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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共青团北京市委课题组发布了新近完成的一项关于青少年不良行为的调研。这项调研，用数据勾勒出这些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发展轨迹。结果显示：没有天生的“坏孩子”，青少年不良行为起始于一些小毛病，80%都有来自家庭环境的影响。几乎是同时，以这项调查分析为依据开发的重点青少年帮扶信息系统，在共青团北京市委内部“上线”。各社区和学校的团组织负责人可以登录该系统上传信息，并按照系统指定的工作流程对不良行为青少年进行合作帮扶模式。
小毛病导致大问题
有这么一群孩子，他们有的逃学旷课，有的抽烟喝酒，有的打架斗殴，有的偷窃赌博……如果没人管束，他们也许还会走向犯罪的深渊。他们是别人眼中的“坏孩子”。杀人犯张强就曾经是这样一个“坏孩子”。
张强，28岁，家住北京通州，2005年因为杀人而入狱8年多，那时他还不到18岁。而在此前，他一直“混迹于江湖”。他承认，在杀人之前的几年里，除了黄赌毒，其他什么坏事都做过。张强口中的坏事，在青少年工作者看来叫“不良行为”，他们给这个概念作了一个定义，那些违反社会公共生活准则与有关行为规范，或者不能良好地适应社会生活，从而给社会、他人和本人造成不良影响或危害的行为——包括逃学、旷课、夜不归宿，与社会不良人员联系较多;抽烟喝酒，携带管制刀具，打架斗殴、辱骂他人等，都被叫做不良行为。张强也曾经是个好孩子，而且还是那种学习很好，老师很喜欢的好孩子。转变出现在他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由于父母离婚，张强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因为无法给予他一个完整的家庭，父母便试图在物质上补偿他。
由于身上总是带着现金，引来了不良少年觊觎，总有大孩子向他伸手，他也常常因此受欺侮。因为家庭的原因，他养成了不愿意向家人倾诉的性格，总想着靠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我有个只比我大几岁的叔叔就会帮我出头，身边也因此有了一帮小哥们儿。”此后，他便开始跟哥们儿一起出去吃饭喝酒。再有大孩子欺负他的时候，他也学会了反击。于是，从抽烟喝酒，到打架斗殴，再到后来跟社会不良青少年交往，模仿电影《古惑仔》里的情节，混迹黑社会，直到他失手把一个碎了的啤酒瓶扎在另外一个人的脖子上。他觉得就像是有什么力量推着他一样，一步步走向犯罪。
张强的经历，完全符合共青团北京市委调研报告中坏孩子走向犯罪的轨迹。课题组检索了2010年以来一些司法社工机构撰写的700份社会调查报告，详细梳理了某区2010年以来，京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个案233例;通过走访看守所、未管所，以问卷方式，调查了247名北京各区县看守所京籍青少年犯罪嫌疑人，169名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的犯罪青少年;通过走访2所普通中学、3所技校和6所工读学校，以焦点小组的方式与一线教师及学校管理人员座谈，形成了47份关于不良行为青少年特点、影响因素等内容的问卷，并用数据大致勾勒出这些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发展轨迹。
调研报告中，“抽烟喝酒”通常是青少年不良行为发展轨迹的起点。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值一提的小毛病，而正是这些小毛病，却让很多青少年滑向犯罪的边缘。课题组对7种不良行为按照“最早发生”的人数比例排序，其中前4种不良行为分别是：抽烟喝酒（37%），打架斗殴、辱骂他人（29.6%），逃学、旷课、夜不归宿（14.8%），与学校和家庭关系紧张（7.4%）。在7种不良行为中，这4项经历最可能成为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最早发生的不良行为。通过数据，他们给有“抽烟喝酒”的不良行为青少年大致描出了一条发展轨迹：抽烟喝酒——打架斗殴、辱骂他人——与学校和家庭关系紧张——逃学、旷课、夜不归宿——与社会不良人员联系——进入法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营业性歌舞厅等场所。报告中还显示，超过六成的不良行为青少年，有两种以上的不良行为，而且这些行为往往相伴相生。
课题组认为，抽烟喝酒及逃学、旷课、夜不归宿等不良行为，是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高风险因素，打架斗殴、辱骂他人、与社会不良人员联系较多、网络成瘾以及携带管制刀具等不良行为的危险程度也很高，而且六成犯罪青少年在犯罪前大多具有2种到5种不良行为。
小升初时期是关键
调研显示：青少年首次不良行为的平均年龄是12.25岁。12.25岁，本该是在校为小升初而努力学习的年纪，却是报告中很多青少年首次产生不良行为的平均年龄。而这与青春期的萌芽大体一致，是预防和干预不良行为产生的最佳时期，也确定了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低年级的教学机构，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单位。
杜亮（化名）第一次产生不良行为时才只有9岁。因为母亲早逝，独自在北京打拼的父亲无力抚养杜亮，便把他寄养在河南郑州的叔叔家。因为婶婶并不关心他，更不会给他零花钱。没钱买文具的他，开始偷拿同学的笔、本等文具。回到父亲身边后，他偷窃的习惯不改，最终参与了多起盗窃案件，并被抓进看守所。在长期跟踪帮扶杜亮的司法社工刘羽看来，如果能在他刚开始产生那些不良行为的时候，就有人介入，加以正确引导;那么他很可能就不会犯下之后那些更大的错了。
课题组认为，针对已经出现不良行为的青少年，应建立预警机制，并给予重点介入，进行心理和行为方面的矫正和训练，附带进行学习和就业辅导，帮助他们摆脱不健康的状态，防止其因失学而进一步危害社会。据了解，全市1807所中小学校已经配备法制副校长，能够给在校青少年普及法律常识，但配备专业社工的学校却寥寥无几，对于已经出现不良行为的青少年，该如何矫正，缺乏系统的对策。
传统的学校教育受专业知识、人力等限制，在对不良行为学生的教育管理中，比较被动，且无法更多调动社会资源，帮助有不良行为学生。社工可以运用专业知识和方法，实现校内及校外资源的整合，通过个案工作、友伴团体工作、家庭工作等多种专业工作方法的整合运用，从而帮助青少年减少不良行为，回归正常学习、生活的轨道，实现健康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调研中一线教师及教育工作者普遍反映：近年来女生的不良行为也有所增加。根据调研，京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男性208人，占89.3%，女性25人，占10.7%;看守所青少年犯罪嫌疑人中男性236人，占95.5%，女性11人，占4.5%;未成年犯管教所的犯罪青少年中男性162人，占95.9%，女性7人，占4.1%;47名北京普通中学及技校的有不良行为青少年中，男性41人，占87.2%，女性6人，占12.8%。 专家：加强正面教育
在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主任席小华看来，青少年之所以产生不良行为，源于内心的某种需求。她曾跟调研组走进北京西城区的一所学校，发现老师正为学生抽烟头疼，为避免学生下课后扎堆儿去厕所抽烟，老师甚至都不敢休息，去厕所盯着。“我问了一下，这些孩子真正有烟瘾的还不到10%，那为什么他们还那么喜欢抽烟呢？”在跟孩子的深入交流中，席小华找到了答案，“他们告诉我，如果像别人一样抽烟就能有朋友，就能够相互支持。这是一种社交的需求。”在她看来，那些孩子是把抽烟当成了跟别人交往的方式。学校可组织学生多参加社交活动，满足孩子的社交需求，他们自然就不会通过不良行为建立社交关系了。
在北京海淀寄读学校做驻校社工的金超然，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不良行为青少年。她的工作之一便是解读这些孩子行为背后的内心需求。她曾跟踪帮扶过一个父母离异的女孩。因为父母不怎么管她，没有经济来源的她，找了一个男朋友。当她想要分手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却总是纠缠;于是，为了躲避这种纠缠，她开始去网吧，泡夜店。“其实她内心是有想要继续学习的需求，她想以后读中专，但没有经济来源。为了支持这种需求，才有了后面的那些不良行为。”金超然说。她认为：青春期少年有独立自主的需求，有和异性交往的需求。如果学校不能从正面满足这些需求，孩子们就会到校外通过非正常的渠道解决。这个时候，不良行为就很容易发生了。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任、北京市海淀睿搏社会工作事务所所长范燕宁，参与了共青团北京课题组不良行为调研报告的工作。范燕宁认为：多数不良行为青少年开始不良行为的年龄是12岁，离开学校的平均年龄是15岁，分别处于小学和初中的最后一年。也就是说，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在最需要有人“拉一把”的时候，离开了学校。
范燕宁表示：“根据我对一些失学失业失管的‘三失’青少年的接触，他们基本都是在十四五岁就不愿再上学了。举个例子，有个男孩原来在海淀区一所不错的学校上学，到初二时，逐渐感觉功课吃力，总被老师批评，他只好睡觉。再以后，他一去学校就头疼，而且越来越厉害。他妈妈只好同意让他在家休息几天。没想到这孩子在家一待就是两三个月，任凭老师、家长怎么说，他都不上学了。”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对许多青少年来讲，十四五岁是一个大分化的年龄。一方面，这是由于处在青春期阶段的青少年自我意识“觉醒”，身体逐渐长高，开始察觉到自身的力量，有了与他人抗衡的资本;另一方面，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好在上初二初三，学校功课的复杂抽象程度提升，理解听懂的难度增加了，一些孩子因为听不懂功课在课堂待着无聊，开始扰乱课堂秩序或逃学，产生各种不良行为。
范燕宁认为，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间点，应该是初中一、二年级。在这个年龄段里，家长和学校要注意孩子在学习上的反应，使孩子不掉队;同时，要鼓励孩子积极向上，勇敢面对学习上的困难;还要注意对孩子课余生活的引导，注意创造一个温馨、多样化、健康向上的环境。除了学习之外，鼓励孩子培养业余爱好。
对于一些已经在学习上明显“掉队”的青少年，家长要注意多与他们沟通，帮助他们设计职业生涯，选择有可能继续学习的职业学校，实现由义务教育到职业教育的平顺转化，让孩子重新树立前进的信心和方向。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的密切配合，引导青少年走上一条切实可行的成长之路，是预防问题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的关键。
小毛病导致大问题
有这么一群孩子，他们有的逃学旷课，有的抽烟喝酒，有的打架斗殴，有的偷窃赌博……如果没人管束，他们也许还会走向犯罪的深渊。他们是别人眼中的“坏孩子”。杀人犯张强就曾经是这样一个“坏孩子”。
张强，28岁，家住北京通州，2005年因为杀人而入狱8年多，那时他还不到18岁。而在此前，他一直“混迹于江湖”。他承认，在杀人之前的几年里，除了黄赌毒，其他什么坏事都做过。张强口中的坏事，在青少年工作者看来叫“不良行为”，他们给这个概念作了一个定义，那些违反社会公共生活准则与有关行为规范，或者不能良好地适应社会生活，从而给社会、他人和本人造成不良影响或危害的行为——包括逃学、旷课、夜不归宿，与社会不良人员联系较多;抽烟喝酒，携带管制刀具，打架斗殴、辱骂他人等，都被叫做不良行为。张强也曾经是个好孩子，而且还是那种学习很好，老师很喜欢的好孩子。转变出现在他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由于父母离婚，张强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因为无法给予他一个完整的家庭，父母便试图在物质上补偿他。
由于身上总是带着现金，引来了不良少年觊觎，总有大孩子向他伸手，他也常常因此受欺侮。因为家庭的原因，他养成了不愿意向家人倾诉的性格，总想着靠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我有个只比我大几岁的叔叔就会帮我出头，身边也因此有了一帮小哥们儿。”此后，他便开始跟哥们儿一起出去吃饭喝酒。再有大孩子欺负他的时候，他也学会了反击。于是，从抽烟喝酒，到打架斗殴，再到后来跟社会不良青少年交往，模仿电影《古惑仔》里的情节，混迹黑社会，直到他失手把一个碎了的啤酒瓶扎在另外一个人的脖子上。他觉得就像是有什么力量推着他一样，一步步走向犯罪。
张强的经历，完全符合共青团北京市委调研报告中坏孩子走向犯罪的轨迹。课题组检索了2010年以来一些司法社工机构撰写的700份社会调查报告，详细梳理了某区2010年以来，京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个案233例;通过走访看守所、未管所，以问卷方式，调查了247名北京各区县看守所京籍青少年犯罪嫌疑人，169名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的犯罪青少年;通过走访2所普通中学、3所技校和6所工读学校，以焦点小组的方式与一线教师及学校管理人员座谈，形成了47份关于不良行为青少年特点、影响因素等内容的问卷，并用数据大致勾勒出这些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发展轨迹。
调研报告中，“抽烟喝酒”通常是青少年不良行为发展轨迹的起点。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值一提的小毛病，而正是这些小毛病，却让很多青少年滑向犯罪的边缘。课题组对7种不良行为按照“最早发生”的人数比例排序，其中前4种不良行为分别是：抽烟喝酒（37%），打架斗殴、辱骂他人（29.6%），逃学、旷课、夜不归宿（14.8%），与学校和家庭关系紧张（7.4%）。在7种不良行为中，这4项经历最可能成为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最早发生的不良行为。通过数据，他们给有“抽烟喝酒”的不良行为青少年大致描出了一条发展轨迹：抽烟喝酒——打架斗殴、辱骂他人——与学校和家庭关系紧张——逃学、旷课、夜不归宿——与社会不良人员联系——进入法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营业性歌舞厅等场所。报告中还显示，超过六成的不良行为青少年，有两种以上的不良行为，而且这些行为往往相伴相生。
课题组认为，抽烟喝酒及逃学、旷课、夜不归宿等不良行为，是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高风险因素，打架斗殴、辱骂他人、与社会不良人员联系较多、网络成瘾以及携带管制刀具等不良行为的危险程度也很高，而且六成犯罪青少年在犯罪前大多具有2种到5种不良行为。
小升初时期是关键
调研显示：青少年首次不良行为的平均年龄是12.25岁。12.25岁，本该是在校为小升初而努力学习的年纪，却是报告中很多青少年首次产生不良行为的平均年龄。而这与青春期的萌芽大体一致，是预防和干预不良行为产生的最佳时期，也确定了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低年级的教学机构，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单位。
杜亮（化名）第一次产生不良行为时才只有9岁。因为母亲早逝，独自在北京打拼的父亲无力抚养杜亮，便把他寄养在河南郑州的叔叔家。因为婶婶并不关心他，更不会给他零花钱。没钱买文具的他，开始偷拿同学的笔、本等文具。回到父亲身边后，他偷窃的习惯不改，最终参与了多起盗窃案件，并被抓进看守所。在长期跟踪帮扶杜亮的司法社工刘羽看来，如果能在他刚开始产生那些不良行为的时候，就有人介入，加以正确引导;那么他很可能就不会犯下之后那些更大的错了。
课题组认为，针对已经出现不良行为的青少年，应建立预警机制，并给予重点介入，进行心理和行为方面的矫正和训练，附带进行学习和就业辅导，帮助他们摆脱不健康的状态，防止其因失学而进一步危害社会。据了解，全市1807所中小学校已经配备法制副校长，能够给在校青少年普及法律常识，但配备专业社工的学校却寥寥无几，对于已经出现不良行为的青少年，该如何矫正，缺乏系统的对策。
传统的学校教育受专业知识、人力等限制，在对不良行为学生的教育管理中，比较被动，且无法更多调动社会资源，帮助有不良行为学生。社工可以运用专业知识和方法，实现校内及校外资源的整合，通过个案工作、友伴团体工作、家庭工作等多种专业工作方法的整合运用，从而帮助青少年减少不良行为，回归正常学习、生活的轨道，实现健康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调研中一线教师及教育工作者普遍反映：近年来女生的不良行为也有所增加。根据调研，京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男性208人，占89.3%，女性25人，占10.7%;看守所青少年犯罪嫌疑人中男性236人，占95.5%，女性11人，占4.5%;未成年犯管教所的犯罪青少年中男性162人，占95.9%，女性7人，占4.1%;47名北京普通中学及技校的有不良行为青少年中，男性41人，占87.2%，女性6人，占12.8%。 专家：加强正面教育
在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主任席小华看来，青少年之所以产生不良行为，源于内心的某种需求。她曾跟调研组走进北京西城区的一所学校，发现老师正为学生抽烟头疼，为避免学生下课后扎堆儿去厕所抽烟，老师甚至都不敢休息，去厕所盯着。“我问了一下，这些孩子真正有烟瘾的还不到10%，那为什么他们还那么喜欢抽烟呢？”在跟孩子的深入交流中，席小华找到了答案，“他们告诉我，如果像别人一样抽烟就能有朋友，就能够相互支持。这是一种社交的需求。”在她看来，那些孩子是把抽烟当成了跟别人交往的方式。学校可组织学生多参加社交活动，满足孩子的社交需求，他们自然就不会通过不良行为建立社交关系了。
在北京海淀寄读学校做驻校社工的金超然，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不良行为青少年。她的工作之一便是解读这些孩子行为背后的内心需求。她曾跟踪帮扶过一个父母离异的女孩。因为父母不怎么管她，没有经济来源的她，找了一个男朋友。当她想要分手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却总是纠缠;于是，为了躲避这种纠缠，她开始去网吧，泡夜店。“其实她内心是有想要继续学习的需求，她想以后读中专，但没有经济来源。为了支持这种需求，才有了后面的那些不良行为。”金超然说。她认为：青春期少年有独立自主的需求，有和异性交往的需求。如果学校不能从正面满足这些需求，孩子们就会到校外通过非正常的渠道解决。这个时候，不良行为就很容易发生了。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任、北京市海淀睿搏社会工作事务所所长范燕宁，参与了共青团北京课题组不良行为调研报告的工作。范燕宁认为：多数不良行为青少年开始不良行为的年龄是12岁，离开学校的平均年龄是15岁，分别处于小学和初中的最后一年。也就是说，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在最需要有人“拉一把”的时候，离开了学校。
范燕宁表示：“根据我对一些失学失业失管的‘三失’青少年的接触，他们基本都是在十四五岁就不愿再上学了。举个例子，有个男孩原来在海淀区一所不错的学校上学，到初二时，逐渐感觉功课吃力，总被老师批评，他只好睡觉。再以后，他一去学校就头疼，而且越来越厉害。他妈妈只好同意让他在家休息几天。没想到这孩子在家一待就是两三个月，任凭老师、家长怎么说，他都不上学了。”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对许多青少年来讲，十四五岁是一个大分化的年龄。一方面，这是由于处在青春期阶段的青少年自我意识“觉醒”，身体逐渐长高，开始察觉到自身的力量，有了与他人抗衡的资本;另一方面，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好在上初二初三，学校功课的复杂抽象程度提升，理解听懂的难度增加了，一些孩子因为听不懂功课在课堂待着无聊，开始扰乱课堂秩序或逃学，产生各种不良行为。
范燕宁认为，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间点，应该是初中一、二年级。在这个年龄段里，家长和学校要注意孩子在学习上的反应，使孩子不掉队;同时，要鼓励孩子积极向上，勇敢面对学习上的困难;还要注意对孩子课余生活的引导，注意创造一个温馨、多样化、健康向上的环境。除了学习之外，鼓励孩子培养业余爱好。
对于一些已经在学习上明显“掉队”的青少年，家长要注意多与他们沟通，帮助他们设计职业生涯，选择有可能继续学习的职业学校，实现由义务教育到职业教育的平顺转化，让孩子重新树立前进的信心和方向。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的密切配合，引导青少年走上一条切实可行的成长之路，是预防问题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