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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武(化名)在采访结束三天之后,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嘱咐我不要在文章中写他的真名,以及要隐去他的年级信息,因为他担心自己说的某些话被同学看到,会让人难受。这是我始料未及,但又十分理解的。
当年大约有1千人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本科,最终被录取的仅15人,曲武是其中一个。他形容北电大一的小孩,个个“都趾高气昂的”,但到了大四就变得非常低调,在学校都靠边走,尤其是导演系的小孩。大一大二的时候出去总喜欢跟人说“我是电影学院的,我是导演系的”,但真到快毕业的时候,反倒不太愿意提了。“因为这种学院派的身份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有很多苛责。人家会觉得你是学院派,没有经验,瞧不起你。”
而曲武所在的班级,偏偏又是一个极富理想主义气质的班级。毕业时,班上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去找所谓的“稳定的工作”,很多人明知回到家乡肯定能过上更舒适的生活,但还是全都选择了漂在北京。
“其实当时没有认识到以后有多难,只是觉得说,有苦我们就忍着,但是要做我们想做的事儿。”几年后再来看,曲武觉得,那时的想法还是太简单了。
我说咱们一定得这样吗?
大四那年冬天,曲武有一次去看望一位他一直挺崇拜的师哥。他看到师哥在跟一帮台湾人喝酒,就觉得师哥是在讨好他们,陪着吃、陪着玩儿之类的,“挺受不了的”。等晚上结束后,俩人在长安街上压马路。
曲武质问师哥:“咱们一定得这样吗?”
师哥对他说:“你还太小了,你不懂。你必须得这样,这些都是你以后要学的,你要是不能混的话,以后很难成得了事。”
长安街的深夜,天空还飘着雪,曲武当时只觉得很心酸。但多年以后,他觉得“大家都能想开这个事儿了”。
在毕业后的那几年里,导演系班聚的时候总有同学说起,“凡导演系的学生都有点分裂,因为你想的、做的,都是那些最美好的东西,但是你为了做这件事儿,必须得做一些特别不美好的事情”。而最大的不适应,肯定是在刚毕业的那一阵儿。
曲武本科毕业后接的第一个活儿,是去一个电视剧剧组当副导演。那是他第一次当副导演,感觉“特别的破碎”。
“我当时对剧组的那种创作状态有点适应不了,那根本不是创作,跟创作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个劳动,挺无趣的。而且剧组很多人事斗争,很多不公,都是你在学校里不能了解或想象的。”但生存的压力,迫使他必须坚持下来。
曲武自认为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时下流行微电影,所以他时常还有机会能拍点东西,起码生计没有问题,“但也有很多同学真的压力很大”。
“比如有一个同学,他是这么想的,我去拍一个戏,尽管我做的工作完全跟导演没关系,但是起码这个戏要拍三四个月,那么这三四个月我就不用租房子了,就能把房租钱省下来。一个戏拍完,他就要想,得赶紧找下一个戏,继续省房租。而中间如果有空档怎么办?他就找在北京有房子的朋友,把行李这儿放几包,那儿放几包,只是为了省房租,生活甚至苦到了这种程度。”
在这种状态下,导演系的同学互相都特别能体谅对方,也总是互相帮忙。谁那儿活多,都会介绍给其他同学。而到如今,同学中有的在拍广告,有的在拍电视剧,有的去当了电视编导,也有的在北京熬了三四年后,实在挺不住就回家了。曲武则选择了回学校——考研。
你只能自己培养自己
过去北电本科毕业的学生,考研是很少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主要原因就是就业压力。“可能他们很多人已经放弃做导演的想法了,读研是为了等三年看看,如果还是没戏,那么有一个研究生文凭在,或许可以有更多的就业选择。”而对曲武而言,选择读研,则是因为“没想明白”。
其实,曲武本科毕业后只在外面“混”了一年,就回北电继续读导演系的研究生了。而在他“混”的那一年里,该干的他基本也都干过,比如拍纪录片、广告、微电影、电视剧等等,但是一圈下来,他还是不明白,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做成导演。
有很多导演、老师都说过,想当导演得从场记做起,但实际上这很难。如今的剧组不像过去的电影厂,“它不是在培养你,它是在用你,你做场记就是做场记,你很可能永远就是做场记,场记你要转个副导演很难。副导演,他有他的资源,做副导演做久了,你就会一直做副导演”。曲武说,“没有人在培养你,你只能自己培养自己。而现在更多有导演梦的人,都选择了从编剧开始做起”。
“现在好像到处都缺剧本,所以其实很多文学系的小孩生存得很好,他们合在一块儿写个剧本一卖,挣不少钱。导演系的做编剧没有那么职业化,写得可能更加呕心沥血,但是也没有更好的路子了。”
读研的三年里,曲武一边出去拍戏,一边也在写着自己的剧本,“写剧本是一个长期锻炼的过程,你不能歇着,你必须得有想法,不停地去练”。而出去拍戏挣的那点钱,拍毕业作品就全扔进去了。
曲武调侃道,“我拍研究生毕业作品,跟赵薇可不一样,我多少是有点‘殉道’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学了那么多年,不拍点自己想拍的,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最终,他拍了一个发生在海边的故事,探讨当代人的情感困境,时长30分钟。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部“非常文艺,非常不市场”的作品。学校提供拍摄设备,演职人员差不多全免费,就这样,他也仍然投入了大约16万元拍片费用,“算是给自己一个交待吧”。
我们把底线打得很远
拍完毕业作品,曲武再一次毕业了。
跟三年前相比,他的心态淡定了一些。“其实有北电的光环在,如果真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挺简单的,分分钟就找了。但是如果这份工作不是你想做的,那就宁可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到现在,曲武导演系本科班的同学中,仍然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拍过一部90分钟的电影。普遍的收入水平,据估计也只是“和其他专业的毕业生赚得差不多,或许稍好一点儿”。有赚得多的,比如拍广告的同学,已经开上了奔驰,在北京买了房,一年能挣个百八十万,“但那就和电影无关了”。
仍然心存导演梦的同学们,则都已经把自己的底线打得很远了。“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也许电影学院不是念四年,而是念十年,只不过后面这六年是你自己到社会上去学。大家都觉得这个代价是应该要付的。很多人的想法是,我到了30岁,或者35岁,还不能怎样的话,那我再换个活法。但至少在这之前的时间里,再苦再累我都可以忍。”
《中国合伙人》里有一句台词,令曲武深受感动。他一字一顿地说道,“什么是梦想,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
采访到最后,曲武和我聊起了每年电影学院招生时的盛况。“学校门口挂着大条幅,上面写着电影学院是‘梦开始的地方’,你进来就像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好难实现,但你一直做着梦,不知道什么时候醒。”而他的眼神,也仍是在梦中的样子……
当年大约有1千人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本科,最终被录取的仅15人,曲武是其中一个。他形容北电大一的小孩,个个“都趾高气昂的”,但到了大四就变得非常低调,在学校都靠边走,尤其是导演系的小孩。大一大二的时候出去总喜欢跟人说“我是电影学院的,我是导演系的”,但真到快毕业的时候,反倒不太愿意提了。“因为这种学院派的身份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有很多苛责。人家会觉得你是学院派,没有经验,瞧不起你。”
而曲武所在的班级,偏偏又是一个极富理想主义气质的班级。毕业时,班上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去找所谓的“稳定的工作”,很多人明知回到家乡肯定能过上更舒适的生活,但还是全都选择了漂在北京。
“其实当时没有认识到以后有多难,只是觉得说,有苦我们就忍着,但是要做我们想做的事儿。”几年后再来看,曲武觉得,那时的想法还是太简单了。
我说咱们一定得这样吗?
大四那年冬天,曲武有一次去看望一位他一直挺崇拜的师哥。他看到师哥在跟一帮台湾人喝酒,就觉得师哥是在讨好他们,陪着吃、陪着玩儿之类的,“挺受不了的”。等晚上结束后,俩人在长安街上压马路。
曲武质问师哥:“咱们一定得这样吗?”
师哥对他说:“你还太小了,你不懂。你必须得这样,这些都是你以后要学的,你要是不能混的话,以后很难成得了事。”
长安街的深夜,天空还飘着雪,曲武当时只觉得很心酸。但多年以后,他觉得“大家都能想开这个事儿了”。
在毕业后的那几年里,导演系班聚的时候总有同学说起,“凡导演系的学生都有点分裂,因为你想的、做的,都是那些最美好的东西,但是你为了做这件事儿,必须得做一些特别不美好的事情”。而最大的不适应,肯定是在刚毕业的那一阵儿。
曲武本科毕业后接的第一个活儿,是去一个电视剧剧组当副导演。那是他第一次当副导演,感觉“特别的破碎”。
“我当时对剧组的那种创作状态有点适应不了,那根本不是创作,跟创作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个劳动,挺无趣的。而且剧组很多人事斗争,很多不公,都是你在学校里不能了解或想象的。”但生存的压力,迫使他必须坚持下来。
曲武自认为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时下流行微电影,所以他时常还有机会能拍点东西,起码生计没有问题,“但也有很多同学真的压力很大”。
“比如有一个同学,他是这么想的,我去拍一个戏,尽管我做的工作完全跟导演没关系,但是起码这个戏要拍三四个月,那么这三四个月我就不用租房子了,就能把房租钱省下来。一个戏拍完,他就要想,得赶紧找下一个戏,继续省房租。而中间如果有空档怎么办?他就找在北京有房子的朋友,把行李这儿放几包,那儿放几包,只是为了省房租,生活甚至苦到了这种程度。”
在这种状态下,导演系的同学互相都特别能体谅对方,也总是互相帮忙。谁那儿活多,都会介绍给其他同学。而到如今,同学中有的在拍广告,有的在拍电视剧,有的去当了电视编导,也有的在北京熬了三四年后,实在挺不住就回家了。曲武则选择了回学校——考研。
你只能自己培养自己
过去北电本科毕业的学生,考研是很少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主要原因就是就业压力。“可能他们很多人已经放弃做导演的想法了,读研是为了等三年看看,如果还是没戏,那么有一个研究生文凭在,或许可以有更多的就业选择。”而对曲武而言,选择读研,则是因为“没想明白”。
其实,曲武本科毕业后只在外面“混”了一年,就回北电继续读导演系的研究生了。而在他“混”的那一年里,该干的他基本也都干过,比如拍纪录片、广告、微电影、电视剧等等,但是一圈下来,他还是不明白,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做成导演。
有很多导演、老师都说过,想当导演得从场记做起,但实际上这很难。如今的剧组不像过去的电影厂,“它不是在培养你,它是在用你,你做场记就是做场记,你很可能永远就是做场记,场记你要转个副导演很难。副导演,他有他的资源,做副导演做久了,你就会一直做副导演”。曲武说,“没有人在培养你,你只能自己培养自己。而现在更多有导演梦的人,都选择了从编剧开始做起”。
“现在好像到处都缺剧本,所以其实很多文学系的小孩生存得很好,他们合在一块儿写个剧本一卖,挣不少钱。导演系的做编剧没有那么职业化,写得可能更加呕心沥血,但是也没有更好的路子了。”
读研的三年里,曲武一边出去拍戏,一边也在写着自己的剧本,“写剧本是一个长期锻炼的过程,你不能歇着,你必须得有想法,不停地去练”。而出去拍戏挣的那点钱,拍毕业作品就全扔进去了。
曲武调侃道,“我拍研究生毕业作品,跟赵薇可不一样,我多少是有点‘殉道’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学了那么多年,不拍点自己想拍的,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最终,他拍了一个发生在海边的故事,探讨当代人的情感困境,时长30分钟。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部“非常文艺,非常不市场”的作品。学校提供拍摄设备,演职人员差不多全免费,就这样,他也仍然投入了大约16万元拍片费用,“算是给自己一个交待吧”。
我们把底线打得很远
拍完毕业作品,曲武再一次毕业了。
跟三年前相比,他的心态淡定了一些。“其实有北电的光环在,如果真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挺简单的,分分钟就找了。但是如果这份工作不是你想做的,那就宁可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到现在,曲武导演系本科班的同学中,仍然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拍过一部90分钟的电影。普遍的收入水平,据估计也只是“和其他专业的毕业生赚得差不多,或许稍好一点儿”。有赚得多的,比如拍广告的同学,已经开上了奔驰,在北京买了房,一年能挣个百八十万,“但那就和电影无关了”。
仍然心存导演梦的同学们,则都已经把自己的底线打得很远了。“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也许电影学院不是念四年,而是念十年,只不过后面这六年是你自己到社会上去学。大家都觉得这个代价是应该要付的。很多人的想法是,我到了30岁,或者35岁,还不能怎样的话,那我再换个活法。但至少在这之前的时间里,再苦再累我都可以忍。”
《中国合伙人》里有一句台词,令曲武深受感动。他一字一顿地说道,“什么是梦想,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
采访到最后,曲武和我聊起了每年电影学院招生时的盛况。“学校门口挂着大条幅,上面写着电影学院是‘梦开始的地方’,你进来就像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好难实现,但你一直做着梦,不知道什么时候醒。”而他的眼神,也仍是在梦中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