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特利尔无疑偏爱实力派大叔。十年前，范伟凭借《看车人的七月》成为该电影节的第一位华人影帝；十年后，当最佳男演员的幸运桂冠再次降临到中国人头上，眷顾的仍然是大叔级演员——在工业题材影片《打工老板》里饰演血汗工厂老板林大林的上海籍实力派演员姚安濂。
　　姚安濂载誉归来，10月下旬，上海影协趁热打铁地在上海影城举行“一个独立演员的启示——姚安濂表演艺术创作座谈会”，会前放映了获奖影片《打工老板》。电影结束后，留下来参加座谈会的人比以往都多，奚美娟来了，茅善玉来了，姚安濂的老师、同事、朋友们都来了……显然，这位“影帝”有着极好的人缘，大家愿意看到他成功，由衷地为他喝彩。座谈会上，发言者踊跃，大家不仅从艺术上分析了姚安濂体验派演技的独到之处，而且很多人都提到他人品一流，德艺双馨。
　　或许，他的成功，确实需要那两种力量的叠加。
　　11月初，本刊记者在姚安濂位于虹桥的家中，对他进行了专访。
　　采访并不在客厅进行，虽然一圈舒适的大沙发通常更适合聊天谈话。记者与姚安濂的谈话是在餐厅的一张大圆桌两端，质地坚硬的木质桌椅，使双方都无法随意进入闲适状态，整个谈话仿佛也多了几分直来直去的明快。当然，在这里对话的另一个原因是，餐厅有大窗，比较通风，在一整个下午接受记者长时间采访时，他的烟瘾可以得到适当满足。
　　独立演员：
　　甘当有含金量的“临时工”
　　虽然姚安濂如今取得的成就，与独立演员的身份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但作为一个早在1990年就从国营工厂辞职出来闯天下的“文艺工作者”，他绝对是一个老资格的独立演员，那些独立演员所要面对的甘苦辛酸，他全都尝过。所以，当他获得国际A类电影节影帝殊荣的时候，他的特殊身份令这座奖杯增添了一道尤为难得的亮色。
　　习近平主席在前不久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特别提到了独立撰稿人、独立演员等体制外文艺工作者，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团结，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能量，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贡献。
　　在姚安濂的观念里，独立演员有其特殊性，因为影视艺术是一门合作的艺术，大多数影视作品都需要通过各部门各工种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所以影视从业人员有点像群居动物，做事干活常常成群结队。不像画家、作家，可以单打独斗地出作品、走天下。所以他们的“独立”好像天经地义，而影视工作者的“独立”，就有点另类、不入流的意思，因而令人关注。
　　“好在近十年来影视剧制作领域不断快速地市场化。”眼前的姚安濂对独立演员的身份显得泰然自若宠辱不惊。影视剧制作的基本组织方式，已经变得灵活多样，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个剧组就是一个个“临时单位”，这个“单位”要不要你，常常并不取决于你背后有没有单位。
　　当然，当某影厂、某公司、某剧团投拍影视剧时，它可能会优先选用“旗下”签约演员，但如果你是一个具有较高含金量和性价比的“临时工”，制片人、导演还是会青睐你，选择你。他们首先考虑你的人气、你的票房价值，然后考虑你的戏路、外形、气质与角色的匹配度，最后还要衡量一下性价比。谁都想低投入高产出，“个体户”的好处就是成本低，不给中间环节“剥皮”。
　　反过来，有些“有编制”的演员反而为编制所害：贪图安逸，不思进取，最终从影视圈消失。况且，现在不少国营大型影视企业，也早已不养演员，演员仅有个编制，单位仅交个四金，以前在外面接活就向单位交劳务费，现在连这个也取消了。所以实际上他们也形同“独立”演员，跟姚安濂们一样，早就习惯在影视市场的大树林里觅食，因为单位早就不“喂片子”给他们吃了。
　　当然，在成长为姚安濂这样的影帝之前，独立演员必然会面对一些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当你名不见经传，手里没作品，背后没单位的时候，别人对你的定义就是“非职业演员”，对你的能力一定会打问号。但恶劣的生存环境，也能强大你的生存能力。只要熬过被怀疑、被冷落，甚至被欺负的那段最初岁月，积累起自己的艺术形象，一定能等到厚积薄发的机会。
　　赌气下海，谁知是福
　　姚安濂在辞职当独立演员之前，是个有编制的工人。
　　1990年他从上海活塞厂辞职，成为“海漂”。没了单位，没了收入，姚安濂赖以生存和养家糊口的技能只有演戏。也正因为把自己逼到“没有退路”的境地，他对接到的每部戏都投入百分百的热情和精力，生怕给剧组留下一丁点不努力的印象，影响日后的“生路”。姚安濂说，讲得不好听点，那时真叫做“夹着尾巴做人”。久而久之，居然也成为一种习惯，至今姚安濂在剧组里都是对人谦虚谨慎，对戏一丝不苟。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才不久，究竟是什么使姚安濂下那么大的决心，好好的体制内工人不当，偏要跑到体制外当一个朝不保夕的“临时工”？
　　实际上，姚安濂从厂里辞职，是带着赌气的情绪。没想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年轻气盛时的一个并不成熟的决定，最终反倒成全了姚安濂的影帝之路。
　　1985年，姚安濂白天是名工人，晚上和休息天，他不是在剧场就是在去剧场的路上。他不仅爱看话剧，也爱创作和演话剧，在当时的上海业余话剧界已小有名气。有一天上海群众艺术馆派人到活塞厂借调姚安濂，想请姚安濂抓业余话剧创作这摊工作。这对姚安濂而言，真是正中下怀，如鱼得水。然而群艺馆与活塞厂原先说好是先借后调，但一年、两年过去了，调动工作的事杳无声息。原来姚安濂在活塞厂是工人编制，而文化局下属的群艺馆属于干部编制，门不当户不对的问题，殊难解决，一拖就是五年。
　　姚安濂终于按捺不住了，他既不想低三下四地求人托关系解决编制问题，也不想为难群艺馆逼他们作出要人还是退人的决定，更不想再回到活塞厂当工人，他决定自谋生路！
　　现在回想起来，姚安濂觉得，人有时候是该果断一点，决绝一点，破釜沉舟，置死地而后生……有了这些东西，命运或许会出现转机。
　　做过制片人，等待当演员
　　姚安濂离开活塞厂的时候，已经有了家庭和小孩，他告诉自己，作为男人，必须承担家庭责任。他虽然心系表演，想方设法接演电视剧，但毕竟那时候影视剧的总量有限，接的也大多是小角色，养家糊口还成问题。做演员的理想既然不能换来足够的面包，姚安濂只能退而求其次，做制片，做副导演。 　　“因为当时我在表演上还没‘出来’，机会比现在少得多。你苦苦等待别人给你一个角色，有时候一等可能就是三个月、半年。”姚安濂要改变这种被动等待的状况，选择转战幕后。
　　但是，他即便在做副导演、制片的时候，也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总有一天我还是要回来当演员！而在做幕后的这个阶段，他也一直在“偷师”，在拍摄现场暗暗学习不同演员的表演长处。
　　在这个“曲线救国”的阶段，姚安濂完成了三件事：一、赚钱养家，承担起家庭责任；二、偷师学艺，为实现理想储备能量；三、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不离不弃，等待演戏机会。
　　那段时间，姚安濂身边有好多朋友同学下海做生意，他在做制片人、副导演的时候，也搞过一个影视公司。“如果后来不继续演戏，也许我现在也是某某影视公司的老总。”但是姚安濂终究无法割舍对表演的热爱，他深深感到，真正可以令他忠贞不渝倾付一生的，只有表演，不是其他。“做制片人纯粹为了养家糊口，也许比现在挣的钱多，但不是我真正想干的事。”他说。
　　如果说，从工人到艺人，是姚安濂的第一次选择，带有一些意气用事和盲目；那么从制片人到演员，则是他的第二次选择，这次他深思熟虑，冷静理智地听从了内心的声音。
　　姚安濂说，如果让他再选一次，他还是做演员。“做制片人或许也会成功，但未必会有我今天拿了影帝那么开心，幸福指数没那么高。”
　　虽得奖，仍不满
　　影片《打工老板》在送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参赛之前，还曾送过戛纳，但并未入围。去蒙特利尔也缘于一个巧合——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主席、年近九旬的洛赛克先生今年三四月份到中国来为他的电影节选片。他是个中国通，来中国不下十次。中影公司向他推荐了《西藏天空》等影片，都不合他胃口。《打工老板》并不在推荐片目之列，然而洛赛克偶然在中影公司的一张办公桌上，看到了《打工老板》的碟片，很感兴趣，借回去看后，一见钟情，当即决定邀请该片参加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然而，当时《打工老板》已经送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只不过那边消息还没来。洛赛克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加重他邀请的砝码：如果你们愿意进入蒙特利尔的长片竞赛单元，请你们把影片从威尼斯撤回。
　　《打工老板》对姚安濂的意义自然不同寻常，可谓他的幸运之作。然而，他对该剧的评价仍然保持了相当的理性和客观。他认为这部影片的剧本写得相当不错，有视角，有人物，有命运，是个大片的材料。但就影片整体品质而言，如果当时坚持送威尼斯，恐怕最终会失利。
　　在《打工老板》的拍摄过程中，姚安濂跟导演，尤其跟摄影师有过不少艺术见解不同的地方，他坦言，对不少镜头的运用至今仍保留自己的意见。对个别镜头，他甚至觉得是给拍坏了。
　　但是姚安濂明白自己的身份是演员，他不会当“戏霸”，所以他告诉自己，艺术见解上的争论可以无界限，但剧组分工是明确的，不能越界。他所能做的，就是适时地提出自己的建议。
　　影视从来是遗憾的艺术，姚安濂清醒地认识到，即便这是一部得奖作品，自己仍有种种不满和追求。他随口举例说，林大林为何最终没跳楼？原来有句台词，为了女儿。成片里没有，他感到很遗憾。原来的结尾，没有现在光明的尾巴，因为种种原因加上了，他也感到有点小遗憾。
　　姚安濂说，这部影片有着他自己生活的经历，他的生活也曾经频遇挫折，也发生过危机。好在现在与角色一起走过了危机，迎来了收获季——这两个月接到的剧本比去年同期多得多，得奖或许也会对下一部影片的戏份和酬金有所推动……
　　姚安濂，一个会独立思考的独立演员，永远独立而不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