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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的领导，这是历史的基本结论，也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基本政治逻辑；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关键在党的建设，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的基本逻辑；越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局面越复杂、任务越艰巨，越加强调重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面对“四风”与腐败等党建突出问题，面对日益严峻的党建形势与任务，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牢记“两个务必”，从破解执政周期律、避免苏共亡党亡国覆辙的高度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厉行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新的历史时期，认真、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深刻分析其战略思路与显著特征，这对进一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精神、把握从严治党规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与党建工作成效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要义与当代意蕴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与重要原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要求。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党和国家历史方位的变化以及党员队伍的发展变化，新形势下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异常严峻，在信息网络条件下更显突出，“特别是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主要表现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精神懈怠；贪图名利，弄虚作假，不务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这些问题，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必须认真加以解决。”总之，新时期党的建设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严峻、任务更为艰巨复杂。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历史实践看，我们党都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与基本原则。那么，为什么“四风”问题还会不断反复，腐败愈演愈烈？这其中原因很多。因为党的建设既受历史因素影响，也受现实环境因素制约；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个体因素看，这与有的党员干部未能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有关。从党的建设科学化角度看，这与我们对执政党建设规律把握不深、把握不够、运用不当有关。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角度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与“治党不严、治党不力”有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也正如总书记所追问：“是不是各级党委、各部门党委（党组）都做到了聚精会神抓党建？是不是各级党委书记、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都成为了从严治党的书记？是不是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成员都履行了分管领域从严治党责任？”客观上说，一些党组织的确没有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没有落实好“管党治党责任”，没有“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从严治党之所以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是从一般意义上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而是从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从破解执政周期律、避免苏共亡党亡国覆辙的高度厉行全面从严治党。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具体说来，习近平这方面的讲话精神具有三个方面的意蕴与表现：（1）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强调：“奢靡之始，危亡之渐”，“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成败。”“古今中外，因为统治集团作风败坏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多得很！我们一定要引为借鉴，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厉的举措治理作风问题。”（2）腐败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强调“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3）党的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全党同志必须在思想上真正明确，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可以说，不深谙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这一核心要义，就无法深刻理解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内核与显著特色，就无法深刻理解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信心与力度。
二、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思路与新要求
纵观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实践与举措，从“八项规定”到从严整治“四风”；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反腐倡廉、“老虎、苍蝇一起打”；从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依规治党等等，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轨迹跃然纸上，那就是以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以整治“四风”为突破点，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真抓实干、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纵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系列党建讲话精神，其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思路跃然纸上，那就是：以“破解执政周期律”为核心要义，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章、党纪国法为依据，以对“四风”与腐败问题的“零容忍”为根本态度，以“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为点睛之笔，以提高党的“四自能力”、建设廉政政治与“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为目标；以坚定理想信念为精神支撑，以干部队伍建设为关键，以党风廉政建设为切入点与突破口，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为保障，厉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真抓实干、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切实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围绕上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基本思路与基本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六个抓手”，即：（1）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重在治吏。习近平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2）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习近平强调，党员规模不等于战斗力；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必须严把“入口关”、严格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3）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习近平强调要把建设服务型党组织作为重大任务来抓。以上三个方面，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已经明确指出，已经为大家所熟知。纵观习近平其他场合的党建讲话精神，我们发现，他还强调另外三个“抓手”，那就是：（1）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严肃党内生活、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习近平强调：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与党的团结统一。（2）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严惩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习近平强调：“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既要强化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又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3）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习近平强调，既要提高领导班子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也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的“四自能力”。这“六个抓手”可谓抓到了新时期“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实践平台，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战略布局。
同时，习近平还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八项要求，即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其中：“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可谓“八项要求”，只要领，习近平强调“各级党组织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可谓史无前例、直指当前“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之症结。“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可谓从严治党之保障，既实现了毛泽东“思想建党”与邓小平“制度建党”的有机统一，也使我们对党的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的认识更加科学，那就是“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这四条可谓从严治党之必须、现实之急需；只有如此，才能使全党同志要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才能克服党内软弱涣散、好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不良现象。“从严管理干部”可谓从严治党的重点与关键；只有“选好、用好、管好”干部、建设高素质的执政骨干队伍，才能使广大干部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实乃从严治党之道、党的建设科学化之要。这八项要求，既是对我们党治党管党经验的科学总结，也凝聚着新时期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鲜活经验，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工作指导性。
三、从严治吏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与重点所在
新时期厉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既要统筹兼顾、全面布局；又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那么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点与关键何在？习近平强调：党的建设不能无的放矢，必须突出重点、找准靶子、点中穴位；“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这一方面是因为，“如何防止国家、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异化为社会主人”，这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问题、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原则”时已经深刻指出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选好用好干部，这是中国政治传统与政治逻辑使然，也是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根本要求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新思路新要求，—方面强调要贯彻十八大党建战略部署、突出抓好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党的建设的“八项”重点任务；另—方面，又抓聚焦问题、找准症结、抓住关键，将党建问题聚焦到党员干部队伍上来、狠抓执政骨干队伍建设。对此，习近平不但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好干部“五条标准”，而且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如何成长为！好干部”“如何选好、用好、管好干部”“如何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选人用人基本问题；这涉及到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选人用人制度、作风建设、权力监督与制约、自律与他律等诸多问题，涉及到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等党的建设的全过程与全部内容。
仔细分析习近平党建相关讲话精神，其现实针对性跃然纸上：（1）他之所以强调思想建设，突出强调“补足‘精神之钙’、坚定理想信念”，主要针对的就是有的党员干部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不信“马列信鬼神”、热衷于求神问鬼、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等问题。因而强调：“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要把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与党性修养作为干部成长的基本路径与必修课；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行动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权上的清醒，不断增强宗旨意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2）之所以突出强调“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好干部标准与选人用人科学化，主要针对的是选人用人中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江湖主义、好人主义、功利主义等选人用人不正之风问题。这正如习近平所言：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必须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选人用人机制，纠正以往选人用人中的偏差， “使那些对群众感情真挚、深得群众拥护的干部，那些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的干部，那些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的干部，那些清正廉洁、公众形象好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使那些享乐思想严重、热衷于形式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用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凝聚党心民心。”（3）之所以突出强调“严整‘四风’，打破‘破窗效应’”，主要针对的是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反复发作、愈演愈烈”问题。习近平强调：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作风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因此“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4）之所以突出强调“对腐败‘零容忍’、从严惩治腐败”，主要针对的就是干部队伍中形形色色的“权力异化”与“权力腐败”现象，主要针对的是“老虎、老鼠、苍蝇”等胆大妄为、徇私枉法与腐败之道。习近平强调：“腐败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以反贪肃贪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5）之所以突出强调“严肃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主要针对的就是党员干部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意志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步调不一致”等组织纪律涣散问题。习近平强调：“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因而强调：要严肃党的纪律、使党的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总之，上述可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党建的一系列讲话精神，主要针对的是党员干部问题；毫无疑问，“以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整个党的建设”乃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色。
四、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特点与新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显著效果，这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与信心有关，与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新思路、新要求、新举措有关，与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的当代理论统一与实践统一有关。结合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十八大以来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发现，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显著特点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坚持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的有机统一。对党的建设而言，治党务必从严，也务必科学；既要讲“科学治党”，也要讲“从严治党”，更要实现两者的理论契合与实践统一。若没有“科学治党”，党的建设就容易陷入“盲目”“人治”而缺乏成效；没有“从严治党”，“科学治党”就难以落实、容易流于形式；只有真正实现两者的理论与实践统一，才能真正促进党的建设、有效解决党建问题。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表明：当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自觉或不自觉地契合时，党的建设就能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党的建设就会取得明显的成效、党领导的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当两者背离时，党的建设就会成效大减、党的领导就会面临挑战、党的事业就会遭遇曲折。十八大以来的党建的理论与实践，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坚持严字当头、真抓实干、细致入微、有的放矢、以身作则、以上带下。其中：（1）所谓“严字当头、真抓实干”，主要体现在对党的建设尤其是对“四风”与腐败问题的态度与行动上。这要求我们，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严字当头，出实招、动真格、见实效，杜绝形式主义；必须对“四风”与腐败问题奉行“零容忍”，克服“腐败心理”、反对“特权思想”、肃清“腐败文化”，如此方能树新风、正人心、得民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严要求、动真格，真实抓、抓真实，才能真正达到预期目的。”（2）所谓细致入微、有的放矢，主要体现党的建设的方式方法上。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党员干部队伍中的突出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八项规定”立起，以反“四风”为突破口，以点带面；既认真解决“四风”问题，又注重通过强化理想信念、规范工作程序、完善体制机制抑制不正之风、反腐倡廉。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实践充分证明：“有的放矢事易成，无的放矢事难成，集中教育活动要取得实效，必须找准靶子、点中穴位。”（3）所谓以身作则、以上带下，主要体现在党的建设的路径上。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实践成效充分证明：“中央怎么做，上层怎么做，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拿自己开刀，解决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才能立竿见影。”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显著效果，其成功要诀就在于“严字当头、真抓实干、细致入微、有的放矢、以身作则、以上带下”；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在特定时期，政治领袖的决心与信心、真抓实干、自上而下的廉洁自律等甚至比制度机制还管用。
三是坚持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从“小党建”（即党的自身建设）角度来思考，还需要从“大党建”（即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领导的现代化事业相统一）高度、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的高度来深刻思考。从大党建角度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在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同时，非常重视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统一问题。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充分说明，党的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协同推进。若脱离政治体制改革来探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的建设就会陷入“自转”“空转”甚至会流于形式；若没有党的领导体制与领导方式的改善、没有党政简政放权与职能转变、没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没有完善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与监督体系、无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无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则党的作风建设、反腐倡廉乃至整个党的建设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协同推进。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角度看，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与全面依法治国协调推进。习近平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决定》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总目标，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强调既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还要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同时强调：“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总之，新时期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把“从严治党”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整体框架之中，既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也要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党纪国法；更要增强党员干部的法治意识与规则意识、提高其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一、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要义与当代意蕴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与重要原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要求。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党和国家历史方位的变化以及党员队伍的发展变化，新形势下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异常严峻，在信息网络条件下更显突出，“特别是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主要表现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精神懈怠；贪图名利，弄虚作假，不务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这些问题，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必须认真加以解决。”总之，新时期党的建设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严峻、任务更为艰巨复杂。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历史实践看，我们党都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与基本原则。那么，为什么“四风”问题还会不断反复，腐败愈演愈烈？这其中原因很多。因为党的建设既受历史因素影响，也受现实环境因素制约；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个体因素看，这与有的党员干部未能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有关。从党的建设科学化角度看，这与我们对执政党建设规律把握不深、把握不够、运用不当有关。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角度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与“治党不严、治党不力”有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也正如总书记所追问：“是不是各级党委、各部门党委（党组）都做到了聚精会神抓党建？是不是各级党委书记、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都成为了从严治党的书记？是不是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成员都履行了分管领域从严治党责任？”客观上说，一些党组织的确没有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没有落实好“管党治党责任”，没有“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从严治党之所以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是从一般意义上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而是从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从破解执政周期律、避免苏共亡党亡国覆辙的高度厉行全面从严治党。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具体说来，习近平这方面的讲话精神具有三个方面的意蕴与表现：（1）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强调：“奢靡之始，危亡之渐”，“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成败。”“古今中外，因为统治集团作风败坏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多得很！我们一定要引为借鉴，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厉的举措治理作风问题。”（2）腐败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强调“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3）党的建设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全党同志必须在思想上真正明确，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可以说，不深谙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这一核心要义，就无法深刻理解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内核与显著特色，就无法深刻理解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信心与力度。
二、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思路与新要求
纵观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实践与举措，从“八项规定”到从严整治“四风”；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反腐倡廉、“老虎、苍蝇一起打”；从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依规治党等等，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轨迹跃然纸上，那就是以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以整治“四风”为突破点，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真抓实干、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纵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系列党建讲话精神，其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思路跃然纸上，那就是：以“破解执政周期律”为核心要义，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章、党纪国法为依据，以对“四风”与腐败问题的“零容忍”为根本态度，以“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为点睛之笔，以提高党的“四自能力”、建设廉政政治与“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为目标；以坚定理想信念为精神支撑，以干部队伍建设为关键，以党风廉政建设为切入点与突破口，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为保障，厉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真抓实干、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切实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围绕上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基本思路与基本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六个抓手”，即：（1）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重在治吏。习近平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2）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习近平强调，党员规模不等于战斗力；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必须严把“入口关”、严格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3）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习近平强调要把建设服务型党组织作为重大任务来抓。以上三个方面，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已经明确指出，已经为大家所熟知。纵观习近平其他场合的党建讲话精神，我们发现，他还强调另外三个“抓手”，那就是：（1）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严肃党内生活、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习近平强调：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与党的团结统一。（2）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严惩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习近平强调：“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既要强化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又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3）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习近平强调，既要提高领导班子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也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的“四自能力”。这“六个抓手”可谓抓到了新时期“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实践平台，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战略布局。
同时，习近平还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八项要求，即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其中：“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可谓“八项要求”，只要领，习近平强调“各级党组织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可谓史无前例、直指当前“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之症结。“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可谓从严治党之保障，既实现了毛泽东“思想建党”与邓小平“制度建党”的有机统一，也使我们对党的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的认识更加科学，那就是“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这四条可谓从严治党之必须、现实之急需；只有如此，才能使全党同志要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才能克服党内软弱涣散、好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不良现象。“从严管理干部”可谓从严治党的重点与关键；只有“选好、用好、管好”干部、建设高素质的执政骨干队伍，才能使广大干部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实乃从严治党之道、党的建设科学化之要。这八项要求，既是对我们党治党管党经验的科学总结，也凝聚着新时期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鲜活经验，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工作指导性。
三、从严治吏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与重点所在
新时期厉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既要统筹兼顾、全面布局；又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那么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点与关键何在？习近平强调：党的建设不能无的放矢，必须突出重点、找准靶子、点中穴位；“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这一方面是因为，“如何防止国家、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异化为社会主人”，这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问题、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原则”时已经深刻指出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选好用好干部，这是中国政治传统与政治逻辑使然，也是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根本要求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新思路新要求，—方面强调要贯彻十八大党建战略部署、突出抓好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党的建设的“八项”重点任务；另—方面，又抓聚焦问题、找准症结、抓住关键，将党建问题聚焦到党员干部队伍上来、狠抓执政骨干队伍建设。对此，习近平不但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好干部“五条标准”，而且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如何成长为！好干部”“如何选好、用好、管好干部”“如何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选人用人基本问题；这涉及到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选人用人制度、作风建设、权力监督与制约、自律与他律等诸多问题，涉及到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等党的建设的全过程与全部内容。
仔细分析习近平党建相关讲话精神，其现实针对性跃然纸上：（1）他之所以强调思想建设，突出强调“补足‘精神之钙’、坚定理想信念”，主要针对的就是有的党员干部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不信“马列信鬼神”、热衷于求神问鬼、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等问题。因而强调：“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要把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与党性修养作为干部成长的基本路径与必修课；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行动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权上的清醒，不断增强宗旨意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2）之所以突出强调“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好干部标准与选人用人科学化，主要针对的是选人用人中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江湖主义、好人主义、功利主义等选人用人不正之风问题。这正如习近平所言：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必须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选人用人机制，纠正以往选人用人中的偏差， “使那些对群众感情真挚、深得群众拥护的干部，那些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的干部，那些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的干部，那些清正廉洁、公众形象好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使那些享乐思想严重、热衷于形式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用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凝聚党心民心。”（3）之所以突出强调“严整‘四风’，打破‘破窗效应’”，主要针对的是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反复发作、愈演愈烈”问题。习近平强调：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作风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因此“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4）之所以突出强调“对腐败‘零容忍’、从严惩治腐败”，主要针对的就是干部队伍中形形色色的“权力异化”与“权力腐败”现象，主要针对的是“老虎、老鼠、苍蝇”等胆大妄为、徇私枉法与腐败之道。习近平强调：“腐败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以反贪肃贪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5）之所以突出强调“严肃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主要针对的就是党员干部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意志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步调不一致”等组织纪律涣散问题。习近平强调：“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因而强调：要严肃党的纪律、使党的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总之，上述可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党建的一系列讲话精神，主要针对的是党员干部问题；毫无疑问，“以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整个党的建设”乃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色。
四、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特点与新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显著效果，这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与信心有关，与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新思路、新要求、新举措有关，与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的当代理论统一与实践统一有关。结合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十八大以来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发现，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显著特点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坚持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的有机统一。对党的建设而言，治党务必从严，也务必科学；既要讲“科学治党”，也要讲“从严治党”，更要实现两者的理论契合与实践统一。若没有“科学治党”，党的建设就容易陷入“盲目”“人治”而缺乏成效；没有“从严治党”，“科学治党”就难以落实、容易流于形式；只有真正实现两者的理论与实践统一，才能真正促进党的建设、有效解决党建问题。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表明：当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自觉或不自觉地契合时，党的建设就能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党的建设就会取得明显的成效、党领导的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当两者背离时，党的建设就会成效大减、党的领导就会面临挑战、党的事业就会遭遇曲折。十八大以来的党建的理论与实践，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坚持严字当头、真抓实干、细致入微、有的放矢、以身作则、以上带下。其中：（1）所谓“严字当头、真抓实干”，主要体现在对党的建设尤其是对“四风”与腐败问题的态度与行动上。这要求我们，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严字当头，出实招、动真格、见实效，杜绝形式主义；必须对“四风”与腐败问题奉行“零容忍”，克服“腐败心理”、反对“特权思想”、肃清“腐败文化”，如此方能树新风、正人心、得民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严要求、动真格，真实抓、抓真实，才能真正达到预期目的。”（2）所谓细致入微、有的放矢，主要体现党的建设的方式方法上。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党员干部队伍中的突出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八项规定”立起，以反“四风”为突破口，以点带面；既认真解决“四风”问题，又注重通过强化理想信念、规范工作程序、完善体制机制抑制不正之风、反腐倡廉。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实践充分证明：“有的放矢事易成，无的放矢事难成，集中教育活动要取得实效，必须找准靶子、点中穴位。”（3）所谓以身作则、以上带下，主要体现在党的建设的路径上。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实践成效充分证明：“中央怎么做，上层怎么做，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拿自己开刀，解决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才能立竿见影。”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显著效果，其成功要诀就在于“严字当头、真抓实干、细致入微、有的放矢、以身作则、以上带下”；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在特定时期，政治领袖的决心与信心、真抓实干、自上而下的廉洁自律等甚至比制度机制还管用。
三是坚持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从“小党建”（即党的自身建设）角度来思考，还需要从“大党建”（即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领导的现代化事业相统一）高度、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的高度来深刻思考。从大党建角度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在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同时，非常重视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统一问题。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充分说明，党的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协同推进。若脱离政治体制改革来探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的建设就会陷入“自转”“空转”甚至会流于形式；若没有党的领导体制与领导方式的改善、没有党政简政放权与职能转变、没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没有完善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与监督体系、无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无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则党的作风建设、反腐倡廉乃至整个党的建设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协同推进。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角度看，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与全面依法治国协调推进。习近平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决定》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总目标，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强调既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还要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同时强调：“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总之，新时期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把“从严治党”纳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整体框架之中，既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也要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党纪国法；更要增强党员干部的法治意识与规则意识、提高其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