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武（化名）在采访结束三天之后，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嘱咐我不要在文章中写他的真名，以及要隐去他的年级信息，因为他担心自己说的某些话被同学看到，会让人难受。这是我始料未及，但又十分理解的。
　　当年大约有1千人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本科，最终被录取的仅15人，曲武是其中一个。他形容北电大一的小孩，个个“都趾高气昂的”，但到了大四就变得非常低调，在学校都靠边走，尤其是导演系的小孩。大一大二的时候出去总喜欢跟人说“我是电影学院的，我是导演系的”，但真到快毕业的时候，反倒不太愿意提了。“因为这种学院派的身份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有很多苛责。人家会觉得你是学院派，没有经验，瞧不起你。”
　　而曲武所在的班级，偏偏又是一个极富理想主义气质的班级。毕业时，班上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去找所谓的“稳定的工作”，很多人明知回到家乡肯定能过上更舒适的生活，但还是全都选择了漂在北京。
　　“其实当时没有认识到以后有多难，只是觉得说，有苦我们就忍着，但是要做我们想做的事儿。”几年后再来看，曲武觉得，那时的想法还是太简单了。
　　我说咱们一定得这样吗？
　　大四那年冬天，曲武有一次去看望一位他一直挺崇拜的师哥。他看到师哥在跟一帮台湾人喝酒，就觉得师哥是在讨好他们，陪着吃、陪着玩儿之类的，“挺受不了的”。等晚上结束后，俩人在长安街上压马路。
　　曲武质问师哥：“咱们一定得这样吗？”
　　师哥对他说：“你还太小了，你不懂。你必须得这样，这些都是你以后要学的，你要是不能混的话，以后很难成得了事。”
　　长安街的深夜，天空还飘着雪，曲武当时只觉得很心酸。但多年以后，他觉得“大家都能想开这个事儿了”。
　　在毕业后的那几年里，导演系班聚的时候总有同学说起，“凡导演系的学生都有点分裂，因为你想的、做的，都是那些最美好的东西，但是你为了做这件事儿，必须得做一些特别不美好的事情”。而最大的不适应，肯定是在刚毕业的那一阵儿。
　　曲武本科毕业后接的第一个活儿，是去一个电视剧剧组当副导演。那是他第一次当副导演，感觉“特别的破碎”。
　　“我当时对剧组的那种创作状态有点适应不了，那根本不是创作，跟创作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个劳动，挺无趣的。而且剧组很多人事斗争，很多不公，都是你在学校里不能了解或想象的。”但生存的压力，迫使他必须坚持下来。
　　曲武自认为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时下流行微电影，所以他时常还有机会能拍点东西，起码生计没有问题，“但也有很多同学真的压力很大”。
　　“比如有一个同学，他是这么想的，我去拍一个戏，尽管我做的工作完全跟导演没关系，但是起码这个戏要拍三四个月，那么这三四个月我就不用租房子了，就能把房租钱省下来。一个戏拍完，他就要想，得赶紧找下一个戏，继续省房租。而中间如果有空档怎么办？他就找在北京有房子的朋友，把行李这儿放几包，那儿放几包，只是为了省房租，生活甚至苦到了这种程度。”
　　在这种状态下，导演系的同学互相都特别能体谅对方，也总是互相帮忙。谁那儿活多，都会介绍给其他同学。而到如今，同学中有的在拍广告，有的在拍电视剧，有的去当了电视编导，也有的在北京熬了三四年后，实在挺不住就回家了。曲武则选择了回学校——考研。
　　你只能自己培养自己
　　过去北电本科毕业的学生，考研是很少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主要原因就是就业压力。“可能他们很多人已经放弃做导演的想法了，读研是为了等三年看看，如果还是没戏，那么有一个研究生文凭在，或许可以有更多的就业选择。”而对曲武而言，选择读研，则是因为“没想明白”。
　　其实，曲武本科毕业后只在外面“混”了一年，就回北电继续读导演系的研究生了。而在他“混”的那一年里，该干的他基本也都干过，比如拍纪录片、广告、微电影、电视剧等等，但是一圈下来，他还是不明白，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做成导演。
　　有很多导演、老师都说过，想当导演得从场记做起，但实际上这很难。如今的剧组不像过去的电影厂，“它不是在培养你，它是在用你，你做场记就是做场记，你很可能永远就是做场记，场记你要转个副导演很难。副导演，他有他的资源，做副导演做久了，你就会一直做副导演”。曲武说，“没有人在培养你，你只能自己培养自己。而现在更多有导演梦的人，都选择了从编剧开始做起”。
　　“现在好像到处都缺剧本，所以其实很多文学系的小孩生存得很好，他们合在一块儿写个剧本一卖，挣不少钱。导演系的做编剧没有那么职业化，写得可能更加呕心沥血，但是也没有更好的路子了。”
　　读研的三年里，曲武一边出去拍戏，一边也在写着自己的剧本，“写剧本是一个长期锻炼的过程，你不能歇着，你必须得有想法，不停地去练”。而出去拍戏挣的那点钱，拍毕业作品就全扔进去了。
　　曲武调侃道，“我拍研究生毕业作品，跟赵薇可不一样，我多少是有点‘殉道’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学了那么多年，不拍点自己想拍的，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最终，他拍了一个发生在海边的故事，探讨当代人的情感困境，时长30分钟。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部“非常文艺，非常不市场”的作品。学校提供拍摄设备，演职人员差不多全免费，就这样，他也仍然投入了大约16万元拍片费用，“算是给自己一个交待吧”。
　　我们把底线打得很远
　　拍完毕业作品，曲武再一次毕业了。
　　跟三年前相比，他的心态淡定了一些。“其实有北电的光环在，如果真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挺简单的，分分钟就找了。但是如果这份工作不是你想做的，那就宁可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到现在，曲武导演系本科班的同学中，仍然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拍过一部90分钟的电影。普遍的收入水平，据估计也只是“和其他专业的毕业生赚得差不多，或许稍好一点儿”。有赚得多的，比如拍广告的同学，已经开上了奔驰，在北京买了房，一年能挣个百八十万，“但那就和电影无关了”。
　　仍然心存导演梦的同学们，则都已经把自己的底线打得很远了。“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也许电影学院不是念四年，而是念十年，只不过后面这六年是你自己到社会上去学。大家都觉得这个代价是应该要付的。很多人的想法是，我到了30岁，或者35岁，还不能怎样的话，那我再换个活法。但至少在这之前的时间里，再苦再累我都可以忍。”
　　《中国合伙人》里有一句台词，令曲武深受感动。他一字一顿地说道，“什么是梦想，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
　　采访到最后，曲武和我聊起了每年电影学院招生时的盛况。“学校门口挂着大条幅，上面写着电影学院是‘梦开始的地方’，你进来就像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好难实现，但你一直做着梦，不知道什么时候醒。”而他的眼神，也仍是在梦中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