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阳的西水东调工程，是从1975年至1980年修建的，在修建时就引起许多争议，闹得沸沸扬扬。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的文章，对这项违背客观规律，耗资达亿，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工程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引起中央领导和社会各方面的关注。胡耀邦和万里都作了批示，使西水东调工程停了下来，责成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处理，对因持不同意见遭受迫害的工程技术人员给予平反。省里有关领导也作了相应的批评。中共山西省委于1980年8月6日以《关于昔阳等县几项水利工程建设问题的调查报告》向中央做了检讨。至此，有关西水东调的争论应该说有了明确的结论。
　　 可是近来沉沙再起，有少数人又点燃已覆灭的硝烟，为西水东调辩护。有的口说，有的撰文，吵个不休。如昔阳县当年指挥工程的一个负责人说:昔阳境内的水，昔阳人蓄起来用，怎么能说是霸道?省内有家刊物载文说:人民日报1980年发表的《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一文，是泼脏水把小孩也泼掉了。用含沙射影的笔法，对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进行责难。
　　 我是在山西水利战线上战斗了数十年的老兵，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既有耳闻，也有目睹。对西水东调的来龙去脉比较了解，对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因持不同意见致遭迫害的情况记忆犹新，自感有责任把我熟知的这段史实写出来，让事实说话，供关心这一工程的人员参阅，以正视听。
　　
　　何为西水东调
　　
　　 我省有一条横贯晋中晋东地段的河流，叫潇河。它是汾河的一大支流，发源于昔阳、寿阳、和顺一带的山区，由昔阳的松塔河，寿阳的白马河，和顺的木瓜河在寿阳汇合而成潇河。河由东向西全长137公里，至清徐东木庄村流入汾河。潇河下游两岸人民远在明清时期就挖渠筑堰，引水灌溉。民国初年社会知名人士王大琨修了不少水利设施，扩大了浇灌面积。
　　 建国后，人民政府加大投资筑坝蓄水，浇地范围扩展至榆次、太谷、太原市南郊和清徐等地，浇地面积达50万亩，后因水源不足，太谷难以受益，实浇30万亩，是我省较大的灌区之一。为增大水源，“文革”前山西省水利厅拟在寿阳松塔镇修建松塔水库，国家水利部已批复初设，并开工进行三通工程。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停工。
　　 1974年昔阳县派人到河南林县辉县参观红旗渠等水利工程。回县汇报后，陈永贵指示:昔阳县的水利要居于全国前列。要搞西水东调工程，把流向潇河的松塔河水调回来，浇昔阳的地。1977年陈永贵又指示:西水东调工程要作为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观项目。要搞得雄伟壮观，有气魄，要增加工程项目，要把和顺木瓜河的水也调到昔阳来。
　　 1975年5月初昔阳县革委会副主任高秀宝向省计委汇报:昔阳总结几年的经验，是越干越想干，越干越会干，要干就要干大的，要干西水东调。副省长兼计委主任贾冲之答复，一面派水利技术人员赴昔阳做勘探设计等前期工作，一面向省委汇报，请省委定案。
　　 1975年5月23日中共山西省委开会讨论西水东调工程。王谦书记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王庭栋、刘开基、贾冲之等省级领导，省水利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刘锡田，晋中地委书记李韩锁，昔阳县革委的高秀宝。
　　 1975年尚处“文革”后期，政治挂帅的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陈永贵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林水利，西水东调是他的主谋，他的意图必然要受到重视，因此会议发言普遍是从政治角度考虑，赞成搞西水东调。刘开基和刘锡田虽有某些保留意见，也只得以婉转的语气表达。刘开基说:这么大的工程，花这么多的钱，算水帐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合理的。工程投资预估1500万元，我看3000万也下不来。有些工程项目，如调水洞设计偏大超过实际需要，应该减下来。刘锡田的意见，要统一进行潇河的流域规划，西水东调要将松塔河上游的水调走，那么松塔水库还搞不搞，请省计委和晋中从全盘角度考虑。西水东调工程应报水电部审批。最后由书记拍板，同意西水东调工程上马。
　　 西水东调工程的概况是:按照规划要修建广阳水库，打一条长15公里的调水隧洞，开一条长40多公里的北干渠，修渡槽，倒虹吸管等各种渠系、建筑物159件。其中5大项骨干工程，就需土石方700多万立方米，预算投资11070万元，共批复国拨投资9320多万。该工程于1975年8月动工，先后动员水利工程兵、省水利工程总队、阳泉矿务局、省水利勘探设计人员、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及昔阳县民工计10000多人参加建设。至1980年迫于形势停建，总计投工1159万个工日，完成土石方工作量399万立方。死伤数十人。国家共拨给投资5256万元。
　　
　　关于西水东调的争议
　　
　　 搞西水东调是昔阳县领导提出来的。他们的理由，首先是出于昔阳要建成大寨县，各项工作都要走到全国前列的政治需要；其次是昔阳缺水，松塔河的水是由昔阳流向下游的，拦回来归昔阳浇地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西水东调刚提出来，就受到熟悉山西水资源情况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反对。他们认为昔阳缺水是事实，应该设法解决。但按昔阳的估算，西水东调调来的水不过2000万立方米，倘若就地取材挖掘水源，把昔阳在大跃进年代修建的郭庄、杨家坡、水峪等三座水库加以改建和配套，即可使年调节利用的水量由原来的2500万立方米增至4000多万立方米，浇地面积可超过5万亩。按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昔阳松溪河流域之安坪川、水峪、城关、西固壁等处地下水蕴藏丰富，加以开采可浇地10万亩，没有必要舍近求远。
　　 我们的治水方针，历来是全面规划，合理布局，上下游统筹兼顾，局部服从整体，满足工农业生产的需要。不少水库都是淹没山区而平川受益，对山西人民而言，不少是淹山西而冀豫受益。被淹的山区人民并无怨言，乐于迁移，道理即在于此。记得大跃进时期，晋东南地区某县提出过拦断漳河水不出县的口号，曾受到批评。如果本县的水只能本县使用，那昔阳要调和顺和平定的水浇昔阳的地又如何解释。至于提到政治需要更是站不住脚。我们在不少建设项目中，确实强调过算政治账，不要单纯算经济账。这一论点在某一特定的项目上也许是对的，但普遍或过多使用则是错误的。国家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多次指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要讲求实施。
　　 潇河是我省有名的灌渠，因水量不足，许多应该浇的地不能浇。西水东调要将三分之一的水量调走，使原有的大约10万亩水地变成旱地。舍多取少，白白耗掉国家大量财物，得不偿失，搞得天怒人怨，脱离广大群众，使党和政府的威信都受到损害。这样的只算政治账的确是不可取的。
　　
　　 坚持按科学态度办理的工程技术人员遭受残酷迫害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经省委拍板之后，省水利设计院可以说是全力以赴，前后派赴昔阳的勘探测量设计人员达数百人。他们是搞水利的专业队伍，走遍了山西省的山山水水，对山西的水资源都心中有数。他们知道这是水地搬家，是把流向黄河系的水跨域搬向海河系，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因此普遍对承担这项任务不感兴趣。但按照组织原则，尽管思想上有所保留，还是背上行李，携带工具，爬山涉水，呕心沥血地按照西水东调总的框架要求进行设计。谁料他们千辛万苦搞出来的成果，却不合昔阳当权者的口味。王力、张映平等设计骨干先是受到训斥谩骂，继而被赶出昔阳，被定为反大寨分子，遭受迫害和批判。
　　 分歧如下:按照国家规定施工项目要经过勘探、设计、绘图、编制预算，经有关部门正式审批才可施工。可昔阳是大寨所在县，西水东调是大人物倡导的工程，享有种种特权。真所谓“踢破框框闹革命”，没有正式审批就动了工。没有编制好预算就拨下了款。
　　 回顾大跃进年代，为了抢进度，有不少工程是采用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做法，结果造成许多浪费，引起大家的不满。可昔阳县的领导更加敢干，连三边也不要了。长达30多华里的输水洞就是在规划尚未确定下来时就全面开挖；龙门水库也是初步设计尚未拿出时就由领导指定坝址开工；关山水库选择坝址更属荒唐可笑，这个水库上游控制的流域面积仅14平方米公里，没有使用价值，无建库必要。可陈永贵指示为迎接全国第三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参观，要求将这里建成风景区。区内包括人造湖、湖中岛、饲养珍贵动物的动物园等景点。昔阳县的领导说: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要将昔阳建设得比杭州还要杭州，将来的流行话要变成上有天堂，下有昔阳。为建设这个供人参观的风景区就要花费1200多万元。关山的坝址并未经过工程技术人员的勘探设计论证，而是由昔阳的第二号人物、代替陈永贵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李喜慎召集县指挥部成员和省里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到山头开会。他捡起一块石头向河滩一扔，说就在这里筑坝。要省设计院来的王力明天就出图。修建水库是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必须经过勘探设计才能拿出方案，哪有这样草率的选址方法，浑如农家在墙角挖厕所。王力无法拿出图纸，只好返回太原向省水利局领导请示。省水利局也感此事难办，遂派王力赴京向水电部汇报。水电部很重视，当即派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冯寅随同王力到昔阳视察。当冯寅、王力一行抵达昔阳县二招大院时，恰与李喜慎相遇。李在招待所院内就训斥王力小题大做，为什么要告诉水电部。
　　 上午开会讨论。昔阳参加会的有李喜慎、高秀宝、县水利局长高启祥等人。技术人员除冯寅、王力外，还有省水利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刘锡田、副总工程师贺佩林。高启祥和王力介绍了工程情况后，冯寅提出几个技术方面的问题，让高启祥回答。高是技术干部，可他只讲政治需要不讲技术问题。冯寅再次就技术问题提出询问，惹怒了李喜慎。他站起来，大动肝火，将烟头一摔，训斥省里的技术人员。说你们提的意见是给昔阳出难题，是搞阴谋诡计，是反大寨行为。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开口就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昔阳人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办不了的事。你们不想干就离开昔阳。李的话是对省技术人员说的，但不言而喻包括了冯寅在内。冯寅这位年高望重、学识渊博、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水利专家以极大的克制，站起来发表了简短的声明:我不是党员，但我是水电部党组同意来的，我要对领导负责，对党负责。我不论到什么地方，看到的问题都要如实地向当地领导汇报，我向总理汇报也是这样，我多次给总理汇报都是畅所欲言。我今天在这里讲的话，和县领导讲的话，回到部里一定一句不漏地向部党组汇报。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刘锡田、贺佩林两位省内专家只好闭口不言。会议不欢而散。
　　 西水东调工程内有一项工程是从平定调水到昔阳。设计人员选定的路线是沿山边挖渠引水，昔阳县领导认为这条线不在交通线上，来大寨参观的人看不到，主张即使成倍增加工作量、成倍加大投资额，也要改在人们能看到的交通线上。西水东调部分水要经过李家庄低洼地段，技术人员设计用倒虹吸管方法输水，昔阳县领导说这里是昔阳北大门，是来昔阳大寨参观的必经之地，要建筑得雄伟美观，显示出昔阳的气魄来，要修708米的排架渡槽和曲双拱渡槽。设计人员提出李家庄低洼地段是断层带，属地震多发区，不宜搞渡槽。且搞渡槽的造价是倒虹吸管的数倍，还是搞倒虹吸管合理有利。县领导却说:倒虹吸管埋在地下看不见，还是要搞渡槽，这是老陈定的，谁也不能改变。结果只能按照领导的意志，多花了几百万元，建成一座半是渡槽，半是倒虹吸管的四不像工程。湖北省来参观的水利干部说，山西省的设计水平真高，尽能设计这样的怪物。供人参观的形象工程反成笑柄，可能是倡导者始料未及的。
　　 李家庄渡槽是供人参观的装饰品，昔阳县领导为了显示昔阳、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在施工中耍手腕弄虚作假。渡槽是长达数百米、高数十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民工干不了，只好由省水利工程局承担修筑。专业工程队修筑的现代化工程，无法显示昔阳的自力更生精神，昔阳县领导自有高招，在水工局浇筑的数十座钢筋混凝土桥墩外面，由民工再砌上一层护石，对外宣传为昔阳自力更生的产物。桥墩外装砌护石不起任何作用，纯属浪费，这种自欺欺人的作法成了昔阳自力更生的讽刺。
　　 龙门水库的坝址选在寿阳县广阳大队境内，设计人员提出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昔阳县领导说这算个什么问题，给省里去个文，把广阳大队划到昔阳不就行了。那时省里真听昔阳的话，下文把这个大队划归昔阳管辖。西水东调工程中期，昔阳县领导为了扩大水渠，主张把和顺木瓜河的水调来，未与和顺县商量就破土动工。这样霸道的行为在新中国的水利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文革”前，我省兴修水利营造一亩水浇地造价大约百元左右。西水东调只浇地约5万亩，工程预算9600万元(实际开支:1980年前为6000万元，1980年后为了使西水东调已建工程改建利用，尽可能的发挥效益，又陆续拨付3000多万元，总计约一个亿)，每亩水地造价约1600元以上，超出一般造价的10至15倍。设计人员提出这样高的造价是不合理的，昔阳的领导答复只要领导批了就是合理的。这种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作法，最终酿成了苦果。
　　 参与西水东调工程的技术人员，坚持按科学规律设计，不随声附和，提出许多宝贵建议。这些建议不但不被采纳，反给一些技术人员强加了反大寨、反昔阳、反陈永贵的罪名，受到残酷迫害。
　　 省水利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刘锡田是留美学者，新中国成立后毅然离美归国，参加山西水利建设，一贯受到省委历任书记陶鲁笳、卫恒、王谦及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刘开基等领导的器重。他多次到昔阳指导西水东调的技术工作，一次在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李喜慎当着省水利局副局长郭聚章、工程师程万琮的面，点名批判刘锡田，说他从郭庄水库、关山水库、直到李家庄水库长期与刘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后还要斗下去。郭聚章和程万琮感到在昔阳无法工作，返回省水利局向当时的局长臧新汇报。臧新听后把程万琮记录的李喜慎的讲话记录收回，指示不得外传，没再说多余的话就立即到省委向王谦书记汇报。王谦说刘锡田是好同志。后与刘面谈，劝刘不要介意。
　　 许四复同志是西南联大水利专业的高才生，建国后参加过若干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是省水利局的总工程师，后曾任过水利厅厅长。他到昔阳参观后，对西水东调的设计提出了一些意见。遭到昔阳领导的反对，在会上就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此后他再也不去昔阳。
　　 设计组骨干王力、张映平下场更惨。他们因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因畏惧权势而随波逐流，被赶出西水东调，赶出昔阳。昔阳领导给他二人编织了17条反大寨的罪状，以县革委的名义出具公函交省水利局，要求给予严惩。同时要求更换设计人员，指名要某些亲大寨的人员到昔阳参加设计。
　　 王力、张映平回单位后连续遭到批斗。第一次批判会省水利局就有五位局长参加，可见当时对昔阳的意见是何等的重视，也可见这些受迫害的同志压力有多大。王张二人在西水东调担任的职务和在省水利设计院担任的职务全被撤掉。时逢职工调资，调资面为40%。王力因以往工作出色，群众拥护，初评时列入了调资范围。批斗开始后，即将王力从调资名单中删除。二人均被赶出水利设计院，调往其它单位。不仅本人挨批斗，家属子女也受牵连。还有一些技术人员，也因不听昔阳的指挥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
　　 在被批斗会上王力、张映平反问围攻他们的人，我们在设计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请明确指出。主持会的领导拿不出具体事实，只能以你们不学大寨就是反大寨，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帽子压人。在那种是非不分的年代没有真理可讲，受迫害的人只能任人摆布。
　　 王力、张映平等人曾不断向中央和上级有关单位申述，请求调查处理，均无回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光明日报记者梁衡(现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来山西采访，了解西水东调情况后写文章在报上发表。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来山西采访后，写了《要认真总结昔阳水利工程的严重教训》一文，刊登于1986年4月24日供中央领导参阅的内参刊物《情况汇编》第八期。
　　 胡耀邦总书记看后作了批示，原文是:“农田基本建设一定要讲求实效，一定要因地制宜，一定要分清轻重缓急，……在这个问题上教训很多，一定要好好总结经验。”
　　 万里同志批示:“很重要，针对性很强，对现在和今后的水利建设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请派人与山西省研究，如有此事，请在今后注意改正，并将情况汇报耀邦同志。”
　　 国家科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裴丽生看到内参后，在科协一次讲话中也说:“山西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在昔阳旗帜鲜明地抵制了西水东调工程的错误，这种敢于对违背科学规律事件的揭露是真正的科学精神，是可贵的品质。”
　　 继而中央和各地方报刊也都相继发表了许多批评昔阳和大寨的文章，如《抓典型上的严重错误——评大寨经验》、《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省内报刊也登了如《科学与封建家长式的统治搏斗纪实》、《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不能违反——论西水东调工程的教训》。在声势浩大的拨乱反正形势影响下，西水东调工程不得不停建，王张等人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
　　
　　 群众和省人大、省政协部分委员对西水东调的看法
　　
　　 西水东调工程从修建开始就引起广泛的议论。一些县委书记就说，要是也给我们县5000万，我们搞的绝不会比昔阳差。
　　 1979年国家农业部在北京农展馆举办全国农业展览。山西省的部分水利干部由我带队赴京参观，在参观农业学大寨展馆时针对西水东调引起一场风波。当时参观的人很多，大寨馆的讲解员指着西水东调模型讲得有声有色，娓娓动听，没想到来了些不速之客竟敢唱反调。汾管局的李彦斌首先质疑，说这些话都是假的，西水东调劳民伤财，你们讲的与事实不符；晋中水利局干部宁树森说，这是损人利己的霸道工程；省水利总队的栗福儒接着说，我们都是从山西来的，都是搞水利的，还不清楚?围了很多人惊诧的观看，我看到事态严重，即对解说员说:“你没有错，你讲的都是领导让你讲的，你还是照着讲吧。”我马上制止同来的同志，不要在这里乱讲。迅速率领这些同志离开展馆，免得事态扩大。
　　 省出版局的编审郭平凡是个精于计算的人，他算了一笔帐。1980年太原打算改变市容，使住宅现代化，拟先建设解放路南至西米市，北至外文书店一段，普建三、四层的居民楼。那时每栋楼房的造价约30万，可因资金短缺工程进展缓慢。他说西水东调工程浪费资金上亿元，如果用来建设太原，按30万元一栋计算，可建200栋楼，摆在太原市新建路、解放路、五一路、建设路四条主要街道上，每条街可摊到50栋，太原市城市建设早具规模了。
　　 省水工局高级工程师温德是该局派赴昔阳西水东调施工的工程处副处长，他与一些技术人员私下谈论时，说他们搞的是缺德工程。
　　 省水工局供应处副处长苏长福到北京农业机械管理局，请求解决西水东调的大型水利施工机械。该局接待苏长福的处长直截了当说，西水东调是“长官意志”，浪费人力物力。
　　 1980年省人大常委会开会，常委们就西水东调工程进行质询。由副省长兼计委主任贾冲之解答。部分委员发言摘要如下:
　　 范昌标委员:这个工程是省革委、省计委批准的。省计委是干什么吃的，假如山西每个县都花9000万，山西人民还吃不吃饭。究竟是大寨和昔阳领导省革委，还是省革委领导昔阳和大寨?
　　 黎颖委员:贾副省长说搞西水东调是昔阳县前主要负责人，九个字多麻烦、多别扭，哪如直说陈永贵多清楚，开门见山的说好嘛。一个县里的妇幼保健站要盖几间房子，也不过1000元，可省里一分也不给。如果把西水东调浪费的钱用在正途上能办多少事！
　　 丁裕超委员:计委管什么，拨款有没有标准?西水东调是得不偿失的工程，预算一亿多，为什么要拨给这么多款，是自力更生为主还是国家拨款为主?
　　 程子圣委员:西水东调工程只关系到昔阳县，很快就上去了。引黄工程关系着大半个山西省，20多年为什么上不去，请计委回答。
　　 黄懋衡委员；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时，代表资格审查很严格，有个代表以不正当手段弄了几斤油，因而被取消代表资格，陈永贵以封建家长作风搞霸水工程，可他是人大代表。咱们不能搞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胥思义委员:贾副省长说，是革委会没有坚持原则，采取了妥协态度。我看是积极迎合，推波助澜。
　　 于载畿委员:西水东调工程完全是浪费，要认真对待。西水东调花了那么多钱，这是全省人民的钱。我们的科研经费远比邻省少，西水东调的损失，应该好好算一算，不然如何接受教训。这几年谁提个意见就是立场问题，两条路线问题。咱们省不少地方搞清查就是以三反一砍作标准，三反是反大寨、反昔阳、反陈永贵，一砍是砍大寨红旗。只要与他们有不同意见就是路线错误，就是揭批对象。我也是戴上反陈永贵的帽子挨了几年整。如果不真正总结经验，对搞四化是有影响的。
　　 1980年省政协召开全委会议，讨论了农业学大寨和西水东调问题。部分委员发言摘录如下:
　　 张建民委员:渤海二号损失比西水东调小，可追究了刑事责任，要问西水东调何时处理。
　　 姚理平委员:政府的工作报告赏罚不明。西水东调死了那么多人，应予追究，对抵制了错误的人应当表扬，对办了坏事的人，应予处分。一个西水东调花了9000万，浪费100万，就应该坐一年牢，行不行，谁该坐牢就叫谁坐，要依法治国。
　　 黄石山委员:前昔阳县负责人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为什么还当人大代表?张福元一个公社干部，提拨成省水利局副局长、省政府秘书长、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大家能服吗?省水利局领导对西水东调那样大力支持，检查说是畏惧权势，我看改成依附权势更恰当。
　　 关中廷委员:对昔阳西水东调等问题，都不能包。要肃清极左路线的毒素。揭批清中，各地以反大寨、反昔阳、反陈永贵的罪名迫害了很多人，有不少人住了监狱，最近才得到平反。
　　 西水东调已成为历史，历史是不应该忘却的。我国有句古语叫以史为鉴，让我们牢记历史教训，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责编 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