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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7月10日下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1)班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时交了白卷,并在试卷上写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和校方的多次批评,结果张玉勤自杀了。几个月后,此事发展成为一起波及全国的政治事件。36年过去了,由于“马振扶事件纪念馆”的筹建,当事人之一、已经72岁的杨天成又陷入自责与痛苦的回忆中。
1973年是中国教育界的多事之秋,有黄帅日记,张铁生的白卷,又出了个“马振扶事件”。
试卷上的“打油诗”
1973年3月,我被调到马振扶公社中学任二(1)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当时初中为两年制,我教的实际是毕业班。我仅教了张玉勤一个多月,因为麦假后她就没有来上过课。不过,张玉勤的父亲想让女儿拿个毕业证,我就同意她参加毕业考试了。
7月10日下午外语考试结束后,英语老师栗玉气呼呼地找到我,拿出一份揉成一团的卷子。我展开一看,原来是张玉勤的英语试卷,卷面成绩只有6分,卷子背面写着几句顺口溜。当晚的教师会上,我向同事们通报此事,第二天,罗长奇校长在全校大会上批评了张玉勤,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后来,我又把张玉勤叫到办公室批评她:“你这个妮儿,考不好算了,还写顺口溜顶撞老师,老师让你写检查,你也不写……如果没有外文这个工具,怎能让毛泽东思想传播到全世界……”张玉勤低着头说:“杨老师,我错了!”“知道错了就好。你到班上作个检讨,也让大家受受教育。”在班上,我又批评了张玉勤几句。
7月11日午饭后,一个学生向我报告说:“张玉勤让我给你请个假,她回家了。”我急忙派两个学生到她家去看,几十分钟后,两个学生跑回来说,张玉勤没有回家。我心里一紧,急忙向罗长奇校长做了汇报,校长派出二年级3个班的二百多名学生分头出去寻找,而我不停地拨打张玉勤亲属附近单位的电话,让他们帮助查找。14日早上,我担心的事发生了,有人在虎山水库里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接到报案后,唐河县公安局预审股股长田道义等人前来验尸,走访调查。最后作出的结论是自杀。
后来我反复想张玉勤自杀的原因,大约是父母对她比较严厉;学习成绩不好,她被同学们歧视;而学校和我的多次公开批评使她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导致她最后选择了轻生。当时,公安局的调查人员对我提出了批评:“以后要注意工作方法,掌握学生的性格特点,如果不对张玉勤连续进行批评,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个悲剧。”我先后三次看望张玉勤的家人,学校也拿去了100元钱。
张玉勤这事闹开后,南阳地区革委会派人来调查,南阳地委批示,要求全区各级学校“狠批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批判右倾回潮思想”。年底,唐河县委撤销该校党支部委员、校长罗长奇的职务,开除我的公职,留用察看两年。
一桩悲剧发展成另外一桩悲剧
但不知何种原因,时隔半年后此事又惊动中央,从而在全国教育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1974年1月19日上午,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的谢静宜、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绕开河南省、地、县三级政府,直接重新调查此事。他们组织召开了地、县、公社干部汇报会和学生、教师、家长、干部座谈会,走访了张玉勤的家人。随后,197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给河南省委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发[1974]5号文件”(简称5号文件),把这件事定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责成河南省认真复核,严肃处理。5号文件指张玉勤是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并说:马振扶公社中学是搞“法西斯专政”,“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攻倒算”。
虽然几名“涉案人员”已受到处分,但中央调查组并不认可。谢、迟二人结束在马振扶公社调查的第二天,即1974年1月22日,河南省委、南阳地委组成联合调查组,于当年2月2日形成《关于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逼死学生事件的调查报告》;2月5日,河南省委向中央上报了一份检查报告,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对这一事件的调查情况,并对相关责任人作了处理。罗长奇和我是1974年2月被判刑入狱的。在此之前的20多天里,我们写了无数份检查,前后接受了14场批判。
1975年9月10日,罗校长和我在被关押了20个月后,终于等到了河南省高级法院的判决书:对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人命犯罗长奇、杨天成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罗长奇去林场劳改,我到农科所喂猪,虽然委屈,但总算走出了牢房。我劳改期间,工人们知我是个好老师善待于我。我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所长特派出七八个工人跟着我回家修房子。在那样的年头,这要冒很大风险的,我流着热泪说:“大家对我这么好,说明大家了解‘马振扶事件’真相,要是有一天还能当老师,一定要更好地干好工作。”
随着“马振扶事件”的升级,张玉勤被追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政府拨专款为张玉勤修了革命烈士墓,碑文是“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那时,全国各地来瞻仰的人络绎不绝,唐河县还专门修了一条通向张玉勤墓地的公路。上级还拨款给张玉勤家盖了三间瓦房,三间房子里摆满了全国各地赠送的镜框。张玉勤的一个哥哥被推荐上了大学,她的父亲做了学校的贫农代表。
“马振扶事件”波及全国后,刚刚复课的中小学校再次陷入混乱。全国各地一批忠于教育事业的中小学老师被打成“复辟”典型,一些学校停开英语课。
1977年5月7日,我和罗长奇结束服刑。服刑期满后,我俩不约而同下定决心——继续教书。那时我们都还不到40岁,何况事情有了转机。1977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对南阳地委和省教育局重新处理“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的报告作了批示,指出这是一个大冤案,决定撤销对我们的刑事处分,恢复我们的职务和原工资待遇。还派人赴唐河县召开万人大会,宣布这一平反决定。《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相继报道了这一消息。
1979年春,“马振扶事件”最终尘埃落定。当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文撤销“两个文件”(一个是1971年8月13日中央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另一个是“5号文件”)。同时,此事也揭开了南阳地区乃至河南省教育战线冤假错案平反工作的序幕。
和我同岁的罗长奇回校后又当了9年校长,我当班主任。1996年,我们相继退休。此前,我们的子女先后报考了师范院校,毕业后分配到马振扶中学任教。我家父子4人同台执教,在唐河县传为佳话。张玉勤的墓后来被搬迁,成为一个不起眼的小坟头,大墓碑也被群众砸碎。张玉勤的父母已经去世,她的一个哥哥也当了教师,现在退休住在南阳。我和她哥哥的关系不错,经常保持联系。
唐河县准备筹建“马振扶事件纪念馆”,这让我心中百感交集,我对张玉勤的不幸有责任,可是一方面我也是受害者,孰是孰非,谁能说清。
如今,始建于1958年的马振扶中学,因为校址偏僻,实际已经成为小学校,仅存8个班3个年级,只剩下“唐河县马振抚中学”校名犹在,见证着悠悠岁月……
(责编:孙展)
1973年是中国教育界的多事之秋,有黄帅日记,张铁生的白卷,又出了个“马振扶事件”。
试卷上的“打油诗”
1973年3月,我被调到马振扶公社中学任二(1)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当时初中为两年制,我教的实际是毕业班。我仅教了张玉勤一个多月,因为麦假后她就没有来上过课。不过,张玉勤的父亲想让女儿拿个毕业证,我就同意她参加毕业考试了。
7月10日下午外语考试结束后,英语老师栗玉气呼呼地找到我,拿出一份揉成一团的卷子。我展开一看,原来是张玉勤的英语试卷,卷面成绩只有6分,卷子背面写着几句顺口溜。当晚的教师会上,我向同事们通报此事,第二天,罗长奇校长在全校大会上批评了张玉勤,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后来,我又把张玉勤叫到办公室批评她:“你这个妮儿,考不好算了,还写顺口溜顶撞老师,老师让你写检查,你也不写……如果没有外文这个工具,怎能让毛泽东思想传播到全世界……”张玉勤低着头说:“杨老师,我错了!”“知道错了就好。你到班上作个检讨,也让大家受受教育。”在班上,我又批评了张玉勤几句。
7月11日午饭后,一个学生向我报告说:“张玉勤让我给你请个假,她回家了。”我急忙派两个学生到她家去看,几十分钟后,两个学生跑回来说,张玉勤没有回家。我心里一紧,急忙向罗长奇校长做了汇报,校长派出二年级3个班的二百多名学生分头出去寻找,而我不停地拨打张玉勤亲属附近单位的电话,让他们帮助查找。14日早上,我担心的事发生了,有人在虎山水库里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接到报案后,唐河县公安局预审股股长田道义等人前来验尸,走访调查。最后作出的结论是自杀。
后来我反复想张玉勤自杀的原因,大约是父母对她比较严厉;学习成绩不好,她被同学们歧视;而学校和我的多次公开批评使她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导致她最后选择了轻生。当时,公安局的调查人员对我提出了批评:“以后要注意工作方法,掌握学生的性格特点,如果不对张玉勤连续进行批评,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个悲剧。”我先后三次看望张玉勤的家人,学校也拿去了100元钱。
张玉勤这事闹开后,南阳地区革委会派人来调查,南阳地委批示,要求全区各级学校“狠批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批判右倾回潮思想”。年底,唐河县委撤销该校党支部委员、校长罗长奇的职务,开除我的公职,留用察看两年。
一桩悲剧发展成另外一桩悲剧
但不知何种原因,时隔半年后此事又惊动中央,从而在全国教育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1974年1月19日上午,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的谢静宜、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绕开河南省、地、县三级政府,直接重新调查此事。他们组织召开了地、县、公社干部汇报会和学生、教师、家长、干部座谈会,走访了张玉勤的家人。随后,197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给河南省委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发[1974]5号文件”(简称5号文件),把这件事定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责成河南省认真复核,严肃处理。5号文件指张玉勤是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并说:马振扶公社中学是搞“法西斯专政”,“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攻倒算”。
虽然几名“涉案人员”已受到处分,但中央调查组并不认可。谢、迟二人结束在马振扶公社调查的第二天,即1974年1月22日,河南省委、南阳地委组成联合调查组,于当年2月2日形成《关于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逼死学生事件的调查报告》;2月5日,河南省委向中央上报了一份检查报告,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对这一事件的调查情况,并对相关责任人作了处理。罗长奇和我是1974年2月被判刑入狱的。在此之前的20多天里,我们写了无数份检查,前后接受了14场批判。
1975年9月10日,罗校长和我在被关押了20个月后,终于等到了河南省高级法院的判决书:对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人命犯罗长奇、杨天成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罗长奇去林场劳改,我到农科所喂猪,虽然委屈,但总算走出了牢房。我劳改期间,工人们知我是个好老师善待于我。我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所长特派出七八个工人跟着我回家修房子。在那样的年头,这要冒很大风险的,我流着热泪说:“大家对我这么好,说明大家了解‘马振扶事件’真相,要是有一天还能当老师,一定要更好地干好工作。”
随着“马振扶事件”的升级,张玉勤被追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政府拨专款为张玉勤修了革命烈士墓,碑文是“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那时,全国各地来瞻仰的人络绎不绝,唐河县还专门修了一条通向张玉勤墓地的公路。上级还拨款给张玉勤家盖了三间瓦房,三间房子里摆满了全国各地赠送的镜框。张玉勤的一个哥哥被推荐上了大学,她的父亲做了学校的贫农代表。
“马振扶事件”波及全国后,刚刚复课的中小学校再次陷入混乱。全国各地一批忠于教育事业的中小学老师被打成“复辟”典型,一些学校停开英语课。
1977年5月7日,我和罗长奇结束服刑。服刑期满后,我俩不约而同下定决心——继续教书。那时我们都还不到40岁,何况事情有了转机。1977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对南阳地委和省教育局重新处理“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的报告作了批示,指出这是一个大冤案,决定撤销对我们的刑事处分,恢复我们的职务和原工资待遇。还派人赴唐河县召开万人大会,宣布这一平反决定。《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相继报道了这一消息。
1979年春,“马振扶事件”最终尘埃落定。当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文撤销“两个文件”(一个是1971年8月13日中央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另一个是“5号文件”)。同时,此事也揭开了南阳地区乃至河南省教育战线冤假错案平反工作的序幕。
和我同岁的罗长奇回校后又当了9年校长,我当班主任。1996年,我们相继退休。此前,我们的子女先后报考了师范院校,毕业后分配到马振扶中学任教。我家父子4人同台执教,在唐河县传为佳话。张玉勤的墓后来被搬迁,成为一个不起眼的小坟头,大墓碑也被群众砸碎。张玉勤的父母已经去世,她的一个哥哥也当了教师,现在退休住在南阳。我和她哥哥的关系不错,经常保持联系。
唐河县准备筹建“马振扶事件纪念馆”,这让我心中百感交集,我对张玉勤的不幸有责任,可是一方面我也是受害者,孰是孰非,谁能说清。
如今,始建于1958年的马振扶中学,因为校址偏僻,实际已经成为小学校,仅存8个班3个年级,只剩下“唐河县马振抚中学”校名犹在,见证着悠悠岁月……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