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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亚洲经济繁荣和文明复兴的世纪,是亚洲各国人民追赶欧美发达国家从而实现现代化的世纪。亚洲各国有众多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多样化的文化和地理环境,亚洲经济的崛起,必将创造出巨大的市场需求,不仅造福于亚洲人民,而且必将成为拉动欧美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2008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国内需求萎缩,使出口导向型的东亚发展模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从亚洲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来看,日本依靠学习欧美的技术,借助欧美市场,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亚洲“四小龙”也是利用欧美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创造了东亚奇迹。
亚洲“四小虎”沿着这个模式发展,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如果说日本、“四小龙”、“四小虎”仅仅是打开了亚洲发展的序幕,那么具有13亿人口的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才真正迈开了亚洲复兴的步伐。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2009年在出口下降16%的情况下,依靠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实现了8.7%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转变,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由出口导向型实现了向内需驱动型的转变。这是东亚发展模式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变。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将逐步实现经济增长由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逐步加大。这意味着中国的市场对进口的需求将迅速扩大,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依靠中国内需的增长作为引擎的时代了。哪个国家能够在中国市场上分得较多的份额,哪个国家就能够抓住更多的发展机遇。中国发展的机遇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亚洲和全球各国,特别是属于那些愿意与中国开展平等互利贸易和投资的国家,属于那些愿意到中国来投资和开拓市场的企业。
中国扩大内需的成功,不仅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而且也为建立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提供了经验。实现21世纪前半期亚洲各国的发展,主要应着眼于扩大亚洲内部需求的拉动作用,逐步降低对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程度。当前,建立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有许多有利条件:
一是亚洲各国发展差距较大,既有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像“四小龙”这样的新型工业化国家,还有大量像中国这样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左右甚至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的这种落差,有利于发展垂直分工的投资和贸易关系。
二是目前亚洲一些国家存在资金流动性过剩。中国和日本外汇储备居世界前两位,上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回报率很低,还要承担美元汇率贬值的风险。与其这样,为什么不能拿出其中一部分用于投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亚洲各国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这不仅有利于亚洲经济的崛起,而且也能够获得比投资美国国债更高的回报。
三是亚洲各国人民勤劳、智慧,有着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扩大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将有利于加快亚洲各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步伐,受到亚洲各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四是亚洲各国要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有赖于共同构建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无论是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这次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都使亚洲各国蒙受巨大损失,使现代化进程受挫。实践告诉我们,加强亚洲的金融合作,可以起到抱团取暖的效果,增强亚洲经济抗御风险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需要进一步采取切实步骤,扩大合作领域。
建立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应当与扩大同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贸易关系紧密结合起来,两者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应当相辅相成。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亚洲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建立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的同时,应进一步扩大亚洲各国同欧美发达国家的合作,进一步吸引欧美企业来亚洲投资,实现互利共盈的发展目标。
当前,建立和完善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应加快采取一些实质性的步骤,不要停留在空泛的议论上。为此,我建议:
1.加快推进亚洲市场一体化进程。目前亚洲各国正在谈判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协议应加快进程。要以欧盟、北美等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为榜样,加快亚洲市场一体化,实现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的自由流动,扩大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以生产要素的加快流动和扩大流动规模带动亚洲市场的一体化。这是建立和完善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的当务之急。所有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法律、政策都应当废除,所有阻碍市场一体化的陈腐观念和狭隘心理都应当放弃。亚洲的和谐与和平也只有在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才能得以实现。当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达到相当规模之后,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候,各个国家和民族就能逐步捐弃前嫌,营造和谐融洽的政治环境。
2.扩大亚洲各国的金融合作,增强抗御金融风险的整体能力。清迈协议建立的金融互助稳定基金,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应当进一步扩大基金规模,进而扩大亚洲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扩大亚洲各国在IMF特别提款权中的比重。为促进国际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的建立,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凡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主权货币,都应接受国际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以杜绝金融泡沫的泛滥,铲除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
3.建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多数国家基础设施落后,成为市场一体化的障碍。应通过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采用市场化运作,加快建设纵横交错的铁路、公路、航空、水运通道,形成快捷方便的覆盖整个亚洲的现代综合运输体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吸引有志于此的国家和企业投资。
4.建议设立亚洲农业投资银行。亚洲各国特别是南亚、东南亚,光照充足,雨量丰富,土地肥沃,农业生产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通过农业投资银行支持亚洲各国发展现代农业,生产高质量的农产品,不仅满足亚洲人民的需要,而且还可以出口到世界其它地区,为解决全球饥饿问题作出贡献。亚洲农业投资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现有的亚洲开发银行,三者互相竞争,协调合作,有利于改善金融服务,降低投资成本,将为亚洲经济崛起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5.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经济。哥本哈根会议通过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明确了各个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承担温室气体排放责任方面,既要看到排放的总量,更要体现人均排放权的平等;既要着眼于当前的排放,也要考虑历史上排放的累积。这是符合亚洲各国人民利益的合理的共同立场。亚洲各国还要在发展绿色经济、节能减排、绿色城镇化等方面开展技术研发、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合作,使绿色技术能够得以无偿或低价地推广应用,为各国人民谋福利。
回顾人类社会历史,亚洲各国人民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形成了今天亚洲多元、包容的文化理念。亚洲经济的崛起,有赖于亚洲文化的复兴,以亚洲文化复兴带动亚洲经济的繁荣。我们坚信,21世纪必将是亚洲的世纪。
(作者: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2008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国内需求萎缩,使出口导向型的东亚发展模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从亚洲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来看,日本依靠学习欧美的技术,借助欧美市场,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亚洲“四小龙”也是利用欧美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创造了东亚奇迹。
亚洲“四小虎”沿着这个模式发展,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如果说日本、“四小龙”、“四小虎”仅仅是打开了亚洲发展的序幕,那么具有13亿人口的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才真正迈开了亚洲复兴的步伐。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2009年在出口下降16%的情况下,依靠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实现了8.7%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转变,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由出口导向型实现了向内需驱动型的转变。这是东亚发展模式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变。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将逐步实现经济增长由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逐步加大。这意味着中国的市场对进口的需求将迅速扩大,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依靠中国内需的增长作为引擎的时代了。哪个国家能够在中国市场上分得较多的份额,哪个国家就能够抓住更多的发展机遇。中国发展的机遇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亚洲和全球各国,特别是属于那些愿意与中国开展平等互利贸易和投资的国家,属于那些愿意到中国来投资和开拓市场的企业。
中国扩大内需的成功,不仅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而且也为建立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提供了经验。实现21世纪前半期亚洲各国的发展,主要应着眼于扩大亚洲内部需求的拉动作用,逐步降低对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程度。当前,建立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有许多有利条件:
一是亚洲各国发展差距较大,既有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像“四小龙”这样的新型工业化国家,还有大量像中国这样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左右甚至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的这种落差,有利于发展垂直分工的投资和贸易关系。
二是目前亚洲一些国家存在资金流动性过剩。中国和日本外汇储备居世界前两位,上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回报率很低,还要承担美元汇率贬值的风险。与其这样,为什么不能拿出其中一部分用于投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亚洲各国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这不仅有利于亚洲经济的崛起,而且也能够获得比投资美国国债更高的回报。
三是亚洲各国人民勤劳、智慧,有着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扩大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将有利于加快亚洲各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步伐,受到亚洲各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四是亚洲各国要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有赖于共同构建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无论是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这次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都使亚洲各国蒙受巨大损失,使现代化进程受挫。实践告诉我们,加强亚洲的金融合作,可以起到抱团取暖的效果,增强亚洲经济抗御风险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需要进一步采取切实步骤,扩大合作领域。
建立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应当与扩大同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贸易关系紧密结合起来,两者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应当相辅相成。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亚洲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建立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的同时,应进一步扩大亚洲各国同欧美发达国家的合作,进一步吸引欧美企业来亚洲投资,实现互利共盈的发展目标。
当前,建立和完善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应加快采取一些实质性的步骤,不要停留在空泛的议论上。为此,我建议:
1.加快推进亚洲市场一体化进程。目前亚洲各国正在谈判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协议应加快进程。要以欧盟、北美等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为榜样,加快亚洲市场一体化,实现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的自由流动,扩大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以生产要素的加快流动和扩大流动规模带动亚洲市场的一体化。这是建立和完善亚洲内生型增长机制的当务之急。所有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法律、政策都应当废除,所有阻碍市场一体化的陈腐观念和狭隘心理都应当放弃。亚洲的和谐与和平也只有在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才能得以实现。当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达到相当规模之后,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候,各个国家和民族就能逐步捐弃前嫌,营造和谐融洽的政治环境。
2.扩大亚洲各国的金融合作,增强抗御金融风险的整体能力。清迈协议建立的金融互助稳定基金,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应当进一步扩大基金规模,进而扩大亚洲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扩大亚洲各国在IMF特别提款权中的比重。为促进国际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的建立,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凡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主权货币,都应接受国际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以杜绝金融泡沫的泛滥,铲除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
3.建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多数国家基础设施落后,成为市场一体化的障碍。应通过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采用市场化运作,加快建设纵横交错的铁路、公路、航空、水运通道,形成快捷方便的覆盖整个亚洲的现代综合运输体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吸引有志于此的国家和企业投资。
4.建议设立亚洲农业投资银行。亚洲各国特别是南亚、东南亚,光照充足,雨量丰富,土地肥沃,农业生产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通过农业投资银行支持亚洲各国发展现代农业,生产高质量的农产品,不仅满足亚洲人民的需要,而且还可以出口到世界其它地区,为解决全球饥饿问题作出贡献。亚洲农业投资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现有的亚洲开发银行,三者互相竞争,协调合作,有利于改善金融服务,降低投资成本,将为亚洲经济崛起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5.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经济。哥本哈根会议通过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明确了各个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承担温室气体排放责任方面,既要看到排放的总量,更要体现人均排放权的平等;既要着眼于当前的排放,也要考虑历史上排放的累积。这是符合亚洲各国人民利益的合理的共同立场。亚洲各国还要在发展绿色经济、节能减排、绿色城镇化等方面开展技术研发、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合作,使绿色技术能够得以无偿或低价地推广应用,为各国人民谋福利。
回顾人类社会历史,亚洲各国人民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形成了今天亚洲多元、包容的文化理念。亚洲经济的崛起,有赖于亚洲文化的复兴,以亚洲文化复兴带动亚洲经济的繁荣。我们坚信,21世纪必将是亚洲的世纪。
(作者: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