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在王家庄东面三里附近山头，前梯队与唐天际他们会面了。唐天际惊喜地说:“师长，旅直和二团团直已在前面走了，我们马上跟过去吧。”
　　 “别急，我们先到山顶看看。”他和李达、唐天际等登上一个山头，用望远镜向四周观察了许久。刚才拐弯避敌见到火光的地方是左侧约三里以外的王家庄，估计敌人是在烧房子。王家庄往西往北，到处散落着星星点点的火光。再往东北方邯长路及响堂铺、神头方向——即新一旅原计划要走的突围方向看去，杨家庄、雪寺、申家庄、北水直到神头村一带，连绵的大山间灯火闪烁、高低明灭。刘伯承迅速作出判断:敌人已从东、西、北三面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企图把一二九师指挥机关合围在黄花、石城、和峪、黄贝坪、黄岩地区。按新一旅原计划循杨家庄、北水出神头的路线已走不通了。他说:“你们看到了那里的烟火没有?敌人的‘残置封锁队’正在那里烧房子嘛！从那里怎么能出去呢?此路不通噢，赶快让他们回来！”
　　 此时已是深夜10时许，唐天际立即按师长指示要二团作战参谋王波跑到山下，让二团直属队(此时已下山进驻杨家庄南侧)和新一旅旅直(进驻杨家庄)马上从原路返回。
　　 好在刘伯承预先已在西面作了布置，下一步可以利用陈锡联的三八五旅作掩护，从黎城、东阳关之间突出去。想到这里，他转身问唐天际:“你们常在这一带活动。地形熟悉，你说说，改往响堂铺以西突围走哪条道好?”
　　 “师长，我跟几个放羊的老乡打听了一下，他们说从这儿往西北翻过前边这条大岭(即元南岭——雪寺与宋家庄之间的山西河北两省分界线)，就到了宋家庄的北山，再往前走向北翻过香炉峧，往西直插石盆凹，一过邯长路就可到东阳关和东、西黄须了，离三八五旅控制的上、下桂花很近。这条路近，前一段路很难走，当地人叫做‘放羊道’，地图上没有标示，不少地段很险要。不过安全有保障，能绕过敌人，敌人也不容易注意到。他们还说，放羊时常走，就怕我们部队过不去。”
　　 “是啊，这是个问题。虽然经过了精简，但直属队仍有好几百号人，行起军来一长串，真象是背着电灯泡子赶场，怕挤怕撞啊！”刘伯承颇有感触地说。
　　 “好，转移的方向就这么定了，就走这条放羊道！难走一点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安全、保险。从前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有一句名言:‘凡是鹿能走的地方，人就能通过’。我想，在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凡是羊能走的地方，人就能通过。”刘伯承断然下了决心。
　　 过了一会，李达和唐天际都劝刘伯承向预定集结地点北社、港东转移。为了联络上后梯队，刘伯承坚持在原地——王家庄东侧山地等候。附近三四里外的王家庄枪声狗叫声不断，火光四起，估计鬼子是在那里搜索。李达劝道:“鬼子离我们这儿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后梯队有蔡主任带着，后面枪声也不紧，估计没有多大问题，至多是迷失了方向。集合地他们是知道的，我们还是离开这儿吧！”
　　 刘伯承一边用望远镜不断地观察着神头方向，一边坚定地说:“不！派人再去看看他们跟上来没有?还有那么多人没跟上，我们怎么能走！他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同志，万一出了问题，叫我怎么向党交代呀！”正说着，二团直属队从杨家庄南侧返到了山上。
　　 这时与后梯队联络的作战科尉参谋也赶到了刘伯承跟前，还没等尉参谋汇报，他就焦急地问:“你见到后梯队带队的万鹏(队务科副科长)没有?”
　　 “见到了，我已经传达了师长的指示。”尉参谋回答。
　　 “尉参谋，你辛苦了，你能不能再去一趟让他们(后梯队)到这儿来?”刘伯承用商量的口吻说。
　　 “是！”尉参谋单枪匹马转身而去。
　　 王家庄那边仍然火光冲天，日军没有追上八路军，便到处烧杀抢掠。
　　 李达怕耽误过久危及刘伯承及指挥所的安全，就布置二团二营各连和重机枪排控制了附近的几个山头和交通要道，从山脚到山顶严密地警戒着敌人，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二营原属红七十五师，在陕北参加过劳山、直罗镇等战斗。他对二团参谋长陈皓说:“你叫部队集合，做好战斗准备，上好刺刀，准备用排子手榴弹杀开一条血路，保护师长和指挥所突出去！”
　　


　　 “不要贸然疲劳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不准打枪！”刘伯承予以阻止。
　　 “那我们快走吧，还有三四个钟头天就要亮了。”李达十分焦急。
　　 “一定要等后梯队上来，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刘伯承的口气不容商量。李达十分理解刘伯承的心情，他要为党的事业和根据地人民负责，要为后梯队700多人的生命负责。
　　 这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敌人的枪声和狗叫声越来越近，但仍不见尉参谋回来(后来查明已被日军杀害)。李达再次请求:“师长，请你和二团先走，我带一个排回去找后梯队。”
　　 “太危险了，万一找不到怎么办?”刘伯承不忍心让自己的助手去冒险。
　　 “不能再耽搁了，部队需要你指挥。我会尽一切努力找到后梯队的，万一找不到那我就去钻山沟，找十六团打游击。”李达恳切地说。(十六团原属冀中部队，1940年2月作为冀中南进支队之一部，由程子华率领南下参加讨伐石友三战役，属八路军第二纵队后兼冀鲁豫军区建制。1942年6月八路军第二纵队撤销后，归冀鲁豫军区建制。此时正在太行山区执行掩护毕业分配去鲁西区抗大学员的任务，结果因未掌握好“利害变换线”，于6月7、8日在涉县后峧、平顺县和峪地域陷入敌人重围，伤亡很大。新一旅一团党总支书记丁刚、决一旅营职干部白波、随抗大学员返回山东的鲁南区党委书记居忠等同志不幸在战斗中牺牲。)
　　 刘伯承紧紧握住李达的手，动情地说:“好，你去吧，千万要小心！回来还是往北社方向找我们。”
　　 刘伯承目送李达带着一个排的警卫人员和几个侦察员冒险按原路下山走后，转身问身边的二团参谋长陈皓:“几点钟了?”
　　 “12点了，4点多钟天就明。”
　　 “再等他们一个小时。”刘伯承说。
　　 12日凌晨1点，后梯队还没有跟上来。刘伯承对陈皓说:“陈皓，你下去，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听听他们来了没有?”
　　 陈皓跑到山前的小路上听了听。一会儿，他跑上山来报告说毫无动静。刘伯承望了望山下，心情沉重地对大家说:“他们没有来，这样会给革命造成流血啊！叫我怎么向同志们和中央交待噢……”
　　 最后他忍痛地说了一声:“走吧！”
　　
　　十一
　　
　　 刘伯承率领师指挥所走向西北方的元南岭。农历四月末没有月亮，周围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一踏上那条放羊道，果然十分难走，一过前后雪寺，进入宋家庄东北侧1279.7高地，路更难走了。这里山高坡陡，树木稀少，怪石嶙峋，荆棘丛生，黑深的峡谷给人以恐怖感，只有那条被羊群踩过的羊肠小道隐隐约约泛着白色，并挟杂着些羊粪味。宋家庄的鬼子不时打出冷枪，吆喝声清晰可闻。人们手脚并用，或抓住树枝向上攀援，或斜着身子往下蹬滑，一步步往前摸。牲口经过前拉后拽才肯朝前移动。
　　 二团二营营长卢彦山亲率尖刀排走在最前头，边侦察边开路。二团副团长李化民在前卫连，随时准备指挥战斗。刘伯承在唐天际的陪同下跟在二营后面，其余人围在师长左右。大家走得都很累，年近半百、浑身带伤且有眼疾的刘伯承走得就更加困难了。
　　 他拄着树棍，在警卫员的搀扶下跌跌撞撞地行进着。一连几天的劳累，加上紧张，他的脑伤又犯了，头皮发胀，右边太阳穴阵阵作痛。他竭力稳住脚步，不让周围的人察觉出来。细心的二团政委任小风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就劝刘伯承坐担架，被他拒绝。后来大家说，坐上担架行动才能快一些，刘伯承才勉强地坐了一会儿。可是看到抬担架的战士气喘吁吁，他实在于心不忍。他用手抓住担架班长，“快，快叫停下来，我不能再坐了。”
　　 下了担架，他对抬担架的战士说:“你们辛苦了，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的，你们在地上走，我怎么能坐在上面呢?”不等战士们劝说，他先迈开了脚步，坚持步行。
　　 “注意右侧悬崖。”前面的口令一个接着一个往后传。
　　


　　 过了一段几乎是直上直下的陡坡，路变得较为平坦些了，人们不由得缓了口气。蓦地，只听得“咕——咚！”一声巨响，一个沉重的物体坠下山崖，惊动了左侧山头上的伪军。黑暗中有人报告:“师长的大黑骡子掉下去了。”大黑骡子驮的马褡子里，装着刘伯承的行李和书籍文件，其中有他和左权合译的《合同战术(上部)》译稿。那是苏军系统论述诸兵种和空军各自的战斗性能及其协同动作的一部军事学术著作，是刘伯承着眼于人民军队未来战术的发展而在战斗间隙精心翻译出来的。陈皓立即悄悄派侦察班班长贾清水带两名战士下山寻找去了。
　　 队伍走了半夜，于12日早晨7点多抵达响堂铺南面一道隐蔽的山谷——小井沟集合，在一条饮羊的小溪边稍事休息后西进，不久抵达香炉峧。这里已远离敌人的合围中心。刘伯承让部队原地休息。一夜奔波，人们疲劳已极，许多人顾不上吃饭一进房子就倒头睡着了。刘伯承顾不上头疼和睡觉，刚坐定，马上命令电台与三八五旅联络。
　　 接着又问陈皓:“侦察派出去了没有?”
　　“派出去了。据找民兵了解，周围15里以内没有敌人。”
　　 “敌情要切实搞清楚，警戒要放远一点。在胜利的时候更要防止麻痹，在疲劳的时候尤其应加倍警惕。长征中有些部队常常强调战士疲劳而忽视了侦察警戒，结果屡遭敌人袭击。抗战以来我们师受袭的教训也不少。今晚指挥所驻地不要放在公路附近。”
　　 “好，我立即就去布置。”
　　 这时参谋前来报告:跟三八五旅的电台联络上了，陈锡联回电说，已按照师长昨天的指示，控制了黎城至东阳关之间的公路和上、下桂花的山地，保证指挥所安全通过。
　　 刘伯承看过电报后签了字，说:“再给陈锡联发个报，告诉他后梯队和李参谋长可能在宋家庄、杨家庄、王家庄一带，令他注意联络，并以一部侧击响堂铺、神头，进行策应。”
　　 早饭过后，侦察班长贾清水和两名战士赶回来了，他们在日军控制的涉县申家庄附近找回了刘伯承的全部行李和书籍文件。刘伯承挨个握着三位战士的手，连声称赞说:“好同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12日下午，队伍从香炉峧出发，刘伯承率师前梯队从枣畔村越过邯长公路，于黄昏时到达黎城县东黄须。他指示唐天际让二团副团长李化民带领熟悉地形道路又有战斗经验的二营返回宋家庄、王家庄一带去找后梯队和李达参谋长。
　　 这样历时一昼夜，前梯队行程50多里的艰险突围胜利结束了。为了更加安全起见，队伍连夜前行10余里赶到北社村。疲劳的人们很快进入了梦乡。刘伯承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心里总惦念着后梯队和李达等人的安危:“后梯队会不会遭到损失呢?李达和二营找到他们了吗?”作为晋冀豫根据地军队的主要负责人，他无时不为一二九师直属队、区党委和边区政府的几百号人的生命担心。因为这里面几乎囊括了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部精华啊。
　　 一连两天，后梯队毫无消息，刘伯承寝食不安。熬了两夜一天，到13日上午，三八五旅终于来电报告，李达、蔡树藩率后梯队已从宋家庄安全转移到了响堂铺以南山地。当天下午4点，后梯队到达北社、港东地区，与等候在那里的刘伯承及前梯队胜利会师。刘伯承挨个与大家握手，连声说:“你们吃苦了，你们吃苦了。我们是陷入1000多敌人的包围之中。今天鬼子还在西井东边施放靡烂性毒气弹。我们能够安全突围出来，让敌人扑了个空，就是一个不小的胜利。”杨秀峰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感动地说:“感谢师长的关心，两次派人来接应我们。我们见到你，心里才踏实了。”
　　 刘伯承对杨秀峰、蔡树藩、李雪峰说:“这一带鬼子‘抉剔’过几遍，附近也没有发现敌情。你们今天在这里休息一下。明天是14号，如果情况允许再休整一天，等等掉队的同志回来。15号我们转移到南委泉。”
　　 杨秀峰幽默地说:“有刘师长和部队在，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师长也该好好休息一下。”
　　 刘伯承风趣地说:“不见到你们，我也睡不着啊。”他又对李达说，“你清点清点人数和文件，统计一下。”
　　 至此，刘伯承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脑部的伤痛了也似乎减轻了许多。
　　
　　十二
　　


　　 李达、蔡树藩向刘伯承简要地汇报了后梯队与前梯队失散及脱险的经过。
　　 原来在后梯队奉命从黄岩转移的那天下午(6月11日)，遭到了东面、南面敌人的袭击。张廷发率警卫部队在大石磨垴与敌展开激战，掩护后梯队转移，其他人都跑步上山。四周山上枪声不断、敌情复杂。因为既要做老乡的宣传组织工作，又要检查群众纪律，有许多工作要做。因此后梯队比刘伯承规定的出发时间晚了20多分钟，加之山路难走，狂风劲吹，尘土飞扬，能见度低，夜间和敌人发生遭遇，又是分批分散行动(蔡树藩等人先走，李雪峰、杨秀峰等人随后跟进)，未完全按刘伯承指定的路线走，所以没有赶上前梯队。李雪峰、杨秀峰等人由黄岩走到云头村、茶棚摊一线时(已与蔡树藩等人走散，蔡进至大银矿)，就遇到了敌情，侦察员从原曲方向侦察回来报告:“原曲、固新已被敌人占领。”恰好此时后梯队的同志发现云头村打谷场上有五个人(其中一人系村“政治主任”即党支部书记姚宗英，一人系村文书程剑峰)，遂上去找向导。一问才知道走错了路，应该从大银矿走。姚宗英派程剑峰去带路(程过去在群众大会上听过李雪峰讲话，认出了李雪峰)，后梯队后尾变前锋，返向大银矿。抵大银矿时，程剑峰又找了李同来、刘二片等人一起带路，到达大银矿圪节时牲口上不去。他仅带少部分警卫部队和党政机关人员从老裂沟上去，又在岭上与杨家庄南下之敌遭遇交火，被迫折向西行，经冯家井背、王文崭转到了杨家庄后沟。后梯队大部分人员则由李同来、刘二片等人带路又返至邢家村，经坪上村、孔家村、恶雨沟、道闯沟、王文崭、大岩豁跑到了杨家庄后沟。
　　 他们在山上跑了一整夜，于12日凌晨陆续跑到杨家庄后沟时，才发现杨家庄东面的胡峪已被敌人占领，南面又有“扫荡”黄岩的敌人威胁。后梯队一部分沿着羊肠小道向杨家庄西北方向的北水、神头方向转移时，在狼尾巴岭又与神头南下之敌遭遇，被迫折回杨家庄南侧的大岩豁北沟，正好遇到了韦杰他们。在新一旅直属队的掩护下，大家只好分散开来，各自跑到半人高的野草灌木、荆棘丛中和大小不一、深浅不等的山洞里隐蔽起来。再出来时已找不到前梯队了。
　　 而在此前11日晚上11点多钟，韦杰接到王波从王家庄山上跑步送来刘伯承的通知后，考虑到后梯队还没有跟上来，决定二团直属队返回山上，把新一旅旅直机关留在杨家庄，掩护前梯队突围，保卫后梯队转移。韦杰分析判断从南面黄岩方向出发的后梯队距这儿不会太远，而在东面胡峪“扫荡”的敌人距这里也不会太远。为防止敌我遭遇，他立即决定占领杨家庄以北的山头制高点，控制整个村庄和周围道路，以防不测。这样12日凌晨3时，当后梯队由王文崭、大岩豁转移到杨家庄西南侧的后沟时就被韦杰他们及时发现了。
　　 李达带着一个排的警卫战士摸黑疾行，仅一个多小时也于12日凌晨赶到了王家庄山口。忽然听到前面有人高喊道:“同志们，快出来吧，我们是收容部队！”李达听了只觉得那声音不像是出自八路军之口，再听还是不像，再听，越听越听出了破绽……李达立即下令集中火力朝喊叫的地方一阵猛打。那帮伪装成八路军的鬼子、汉奸突遭如此强大的火力打击，以为是碰上了八路军主力部队，加上天黑摸不着底细，只好胆战心惊地撤走了。
　　 李达带着警卫分队顺着山坡从杨家庄西南侧背面的山沟下去，正好碰上了后梯队放出的警戒哨，他们刚才听到枪声时已判断出可能是接应部队来了。互相一喊话接头，知是自己人无疑，便大胆地迎了上去。双方见面后一个个喜出望外，李达一行随哨兵找到后梯队藏身之处，一看这个山凹地势险要，又有许多半人高的灌木丛和深浅不一的小岩洞，在黑暗中很难看出会有人藏在这里。
　　


　　 一听说前梯队来人接应了，后梯队的蔡树藩、李雪峰、杨秀峰等主要领导和杨秀峰的妻子孙文淑、刘伯承的妻子汪荣华、邓小平的妻子卓琳、李达的妻子齐克、黄镇的妻子朱霖、师保卫部部长卜盛光的妻子常之华等都从隐蔽处走了出来。大家如久别重逢，握手拥抱，互致问候，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刘师长突出去了吗?”当李达告诉他们刘师长已经安全突围出去时，大家脸上才露出了宽慰的笑容。韦杰指示参谋下山转告后梯队领导，新一旅旅直就在杨家庄北山上，让他们在杨家庄村南的后沟里放心休息。尽管还没有完全跳出敌人的合击圈，但后梯队也得以在杨家庄后沟休息了一天。12日黄昏，韦杰对旅直部队进行轻装，重新编组，打退了到杨家庄村东头搜索的一队伪军，控制了村南头的一个水坑(当地人称为马刨泉)，让大家把水喝足、把葫芦灌满后准备转移。
　　 根据侦察，王家庄、宋家庄方向没有敌人，那里已成为敌人“扫荡”的一个空隙。李达、韦杰和后梯队领导在杨家庄通往王家庄、大银矿、大岩豁的叉路口河滩上研究决定，经杨家庄后沟、王家庄、周家峪(程剑峰带路至此返回)去宋家庄，尔后再转到黎城以北之北社、港东地域。12日夜在李达的统一指挥下，大家沿着30多里的山路艰难地走了一夜，于13日拂晓前才安全地转移到了宋家庄，并开始烧水做饭，派出收容组收容掉队人员。
　　 李化民副团长于12日晚9时许率二营从东黄须出发，越过邯长路，经松树山、岩井村，于第二天上午在宋家庄东侧半山腰的一个大庙附近和李达、师后梯队、新一旅直属队的全体同志胜利会师了。
　　
　　十三
　　
　　 6月14日，李达把统计结果向刘伯承作了汇报:“师直两个梯队及新一旅的同志们在13日下午和晚上大部分赶到，个别掉队的也在今天到齐了。但有几匹牲口在夜间行军时掉到崖下，驮着一小部分文件，我们也遭到了一定的损失。”
　　 日军合击未逞，被迫于6月19日开始撤退，20日“扫荡”太南之敌全部撤退。
　　 这样，6月9日开始的第三期反“扫荡”作战，至20日胜利结束。至此，刘伯承指挥的历时38天的太行区1942年夏季反“扫荡”作战终于全部结束，“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C号作战”以敌人付出死伤3000多人的代价而宣告破产。
　　 太北区八路军总部被围、左权牺牲与太南区一二九师师部等胜利突围，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和反差，也体现了刘帅独具匠心的“敌进我进”战术的正确性和科学性。难怪1943年9月刘帅抵达延安参加整风时，毛泽东主席不失风趣而又赞许地说:“伯承同志，你那个‘敌进我进’的办法好啊，搞得日本人没办法。”这也验证了刘帅经常讲的那句名言:战术不是死的东西，土办法能打胜仗就是好战术。此前，无人敢对此加以肯定。因为我们的游击战术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沿用的是井冈山时期的“十六字诀”。左权同志的牺牲也暴露出总部部分同志和平麻痹思想的滋长、机关臃肿(女兵、后勤保障等非战斗人员的增加)、对敌战略进攻方向判断的失误(判断敌“扫荡”的重点是冀南而非太行区；即使“扫荡”太行区，兵力也不会太多……)等问题。刘少奇由华中赴延安参加整风途中，在麻田和罗瑞卿等同志对彭总也作过委婉的批评。1941年到1942年太行根据地面临的极端困难，也使彭总认识到了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和缺点，他多次开诚布公地说:“左权同志的牺牲，主要责任在我。”此事后来成为全党开展整风、军队机关实行“战斗化”的动因之一。1945年2月，彭总在延安整风中从严检查了自己在华北抗战工作上的缺点和不足，但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从2月到7月，断断续续挨批达43天之久。他后来幽默地说:“我在延安被骂了40多天娘。”这些自然都是后话。
　　 1942年8月，刘伯承系统地总结了日军这次夏季“扫荡”的战术特点和我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撰写了《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的军事总结》，以“第一二九师司令部”的名义下发到营以上干部供学习研究借鉴，被同志们誉为“太行山区的《论持久战》”。这对于统一太行军民的作战思想和协调作战行动，提高部队的整体素质，排除万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责编 张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