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智媒时代背景下的赛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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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处于智能媒体时代的我们,媒介技术的更新换代时间间隔越来越短,物质世界时时刻刻都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背景下,赛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化,正是物质世界变化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反映。赛博文化赖以生存的赛博空间,呈现着不同于现实社会的特征,明显的体现在“边界问题”上。赛博文化的精神内核体现了我们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担忧,警示世人在科技发展的洪流中,与之保持适当的距离并提升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关键词】智媒时代;赛博文化;媒介技术;边界问题
  麦克卢汉曾以黑暗房间中的电灯为例,说明媒介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电灯一亮就出现一个感知世界,电灯一灭,这一感知世界就荡然无存”。将这句话放在当代智能媒介充斥的语境中,似乎更能令人信服。在电子媒介出现之前,人们把媒介更多的理解为具有实际性质的工具,是人类智力发展的产物,随着赛博文化的出现,表明了人们对于媒介技术统治人类的担忧。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是人的延伸”,在智媒时代我们不知不觉的将意识延伸至更广阔的赛博空间,而在此“空间”内形成的赛博文化正是我们要讨论的中心。
  1. 赛博文化的范畴界定
  “赛博文化”即一种以“赛博朋克”为核心产生的一种文化。以单纯的新媒体技术为思考的开端,以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为讨论的终点。“高科技、低生活”是1984年威廉·吉布森在《神经漫游者》中为赛博朋克下了一个核心定义。
  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余秋雨给文化下了一个最短的定义,他认为,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集体人格所呈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意识,文化本身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作为其产生和发展根源的社會存在,即物质世界。
  尼尔·波兹曼,曾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到“媒介即隐喻”的概念,他认为媒介催生了新形式的文化,“例如战争、灾难、谋杀和恋情等相关的讯息,在没有宣传它们的技术之前,人们就无法了解,无法把这一切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借助媒介的力量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内容而存在。物质世界的素材和事件借由媒介转化成为各种意义空间,逐渐作为文化内容而存在。也就是说,赛博文化正是借助于新兴的智能媒介,在网络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2. 赛博文化的边界内涵
  文化与政治、法律制度等一样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因此,文化一经产生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的反作用。赛博文化同样能动的反作用于其根源的赛博空间。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媒介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赛博空间的存在诞生了第五种社会形态:梦想社会。仿佛世界上最好的造梦师,邀请、询问我们走向一座可以自由发挥的“乌托邦”。于是,赛博空间成了一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人类肉体不能生存的虚拟空间,包括所有以计算机为媒介交流的形式,凡是所有涉及到数字化媒介交流形式都可以纳入赛博空间的范畴。其间产生的赛博文化规定创造着与现实物质世界不同的规章制度,最明显的体现在“边界问题”上。
  2.1 自我边界
  关于人的异化,马克思曾言:“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基于每个生命体,生存环境、性格、经历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边界一直存在。“边界”在现实生活中的规则制度等方方面面都有着不同形式的体现。
  马克思从现实的社会意义上定义了“人”:“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现代化语境中的“个人”具有自由人文主义色彩,是意识领域上的独立自我。人的意识空间边界与人与现实社会的关系边界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自我边界”。在赛博空间里,数字公民面临着新型的社交模型带来的新的社交边界的问题。网络成为公众的话语平台,数字公民都能在赛博空间内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他们的社交场所从唯一的现实世界中得到了解放。同时,赛博空间鲜明的虚拟性也有利于补偿现实生活中的“缺陷”,互联网用户在社交产品上建构出不同的社交画像,“多个自我”的社交状态成为常态。当在沉浸在赛博空间内的时间挤压线下社交的存在空间,用户对于自我边界的认识也将走向模糊。智媒时代人们对待赛博空间和现实社会的不同态度,勾勒出迥异的人格画像,而“我是谁”这个西緖弗斯式的哲学命题,也在集体意识的想象中走向更加模糊的远方。
  2.2 人与机器的边界
  正如尼古拉斯·卡尔所言:“每一项技术都是人类意愿的一种表达”,这一观点在20世纪的技术哲学中得到再次验证,卡尔认为所有的技术工具的发明和创造不过是人类的各种器官的“投影”。
  赛博文化中有一个重要载体,就是生命“义体化”,是指生命体与赛博技术的融合状态,这一概念常被用于影视、动画作品中,如《银翼杀手》、《攻壳机动队》、《机械姬》等,为了突破人类身体的极限,机器成为人类最好的“帮手”。《攻壳机动队》中有一段台词:“我是人类,我有缺陷,但我接受改变,如今我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这正是人类接受“义体化”心理的真实侧写。当我们跳脱出影视作品,观望今天的世界,除了接受人工义体的手术以外,手机作为人的延伸似乎已经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它是我们了解世界的窗口,是我们倾诉和表达的媒介工具,大部分的人不愿意轻易地将手机给陌生人使用,其实是因为手机承载了我们思想的碎片,就像是电脑的外置U盘,将我们的灵魂容器扩容,为了舒缓内容爆炸带来的精神压力,我们选择用“外接U盘”存储过多的内容信息。负面影响就是,思想不再发展,我们只负责机械性地存储,一切东西似乎都被连根切断,因为受到了幻觉的侵染。
  人与机器边界从未明朗过,到了智媒时代,大数据技术将“人与机器”的关系发展到一种新的高度,人类过分依赖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不自觉的把技术或工具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我们逐渐习惯了智能机器背后的算法系统为我们安排的“舒适生活”。但是设想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主动接受机器改造的人类,是否真的能获得永生,晋升为“神”?到那时,人与机器的边界消失,“人类已死”再也不是一句无病呻吟的废话了。   2.3 虚拟与真实的边界
  “真与假”的边界,是一个哲学命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双方具有“同一性”,一是矛盾双方相互依赖,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有存在为前提,双方共一个统一体中;二是矛盾双方相互贯通,即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在一定条件下得以相互转化。虚拟与真实正是矛盾双方,它们相反相成,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甚至能相互转化。
  智能媒介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惯,混合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使得信息推送更加的智能化。二維世界与三维世界的不断重叠,全真模拟代入感超强的互动游戏、全息投影二次元动漫明星、AI智能仿生技术,一步步的改造着现实社会的休闲娱乐方式。“真实”的概念在大量媒介技术创造的视觉符号的扰乱下,让人沉迷其中难以区分真假。这种状态致使人们遭受前所未有的思维困境,如同“庄周梦蝶”一般,到底是“我”梦见自己变成“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我”了呢?
  此外,更令人担忧的是,虚拟世界带来的感受和经验正在慢慢的重塑我们的大脑。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提出“人脑神经组织的可塑性”。正如水流过之处会形成痕迹,随着时间推移会形成大大小小的沟壑,从外界接受的信号同样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神经元。赛博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意识的产物,正是虚拟世界开始进军意识领域的表现之一。
  3. 赛博之问:人与技术的关系
  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是赛博文化的终极之问,我们经常以人类作为主体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总是追问技术作为人类智力的产物,将如何影响人类的生活。实际上当我们进行反向思考,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视角,我们便能看到,生物之间是一个双向塑造的过程。
  人与自己的创造物之间是在永恒的纠缠于斗争的,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技术也是有自身的逻辑,我们在思考如何解决应对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时,就陷入了这个逻辑之中。是机器帮助人类更便捷的生活?还是人类为了使用机器而改变社会运转模式呢?回顾每一次技术革命,新型的生产工具总会给社会带来一些负面问题。可以设想,当一种智能化机器成为人类社会主流化的生产机器时,智能化的自动生产系统将广泛应用并不断升级,也将会重组人类社会的生产秩序和制度结构。
  处于智媒时代的我们,依然面临赛博文化的终极之问:人与技术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技术又意味着什么。尽管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知识命题,但我们深知:通过围绕人类与技术关系的追问,会不断的提醒我们媒介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享受最先进科技带来的生活便利的同时,下意识的提醒自己与过于使人沉迷其中的技术,保持适当距离。赛博文化的精神内核,正是对科技持一种反思和忧虑的态度。
  4. 结语
  总的来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变化的核心动力。迈入21世纪,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变化可谓日新月异,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就可以清晰的感受到科技的力量,我们如今正处在5G时代降临的节点,也许在不知不觉中世界已经大变模样了,这一切都是科技的力量。赛博文化孕育和诞生,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它预示着一个我们正在或即将经历的“高科技世界”,不管对未来是美好的畅想,还是令人恐惧的担忧,都是物质世界在精神领域的反映,是智媒时代背景下赛博文化的精神内涵的集中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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