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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源于实践，服务人民，语言平实，成绩显著，传承历史，纠正失误，开拓未来。邓小平对祖国和人民的大爱是其政治实践的“慧根”，也是后人理解其政治智慧的钥匙。
[关键词]邓小平；政治智慧；品质
[中图分类号]A8；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9-0009-04
在毛泽东眼里，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在周恩来看来，邓小平处理问题“举重若轻”。美国前总统卡特盛赞，与邓小平谈判，是“一种乐趣”。这些赞语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对邓小平政治智慧的刻画。邓小平政治智慧具有源于实践，服务人民，传承历史，纠正失误，开拓未来的品质。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概述他的政治智慧，分析其品质，不仅是对伟人的纪念，而且也有益于后人的政治实践。
一
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形成于他在政治实践中所面对的一个个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的开篇《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告诉人们，1938年，邓小平面对的是在抗日战争的战局对中国很不利的情况下，如何动员民众加入抗战队伍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中国民众有“好子不当兵”的传统心理；另一方面，中国历年的军阀战争采取“拉壮丁”补充兵员的方式，强化了人们拒斥当兵的传统心理。为此，邓小平提出改善新兵动员方式，即把新兵动员看成是一项为民族解放而展开的政治活动。
这在政治意义上显然不同于为军阀之间混战充当炮灰而被“拉壮丁”，“一人当兵，全家光荣”。邓小平倡导的新兵政治动员采用的动员方式是温情细致和周到的。比如，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新兵入伍之地，举行慰问和欢迎仪式，在新兵接收部队举行隆重的接收仪式，使得士兵在情感上有找到归宿和被尊重的感觉。
战争年代需要政治智慧。和平建设年代同样需要政治智慧。1960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发表了《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讲话。邓小平注意到，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出现了三个问题。第一，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凡事都与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甚至一个商店的营业额上去了，也被说成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第二，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只提毛泽东思想，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三，将毛泽东与党中央分裂开来，忘记了集体领导。为此，邓小平提出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样的讲话内容，在今天看来，无疑充满着政治预警的价值，是邓小平政治智慧的杰出表现。
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在1974年到1975年的特殊年代中有着特殊表现。《邓小平文选》的第二卷开头的9篇文章记载了邓小平在这个特殊时期关注到的问题和所采取的富有政治智慧的应对方法。
在有总结意味的《各方面都要整顿》中，邓小平提出，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文艺政策“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邓小平敏锐地察觉，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1]36，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邓小平突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即“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整合在一起，作为进行整顿的依据。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这充满了艰辛富有“妥协”的睿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如果说，上述经历显示了邓小平政治智慧的积累过程和锋芒，那么，中国以改革开放为前导和内容的现代化建设则是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得以集中释放的实践场。
1977年以后，中国要发展，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在观念上的“拨乱反正”。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具体表现在对“乱”的界定，对“正”的倡导和对“拨乱反正”方式以及宗旨的阐释。
在《“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邓小平试图扭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之“乱”，即把毛泽东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下做出的指示，有些甚至是错误的判断当成固定的原则加以坚守。接下来，进入邓小平视野的观念乱象有：不尊重知识分子之乱，即或者对他们在政治上要求过高，或者不尊重他们劳动的价值；对建立新中国后文革前十七年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状况评价之乱，即所谓“黑线专政”论，认为存在着资产阶级对教育战线全面专政；对知识分子世界观归属的评价之乱，即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红与专之间关系的理解之乱，即将“红专”与“白专”对立的观点；对按劳分配的定性之乱，即认为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等等。
针对这些观念乱象，邓小平首先着力于确立正确的观念。如：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即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对待知识分子，邓小平强调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为此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针对错误的“两个估计”，邓小平提出：解放后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国教育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培养出了很多人才。建立新中国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他们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
关于红与专的关系，邓小平强调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即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只要热爱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实现了红与专的结合。
在邓小平看来，按劳分配就是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
与上述观念上的乱象相对应的是实践中的混乱、停滞以及与之相关人员的政治待遇、组织待遇和经济待遇问题。实践中的混乱与停滞在教育、科技和军队系统中最为集中和突出。邓小平复出之初，不畏艰难，主要承担了这些领域的“拨乱反正”的指导工作。
在着手教育、科技和军队系统的“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拨乱反正”的方法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宗旨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完成“拨乱反正”以后，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决策。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和开放是支撑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顺利前行的两大车轮。对内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获得经济发展的活力，并以经济发展带出文化、政治、社会乃至生态发展的全新境界；基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判断，邓小平主张，中国通过主动开放参与到世界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大格局中去，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经验，引进外资，增强中国国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并逐渐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中国应有的作用。 在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体现邓小平政治智慧的基本内容是对如下问题辩证的观点和睿智的解决。
正确地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正确地将曾被作为拒斥对象的资本主义与包含着先进技术和先进科学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现状区别开来。正确地将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区别开来。
邓小平取得的成果不仅是理论上的创新，同时还有实践中的伟业：果断的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一心一意搞建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允许发展民营企业。开办经济特区，合理利用外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提倡先富带动后富。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实现中美建交，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有人称“邓小平是穿着便服的政治家”。这也可以用来标示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与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但却取得举世瞩目的伟业，印度的苏地生呼吁：授予邓小平诺贝尔奖。
二
有比较才有鉴别。中国和苏联同样是社会主义大国。在上个世纪后期面对着相似的外部环境，面临着变革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相同任务。然而，中国与苏联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邓小平的政治实践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与他具有的坚定信念、务实作风和政治实践的宗旨分不开的。
第一，坚定的信念。自始至终，邓小平都坚信中国不会垮，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表《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尽管当时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任务很重，困难很多，邓小平还是坚持认为：“我们有这样好的干部，这样好的党员，这样好的人民，他们觉悟程度很高，对党的事业无限信任，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取得伟大胜利的最可靠的保障，是非常可贵的。”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相信，一定能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力争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1]47
1992年，苏联已经解体。很多国际社会大腕级理论家因此宣布为社会主义送终，为马克思主义开追悼会。邓小平则坚定的表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383
第二，务实的作风。在指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心转化成一步一个脚印的实践探索，从而形成他的独特的务实风格。中国的改革不同于前苏联，从改善人民的生活着手，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加强并改善党的领导。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在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1988年5月，邓小平会见波兰客人梅斯内尔说：“我们的改革有很大风险，……关键是两条。第一条就是要同人民商量着办事，决心要坚定，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第二条就是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3]268
学者们从邓小平的务实风格中辨析出三种成分。一种是邓小平早年家庭生活。比如美国学者本杰明·杨在《造就一个实用的共产主义者：邓小平早期生活，1904-1949》一文中，就试图通过追溯邓小平早年的生活，探讨他早年经历与他的务实作风之间的联系；第二种是中国共产党的务实精神。香港学者林和立、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和谢伟思都认为，邓小平的务实作风传承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血脉；第三种是中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传统。英国学者派伊在《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指出，中国传统的乐观的实用主义文化传统是成就邓小平务实作风的重要因素。
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不同于政客的政治技巧。关键因素在于，邓小平对于政治实践有着独到的理解，既继承了中国传统优秀的政治文化理念，又对政治实践的当代使命有清醒意识。
中国先哲对政治活动的“公正性”非常关注。《管子·法法》：“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也就是说，在管子看来，政治活动是以坚守“公正性”为前提和宗旨的。政治家要有清醒的政德意识。
历史进入近代，孙中山对政治的解析非常简单明了：“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按照邓小平的理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众人之事”就是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163在邓小平眼里，实现现代化就是自己以及每一个共产党员政治实践的价值追求。因为，只有现代化才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2]257
正是把共产党员的政治活动与为人民服务，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邓小平有一个处理政治问题的大局意识。在邓小平看来，处理实际问题时，要坚持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原则。对于共产党员而言，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大局，是大道理。“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有利的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正因为对自己的政治实践的宗旨有这样明确的理解。邓小平率先示范，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智慧的政治交代。它使得党的事业能够平稳传承，人民福利不因为国家领导人更替中的种种危机和风险而受到影响。
三
有人认为，邓小平拥有的是政治智慧，毛泽东释放的是政治魅力，因而邓小平与毛泽东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领导者。这种看法在局部是有道理的，但是，从较长的历史过程看，又是不全面的。在一定意义上，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会产生魅力的效应，毛泽东政治魅力的产生有着和邓小平政治智慧同样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政治实践遵循了相同的规则，完成着共同的使命，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
毛泽东的政治魅力与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那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一些外国学者能够清晰把握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共同点。俄国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室主任波尔加科夫在《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中说：“每个仔细的读者都会发现，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许多观点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明显表现在他们对待外国经验的态度上，表现在对中国民族特点的说明和对中国发展成为‘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期限预言上。请比较一下：毛泽东说：‘任何外国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邓小平说：‘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毛泽东说：‘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邓小平说：‘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毛泽东说：‘大约在50年到70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说：‘本世纪末实现了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后，我们还要前进……再花三五十年时间的奋斗，达到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最后，两位领袖都试图尽快克服国家的贫穷落后状态。可能所有这一切使一些研究者有理由认为邓小平是‘当今中国主要领导人中最毛化的一个’。”[4]
不得不说，这种见解有理有据。除此之外，毛泽东与邓小平对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对于群众路线的阐释，对于民主集中制的倡导都是共同的，一致的。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指出的，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很多的失误，给人以调转船头的感觉。但是，邓小平自己非常明白：“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300
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很多错误，同时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不只是因为普通人性格上的“宽容”或“大度”，甚至也不是简单的“个人胸襟”，而是他们对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共同追求。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而言，邓小平以自己的政治智慧接下由毛泽东等人传递而来的政治实践接力棒，又已经把它传递出去。在接力的过程中，邓小平使得这份伟业有了崭新的气象，进入了崭新的境界。因此，对于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言，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具有纠正失误，开拓创新的品质。邓小平的政治实践没有偏离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包含邓小平在内）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结语
邓小平曾经深情地说：“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邓小平政治实践的“慧根”，也是后人理解邓小平政治智慧的钥匙。无论是热爱祖国，还是关爱人民，都是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历史没有终止，问题也在不断呈现。但是，邓小平政治实践的智慧示范是永恒的。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齐欣等译编.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623-624.
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
[关键词]邓小平；政治智慧；品质
[中图分类号]A8；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9-0009-04
在毛泽东眼里，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在周恩来看来，邓小平处理问题“举重若轻”。美国前总统卡特盛赞，与邓小平谈判，是“一种乐趣”。这些赞语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对邓小平政治智慧的刻画。邓小平政治智慧具有源于实践，服务人民，传承历史，纠正失误，开拓未来的品质。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概述他的政治智慧，分析其品质，不仅是对伟人的纪念，而且也有益于后人的政治实践。
一
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形成于他在政治实践中所面对的一个个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的开篇《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告诉人们，1938年，邓小平面对的是在抗日战争的战局对中国很不利的情况下，如何动员民众加入抗战队伍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中国民众有“好子不当兵”的传统心理；另一方面，中国历年的军阀战争采取“拉壮丁”补充兵员的方式，强化了人们拒斥当兵的传统心理。为此，邓小平提出改善新兵动员方式，即把新兵动员看成是一项为民族解放而展开的政治活动。
这在政治意义上显然不同于为军阀之间混战充当炮灰而被“拉壮丁”，“一人当兵，全家光荣”。邓小平倡导的新兵政治动员采用的动员方式是温情细致和周到的。比如，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新兵入伍之地，举行慰问和欢迎仪式，在新兵接收部队举行隆重的接收仪式，使得士兵在情感上有找到归宿和被尊重的感觉。
战争年代需要政治智慧。和平建设年代同样需要政治智慧。1960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发表了《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讲话。邓小平注意到，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出现了三个问题。第一，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凡事都与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甚至一个商店的营业额上去了，也被说成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第二，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只提毛泽东思想，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三，将毛泽东与党中央分裂开来，忘记了集体领导。为此，邓小平提出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样的讲话内容，在今天看来，无疑充满着政治预警的价值，是邓小平政治智慧的杰出表现。
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在1974年到1975年的特殊年代中有着特殊表现。《邓小平文选》的第二卷开头的9篇文章记载了邓小平在这个特殊时期关注到的问题和所采取的富有政治智慧的应对方法。
在有总结意味的《各方面都要整顿》中，邓小平提出，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文艺政策“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邓小平敏锐地察觉，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1]36，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邓小平突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即“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整合在一起，作为进行整顿的依据。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这充满了艰辛富有“妥协”的睿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如果说，上述经历显示了邓小平政治智慧的积累过程和锋芒，那么，中国以改革开放为前导和内容的现代化建设则是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得以集中释放的实践场。
1977年以后，中国要发展，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在观念上的“拨乱反正”。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具体表现在对“乱”的界定，对“正”的倡导和对“拨乱反正”方式以及宗旨的阐释。
在《“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邓小平试图扭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之“乱”，即把毛泽东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下做出的指示，有些甚至是错误的判断当成固定的原则加以坚守。接下来，进入邓小平视野的观念乱象有：不尊重知识分子之乱，即或者对他们在政治上要求过高，或者不尊重他们劳动的价值；对建立新中国后文革前十七年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状况评价之乱，即所谓“黑线专政”论，认为存在着资产阶级对教育战线全面专政；对知识分子世界观归属的评价之乱，即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红与专之间关系的理解之乱，即将“红专”与“白专”对立的观点；对按劳分配的定性之乱，即认为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等等。
针对这些观念乱象，邓小平首先着力于确立正确的观念。如：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即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对待知识分子，邓小平强调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为此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针对错误的“两个估计”，邓小平提出：解放后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国教育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培养出了很多人才。建立新中国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他们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
关于红与专的关系，邓小平强调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即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只要热爱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实现了红与专的结合。
在邓小平看来，按劳分配就是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
与上述观念上的乱象相对应的是实践中的混乱、停滞以及与之相关人员的政治待遇、组织待遇和经济待遇问题。实践中的混乱与停滞在教育、科技和军队系统中最为集中和突出。邓小平复出之初，不畏艰难，主要承担了这些领域的“拨乱反正”的指导工作。
在着手教育、科技和军队系统的“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拨乱反正”的方法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宗旨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完成“拨乱反正”以后，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决策。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和开放是支撑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顺利前行的两大车轮。对内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获得经济发展的活力，并以经济发展带出文化、政治、社会乃至生态发展的全新境界；基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判断，邓小平主张，中国通过主动开放参与到世界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大格局中去，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经验，引进外资，增强中国国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并逐渐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中国应有的作用。 在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体现邓小平政治智慧的基本内容是对如下问题辩证的观点和睿智的解决。
正确地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正确地将曾被作为拒斥对象的资本主义与包含着先进技术和先进科学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现状区别开来。正确地将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区别开来。
邓小平取得的成果不仅是理论上的创新，同时还有实践中的伟业：果断的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一心一意搞建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允许发展民营企业。开办经济特区，合理利用外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提倡先富带动后富。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实现中美建交，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有人称“邓小平是穿着便服的政治家”。这也可以用来标示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与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但却取得举世瞩目的伟业，印度的苏地生呼吁：授予邓小平诺贝尔奖。
二
有比较才有鉴别。中国和苏联同样是社会主义大国。在上个世纪后期面对着相似的外部环境，面临着变革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相同任务。然而，中国与苏联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邓小平的政治实践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与他具有的坚定信念、务实作风和政治实践的宗旨分不开的。
第一，坚定的信念。自始至终，邓小平都坚信中国不会垮，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表《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尽管当时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任务很重，困难很多，邓小平还是坚持认为：“我们有这样好的干部，这样好的党员，这样好的人民，他们觉悟程度很高，对党的事业无限信任，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取得伟大胜利的最可靠的保障，是非常可贵的。”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相信，一定能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力争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1]47
1992年，苏联已经解体。很多国际社会大腕级理论家因此宣布为社会主义送终，为马克思主义开追悼会。邓小平则坚定的表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383
第二，务实的作风。在指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心转化成一步一个脚印的实践探索，从而形成他的独特的务实风格。中国的改革不同于前苏联，从改善人民的生活着手，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加强并改善党的领导。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在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1988年5月，邓小平会见波兰客人梅斯内尔说：“我们的改革有很大风险，……关键是两条。第一条就是要同人民商量着办事，决心要坚定，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第二条就是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3]268
学者们从邓小平的务实风格中辨析出三种成分。一种是邓小平早年家庭生活。比如美国学者本杰明·杨在《造就一个实用的共产主义者：邓小平早期生活，1904-1949》一文中，就试图通过追溯邓小平早年的生活，探讨他早年经历与他的务实作风之间的联系；第二种是中国共产党的务实精神。香港学者林和立、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和谢伟思都认为，邓小平的务实作风传承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血脉；第三种是中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传统。英国学者派伊在《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指出，中国传统的乐观的实用主义文化传统是成就邓小平务实作风的重要因素。
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不同于政客的政治技巧。关键因素在于，邓小平对于政治实践有着独到的理解，既继承了中国传统优秀的政治文化理念，又对政治实践的当代使命有清醒意识。
中国先哲对政治活动的“公正性”非常关注。《管子·法法》：“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也就是说，在管子看来，政治活动是以坚守“公正性”为前提和宗旨的。政治家要有清醒的政德意识。
历史进入近代，孙中山对政治的解析非常简单明了：“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按照邓小平的理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众人之事”就是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163在邓小平眼里，实现现代化就是自己以及每一个共产党员政治实践的价值追求。因为，只有现代化才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2]257
正是把共产党员的政治活动与为人民服务，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邓小平有一个处理政治问题的大局意识。在邓小平看来，处理实际问题时，要坚持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原则。对于共产党员而言，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大局，是大道理。“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有利的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正因为对自己的政治实践的宗旨有这样明确的理解。邓小平率先示范，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智慧的政治交代。它使得党的事业能够平稳传承，人民福利不因为国家领导人更替中的种种危机和风险而受到影响。
三
有人认为，邓小平拥有的是政治智慧，毛泽东释放的是政治魅力，因而邓小平与毛泽东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领导者。这种看法在局部是有道理的，但是，从较长的历史过程看，又是不全面的。在一定意义上，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会产生魅力的效应，毛泽东政治魅力的产生有着和邓小平政治智慧同样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政治实践遵循了相同的规则，完成着共同的使命，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
毛泽东的政治魅力与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那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一些外国学者能够清晰把握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共同点。俄国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室主任波尔加科夫在《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中说：“每个仔细的读者都会发现，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许多观点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明显表现在他们对待外国经验的态度上，表现在对中国民族特点的说明和对中国发展成为‘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期限预言上。请比较一下：毛泽东说：‘任何外国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邓小平说：‘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毛泽东说：‘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邓小平说：‘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毛泽东说：‘大约在50年到70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说：‘本世纪末实现了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后，我们还要前进……再花三五十年时间的奋斗，达到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最后，两位领袖都试图尽快克服国家的贫穷落后状态。可能所有这一切使一些研究者有理由认为邓小平是‘当今中国主要领导人中最毛化的一个’。”[4]
不得不说，这种见解有理有据。除此之外，毛泽东与邓小平对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对于群众路线的阐释，对于民主集中制的倡导都是共同的，一致的。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指出的，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很多的失误，给人以调转船头的感觉。但是，邓小平自己非常明白：“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300
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很多错误，同时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不只是因为普通人性格上的“宽容”或“大度”，甚至也不是简单的“个人胸襟”，而是他们对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共同追求。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而言，邓小平以自己的政治智慧接下由毛泽东等人传递而来的政治实践接力棒，又已经把它传递出去。在接力的过程中，邓小平使得这份伟业有了崭新的气象，进入了崭新的境界。因此，对于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言，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具有纠正失误，开拓创新的品质。邓小平的政治实践没有偏离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包含邓小平在内）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结语
邓小平曾经深情地说：“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邓小平政治实践的“慧根”，也是后人理解邓小平政治智慧的钥匙。无论是热爱祖国，还是关爱人民，都是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历史没有终止，问题也在不断呈现。但是，邓小平政治实践的智慧示范是永恒的。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齐欣等译编.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623-624.
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