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叶挺将军是北伐战争的名将之一，他在1941年“皖南事变”中跟国民党谈判时遭扣押，在1946年春天获释之后，乘飞机前往延安的途中因发生空难而牺牲;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叶挺将军在1920年代北伐战争时期就曾经因为一次飞行事故而差点丧生。
　　一
　　1926年10月抵达中国广州，担任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将军的参谋长的苏联军事顾问勃拉戈达托夫，在其于197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年）》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这起差点导致叶挺将军丧生的飞行事故：“有一次发生的事故，险些成为飞行小组组长谢尔盖耶夫和他的乘客——叶挺将军的悲剧。只是由于谢尔盖耶夫飞行技术高超，镇定自若，才转危为安。飞机安全地降落在树林里。飞行员和乘客只受了些轻伤，但伤处很多。”
　　这段文字中所说的“飞行小组”，是指1920年代受苏联政府派遣，抵达中国广州，担任驻广州革命政府及其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的由苏联空军官兵组成的空军飞行小组，“该小组尽管人数不多，却在中国当时极端复杂的条件下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飞行小组的成员有飞行员谢尔盖耶夫、克拉夫佐夫、列米久克、塔利别尔格、乌格尔等。他们不仅是顾问、教官，负责向国民革命军的干部教授飞行业务，而且，国民革命军的空军力量，实际上也是由他们组成的。他们在国民革命军的所有战役中，都负责在敌人阵地上空进行侦察，轰炸敌人的目标（比如武昌城内敌人的守备部队）和敌人的战斗队形、行军序列。他们不止一次使敌军惊恐万分，打乱了敌人的行动和部署。”其中的“飞行小组组长谢尔盖耶夫”，于1915年入伍并且被当时的俄国政府选派到法国去学习航空技术，“从法国回国后，积极参加了国内战争”“1924年在莫斯科航校毕业并且作为优等生被留在学校担任教官”，1926年被选派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
　　尽管这些回忆文字没有明确指出上述险些酿成叶挺将军悲剧的飞行事故发生的确切时间，但是，根据勃拉戈达托夫抵达中国及其离开中国的时间上推算，以及该回忆录所记述的内容上
　　分析，这次飞行事故应该发生在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之后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前这段时间里。
　　二
　　勃拉戈达托夫还在其回忆录中一语道破了上述飞行事故发生的原因：援华的苏联飞行员们“驾驶着已经破旧了的老式飞机”“很自然，飞机破旧难免要出事故”。
　　实际上，“飞机破旧”不仅是飞机飞行“难免要出事故”的重要原因，而且还揭示了当时苏联援助中国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战争的特点之一：一方面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中国南方广州革命政府及其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圊于自身的财力和物力有限，所提供和支援的武器装备又比较陈旧。正是这一特点注定了当时苏联援助、支持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飞机比较陈旧，而驾驶这些比较陈旧的飞机支援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也就注定要冒极大的风险。
　　多名当时援华的苏联顾问和工作人员的回忆录中的内容都证实了当时援华苏联飞机的陈旧以及苏联飞行员的冒險和牺牲精神。当时鲍罗廷担任苏联驻中国广州革命政府总政治顾问，而当时在鲍罗廷办公室担任翻译的维什尼亚科娃一阿基莫娃在其于1965年出版的回忆录《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时光（1925-1927年）》中所记述的内容，也反映了当时援华苏联空军顾问小组的实际情况：“我还在东山遇到了我国的一批飞行员。他们的工作条件十分困难，因为不得不驾驶性能不好的飞机在不熟悉的航线上飞行，飞行员冒很大风险，俯冲时要飞到六十公尺低空。飞行员不得不多次在不熟悉的机场携弹降落。他们指着老朽的机器对同志们说：‘瞧，我们驾驶的哪里是飞机，简直是棺材。”’驾驶“老朽的”飞机飞行，事故自然难免，“我们还得知有一次飞机失事，但这次是在湖南，飞行员没有伤亡”。
　　也恰恰由于“飞机破旧”“性能不好”，苏联飞行员有时不得不被迫降落在敌占区，因而落入敌手。根据维什尼亚科娃一阿基莫娃在上述回忆录中记述，飞行员列米久克和航空机械师科比亚科夫就曾“在江西省被迫降落而被俘，被关在赣州的监牢里”。一直到“1926年9月他们才在南昌获释。我们的同志几乎都认不出他们了。如果再稍有拖延，就谈不上释放他们了”。勃拉戈达托夫在其回忆录中也记述了这两位苏联飞行员被迫降落在敌占区的情况：“1926年9月20日，程潜将军指挥的第六军（顾问是康奇茨）冲进南昌，占领了该城。在这里，从监狱里将我们的两个在敌占区被迫降落的飞行员列米久克和科比亚科夫放了出来。”
　　后来，这些苏联飞行员在返回苏联之后，因为“在中国成绩斐然都荣获了勋章”，其中，飞行小组组长谢尔盖耶夫还荣获了红旗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