才促进改革进一步发展。抓住有利时机,创造便利条件吸引更多优秀留学归国人员、外国来华高端人才到自贸试验区工作,并作为自贸试验区与外国连接的友谊桥梁。自贸试验区应在住房、子女入学等方面做好配套服务工作,让人才引得来、留得住。充分尊重专业人才在其擅长领域做出的方案和意见,避免行政干预对专业方案不恰当的调整和更改。
(五)自贸试验区建设与中国产业升级对接
产业升级是中国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自贸试验区建设应服务于中国产业升级,在标准制定、高端产业、核心技术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当今国际关系中,因核武器毁灭性后果产生的震慑力,核大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转而变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竞争。抢占标准制定权、掌握核心技术对产业竞争至关重要,这不仅关系经济安全,也决定着国家的军事实力和军事安全。在全球化时代,主导竞争的最重要因素是产业政策、尖端技术和市场规模,而大国竞争的本质是产业政策的竞争[18]。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19],但要从制造业大国转为制造业强国,就必须忍受产业升级的阵痛,摒弃高污染、高耗能的落后产能和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合理布局三次产业的比例。2018年4月,美国政府的一纸出口禁令让中兴公司立即休克,中兴公司最终以巨额罚款和接受美国监管下的人事改组换得生存,凸显中国在高端技术和先进领域受制于人。当前,美国和欧洲的传统工业强国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冲突不断增加,中国有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创业环境不断优化,创新能力得到提升。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在28%以上;数字经济的规模以31.3万亿元居全球第二位;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中国的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在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世界同步发展,甚至有局部领先的态势[19]。这些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基础。美国动用国家力量对中兴和华为封杀让人们看到,市场全球化自由配置生产要素无法避免政治干预导致的产业安全,作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大国,中国有必要通过鼓励和扶持政策加大高端制造业和核心产业发展。在产业调整过程中应避免美国冷战后出现的基础制造业外包导致基础产业空心化和中端产业疲软现象。自贸试验区在政策上有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在建设过程中对接、服务好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在发展高端制造业、高端生产型服务业等方面大胆试、大胆闯,遇到问题及时调整,积极探索制造业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六)自贸试验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融合发展
自贸试验区和“一带一路”倡议均系我国在深化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两者之间融合发展符合国家政策要求,共同促进新时期的改革取得成效。“一带一路”与自贸试验区建设是“一体两面,相互配套”的关系,共同构成我国新的对外开放格局,前者侧重以基础设施为先导促进沿线经济体互联互通,而后者则以降低贸易门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域内经济一体化为主要内容[20]。 “一带一路”通过倡议参与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广泛的国际合作,从战略上构筑开放合作的雄伟蓝图;自贸试验区在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简化行政手续、规范法律监管、国际金融流通等方面进行试点和总结,经验成熟后进行复制推广,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效。自贸试验区可与“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就合作的具体领域展开试点,通过小范围的跨国合作总结经验,探索适合国家间、区域间合作的新规则。欧美主导的世界经贸合作新规则主要特点包括服务贸易、投资取代货物贸易成为核心,谈判议题向边界后规则转移,标准和自由度更高,新规则更多地体现了高收入国家的意志。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规则主导国可获得丰厚利益,重新执掌国际贸易主导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受到抑制,传统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由产品竞争转向规则竞争,南北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21]。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维护公平的国际经贸秩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在世界经贸格局加速调整过程中,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精神。自贸试验区可先试先行,进一步探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防止南北差距扩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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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君安]
Research on 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Pilot Free Trade Zone
under New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Qin Lifang
Abstract: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severe adjustment.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are plagued by low economic growth and prominent social conflicts, leading to rising protectionism and escalating trade war. Thus, the well-established economic and trade orders have been impacted while some countries have adopt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with new free trade agreement. The emerging economies have accelerated their development by taking advantag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urr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order, thus narrowing their gap with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China has entered the deep end of its reform, with its economic growth shifting from high-speed to medium-to-high speed , giving more attention to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improving economic quality. Against such a backdrop, China unveiled the building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 in September, 2013. The pilot zone has become the experimental field of reform.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the building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investment environment, keep alignment with new rule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speed up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create better mechanism for talents,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align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y doing so, we will build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into a field for deepening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advanc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Pilot Free Trade Zon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Economy; New Rule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关键词] 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国际经贸新规则
[中图分类号] F7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19)06-0019-14
2013年9月至2019年8月,中国分五批次批准了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在中国主动扩大开放时,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因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矛盾凸显等原因,却走向贸易保护和供应链切割的道路。贸易战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日益明显,全球经济增速减缓,使我国深化改革面临不利的国际形势。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新兴市场在原有国际经济秩序下加快发展,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離,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希望通过制定国际经贸新规则,保持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面对国际经济新形势,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应排除困难、抓住机遇,探索可复制推广的改革开放新举措。
一、当前国际经济新形势概述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其中中国的发展成就尤为突出。国际格局进入转型调整期,欧美发达国家感受到利益被发展中国家挤占,希望通过贸易保护、重组供应链、重新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等手段维护其绝对领先的地位。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逆转
发达国家经济停滞不前、国内矛盾日益凸显,经济霸权不断被削弱,因而出现逆全球化的倾向;发展中国家却逐步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从国际贸易分工中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因而支持全球化并主张扩大开放。作为理性的国际主体,每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既采取贸易保护,又主张贸易自由。采取哪种政策的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的利益、统治者的利益[1]。拉尔夫·戈莫里(Ralph E.Gomory)和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从生产力变化的角度解释了贸易摩擦的成因,即当一国生产力水平非常落后时,其工业化贸易伙伴国将从它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生产率普遍提高中受益;但当落后国生产力进步超过某一状态时,会降低他国的整体福利,导致贸易国之间的利益重新分配,从而引发冲突和贸易摩擦[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逐渐实现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利用资本和技术的全球性流动、产业的全球性扩展、贸易的全球性发展等条件,实现了经济发展和政治影响力的综合提升。这种崛起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个维度上均有体现,但以经济层面的表现最为突出[3]。从横向对比来看,发展中国家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位置,贸易依存度迅速提升,并通过全球化红利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欧美发达国家曾经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但随着其绝对优势被削减,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日益凸显,逆全球化就成了其转移国内矛盾的“替罪羊”。欧美发达国家已变成逆全球化的主要鼓吹者和策动者,借贸易公平、知识产权保护等名义实行单边主义政策,相关措施可能与原有世界贸易规则相冲突,甚至为了保护本国利益损害他国利益。从总体上来看,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取得补偿性发展,正从自由贸易中受益,因而更倾向于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发达国家却因后起国家的追赶缩小了在世界体系中的领先地位和福利差距,与后发展国家之间形成激烈的竞争,反而走向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的道路。
(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不断增加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分量大幅提升。新兴经济体主张加大经济开放力度,通过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迅速崛起,世界经济重心逐渐向新兴经济体转移。据世界银行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1/3。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2/3,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4]。另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从2002年与2017年的数据对比来看,不同收入层次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变化如下:中等收入国家所占份额由17%增至35%;中低收入国家所占份额由4%增至8%;中高收入国家由13%增至27%;而全球人口不到五分之一的高收入国家所占份额由83%降至64%,这一比重可能将进一步下滑1。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度持续增加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2019年2月8日,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公布的一份题为《2050年的世界:全球经济秩序如何改变》的报告中预测,到2050年,全球经济重心将由G72转移到E73,新兴经济体将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4。新兴经济体的世界话语权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并不匹配,但发达国家也为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不断被新兴经济体分割而焦虑。
(三)发达经济体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推行者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国家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加大了贸易保护主义力度,使全球经贸活动深受贸易保护主义之害,甚至使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破坏。根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统计资料,2009 年至2017年,E115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总计达3893项,平均每个经济体为353.9项;G20中的8个发达国家6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总计达3946项,平均每个经济体为493.3项,比前者高139.4项[5]。现行的世界贸易秩序是在以美國为首的西方国家倡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但如今美国却成为该秩序最大的破坏者,全球新增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最多的国家,2009—2017年累计新增1378项[5]。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印度、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抡起了加征关税的贸易保护大棒,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干预企业之间的正常贸易,严重破坏了全球产品供应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表示,即使2020年经济增长回升,目前的裂痕也可能带来持续一代人的种种变化——供应链中断、贸易部门各自为政、“数字柏林墙”使各国不得不在各种技术体系间做出选择7。供应链中断破坏了原有的国际产业分工,迫使各国重新考虑产业发展政策,“全产业链”成为越来越多大企业和经济强国的发展思路。
(四)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大。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10年至今,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一些预测认为,到203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至2017年的15.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2012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最近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超过30%1。中国已从近代闭关锁国的状态逐渐发展为第一贸易大国,今天中国已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港口吞吐量是衡量城市和国家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指标,中国集装箱港的世界排名见证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按12英尺标准集装箱吞吐量计算,2000年世界十大集装箱码头中国(含港澳台地区)占四席,分别为香港(1810万标准箱排名第一)、高雄(742.6万标准箱排名第四)、上海(561.3万标准箱排名第五)、深圳(399.4万标准箱排名第八);2017年世界十大集装箱码头中国已占据七席,分别为上海(4023万标准箱排名第一)、深圳(2521万标准箱排名第三)、宁波—舟山(2461万标准箱排名第四)、香港(2076万标准箱排名第六)、广州(南沙)(2037万标准箱排名第七)、青岛(1826万标准箱排名第八)、天津(1521万标准箱排名第十)[6]。中国列入世界十大集装箱港的港口货物吞吐量占世界的比重由2000年的15.6%增加至2017年的21.9%,如果仅计算中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地区增幅则更加明显,由2000年的4.3%增至2017年的19.1%。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改变了中国,也推动了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
二、中国自贸试验区发展成就
自贸试验区建设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主动举措,经过6年多的发展,已取得了大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自贸试验区与“一带一路”建设互相促进,共同助力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较高增速,并推动产业发展朝着更高水平迈进。
(一)中国对外开放与合作进一步深化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的步伐越走越稳、越走越宽。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代。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表明了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2017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中强调,“中国将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让中国市场更加透明、更加规范”,“中国将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1。2019年7月2日,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在201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全面履行开放承诺。面向未来,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致力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我们将深化制造业开放,深化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开放,稳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自主降低关税总水平,完善对外开放法律法规体系,更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开放度、透明度、可预期性会越来越高,整体投资环境会越来越好2。自贸试验区建设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在“放管服”、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对外开放等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以负面清单条目为例,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之初为190项,经过5次修改,2019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的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已缩减至37项。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目标是为了“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形成更多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创新成果,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建成营商环境优良、贸易投资便利、高端产业集聚、服务体系完善、监管安全高效的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3,这是中国深化改革的方向。
(二)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可喜成绩
自贸试验区实现由点到面的发展。自贸试验区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2013年8月,国务院批准成立第一个自贸区——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至2019年8月,分6批次共开放了18个自贸试验区累计63个片区,形成了“1+3+7+1+6”的格局。中国的自贸试验区已形成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对外开放新体系。 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据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副司长袁园在2019年7月23日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自贸试验区设立近6年来,累计202项制度创新成果得以复制推广,其中以国务院发函等方式集中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共5批,合计106项;由国务院自贸试验区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总结印发供各地借鉴的“最佳实践案例”共3批,合计43个;各部门自行复制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53项。从试点经验产生的领域、类型和效果来看,投资便利化涉及81项,贸易便利化64項,金融开放创新23项,事中事后监管34项4。制度创新和压力测试是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改革任务,通过在自贸试验区小范围的尝试,积累经验教训并加以改进,然后向其他地区复制推广,达到以点带面推动新制度实施的目的。
自贸试验区在招商引资方面成果突出。以中国(广东)自贸试验区为例,2015年4月至2018年底,广东自贸试验区内累计新设企业25万余家,实际利用外资18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28.3%。其中,2018年,广东自贸试验区内固定资产投资达1283.25亿元,税收收入680.42亿元;外贸进出口9026.7亿元,占广东全省的12.6%。7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区内投资设立了309家企业,吸引79家总部型企业1。自贸试验区通过培养和发展新模式、新产业,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为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新机遇,在世界经济面临重重困境下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自贸试验区建设融合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试验区建设都是我国在深化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时间上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出的时间几乎同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8月17日召开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来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的定位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管总规划,也是我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动作为2。而关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职能,在《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中提到,“要探索建立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水平。要扩大服务业开放、推进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 3。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在特殊限定区域内探索更好与世界经济接轨新机制的“试验田”。可以说,“一带一路”是更具全球视野、更加宏大、更具长期性、更具有根本性的政策举措,而自贸试验区则是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一种尝试,是为更深程度的对外开放探索改革经验。这两大国家政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7]。各自贸实验区总体方案中普遍提到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联性,强调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对于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的作用。
三、中国自贸试验区发展面临的挑战
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目标是建设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这离不开与世界各国建立良好的经贸往来。然而,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却处在一个由有序变无序的阶段,其中作为先进技术聚集地和重要消费市场的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与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美国发起大规模的贸易战不仅使直接当事国深受其害,还对相互联系的世界各国产生普遍影响,削弱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给中国经济发展及自贸试验区建设带来了挑战。
(一)贸易保护使世界经济秩序遭受破坏
20世纪80年代以后,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在美国抬头并波及其他发达国家,并使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受到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发达经济体陷入经济增长低迷、高福利难以为继、国内社会分裂加剧的状态。欧洲正经受着债务危机、难民潮、英国“脱欧”等问题带来的社会混乱和撕裂。随着美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其他国家崛起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经济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美国开始采取措施限制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为了维护其自由贸易领导者的地位,美国采取了许多不同的贸易保护措施[8],以人权、环境、贸易逆差等理由破坏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近几年,美国不断“退群”,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巴黎气候协定、伊核协议、《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订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导条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重要的国际协议和组织,甚至扬言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在贸易战升级的背景下,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为了保证产业链安全,国家和企业可能不得不过度强调技术自主化,回到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自贸试验区建设需要合作开放的国际环境,保护主义与封闭与之背道而驰。
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使欧美一些国家在处理国际经贸问题中不遵守普遍认可的国际规则。美国制定了一系列与跨境制裁相关的政策法规,对他国企业造成严重影响,这其中包括反腐败领域的《反海外腐败法》、税收领域的《海外账户纳税遵从法》、有关军事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等 1。从法国、德国等美国的盟友,到巴西、印度这样与美国关系正常的国家,再到伊朗、俄罗斯、中国等被美国视为敌人或竞争对手的国家,都面临美国越来越肆无忌惮的“长臂管辖”2。美国将国内法延伸到国际经贸活动领域,损害了他国的主权利益,也破坏了正常的贸易规则。西方某些国家在一些问题上看美国脸色行事,如对待中国的5G技术、对美国“长臂管辖”中涉中国问题的态度等。欧盟及欧洲一些国家在对待中国投资贸易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包括:对于关键技术流失、数据保护及中国国有企业对其高科技企业并购的警惕性逐渐上升,以国家战略和公共安全为由,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WTO框架下自立新规,自设框架,为保护自身市场,给未来中欧经贸合作设纲设限;加强对中国贷款支持的基建项目的防范力度,在基建领域限制中国的影响力,并逐渐排斥同中国的合作[9]。这些都是在贸易保护主义思想主导下,为了保护自身短期利益,限制他国利益而采取的措施,破坏了现有的经济秩序。在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下,自贸试验区的一些规则可能不被西方某些国家认可,甚至可能因为触碰西方国家的利益而招致某些国家破坏国际规则进行“长臂管辖”和封锁。 (二)全球经济增速减缓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全球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在整体下滑后曾出现复苏的迹象,但在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这种不稳定的复苏被打断。2018—2019年,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明显加剧,这不仅影响中美两国经济,也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人们对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的经济贸易政策无法把握,在涉美投资和贸易中变得小心谨慎。贸易战负面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明显,主要国际组织纷纷下调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世界银行2019年1月和6月发布《世界经济展望》连续下调对当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1月份的报告从3%下调至2.9%,6月份的报告再次下调至2.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2019年10月8日在该组织位于华盛顿的总部发表讲话指出,2019年,预计全球接近90%的地方经济增长都将放缓,这一普遍减速意味着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跌至21世纪初以来的最低水平1。世界银行在《2019年世界经济与形势展望》中指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关系紧张加剧,关税螺旋式上升,这种局面的长期存在将给全球贸易前景带来重大风险。世界经济可能受到投资放缓、消费价格上涨、商业信心下降等方面的严重影响2。投资者担心中美贸易战升级,担心贸易战演变为金融战。
美国国债利率倒挂、黄金等贵金属价格持续上涨体现人们对经济增长缺乏信心。2018年8月,美国两年期债券收益率超过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倒挂。国债收益率倒挂被视为经济衰退的重要标志,过去50年美债收益率倒挂后往往紧随经济危机的出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均出现同样情况。2019年5月以来,国际黄金价格持续攀升,这也是人们对经济发展前景缺乏信心的表现。经济数据不景气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信心,被视为中美贸易战最大受益国的越南,外商直接投资合同资金从2019年6月起出现30%的负增长3。投资者对经济发展负面情绪蔓延后重拾信心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国际平台,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发展受到全球经济发展大环境影响,世界各国经济普遍下降,人们对经济发展预期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自贸试验区的投资建设。
(三)部分欧美国家社会分裂影响国际经贸合作
近些年,部分欧美国家社会分裂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分裂加剧。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派以51.9%对48.1%的微弱优势赢得“脱欧”公投,但此后在“二次公投”及脱欧协议等问题上英国各党派争执不休,社会陷入严重分裂。“脱欧”问题被认为是近百年历史上最让英国国内分裂的议题,而正是这种分裂造成英国的脱欧进程步履维艰。有媒体人士评论说:“这种分裂是全方位的,从民间到媒体,再到政界,但凡涉及脱欧问题,这种分裂就体现得淋漓尽致。”[10]在美国,毫无从政经验的特朗普利用社交媒体的影响力逆袭当选总统正是利用了美国社会中的民粹主义和严重分裂。美国民粹主义源于普遍的不满和愤怒,社会的分裂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立、精英和草根的对立、族群矛盾、两党内部的分裂,其中最主要的是精英和草根的对立,草根对精英极不信任,求变心态强烈[11]。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福山认为,美国已经成了一个“否决政体”,权力分割与制衡变异成为“否决政治” [12]。特朗普任期内美国政府不同部门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表态经常相互矛盾,政府“停摆”,“通俄门”“通乌门”发酵等都是社会分裂的表现。在民主的外衣下,美国在内政外交问题上难以达成统一立场,甚至陷入政治瘫痪。黄马甲运动是法国分裂社会中政治失序的产物,折射出民粹主义浪潮中精英与大众对立带来的社会联结困境,体现了政治社会极化趋势下西方民主政治遭遇的“民主失灵”和体制运转困境[13]。西方社会分裂和政治失序实际上是西式民主衰败的表现,西方国家正在不断撕毁一贯宣扬的公平、民主、移民、贸易自由化等外衣,在国内社会经济矛盾激化中逐渐摈弃其鼓吹的“普世价值观”,本质上体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制度危机。
欧美部分国家社会分裂的后果之一是,对政策有影响力的不同利益群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意见相左,影响国际经贸合作正常开展。以美国制裁华为事件为例,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的政策透露着美国社会分裂和分歧导致的政策矛盾,政客、企业的态度分歧大,为了达到对华“技术冷战”等目的宣布对华为制裁,但又因本国企业巨头无法承受对华为产业链脱钩的巨大损失而一再宣布制裁延期。政治和社会分裂必定在经济政策中体现,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使政策摇摆,这种不确定性会增加国际合作的风险,使跨国技术、产业合作投资者如履薄冰,甚至在国家行政力量的干预下被迫走向封闭。自贸试验区建设包括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进行跨国技术、产业合作,欧美国家社会分裂导致的政策摇摆也会使相关国家的企业对华正常合作受到行政力量干扰。
(四)新兴国家崛起对中国形成竞争态势
产业转型升级和大国博弈等因素使中国经济发展面臨新的国内外形势和挑战,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产业转移和重组过程中提升经济发展速度,对中国形成竞争态势。根据德勤有限公司全球消费与工业产品行业团队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编制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2016年中国仍是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但美国有望在2020年之前取代中国而占据第一名。亚太地区的马来西亚、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被称为“强力五国”,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灵活的制造业能力、有利的人口分布、市场和经济的增长预计在未来五年将跻入制造业竞争力前15强1。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2016—2018年的GDP年均增长率,印度超过7%,越南接近7%,印度尼西亚略高于5%,马来西亚接近5%,泰国低于4%,印度和越南的经济发展表现抢眼。近年来,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和全球产业布局的深度调整,中国制造业已经进入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企业外迁,也有一部分企业回流。外迁企业考虑的因素包括成本、环保、国际市场布局等,当然也有极少数企业是为了规避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14]。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是企业外迁的重要目的地,其中越南和印度尤其受到投资者青睐。以越南为例,笔者赴越调研获悉,越南吸引外企最重要的因素是投资优惠政策和出口税率低。截至2019年7月,越南共参加了16项自贸协定,其中12项已正式生效,这些自贸协定为越南企业享受低关税、零关税创造了条件。印度人口接近14亿,有着一批高技能的劳动力,英语通行也为印度的国际合作加分,以IT产业著称的印度在AI(人工智能)时代有着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中产阶级壮大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也是印度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新兴市场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正在不断改善投资环境,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一些政策措施可能会比自贸试验区的条件更具吸引力,这对转型期的中国形成竞争态势。 四、多措并举推动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着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国际环境。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在经济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是物质基础。国际环境方面,中美关系变差并不代表中国外交关系整体变差,2018年的中国周边充满了暖色调,就中国周边关系的全景来说,现在堪称处在最好的时期之一[15]。这也是保证自贸实验区建设取得切实成效的基础。应克服困难和挑战,把握机遇,从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搞好自贸试验区建设,助推“一带一路”合作取得更好成效。
(一)创新体制机制,改善营商环境
在自贸试验区内突破现有机制的营商环境管理和评价体系,对标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标准,形成在国内外激烈市场竞争中具有优势的营商环境。近年来,中国的营商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2018年中国营商环境从第78位跃升至第46位,主要成绩在于出台了大批有利于改善中小企业营商环境的改革举措。不过,中国的营商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比如,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改善宏观环境,降低融资成本,等等。改善营商环境需要突破现有的体制机制,按照国际通行的营商便利化标准,在自贸试验区内试行零壁垒、零关税的国际营商环境,进一步完善并落实负面清单制度,为国内外企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市场要素之间更顺畅、高效流通,加强物流运输体系与国内外市场的联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便捷、高效、低廉的物流网络。鼓励多元化的企业融资方式,破除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瓶颈。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增强政策执行透明度,建立可视化的处理流程。进一步健全“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构筑以AI技术和信用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政府部门进一步做好“放管服”工作,保证政策效力的连贯性,避免政府监管及服务缺位,提升政府服务效能。
(二)推动自贸试验区规则与国际经贸新规则对标
自贸试验区的重要功能是与先进规则“对标”,为国际经贸新规则在中国实施积累经验。世界贸易组织(WTO)是成員数量最多的国际经济组织,随着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多通过该组织分享经济发展利益,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为利益受到冲击,所以希望另立新规来保持其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优势地位。新的国际经贸规则通过美国主导的新自贸协定体现出来,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退出后改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及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等,代表着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世界经贸新秩序改造的方向。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内容包括市场准入、货物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服务贸易、投资、高标准的知识产权、原产地规则、监管一致、不同类型企业竞争中立、劳工和环境标准、政府采购、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规定,单就投资领域而言突出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环境和劳工保护性标准等。自贸试验区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应研究上述自贸协定中的新规则,对符合中国改革方向的应加快对接,对某些针对中国的条款也应探索应对之策,防止中国被排除在国际经贸新规则之外。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消费市场,与第一位的美国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应有参与制定国际经贸新规则的自信与能力。自贸试验区在建立经贸新规则过程中可结合“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推进,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自贸协定谈判过程中提出让参与方普遍受益的国际贸易新规则。
(三)防范金融风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警惕中美贸易战演变为金融战,做好金融风险防控,抓住有利的窗口期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19年8月6日,美国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发出了将贸易战引向金融战的信号。美国此举是为达成双边贸易协议而进行的极限施压,对中国金融、外贸及经济发展预期的稳定形成严峻挑战。美国企图通过将中国列入“汇率操作国”达到增加贸易战谈判筹码,利用金融优势遏制中国的目的。此举可能削弱中国稳外贸的政策效力,加大不确定性和流动性风险,也增加了美国依据国内法精准选择中资机构或企业进行制裁和惩罚的风险,同时也会冲击香港的金融稳定[16]。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应对美国金融狙击的有效手段之一,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应继续探索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有效策略。利用自贸试验区“试验田”的功能,探索加大人民币在汇率贬值逆周期的干预力度和干预频率,加强外汇市场微观监管,使人民币在均衡合理区间平稳运行,持续稳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运行呈现强势美元周期和去美元化浪潮并存的显著特征[17]。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开启后取得了可喜成绩。新华网于2019年5月13日报道,200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等38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达3.67万亿元人民币。截至目前,人民币货币互换的有效协议为29份,总金额3.41万亿元人民币 1。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大范围的贸易战和金融制裁使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安全性和信誉度被严重削弱,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利的窗口期。越来越多国家表示欢迎人民币国际化,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多元化及应对美元霸权的选择方案之一。建议加大双边本币互换的覆盖面和规模,在自贸试验区、跨境贸易、大宗商品交易中进一步加大用人民币结算的力度。建立畅通的人民币回流机制,通过落实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合资人等形式促进人民币回流。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通过降低参与门槛、拓宽业务品种、降低交易成本等措施吸引更多用户使用,摆脱对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过分依赖。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中心建设,支持自贸试验区建设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中心,开展人民币跨境创新业务。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并形成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间良性互动的机制。 (四)进一步完善人才机制,发挥人的积极能动性
我国人口流动还存在体制机制上的瓶颈,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人才是关键,应建立畅通的人才流动机制,能调动人才积极性的考核评价机制,能让人安心工作的人才环境。近几年,各地纷纷推出人才吸引政策,户籍上的制约已大为减少,但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的制约仍需进一步改善,人才“旋转门”机制还不完善。建议建立健全政府、学界、智库、企业之间的人才流转机制,打造跨区域、跨国界的人才“旋转门”,加强自贸试验区之间的人才交流、挂职,邀请港澳台及国外专业人才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为自贸试验区服务。一些人才政策存在落地难的问题,政府在出台相关政策前应协调各部门,确保政策文件中的条款能有效落实。目前,资金使用、人才考核、项目申报等各环节需要重复填表耗费精力,在科研项目支出中对课题组成员的智力付出缺乏合法合规的报酬获取和奖励机制,建议允许自贸区建立结果导向型考核机制,减少各个环节的填表,承认人的智力报酬。近年来,一些原来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和地區出现了经济发展增速减缓,收入降低,工作机会减少的情况。特朗普政府出于对中国的防范和打压,正在加大对华人专家和华人留学生的工作限制力度。我国则正处于经济中高速发展和产业升级期,需要大量引进人才促进改革进一步发展。抓住有利时机,创造便利条件吸引更多优秀留学归国人员、外国来华高端人才到自贸试验区工作,并作为自贸试验区与外国连接的友谊桥梁。自贸试验区应在住房、子女入学等方面做好配套服务工作,让人才引得来、留得住。充分尊重专业人才在其擅长领域做出的方案和意见,避免行政干预对专业方案不恰当的调整和更改。
(五)自贸试验区建设与中国产业升级对接
产业升级是中国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自贸试验区建设应服务于中国产业升级,在标准制定、高端产业、核心技术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当今国际关系中,因核武器毁灭性后果产生的震慑力,核大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转而变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竞争。抢占标准制定权、掌握核心技术对产业竞争至关重要,这不仅关系经济安全,也决定着国家的军事实力和军事安全。在全球化时代,主导竞争的最重要因素是产业政策、尖端技术和市场规模,而大国竞争的本质是产业政策的竞争[18]。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19],但要从制造业大国转为制造业强国,就必须忍受产业升级的阵痛,摒弃高污染、高耗能的落后产能和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合理布局三次产业的比例。2018年4月,美国政府的一纸出口禁令让中兴公司立即休克,中兴公司最终以巨额罚款和接受美国监管下的人事改组换得生存,凸显中国在高端技术和先进领域受制于人。当前,美国和欧洲的传统工业强国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冲突不断增加,中国有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创业环境不断优化,创新能力得到提升。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在28%以上;数字经济的规模以31.3万亿元居全球第二位;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中国的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在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世界同步发展,甚至有局部领先的态势[19]。这些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基础。美国动用国家力量对中兴和华为封杀让人们看到,市场全球化自由配置生产要素无法避免政治干预导致的产业安全,作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大国,中国有必要通过鼓励和扶持政策加大高端制造业和核心产业发展。在产业调整过程中应避免美国冷战后出现的基础制造业外包导致基础产业空心化和中端产业疲软现象。自贸试验区在政策上有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在建设过程中对接、服务好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在发展高端制造业、高端生产型服务业等方面大胆试、大胆闯,遇到问题及时调整,积极探索制造业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六)自贸试验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融合发展
自贸试验区和“一带一路”倡议均系我国在深化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两者之间融合发展符合国家政策要求,共同促进新时期的改革取得成效。“一带一路”与自贸试验区建设是“一体两面,相互配套”的关系,共同构成我国新的对外开放格局,前者侧重以基础设施为先导促进沿线经济体互联互通,而后者则以降低贸易门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域内经济一体化为主要内容[20]。 “一带一路”通过倡议参与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广泛的国际合作,从战略上构筑开放合作的雄伟蓝图;自贸试验区在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简化行政手续、规范法律监管、国际金融流通等方面进行试点和总结,经验成熟后进行复制推广,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效。自贸试验区可与“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就合作的具体领域展开试点,通过小范围的跨国合作总结经验,探索适合国家间、区域间合作的新规则。欧美主导的世界经贸合作新规则主要特点包括服务贸易、投资取代货物贸易成为核心,谈判议题向边界后规则转移,标准和自由度更高,新规则更多地体现了高收入国家的意志。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规则主导国可获得丰厚利益,重新执掌国际贸易主导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受到抑制,传统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由产品竞争转向规则竞争,南北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21]。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维护公平的国际经贸秩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在世界经贸格局加速调整过程中,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精神。自贸试验区可先试先行,进一步探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防止南北差距扩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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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君安]
Research on 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Pilot Free Trade Zone
under New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Qin Lifang
Abstract: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severe adjustment.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are plagued by low economic growth and prominent social conflicts, leading to rising protectionism and escalating trade war. Thus, the well-established economic and trade orders have been impacted while some countries have adopt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with new free trade agreement. The emerging economies have accelerated their development by taking advantag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urr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order, thus narrowing their gap with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China has entered the deep end of its reform, with its economic growth shifting from high-speed to medium-to-high speed , giving more attention to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improving economic quality. Against such a backdrop, China unveiled the building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 in September, 2013. The pilot zone has become the experimental field of reform.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the building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investment environment, keep alignment with new rule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speed up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create better mechanism for talents,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align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y doing so, we will build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into a field for deepening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advanc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Pilot Free Trade Zon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Economy; New Rule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