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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百姓一起自得其乐。后来，有不少与陈云同场听过书的群众在街头巷尾自豪地说：“我不止七八次与陈云同志一起听书，我就坐在他的后排右侧。每逢演员放噱头（评弹中逗笑的话或举动），他就和大伙一起放声大笑，一点没有中央领导的架子，真开心！”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理财人，难免给人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其实，生活中的陈云非常平易近人，有着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笔者曾多次走进中南海，采访过这位开国伟人的亲属和他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力求还原一个平民陈云，在陈云110周年诞辰之际，以飨读者。
谁吃请就让谁吃“闭门羹”
陈云一生清正廉洁，对自己要求很严，给自己立了个不收礼的规矩，并要求工作人员——凡是有人来送礼，必须向他报告，不得擅自收下，外宾送的礼品也一一上交。他说：“送礼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
1976年以后，一些老同志在陈云的关心下恢复了工作。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有一位老同志送来一纸箱葡萄，陈云坚决地说：“带回去。”经过反复推让，陈云才说：“那好，我尝5颗。”果真，他只摘了5颗葡萄，送友出门。
还有一次，一个大军区的两位领导来向陈云汇报工作，随身带来两盒当地产的葡萄。当他们汇报完起身告辞时，陈云让他们把葡萄带走，并说，我是中纪委书记，不能收你们的礼物。他们解释说，这值不了几个钱，算不上送礼，只是请您尝尝。陈云说，好吧，那我吃10颗，叫“十全十美”，剩下的你们带回去。
渐渐地，登门办事者均空手而来，再也不给陈云提东西送礼了。陈云开玩笑说：“如果主席、总理给我送礼，我就收，因为他俩没有求我的事儿。”
陈云不喜欢客套，讲究实在。平时去外地，他向来不准当地领导人迎送，也不让老朋友老部下到他家中做礼节性的拜访。用他的话说，叫做“不接不送”“不请不到”，他总说：“大家都挺忙的，走那形式干吗！”“没事別来，有事说事。如果电话中把事办了，就别跑腿了。”
陈云自己不吃请，自己吃得也比较简单，这是他的习惯。但他并不“死板”，即使在那个斗争火药味比较浓烈的时代，对一些必要的人情，陈云认为还是应该要的，并不是凡事都“上纲上线”的。在20世纪50年代对资改造和“三反”“五反”搞得最轰轰烈烈的时候，有些干部怕与资本家交往，怕被腐蚀，杯弓蛇影，陈云对此指出，要有来往，要做工作，既不是被腐蚀，也不要把正常的交往“敌对化”。他曾讲过一个小故事，天津有一位女老板，看到公方代表开会回来忙得顾不上吃饭，给就他煮了一碗面条，公方代表绷紧了阶级斗争之弦，拍着桌子，吹胡子瞪眼睛说：“你腐蚀我吗？”陈云认为这样做也太不近人情了。
“一点没有中央领导的架子”
20世纪50年代，北京内连皗鞋厂的业务以承接外来订货为主，特别讲信誉，特别注重质量。当时把关的有两个老师傅，手艺都是“头等头的上乘”。其中的王文林还给毛泽东定做过毛边底布鞋，他制作的鞋非常合脚，毛泽东非常满意。后来，聂荣臻也穿了王文林做的鞋，感到称心满意，便将这位鞋匠介绍给了徐向前，徐帅又向陈云推荐。
陈云正苦于大脚趾变了形，急于想穿到合适的鞋。为此，王文林一连4次被请到中南海画样改样。陈云感动地说：“王师傅，咱们相见恨晚。今后我穿的布鞋，就全由你承包啦！”自此，陈云将王文林做的鞋戏称为“王牌”。
陈云是南方人，习惯于南方的气候。从1977年至1992年，他几乎每年都到杭州，住上一两个月、三四个月，在西子湖畔留下过许多轶事、佳话。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何宝生回忆道：“他每次出游，总是走在游客中间，凡是认识他的人，总是停步向他问好，有时他停下步来与游客聊天。一天，他在‘云栖竹径’散步，碰上几位上海旅客，他便打起了上海腔，与他们闲谈了好一会儿。有时他的出现，会使游客闻讯赶来看他，有时围观群众会越来越多，负责警卫的同志感到担心，可他却谈笑风生，说到高兴时还会开怀大笑。”
陈云特别喜爱听评弹，经常像普通百姓一样出入书场。可这样一来，工作人员十分头痛，他们一方面希望首长去听评弹，在繁忙工作之余轻松开心一下，也好调养身体;另一方面又担心首长的安全。陈云察觉了工作人员的心思，笑着对他们说：“没有关系，你们不用担心。我不像毛主席、周总理、少奇、朱德同志那样容易被群众注意和围观。”停了一下，他又说：“我们进书场不要过早，也不要过晚。”他还专门交代说：“我们不要在书场门前下车，与我同行的有一两个人就行了。”
就这样，陈云每次去书场，身着中山装，脚穿一双老皮鞋，天冷外出时再加一顶蓝布帽、一件棉坎肩，只有一辆车，一两人跟随。进场不惊动群众，退场时静静地走旁门，从不影响群众听书。他和百姓一起自得其乐。后来，有不少与陈云同场听过书的群众在街头巷尾自豪地说：“我不止七八次与陈云同志一起听书，我就坐在他的后排右侧。每逢演员放噱头（评弹中逗笑的话或举动），他就和大伙一起放声大笑，一点没有中央领导的架子，真开心！”
“木炭汽车”长寿要诀
陈云的体质一直比较弱。早在延安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身体比作“木炭汽车”，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感冒发烧是常事。1959年，他患了冠心病，后来经过治疗，有所恢复，但冠心病的帽子没有摘掉。1979年，他又患上直肠癌，成功地做了手术切除。1984年，又被发现患有帕金森氏病。但他仍然有条不紊、从容顽强地应对繁重的工作，直到晚年依然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而且能够享年90岁。究其原因，除了由于先进的医学科学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外，也和他良好的个人修养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陈云一生淡泊名利，崇尚至简生活。这种淡泊名利的心态对他个人的健康大有裨益。
“粗菜淡饭，布衣素食”是陈云生活的真实写照。他的两套毛料中山装，只有在接见外宾、出席会议和重大活动时才穿，一直穿了30多年，平时在家里办公，穿的是布衣。他的大衣是两用的，春、秋天是夹大衣，到了冬天，把做好的厚绒衬里用几个扣子扣上，就成了厚大衣。他用东西也很节约，一只皮箱是延安时期的，直到1994年还在用。有一把刮胡刀，刀架是1935年由上海秘密去苏联之前买的，3个刀片用了10年，而刀架一直用到他逝世之前。他有一件坎肩自解放东北时开始穿，穿了40多年，坎肩上补丁叠缀，布料不一——在江西“蹲点”时，曾有人粗略数过，各种大小补丁有28块。直到1984年，棉坎肩已经有32个补丁，破旧得不行了，陈云才勉强同意换下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比较困难，陈云一日3餐的伙食标准是：早饭稀饭、面包、牛奶、奶油、果酱、咸菜;午饭1道蔬菜、1道荤菜、2两米饭;晚饭为1份豆制品（即豆腐、豆腐干等）和1份蔬菜、1两半米饭。到八九十年代，国家的经济开始好起来，陈云的伙食也有所改善，但依然很简单。吃饭也是细嚼慢咽，不急不忙。据他的一位保健医生说，他每餐吃一小碟花生米，永远是13粒。每餐的米饭都吃完，一粒米也不剩，米粒掉到桌上还要拣起来吃掉。他每餐配有水果，经常是香蕉。他的食谱，是常年不变的，即使逢年过节和过生日也不改变。
在接受专访时，于若木说：“正是陈云同志这种平衡的膳食，对他晚年的健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从不吃零食，也从不喝饮料，这保证了他的肠胃正常，从无积食或腹泻的情况发生。”
陈云的生活哲学是“睡眠第一，吃饭第二”。他非常重视要有一个高质量的、充足的睡眠，这是在长期战争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他说：“在长征途中，在遇到后有追兵，前有敌人堵截时，往往需要急行军，必须绕道走很多路，才能躲避开敌人的精锐部队，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因此，吃不饱肚子是常有的事，但当部队找到了宿营地后，许多人的第一件事不是吃饭，而是设法找地方睡觉。因为，只有恢复体力，才有胃口吃饭，即使吃不上饭，也会有体力走路。”但事实上，他睡眠并不充足。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每天工作都在18个小时左右，上午、下午开会，或者看文件、处理问题，晚上8点钟到周恩来那里，12点钟到毛泽东那里汇报工作。他当时对苏联朋友说：“身体还可以，就是睡觉太少，一天4小时都保证不了。”
（水云间荐自《党史纵览》2015年第6期）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理财人，难免给人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其实，生活中的陈云非常平易近人，有着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笔者曾多次走进中南海，采访过这位开国伟人的亲属和他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力求还原一个平民陈云，在陈云110周年诞辰之际，以飨读者。
谁吃请就让谁吃“闭门羹”
陈云一生清正廉洁，对自己要求很严，给自己立了个不收礼的规矩，并要求工作人员——凡是有人来送礼，必须向他报告，不得擅自收下，外宾送的礼品也一一上交。他说：“送礼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
1976年以后，一些老同志在陈云的关心下恢复了工作。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有一位老同志送来一纸箱葡萄，陈云坚决地说：“带回去。”经过反复推让，陈云才说：“那好，我尝5颗。”果真，他只摘了5颗葡萄，送友出门。
还有一次，一个大军区的两位领导来向陈云汇报工作，随身带来两盒当地产的葡萄。当他们汇报完起身告辞时，陈云让他们把葡萄带走，并说，我是中纪委书记，不能收你们的礼物。他们解释说，这值不了几个钱，算不上送礼，只是请您尝尝。陈云说，好吧，那我吃10颗，叫“十全十美”，剩下的你们带回去。
渐渐地，登门办事者均空手而来，再也不给陈云提东西送礼了。陈云开玩笑说：“如果主席、总理给我送礼，我就收，因为他俩没有求我的事儿。”
陈云不喜欢客套，讲究实在。平时去外地，他向来不准当地领导人迎送，也不让老朋友老部下到他家中做礼节性的拜访。用他的话说，叫做“不接不送”“不请不到”，他总说：“大家都挺忙的，走那形式干吗！”“没事別来，有事说事。如果电话中把事办了，就别跑腿了。”
陈云自己不吃请，自己吃得也比较简单，这是他的习惯。但他并不“死板”，即使在那个斗争火药味比较浓烈的时代，对一些必要的人情，陈云认为还是应该要的，并不是凡事都“上纲上线”的。在20世纪50年代对资改造和“三反”“五反”搞得最轰轰烈烈的时候，有些干部怕与资本家交往，怕被腐蚀，杯弓蛇影，陈云对此指出，要有来往，要做工作，既不是被腐蚀，也不要把正常的交往“敌对化”。他曾讲过一个小故事，天津有一位女老板，看到公方代表开会回来忙得顾不上吃饭，给就他煮了一碗面条，公方代表绷紧了阶级斗争之弦，拍着桌子，吹胡子瞪眼睛说：“你腐蚀我吗？”陈云认为这样做也太不近人情了。
“一点没有中央领导的架子”
20世纪50年代，北京内连皗鞋厂的业务以承接外来订货为主，特别讲信誉，特别注重质量。当时把关的有两个老师傅，手艺都是“头等头的上乘”。其中的王文林还给毛泽东定做过毛边底布鞋，他制作的鞋非常合脚，毛泽东非常满意。后来，聂荣臻也穿了王文林做的鞋，感到称心满意，便将这位鞋匠介绍给了徐向前，徐帅又向陈云推荐。
陈云正苦于大脚趾变了形，急于想穿到合适的鞋。为此，王文林一连4次被请到中南海画样改样。陈云感动地说：“王师傅，咱们相见恨晚。今后我穿的布鞋，就全由你承包啦！”自此，陈云将王文林做的鞋戏称为“王牌”。
陈云是南方人，习惯于南方的气候。从1977年至1992年，他几乎每年都到杭州，住上一两个月、三四个月，在西子湖畔留下过许多轶事、佳话。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何宝生回忆道：“他每次出游，总是走在游客中间，凡是认识他的人，总是停步向他问好，有时他停下步来与游客聊天。一天，他在‘云栖竹径’散步，碰上几位上海旅客，他便打起了上海腔，与他们闲谈了好一会儿。有时他的出现，会使游客闻讯赶来看他，有时围观群众会越来越多，负责警卫的同志感到担心，可他却谈笑风生，说到高兴时还会开怀大笑。”
陈云特别喜爱听评弹，经常像普通百姓一样出入书场。可这样一来，工作人员十分头痛，他们一方面希望首长去听评弹，在繁忙工作之余轻松开心一下，也好调养身体;另一方面又担心首长的安全。陈云察觉了工作人员的心思，笑着对他们说：“没有关系，你们不用担心。我不像毛主席、周总理、少奇、朱德同志那样容易被群众注意和围观。”停了一下，他又说：“我们进书场不要过早，也不要过晚。”他还专门交代说：“我们不要在书场门前下车，与我同行的有一两个人就行了。”
就这样，陈云每次去书场，身着中山装，脚穿一双老皮鞋，天冷外出时再加一顶蓝布帽、一件棉坎肩，只有一辆车，一两人跟随。进场不惊动群众，退场时静静地走旁门，从不影响群众听书。他和百姓一起自得其乐。后来，有不少与陈云同场听过书的群众在街头巷尾自豪地说：“我不止七八次与陈云同志一起听书，我就坐在他的后排右侧。每逢演员放噱头（评弹中逗笑的话或举动），他就和大伙一起放声大笑，一点没有中央领导的架子，真开心！”
“木炭汽车”长寿要诀
陈云的体质一直比较弱。早在延安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身体比作“木炭汽车”，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感冒发烧是常事。1959年，他患了冠心病，后来经过治疗，有所恢复，但冠心病的帽子没有摘掉。1979年，他又患上直肠癌，成功地做了手术切除。1984年，又被发现患有帕金森氏病。但他仍然有条不紊、从容顽强地应对繁重的工作，直到晚年依然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而且能够享年90岁。究其原因，除了由于先进的医学科学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外，也和他良好的个人修养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陈云一生淡泊名利，崇尚至简生活。这种淡泊名利的心态对他个人的健康大有裨益。
“粗菜淡饭，布衣素食”是陈云生活的真实写照。他的两套毛料中山装，只有在接见外宾、出席会议和重大活动时才穿，一直穿了30多年，平时在家里办公，穿的是布衣。他的大衣是两用的，春、秋天是夹大衣，到了冬天，把做好的厚绒衬里用几个扣子扣上，就成了厚大衣。他用东西也很节约，一只皮箱是延安时期的，直到1994年还在用。有一把刮胡刀，刀架是1935年由上海秘密去苏联之前买的，3个刀片用了10年，而刀架一直用到他逝世之前。他有一件坎肩自解放东北时开始穿，穿了40多年，坎肩上补丁叠缀，布料不一——在江西“蹲点”时，曾有人粗略数过，各种大小补丁有28块。直到1984年，棉坎肩已经有32个补丁，破旧得不行了，陈云才勉强同意换下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比较困难，陈云一日3餐的伙食标准是：早饭稀饭、面包、牛奶、奶油、果酱、咸菜;午饭1道蔬菜、1道荤菜、2两米饭;晚饭为1份豆制品（即豆腐、豆腐干等）和1份蔬菜、1两半米饭。到八九十年代，国家的经济开始好起来，陈云的伙食也有所改善，但依然很简单。吃饭也是细嚼慢咽，不急不忙。据他的一位保健医生说，他每餐吃一小碟花生米，永远是13粒。每餐的米饭都吃完，一粒米也不剩，米粒掉到桌上还要拣起来吃掉。他每餐配有水果，经常是香蕉。他的食谱，是常年不变的，即使逢年过节和过生日也不改变。
在接受专访时，于若木说：“正是陈云同志这种平衡的膳食，对他晚年的健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从不吃零食，也从不喝饮料，这保证了他的肠胃正常，从无积食或腹泻的情况发生。”
陈云的生活哲学是“睡眠第一，吃饭第二”。他非常重视要有一个高质量的、充足的睡眠，这是在长期战争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他说：“在长征途中，在遇到后有追兵，前有敌人堵截时，往往需要急行军，必须绕道走很多路，才能躲避开敌人的精锐部队，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因此，吃不饱肚子是常有的事，但当部队找到了宿营地后，许多人的第一件事不是吃饭，而是设法找地方睡觉。因为，只有恢复体力，才有胃口吃饭，即使吃不上饭，也会有体力走路。”但事实上，他睡眠并不充足。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每天工作都在18个小时左右，上午、下午开会，或者看文件、处理问题，晚上8点钟到周恩来那里，12点钟到毛泽东那里汇报工作。他当时对苏联朋友说：“身体还可以，就是睡觉太少，一天4小时都保证不了。”
（水云间荐自《党史纵览》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