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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疗服务的专业知识和人际关系，构成了性质不同却又密切关联的两大研究领域。故面向科学史研究生的这一讲座，以宏观上两者并重为基本视角。就前者而言，传统医学不仅仍旧存活于当今社会的民众医疗健康事业中，且成为近代科学全面取代旧知识体系大势中惟一特例的原因何在？就后者论，因业内人士及整个社会对于医疗属于服务业的本质缺乏明确认识而制约着从公立、福利性医疗为主导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渡。而伴随科学技术进步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则实与两方面皆有关系。
关键词医疗服务 人文关怀 医学文化 传统医学 中西医结合 医学史
自2013年退休，我便安心过着老人应有的平淡生活。今天能有与各位新秀交流之机，颇感荣幸与高兴。然本讲座“学术前沿”之定位，实令我诚惶诚恐、愧不敢当。好在传统医学这些年来并无大的变化；且始终是一个人人可谈、各有仁智之见、谁也无法说服谁的恒久话题，因而我还是有足够的自信：可以保证所讲绝非照本宣科或人云亦云的老生常谈。惟望一己之见，有裨各位今后不同价值取向的深入研究。
就“漫谈”的路径而言，大抵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1、医疗的行业属性及现实问题；
2、传统医学的基本特点——包括“传”与“统”，“科学”与“文化”等；
3、结合中国传统医学的历史，谈史学研究的重要。
如此设计，主要是考虑各位在今后的科学史、科学哲学、STS等职业化研究之路上，难免不涉及这个既有悠久历史，又是普遍现实存在，且与传统文化、社会舆情均有密切关系的话题。但医学“知识史”的研究，并不适合没有医学专业背景者作为选题方向。故将报告基点定在“说古及今”——这样，或可启发各位找到适合自己兴趣与知识储备的选题。传统医学，不过是限定一下“漫谈”的对象领域；史学研究，更多体现为一种视角或研究方法，基本不会停滞在某个具体问题的考据分析上。
一医疗的行业属性和现实问题
1.医疗的行业属性
某医学生对有人说“医疗属于服务行业”表示无法理解：医疗，怎么能属于服务行业呢？
这或与司空见惯、充斥舆论的最常见说法“医者仁术”不无关系，甚至是他选择走上践行救死扶伤、人道主义职业之路的根本原因。而网上另一种解释：医疗“属于医疗卫生行业”。这无疑犯了“概念循环”的逻辑错误。但有意思的是竟有58人点赞！估计点赞者大多是那些辛辛苦苦、牢骚满腹的临床医生吧。
当然也有明白人：即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和信息系统局（SISD）对于服务行业的分类，其第8类即包括医院在内的“人类健康”服务；同时“卫生”则包含在第6类“环境服务”中；甚至包含“园丁、育人、师表”等美誉的“教育”，也是服务行业之一。
如此说来，那位医学生的困惑，实际上或与整个社会对服务行业普遍存在贬义认识有关。那么又为何需要认识医疗属于服务行业呢？如果各位有朝一日选择了“医疗保障制度”“医患关系”（医闹、医德）等话题作为研究对象（不论是史学性、还是现实性的），就非常需要先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了。即便是全民基本医疗健康保障、无偿的免疫接种等，虽属政府行为、社会福利，然其本质不过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购买服务——既然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么决定的因素无非在于羊身上有多少毛？以及剪毛者获得了多少毛？唯一可以商量的，只是这些“毛”的分配方法。专家们“增大投入”的《提案》屡见不鲜，确实颇得人心。貌似为民代言，关注弱势群体，但算不上切实可行的专家之言——因其本质不过是站在本领域的狭隘视角，要求多给点“毛”而已。其结果自然是“你尽管说”，但怎么分配，还得由当家人“通盘考虑、量人为出”。
那么，作为提供服务的企业——医院，要求“先交费、后抢救”，不然就得院长签字特批：由当家人承诺由院方承担费用——纳入医院的收支成本核算。这是否就名正言顺？还是应受到道义谴责？抑或没有其它解决办法？当然不是！
就我所知，即便在一些算不上非常发达的国家，“国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也是由国家承担。如此才不会出现作为企业之医院“见死不救”的问题；也不会令院长为难于“人道”与“经营成本”之间的权衡抉择。但这个保障只是基本的，无论是检查手段，还是治疗方法，乃至所用药物，都是基本的。至于、最先进、最好的、及时的治疗，只能靠个人有足够的财力，或未雨绸缪（保险）。这样的制度，不仅映射出并非纸上谈兵的理性思维，且这样的理性制度亦有利于民众增强自身的责任意识。
记得当年读《普及科学
美国2061计划》时，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即：（普及科学）教育的目的，是教会民众“过负责任”的生活！这句话值得慢慢体会。
至于说一个国家的福利或购买服务定在什么尺度，无疑取决于社会的财富积累（政府财力）。而那些用统计数字（发达国家与我国相关投入占GDP百分比的差距）来说事者，能算真正的专家吗？
不过，说医疗属于医疗行业也并非那么简单，这是个同义反复的逻辑问题。按照工具书的解释，“行业”一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词汇，概念并不明确、使用亦不规范。其对应的英语是industry（产业）。因而，就产业而言，通行的是：第一产业（农林牧渔）、第二产业（工业制造业）、第三产业（服务）。而中国在使用产业一词时，分一、二、三；在使用行业时，却打乱这个一级分类，直接罗列“三百六十行”。故医疗可以独立为“医疗卫生业”、教育就叫“教育業”等等。如此便模糊了医疗服务到底属于什么行业的问题。由于许多服务业具有其专业属性，属于专业技术服务，于是导致该领域的从业者觉得自己不属于服务业！特别是因为中国医疗体系传统是由公立医院主导的，所以就更容易在思想意识中否定其服务行业的本质。
认可医疗（包括药业）都是服务行业的基本属性，再看近来网上流传的这个讥讽段子也就不觉其那么丑恶了。对于服务行业，乃至所有的企业，最佳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其实无非就是同仁堂的经营理念：“义利并进”。同仁堂的堂训“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在百姓舆情、学者阐述中，通常只是将其视为诚信楷模，却忽视了其同时也是盈利、做大做强的保障。与同仁堂古训相似，杭州胡庆余堂的匾额，上书“戒欺”。 2.现实问题
医疗，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因而可资思考或作为研究选题的话题无数多、无限广。但我更希望研究者能透过现象，更多思考一些背后的、深层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无一例外牵涉着医学“科学‘技术‘社会”的三重属性。例如：
2.1“因病不治”还是“寿终正寝”——“老”还是“病”？
人们对医学有“万能”的要求，该领域的科学家也绝不会停止追求解决一切问题的脚步。两方面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机体一机械”的意识，使得医生像汽车修理工换轱辘、水箱、变速箱一样，践行着为病人换肝换肾，甚至换心脏、大脑的科学研究与实践。然而汽车修理工认同“报废”，在制度上可以规定使用年限，但“人”呢？例如一个简单的心脏支架，在制度层面上谁又能规定“最多做几个”？所以仅能从技术层面上回答你：“全覆盖”一共需要几根，故有人就此调侃说：那些被截成一节一节的支架，最后在体内又连成了一整根。
众所周知，随着医学的发展、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人群的平均寿命有了大幅提高。换言之，得享天年、尽其寿限，而不是死于缺医少药者已越来越多。老年病、慢性病虽然越来越多、极为普遍，但从本质上讲这些都是“退行性病变”，是自然规律，但却只有为数不多的医生敢于直言：是“老”，不是“病”。各位不妨扫描一下自己的记忆：你所见过的讣告，哪个不是“因病医治无效”？
“寿终正寝”一词不仅在表述方式上，甚至在头脑中都已经绝迹了。
若与那些并没有太高文化水平、科学素养的乡村民众的“白喜事”，为耄耋老人大操大办的“喜丧”相比，谁的思想意识更有遵循自然规律、实事求是的味道呢？
在此提到看似非常无聊的“喜丧”，意在提示俗话所言“处处留心皆学问”实在应该作为有志从事学术研究者的座右铭。注意观察生活，岂不正是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最被强调的田野调查方法？而能否发现背后的东西，则是研究素质的体现、手眼高低的区别。
2.2“进步”与“不满”同步上升——医疗安全问题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医学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但对“医疗服务”的不满却日益增多，原因何在？北医的张大庆教授曾就此做过专题报告，力图通过阐述医学的进步、能够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起到“正视听”的科普效果。但有些问题并非认识问题，尤其是独生子女的金贵带来的儿科医生流失、妇产科在孕产方面出现的“碰瓷”行为等。用某院长的话说：必须研究与重视“医疗安全”问题！这个安全，不是指患者方面（如注意药物副作用等），而是指医生方面的自身安全。
2.3过度医疗
医院里门诊输液处常常人满为患。严重的过度医疗，原因与责任在谁？有解决的办法吗？韩启德（中国科学院院士，医学专家）曾在科协年会上做过专题报告，在给出种种不必、无益，甚至有害的统计数据后，得出结论：患者有需求、家属有需求、药厂有需求、医院有需求……因此这个问题无解！于是，又要回到对那个旧问题的思考了：这是科学问题吗？是科普宣传能解决的问题？是公众科学素养的问题吗？
2.4新生活方式和新问题
伴随新生活方式而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有利于我们思考医学的特殊性、以及什么是科学的问题。
（1）两种研究——社会心理因素、生理病理
首先，当医学科学对于涉及各种精神、心理、行为问题的现象尚无实质性的“机体特殊性或病理改变”认识时，充斥社会的大多是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因素”的病因解释与所谓学术研究。只有当造成某一现象的真正原因或实质性病理改变被揭示时，科学研究者才会发声
有话说了、可以说了！诸如神经衰弱、抑郁症、自闭症、老年痴呆、毒品的心瘾问题、同性恋等，现代医学或已揭示其生理基础、病理改变，或仍在努力探索中。因而对于形形色色“社会心理因素”的研究报告，真的需要基于对科学发展历史的了解，保持适当的鉴别力。
科学研究成果，被新知识证明是错误的、被替代，实乃非常自然的事情。将科学用作“正确”的同义语，不过是民众对科学的认识而已。例如，伴随着基因研究，许多似乎已成定说的病因解释轰然倒塌；曾投入毕生心血的研究结果变得毫无价值，但却不能因此否定其所具有的“科學”性质。又如，有关动物界外激素作用的研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也没有人质疑其科学性、客观性；但当男女之欢、异性关系的和谐与否也被归于潜在的“第六感官——爱的气味”时，你又会做何评论呢？
（2）医疗行为的两种内涵——医学关怀、人文关怀
作为临床医生的医疗活动，并不能完全遵循科学家或科学研究的言行模式
当面对患者时，不管整个世界对这个疾病如何无知，你都必须有所作为。而作为治疗行为，可能既包含科学的、医学的；也包含人文关怀。
近年来，一位长眠于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名不见经传的医生特鲁多（E.L.Trudeau）的墓志铭，忽然在中国走红。“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often，To ComfortAlways.”最常见的中文翻译是：有时治愈，时常帮助，总是安慰。或认为应当译作：有时会治愈，常常能缓解，总是使舒适。据说，近一个世纪以来，来自全球的医师，一波波地来到这里“朝圣”，为的只是重温一下这段教诲，吸取一些精神素养！
对此，我认为应当从正反两方面思考：首先，在高频次的引用中，有些是借此批评、甚至否定西医，赞赏传统医学。其二，在这种褒贬中，实际上又包含着服务态度的人情冷暧，和不同医学体系自身性格特点两方面。文化人、民众对此的欣赏、共鸣，通常无非是就表象性的直觉感受而发。而态度表象背后“基于知识体系特点”的深层原因却往往被忽视。现代医学的客观性，决定其通常会采取实事求是的病情、效果评估（当然，这种实事求是未必一定是正确的）——这就难免令人觉得“生硬”或“高冷”。
举个最简单常见的小例子：在以骨科著称的积水潭医院，几乎所有的患者或家属在接受完治疗后都会问医生：“要给他（她）喝些骨头汤吧？”而医生则会面无表情地回答：“该多少天长好，就多少天，喝什么都没用。”但传统医学的医生断然不会如此回答，而其思想基础大概至少也可分为三种情况： a.仅有传统知识的医生不仅会认同，甚至会主动提示患者家属这样做。因为他们的知识、思维方式与民众是一致的：吃什么，补什么。
b.虽然学习过现代医学但未必认同。就骨折治疗这一具体问题而言，他们认同x光片用于诊断的先进性、认同x光直视下的整复过程效果更好、更便利。但同时也相信食物、药物有利于促进骨痂生长。
c.即便已经不相信任何传统医学方面的说法了，但有什么必要去和民众理论呢？反正喝点骨头汤又不会有什么坏处。
如果你再就上述“传统医学思维方式、知识构成，与民众常识的一致性”的观点，深究其理论层面，即《原始思维》所论“类比思维”；巫术研究经典之作《金枝》中“相似律”与“接触律”的理论归纳、实用技艺解析等；在研究方法上，再结合非常时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在分析视角中，融入“传播学”强调的“五要素”，那么这“一碗骨头汤”难道不足以作为一篇学位论文的选题吗？难道不足以写出一篇“小中见大、由小及大”的好文章吗？
总之，不管是小到一碗骨头汤的精细分析，还是大到宏观普视，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总能给患者“向好的希望”，哪怕实际上并做不到，但医生心中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如此当然会给予患者“温暖”感，而这种“温暖”感的实质，并非是简单的服务态度，而是给予患者最宝贵的“希望”！另外，如果我们站得再高一点、思想的禁锢再少一点，重新审视这个话题，又会怎样呢？一位卫生系统的高层领导在处理“骗子医疗机构”的现场，有患者或家属对其做了这样的表述：“他们能给我们‘希望’，你的医院能给我希望吗？”换言之，掩耳盗铃也好、自欺欺人也罢，只要用钱还能换来“希望”就行！A希望破灭了，那就再换B希望。虽然这种做法很傻，但对于一个绝望等死的人来说又该怎样呢？正如日本关西地区民众眼中的学界偶像梅园猛，在宗教问题的学术演讲中谈到：对于老年的我来说，宁愿相信来生、转世都是真的
这样可以对抗死亡的恐惧、带來心灵的快乐。
因而对于这个走红的墓志铭，对于“治疗·帮助·安慰”的问题，我认为还是要学会秉承“医学发展”的基本立场，理性、客观地认识这个问题：一二百年前，医学能够治疗的疾病真的十分有限；安慰难免不是无奈之举；时至今日，医学发展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如何“安慰”，什么才是有效的“安慰”，就留给人们自己去思考。总之，既然科学与人文各有自身的价值取向，那就不要片面地只想一方面。
（3）雌激素残留——可以高枕无忧吗？
有害物残留，通常谈论的不外乎农药、化肥、重金属，其实还有雌激素。
避孕药是一大发明。但广泛、大量使用后造成其在自然界中的存量增高，对于由此带来人类的性格、生理改变，可以高枕无忧吗？20世纪70年代，我在上学时看到了国外有关这一问题的报道；而现在看到的却是朋友圈中那些男科、妇科医生就日常所见种种现象的讨论与担忧了。而这通常只会表述到“新生活方式带来的问题”而已。
（4）技术进步——带来新的“伦理学”问题
技术进步，带来一系列过去没有的伦理学问题。而在学术性的伦理学讨论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层面的“是否可以无节制的改造自然”的问题。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刘益东研究员的话说：那么高尚、满戴光环的科技研究，如果生产出了“致毁知识”，而这种知识又存在一旦被生产出来，便不可能被“销毁”。于是，便引出了一些人尽管无时无刻不在使用与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生活便利，却大呼人类、世界都将毁于科技。我曾问过社科院一位领导：贵院这样看问题的人有多少？他想想后回答：大约10%。而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件事，就是对于现代医学（西医）与传统医学（中医）的褒贬
大声疾呼：回归传统医学。
3.三驾马车——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
“三驾马车”是几十年来，业界对中国医疗构成的一种表述。即三支队伍共存。这是“中国特色”——不仅在于数字“3”，且没有人敢用驾辕、拉套这样带有主次之分的表述方式，而是极为聪明地称之为三驾马车——并驾齐驱！
而在域外，却适合用另一种方式来表示：马驾辕、驴拉套——绝非双驾马车。驾辕的，无疑是现代生物医学（西医），传统医学只能“拉套”，故谓之“补充医疗”或“替代医疗”。
3.1中西医结合
在赵洪均所著《中西医结合二十讲》中，将中西结合的发展进程概括为6个阶段：
第一阶段，号召中西医团结。其背景可追溯到民国时期。上海留日医生余岩（云岫）受日本明治维新后全面学习西方、以立法形式废止“汉方医”的影响，在中国提出废除“旧医”议案，从而引发一场中医界的维权斗争，结果不了了之。1949年后，余岩旧话重提，上书称：国民党腐败无能，故不能成其事；共产党英明伟大，必能做到。于是风波再起，结果是毛主席发表了“团结中西医”的最高指示，卫生系统两位高官落马，全国开始兴办各种“西学中”班，各地先后建立了中医学院、中医研究院，民问开始“献秘方”运动……大约从1955年开始，《人民日报》和《健康报》开始不断发社论，将对待中医的态度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
第三个阶段，提出中西医结合创立新医学的设想，则赋予“中西医结合”最伟大的历史使命
创造出一种最优秀的新医学。这可不是仅就中国范围而言，而是根据领袖指示放眼“全世界”！
至第六个阶段，“中西医结合队伍相对独立”，主要是指出现了独立的科室，乃至医院；有了自己的刊物、学会组织，研究生培养与学位授予权等等。中西医结合成为与中医、西医并驾齐驱的第三匹马。
有关中西医结合历史发展过程的论著当然很多，我之所以单举赵洪均，实在是因为此公是个有故事的风云人物，值得一提。
赵洪钧毕业于原第七军医大学，1978年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届研究生中的一员。因以“近代中西医论争”作为学位论文选题，在通过答辩后却未被该校授予学位，返回石家庄河北中医学院教书；其问自费印刷数种论著，学跨中西。1996年（51岁时）又出惊人之举：辞去公职，回到故乡农村，靠为乡亲治病维持生活，坚持研究写作。此人着实是个有学问、有性格、敢说话的人物。 回到“中西医结合”问题的要点：就“源流”而言，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西方医学传人，被后世称为“会（汇）通学派”。就“表现形式”而论，在理论方面表现为借一方理论解释另一方，既有以中释西，也有以西释中；并有药物混用的医家，例如在治疗感冒发烧时，用中医的白虎汤和阿司匹林。对于会通学派的主流评价是：会（汇）而不通、非驴非马。然而对于“骡子”却可以有两种评价：比马和驴都更强壮——在许多患者的实际治疗中，兼收并蓄的长处与更佳效果，确实比比皆是。但另一种评价是：骡子虽然比马和驴都更加强壮，但却没有后代！这也确实是事实
所谓实用技艺的兼收并用，实际上都来源于其父本与母本，恐怕很难见到“结合体”繁衍出自己的后代。解決这个问题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接续培育好的马和驴，再让它们制造出更好的骡子。然而，通常被忽视，但却最值得注意的是：西医传人后的种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对于生理、病理、病因、疾病属性等等的认识；教育、教材编写的方式等等。这里虽然未能逐一举例说明，但不妨听听电视中的那些中医科普、养生节目——哪怕是自诩秉承传统的老中医，其言论中其实都充满了现代医学知识。
3.2西医——近代（现代）医学、生物医学
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对于具有现代科技知识的人来说，理解并非难事；我们也不可能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的时间。仅说两点供大家思考：做“眼保健操”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学生都非常熟悉的场景，不知各位是否也有同样的亲身经历？然而半个多世纪后，忽然看到一些有关“眼保健操”是否真的有用的质疑。类似的事例还有一些，或许都与一种新兴的医学理念“循证医学”有关。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作为科学“性格”的体现，其概念和范畴自其最早被提及（1990），就不断在扩大、变迁和泛化。循证医学既不是一门医学，也不是一个学科，而可以说是一种方法学，是现代医学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临床医学实践从经验走向理性，其核心是要告诉临床研究者和实践者怎么如何做才更科学。
举个例子，一个病人被收住院，在没有明确诊断时，总不能像住旅馆一样住在医院吧？于是医生通常会开出一系列检查单，然后下用药医嘱：至少是维生素C+B1（一日三次）。至于其它已被明确诊断并采用对症治疗的药物和其他方法时，往往也会加上这一条。在以往的时代，不会有人对此有什么质疑；但循证医学则要问：为什么给他维生素c+B1？病人缺少维生素吗？医生给予这些药物的证据是什么？
Evidence-Based（循证），顾名思义，强调“基于证据”。而最重要的证据，无疑是客观的，因而病人的主诉（感觉），例如“吃了药好多了”“觉得很舒服”“精神心情好多了”“有劲儿了”等等，是不能作为主要证据的。其次，个案——没有一定样本量的效果，也是不能作为证据的。仅此两条，恐怕就会让传统医学的医生很头痛！
很多人都知道，前些年一位香港的女主播在海外遇交通事故，颅脑受重伤，被判已是“脑死亡”不治，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植物人；后她来到北京，由宣武医院的一个医疗小组负责治疗，在采用包括针灸疗法等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后，恢复得相当不错。
但循证医学则表示质疑：这只是个例。的确，哪个医生也不能保证下一个同类型的患者依然会有这样好的疗效；再说你是否有机会遇到一大把同类型的患者呢？好在面对这样的科学质疑，恐怕大多数人都会唏嘘：“哇塞！这个患者毕竟得救了、没有变成植物人，像个正常人似地回家了啊！”——应该说，两方面都没有错，只是看问题的立场、方法不同而已。
如此，在这里我们又会看到“科学医学与传统医学”另一个重要区别：前者，没有什么《医案学》，也见不到某医生将自己的治疗经验写成书出版；我们能看到的，通常就是一版又一版的教科书——新的研究成果、治疗方法，只有得到公认后，才能作为知识传播；而一旦新版教科书问世，便不会有人再学习、使用旧版了。很多人喜欢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谈资集中于“范式”问题；但也该注意其中有关于“教科书”的专门论述。而就医学而言，则不妨认真读读收入的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世界名著译丛”）——通篇所言，几乎都是作为“科学的医学”（实验医学）与“医生们的医学”（临床治疗）有什么不同。
回过头来，再看传统医学：个人治疗经验的“医案”著作，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中医院校中，“医案学”已经成为一门课程、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近年来的医案著作有许多，从古代医案，到当代老中医经验的出版物不胜枚举，医案为何能成为出版社的重要选题，当然是销量；而销量背后，则是需求。甚至有中医领导层的人物评价：这些年出版的中医著作，只有《中医医案学》有读的价值。同时指责统编教材“越编越烂（滥）”。
随之而来的则是对院校教育体制的不停批判；呼吁恢复“师带徒”的知识传承方式，以及身着汉服的拜师仪式。我无意评说其对错短长，只是以此为例，供大家思考两种知识体系的差别；思考“科学”的性格。
有吃瓜群众在旁观中西医自身重要性之争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全国的西医医院关门一天，将会怎样？中医医院关门一天，又会怎样？”只要不是狡辩，恐怕都会哑口无言。全国的西医医院关门一天，真的不能想像；而中医医院别说关门一天，即便关门时问再长，也不会怎样。现代医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话虽如此，那么对于传统医学又该如何评价呢？
3.3传统医学
（1）仍旧存活的古老知识、技艺、文化
在世界范围内，仍旧存活的传统医学并非只有中医——井蛙常常会谬言“惟有中医”！但活得如此兴旺的，大概首指中医。不少中医医院门庭若市，病人扎堆。除了上述的“政策保护”外，还有哪些理由呢？
a.落后说：早期，很多社会学者通常是从中国地广人多，医学发展落后，不足以满足需求论说。一言以蔽之：落后，所以有生存空间。然而时至今日，至少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现代医疗早已全覆盖，为何偏偏是在这些地方，人们对传统医学仍旧有那么大的需求？显然“落后存活说”没有言中关键。 b.文化情节说：台湾的本土“院士”、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台湾教育部部长”、带领着博士研究生班众弟子发起“医疗疾病社会史”研究的“史语所”杜正胜教授以此立论。即中医仍旧存活，无非是基于文化情节。但若真的是情节使然，那么不是同样应该眷恋中国的数理化、天地生等等知识体系吗？看来这种说法也禁不起推敲。
c.经验、疗效说：持此观点的人实在太多了，即便是那些著名的反对人士，对此也不否认。毋须多说。
（2）民众态度
对于中医，广大民众也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主要有以下方面：
a.相信——骨灰级铁粉、治病需要、养生求寿、缺乏辨别力
中医形成的具有深厚民众基础的社会形象，其原因无疑是多种多样的。全盘否定西医，且能身体力行（宁死不看西医、不吃西药）者，毕竟是少数。但基于治病需求者，却是绝大多数；甚至一生追求现代科学，但到了有病无奈时、只能求助中医的人亦不鲜见。在这个层面上，“疗效”无疑是最强大的支撑。至于说何以会有那么多人迷恋保健品、认真去听种种养生讲座，臻于痴迷？无非是因“兜里有了钱+求寿怕死”的综合作用。
同时，民众缺乏辨别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既包括对于“正规医疗体系”的信任；也包括将一切“非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江湖术士，皆视为传统医学、民间医疗方法的认识误区。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宣称冬病夏治的“三伏贴”。事实上“循证医学”已经影响到了中医界，也确实有官方课题对“三伏贴”的疗效进行过实证研究。但我们所能看到的，往往仅是像《循证医学与中医药》一书中所收的“正面报告”——即如何用实验手段证明“确实有效”。
b.否定——坚决拒绝、存药废医、吃药+骂、误读文本
民国以降，名人中誓死不吃中药者有之；当代科学教育的结果，也造就了一些這样的人。例如科学院机关有一个人，因老婆给孩子吃了点治感冒的中药而打架；又据某所人士说，一位院士居然坐在医务室门口，看谁拿了中成药，就要教训一番，责其扔掉！较多的是主张存药废医。本所（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有位洋博士常常提起：中医救过我的命，但我还是要骂中医！这就有点不讲理了。而不讲理的本质，难道不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吗？治好你的病、救了你的命，可以说是一种“现象”，难道不应该想想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吗？退一万步讲，也该说：学问有专攻，只是我不懂、也不想研究而已吧？
所谓“误读文本”仅限史学家、文化人——将清代民国文献中的《废医论》解读为“废除中医”之论。
c.科学史家的评论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物理或化学出身的科学史家的说法。袁江洋教授对中医的评价是：惟一传统可以与现代科学对抗的特例；而董光璧先生的话：是“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惟一可以写一笔”的。两位所言虽然不是“存活之因”，但同为自然科学出身的科学史大家有如此看法，的确是很有意思的。值得业内人士深入思考——毕竟活有活的理由，死有死的原因。需要附带说明的一点是：董先生的话，早在1953年毛主席就说过类似的。不过董先生无疑是基于是否具有“原创性”的视角。
二传统医学的基本特点
1.科学性
话题一旦进入“传统医学”，最难说清、有分歧的焦点莫过于“科学性”。中医研究院更名“中医科学院”不足以证明“中医就是科学”，甚至是“可笑之举”。承认“疗效”、值得研究研究、保护，不仅不等于承认其科学性，反而恰恰是否定。大谈“前科学”“潜科学”和“未来科学”，于事何补？或一方面批判“科学”不是什么好东西——机械论、片面性、见物不见人、耗子点头（动物实验）；一方面又声称自己的知识体系才是“科学”的
整体观、关注的是“人”而且是“活的人”。在科学与否的问题上陷入自相矛盾、前后矛盾，无一致定义的概念使用。
1.1科学“概念”（定义）的不确定性
众所周知，“科学”并没有一句话即可说清的简单、明确定义。丹皮尔《科学史》开篇说：“Science”一词语源的拉丁语Scientia（泛指学问或知识）；或与之最为接近的德语对应词Wissenschaft（包括一切有系统的学问）最接近的内涵。从这样的角度讲，中医，无疑是一门“科学”。但科学史家刘钝教授在“纵谈”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史时，就涉及中国古代科学的研究传统中“天、算、农、医”四大学科，给出了是“学”而非仅仅是“技”的4条理由（或称评价标准）：（1）各有理论体系；（2）各有流传千古的代表作；（3）各有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和特定的专业术语；（4）各有领先世界的学术代表人物。刘钝教授在深思熟虑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其发育较早、发达程度较高的几个知识体系是否可称科学的问题时，较为柔和地称其为“学”、为学科，可以说既考虑到以丹皮尔所论为代表的看法；同时也照顾到科学发展到今天所具有的特点。《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讲述了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情况，亦有介绍中医学的发展史。
然而这似乎还是没有回答是科学吗？我个人的理解、实践与应用而论，其中确有并非仅限“技术”的成分，仅用“经验”“有效性”就能解释的重要理论内容，至于是否符合“科学”的定义，无需纠缠。而值得了解的、最重要的就是“阴阳学说”的实际运用：
1.2“阴阳学说”的实际运用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用数轴上的“0”点表示健康状态，用传统的话说，就是所谓“阴阳平衡”的状态；在0点两边无疑可有无限多的数字，用以代表各种疾病（用传统的话说，叫做“千般疚难”）。假设以数字“5”代表最常见感冒的话，那么所谓中医、西医并不难对话。而中西医有何区别呢？关键在于这些数字前是否带有正负号！例如：非典，就是非典，没有带“+”号的非典或带“-”号的非典。但在中医眼中、在中医学里强调的恰恰就是一个疾病或某种病症表现，皆有正负属性之别。这就是所谓“辨证论治”的精髓或含义。
正如李约瑟在其所著《中国科技史》中称此为“古代中国人能够构想的最终原理”。然而尽管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先哲思维活动中最富哲学味道的理论构想，但绝非口念“《黄帝内经》曰：阴阳者如何、如何”就能治病。就不同的疾病而言，具体的治疗方法当然情况各异，但这一条无论如何都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我经常从这个例子切入、用这种方式为执现代自然科学为业的人士，甚至外国人讲解中医，他们居然都能听懂，甚至会说：“如此说来，两相比较，当然是中医更好一些；这样的理论，确实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限于时间，仅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口疮。 a.百姓常识：“上火”；对策：多喝水、水果，禁辛辣；西医：维生素B2缺乏，药片补充。
b.当代中医：通常与“百姓常识”一样，只不过在饮食宜忌外，会加上所谓“清火”的中药，例如牛黄解毒之类的药物。但请注意，其一是不管用什么药物，其在理论认识层面上，只达到了“百姓常识”的水平；其二，根据西医知识，推荐患者吃些“富含维生素B类”的食物，或给予“富含维生素B类”的草药这里既体现了前述“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代表着支持“存药废医”——聚焦其中有效成分者的思维方式，甚至可以说是最常见的中医“科学化”的一种表现。
c.久治不愈：在面对一个吃了大量维生素B2、牛黄解毒，却仍久治不愈的患者时，怎么办呢？先说西医：由于有日益发达的理化检测手段，因而在此类黏膜溃疡久治不愈患者的常规检验中，有时会发现白细胞分类中：嗜酸性白细胞增多。于是便出现了一个新的病名：嗜酸性白细胞增多症。治疗药物是：常规、维持量的皮质激素。
d.再说中医：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中医，那么他会从方方面面的身体状况，例如面色、嘴唇和舌的颜色，以及脉相等（即所谓望闻问切的“四诊”）辨别一下是“虚”证（号）呢？还是“实证”（+号），然后给予“能够引导其走向0点的药物”。一旦有效，当你问他“为什么”时，作为一个传统中医，通常会很得意地说：病有虚实寒热，要辨证论治啊！——仅此而已。
而且会就此贬斥西医：“说一千、道一万，能治好病才是硬道理！”“激素的副作用多可怕呀！”——确实可怕！
而作为一个拥有现代医学知识的好医生，能够给出的解释，或许就会比传统中医的“阴阳之论”深刻一点：当黏膜的血供、营养不良时，往往会溃疡（坏死）。如果能给出这样的解釋，是否更有利于解释这个不符合“一般规律”患者“口疮”疾病的原因与本质？是否有利于普通具有科学常识的公众理解“虚无缥缈的阴阳理论”或“中医是怎么治病的”的问题？许多问题或许都可能因此获得解释。因而，由此观之，西医也好、现代生命科学知识也罢，对于一个真正有头脑的中医来说，绝不是坏事；而是可以使其从更深层面理解自己知识体系价值所在的必要条件。
然而“黏膜的血供、营养不良时，往往会溃疡（坏死）”乃是现代西医课程中所教授的知识呀，那么西医怎么反而会忽略，只有B2缺乏一种病因解释、治疗方法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为疾病、症状带上正负号，不在其思维方式中；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中西医的本质区别所在。当然，西医知识沿着自己的固有轨迹发展，也有类似的进步。例如“胃动力药——吗丁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胃“动力”不足，已然与传统的病因思考有了本质的不同，甚至可以说与中医所言“气虚”等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一定要注意：由于基本思维方式的差别，这样的思考在西医中不会成为一条“基本原理”，只能一病一说。——这就是科学的性格！
此外，值得说明与强调的大概还有：无论古今，中医学中都有大量针对某一具体“症状”的治疗方法，如头痛吃什么药，某种植物能治某病。这就是“经验医学”的基本属性。例如出自葛洪《肘后方》的青蒿治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些记载，既有经验性的，也有大量是基于类比思维。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经过“试错”被淘汰了；但国人又有追求“大成”（大而全）的习惯，凡是前人说过的，全部纳入编纂内容。如此便成了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医学著作。
但另一方面，运用“阴阳学说”，区分某种“症状”、疾病表现的阴阳虚实属性，又确实是中医的一大特点。同时，对于药物的认识，也出现具体治疗某病（主治）之上的抽象认识（功能），例如补虚、清热等（表1）。
于是一条超越某病用某药、某药治某病的“理论知识”便形成了：只要两方的抽象属性相对，治病的原则“法”就成立了。至于说具体使用那种药物“方”（药方）当然是次要的，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表2）。
当西方医学传人后，中医开始思考究竟什么才是自身最重要的特点？与西医的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时，“辨证施治”的概念才逐渐明确被提出。正如文史学家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指出：“症”与“证”在古代并无如此明确的区别。
上述这些“精华”，似乎足以说明中医的一些本质。但当我与同事郝刘祥教授谈这些“中医特点”时，他总是说：一点不新鲜，在物理学发展史中都能找到相同的事例。谁说理论就得来源于现象的归纳？谁说理论就得被证实？谁看见过电子？……我宁愿同意这些是真理，但就是不要使用“科学”一词！
2.文化解读
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血肉相通，甚至毋宁说就是母体文化之子，这当然一点问题都没有。概言之，所谓“文化解读”基本可以归为三类：
2.1中医文化学
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初创阶段，以史料收集为主，然后按政治朝代、史料属性分为章节。主要包括：人物、著作、疾病、药物、制度等方面。其后，在“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导向下，出现了一个被称为“成就派”的时代世界第一、科学成就、发现更早记载等成为学术导向。但近几十年来，在内外两种动力的影响下，注重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解读代表人物的思想、经典著作的主旨，乃至学术发展的源流等方方面面的历史，已成主流。于是出现了一些自称“中医文化学”或“中医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并努力获取“独立学科”的地位。尽管在侧重点、细节等方面不能说没有自身特点，但视其仍属“医学史”范畴亦无不可——尽管他们自己决不认可。
2.2故事、外史
此类著作比较杂，值得一提的是肇始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医疗疾病社会史”。其发起人谓：研究半生，关注的都是政治、经济、社会，对于“自身”却疏于关注。无暇详述，举一篇在该地备受好评的论文，可窥一斑：“称病的历史”即古代臣子感到皇帝有疏远、厌烦自己之意时，便“称病请退”——求皇上允许告病还乡。若合了圣上心意自然一拍即合；如圣上并无此意，自然挽留。文章内容固然围绕“病”字展开，但实际上并无其实，只是“称病”而已。该文报告于“疾病史国际会议”，当地评者称赞：将疾病史的研究拓展到“诈病”云云。目前，此类研究已渐成蔚然大观；论著极多。如何评价？仁智所见不同。 2.3文化“强纲领”
借用科学社会学中的“强纲领”一词，略示两例，以明某些彻底否定传统医学“科”“技”属性的表现。2006年7月2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登记注册的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议上的主流声音（共识）是：“中医是个哲学问题；中医的研究，就是哲学研究。”问题是谁又能用“哲学”看病呢？人们一旦有恙，恐怕谁也不会不去医院吧？
2010年12月15日，“中医针灸申世遗成功”后召开庆祝研讨论坛。几位“要员”发言：
a.中医科学院某所长、该次申遗的操刀者：“要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后谁再说要研究经络实质、研究穴位，就是不尊重！”
b.社科院某教授：“人们总要弄个对错，要弄清‘本质’，好比佛教所言，与中国、西方圣人所言皆不同，能说谁对谁错吗？”
c.两位官员共唱：“世界讲科学，原子弹，末日、自毁……必须回归中国文化！”
d.最有意思的是以从事经络实证研究著称，发表论文百余篇的某教授，学术名片上显示如此标准的一位科学家，如此之多的实证研究，但当有人问他“经络如何发现？”时，他回答：“确实不知道。《黄帝内经》是‘天书’，那就是‘天授’的呀！”
该次论坛的主导言论是：古人比现代人聪明多了；科学的罪过罄竹难书；以文化看病足已。我觉得实在没必要再对这些言论详加评述！
3.传与统——得“传”、成“统”的体系
Tradition一词最基本的含义，是指将文化从一代人传至下一代，且尤特指通过“身授”或“口耳相传”的方式实现传承。中国古籍中“传统”一词盖不鲜见，自记述东汉历史的《后汉书》开始，即可见到诸如“国皆称王，世世传统”之类的话。但在编纂水平非常高的工具书《辞源》中，却查不到这个词？原因何在？难道真的是“智者千虑，难免有失”——漏掉了吗？其实不然，而是因为“传统”二字连用，在古语中实属“动宾结构”，或者说已经构成了一个句子——所谓“统”，乃特指“皇权”而言。因而延续下来，“传统”在汉语中虽然成为了一个固定的名词，但两个字却仍旧寓含者不同的意思。传：是时问坐标，表示世代相承；统：是空间坐标，是相对于冗杂的“边缘”，以及那些可以被扬弃的“存在”而言，承载其精华、关键的“核心”。就“时间坐标”而言，与Tradition有相通之义；但却没有特指“口传身授”之方式的意思。因而我们在思考什么是中国传统医学，则需要思考其“传”和“统”两方面的问题。概言之，在中文语境下，所谓“传统”，当指那些“得传”、“成统”的知识；而这样的知识，自身必然构成了一定的体系！另外，西方人论“传统”，一是谈到“传统”有大小之分，二是论“传统”有真伪之别，都很有意思。
一、大小传统：
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传统。一种是由少数人创造与传承的大传统；另一种是由多数人创造与传承的小传统。意思很明确，没有必要再解释；但却值得联系实际问题、认真体会：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文明的成长与进步来说，究竟是“少数人创造的大传统”重要，还是“多数人自发秉承的小传统”重要。
二、真假传统：
英国学者所编《传统的发明》一书，则是通过一些具体事例来说明：某些貌似历史悠久的传统，其实出现、存在的时间并不很长。
例如，英国君主制在公共仪式中的盛观显得是如此古老，并仿佛与无法追忆的往昔紧密相联，在此方面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之匹敌。然而，现代形式的这种盛典事实上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产物。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
又如当代苏格兰人穿着格子呢的褶裙、吹起风笛的“民族传统”，实际上也并非伟大的古代遗风，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的。这种载体是英格兰与英格兰合并以后（其中某些因素甚至是在很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英格兰的一种抗议。在合并之前，它确实以一种残留的方式存在；但大多数苏格兰人视这种形式为野蛮的标志。实际上，关于独特的高地文化与传统的整套观念都是一种追溯性的发明。
三、“纳入传统”——中医家族新成员：
那么，在所谓“中国的传统医学”中，是否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呢？回答是肯定的。例如：
a.耳穴、耳诊、耳针：1957年，法国针灸医师诺格尔（P.Nogier）将他所发现形如倒置胎儿投影的耳穴分布图，公诸于世。中国的反响是：古已有之；并据《黄帝内经》、经脉学说，加以解释。但法国人所论，与中医著作所言，实有本质区别：关键在于中医方面没有“耳穴”分布形如“倒置人体胎儿”之说，而不过是按照五行方位，将五脏列于耳上。也没有据此形成的诊断和治疗方法。1964年，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外籍人士”——耳针，才作为“附篇参考资料”，收入中医高校《针灸学》教材，从此获得了“传统医学”的身份证。
b.足疗：与耳针同类，同样都是基于“局部是全局缩影”理论构想而成的足疗。也是在相当晚近之时才由台湾人创造，并传播到大陆的，现今已风靡之极。如果追索一下中医，包括民间疗法，对于“脚”的利用，原本不过就有热水泡脚、搓足心的“涌泉穴”以养生而已。
c.刮痧：据相关学者的研究，这种“民间疗法”也是因一位台湾人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大陆传扬才流行开来。迄今在正经的学术刊物上已有上千篇学术论文。
d.拔罐：其历史更是极为有趣。清代书籍中屡见记载说：近来常见医生用这种方法为人治病如何如何。而在《清官档案》中又有：1898年，法国医官应邀为光绪皇帝看病时，向他介绍“西洋有拔罐疗法、治疗腰痛非常有效”的记载。同时还请注意：与“耳针疗法”一样，这种“民间疗法”，也是在20世纪中叶、中国开始系统编撰新式“中医学教科书”时，才作為“附”列于“针灸治疗·灸法章”下，并由此获得了跻身“传统”的正式身份。
e.气功疗法：原本与佛、道两教修炼密切相关，独立存在于医学之外；1933年董志仁著《肺痨病特殊疗养法》，首见“气功疗法”一词；1959年编入二版《中医学概论》；1964年成为“路线斗争”的载体；1981年平反；此后再次以所谓“气功科学”“中医养生方法”的身份进入正规医院、高等院校、中华医学会。 总之，无论社会民众，还是在学术界中；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卫生组织，最为通行的看法是：凡是与主流医学
西医不同的一切其它医学理论、治疗方法，都是“传统医学”。然而这种看法其实未必准确。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中国，中医和其他各种所谓的“民间疗法”的关系，同样可以表述为“主流”“主体”与“边缘”。
另外，对于确实存在于社会之中的“江湖行为”，更是要有明确的认识——你总不能像WHO那样，将这类“江湖术士”及其“治疗行为”也称为“中医”、纳入“中国传统医学”的体系吧？
同时，还要看到：所谓“转型”——变化，其实无时不在。一方面，正像上面提到的，来自异文化的“耳针”，来自所谓民间疗法的“足疗”“拔罐”，与佛、道两种宗教修炼密切关联的“气功”，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经过一段时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融入”到了主流之中，成为“传统”的组成部分。因而，“传统”并非一成不变。不仅有新的元素融入，而且会不断有所淘汰。更为关键的一点是“扬弃”。中文的“扬弃”一词，来源于日语；日语，来源于德文。早年中国的哲学家解释说：“好比给婴儿洗澡……”后来被解释为：抛弃旧事物中的消极因素，发扬其中的积极因素。但作为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其本义是指：某一命题在被反命题否定的过程中，在更高层面上产生出新的综合。如果套用美国科学哲学大家的解释，也可以解释为：创新，并非一定是指发明、发现；对于现有知识的重组，形成新的概念，也是一种“创新”。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也好，治疗技艺也罢，无不是在如此过程中经历了大大小小、无处不在的重新整合、取合变化，才形成了一个今日所见的“体系”或“传统”。
4.何谓“传统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
在WHO文件中，“传统医学”不过是被定义为一个“工作概念”——为表述需要与方便而设立。包括各种成体系的医学知识，和所谓“民间疗法”。至于何谓“中国传统医学”？这个话题看似“初级”，其实并不简单。有次一位身为博士导师、主任医师的同学，参加人大会议，被高层领导问到这个问题，竟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回来后微信询问同僚，但最终并未得到满意的答案。可见许多业内人士也未必能够想得很清楚明白，我自己当然也是如此。但这个问题确实不是可以用一两句话表述清楚的。因为其中不仅牵涉“国家”与“文化”问的歧义，甚至还要涉及“文化圈”。
（1）首先，“中国传统医学”无疑可以表述为“TCM”（Traditional ChineseMedicine）。
（2）但是，外国人所言“TCM”，或其汉译，所指却仅仅是“中医”——即：中国汉族的医学，而“中国传统医学”，则必须包括汉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
关注两种文字表述间的差异问题，并非咬文嚼字、文字游戏。而是有助于我们把一些司空见惯，以至忽略无视的问题，考虑得更全面、更深刻。这是看似同义之两种文字表述问所存在的第一点差异。即：政治、疆域的“国家概念”，和以其主体民族作为该国家“主体文化标识”问的不同。这种差异，并非仅仅存在于中国，例如“印度”与“印度文化”问，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3）另一方面，有位韩国学者，认为应该取“Chinese”的另外一个意思——“汉字的”来概括存在于不同国度的这个医学知识体系，才更符合“中医”与“TCM”的本意，同时还可以弥合两种表述方式问的差异。这种着眼于“汉字文化圈”之文化共性的看法，确实有一定道理，也更容易被中国之外的各方人士所接受。但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學者，这种观点背后所隐藏的，实际是“去中国化”的意图。例如在日本，已经开始用“东亚医学”取代自古以来所使用的“汉方”一词。世界各国学者汇聚的“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至198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第七届时，被美国和日本的学者更名为“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国际会议”；迄今，在相关国际组织中，拥有机构组织投票权的，也是这一学会。
总之，这些问题虽然超越了“医学知识”的范围，但却自古以来就与世界各地、各种医学的发生、发展、演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到传统医学的思考与解释。所以，应该知道我们此时此刻所言“中国传统医学”，其实不过仅仅是就“中医”（汉族医学）而论。或者说我们是像外国人一样，是站在“主体文化标识”的立场来谈TCM的话题。
简单概括一下“传统医学”的概貌：
其一，放眼世界，可以概分为西方、东方、中间地带三大块。然而在很多大学者的论著中，尤其是那些聚焦中国文化优越性，或眼中只有中医、西医两种医学知识体系者，通常只分东西方。但我以为作为欧亚大陆文明带的中间地带，无论是在宏观的文明、文化方面，还是具体到传统医学，都有其自身的特点。
其二，西方在近代生物医学兴起前，同样有各种传统医学存在。即便享誉“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由于其知识体系完全是植根于自然哲学，同样也属于传统医学；甚至可以说近代西医的特征，恰恰在于彻底背离了这个传统知识体系。
其三，在各种传统医学知识体系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例如印度的“尤那尼”便是印度化阿拉伯医学的名称，而阿拉伯医学又与希腊医学具有密切关系。就东方而言，历史上基本都承认汉文化的先进性，所以通行汉方、汉医之名，但近年来，为凸显自身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其传统医学的名称亦有所改变。
其四，关于中国多种少数民族医学，没有时间细说。要点有二：
（1）注意其地理位置：几个被公认较为发达、内容丰富、自成体系的民族医学，主要集中在西北部，如同一知识体系的藏医、蒙医，维吾尔与回族医学；即便是西南边陲的傣族医学，其在理论上秉承的也是外来的“风、胆、痰”三要素说。
（2）尽管在国家导向、文化研究无所不及的热潮下，有关各种民族医学的著作层出不穷，但只要细观具体内容，便能发现水平参差不齐；有些甚至表现为：说传统，无非巫医、草药；谈发展，则是共和国时期的现代化进程。故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一位专管民族医学的副局长在会议发言、出版的论著中强调：“要实事求是，有则有，无则无。”（页3）在如何宏观把握上，我以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有关“民族”的定义。我曾看到一种与既有传统说法全然不同的定义，引用如下： 归根结底，民族医药的存在与发展决定于内因。但外因过于强大之时，扼杀和消灭都是有过先例的。……必须实事求是，有则有之，无则无之，多则多之，少则少之，不忽视，不遗漏，不硬扯，不拼凑，不受不正当的社会风气和学术风气所左右。（页4）
简单说，即：在同一时点，处于不同发达程度的群体。由于这个说法无疑含有强烈的“高低之分”意识，故我特别请教国家民委科教司司长：是否可用？他考虑良久后回答：可以。提供给各位“仔细体会、谨慎使用”。
三史学研究的重要性
1.三维视角
如果有人问“史学视角的必要性”，回答：不管你的资料多么丰富；即便你强调自己使用各种西方的新视角、新思想、新方法；即便你臻于“内外史结合”、拥有STS的宽泛视角，却仍有可能是将不同时代、不同含义的资料置于一个平面上进行考察，难免不出现“关公战秦琼”那样的笑话。如果增加一个“时间坐标”，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相信各位对一张照片都不陌生——2016年巴西奥运会，飞鱼菲尔普斯“代言中国火罐”，据此点赞中医者甚嚣尘上。在此之前，中医数以千计、以万计的有关“拔罐”疗法的学术论文中，但凡追溯源流，都会将拔罐的起源上溯到1973年马王堆出土（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
西汉时期）的医书中的“角法”——利用动物犄角作为拔罐工具，故称“角法”。
牡痔居窍（肛门）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枣核者：以小角角之，如熟二
斗米顷，而张角，絮以小绳，剖以刀。
可根据此段文字想想实际操作的场景。首先，就用途、用法而言，都与后来所说的“拔罐”完全不同——小头向下、吸出痔核。但确实可称“角法”——因为器具是“角”。可就“负压在医疗中的运用”写一篇论文。其次，在操作过程中，医生几乎需要将脸贴在患者的臀部长达“煮熟一锅饭”的时间。怎么可能是民间疗法呢？但对于宫廷医生来说，除去客观需要，岂不恰好也是献殷勤、表忠心的好机会吗？
2.横向比较
其次，则是要尽量开拓眼界，避免“井蛙”之误。我们仍以拔罐为例，西方称为“杯吸”之术的相关记载，远比中国丰富，时代同样久远；尤其是理论阐述更是系统、完整。而最古老的工具，也同样是动物之角。虽技术发展，逐渐被玻璃器皿取代。大约在16世纪前后荷兰医学率先传入日本时，形成了这样的情况：虽然早有中国文献存在，但实际早已荒废不用；兰医到来，才重新出现广泛使用玻璃器皿拔罐的情況。而这时，在清代文人的著作中也开始出现“近来，见医家使用玻璃罐为人治病”的记载；以及如前提到法国公使馆医生向圣上推荐可以使用“我们西方医生的拔罐方法，治疗腰痛”的记载。至于这中问是否存在“逆输入”的问题，讨论起来就太复杂了。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法国驻京使署医官多德福，蒙约诊视大皇帝。蒙允听诊；用化学将小水分解，内中尚无蛋清一质。知由于腰败矣。
至于施治之法，（休息、日食人乳或牛乳、外涂洋地黄末），西洋有吸气罐用之，成效亦然。
四结语
总之，史学视角，很重要。研究方法，要从精细个案人手，先把一件事做扎实；然后，连点成线、线多成面、面多成体，逐渐构建起自己的“解释体系”——这就是“历史”，是你的“某某史”。在这个过程中，竖起耳朵、瞪大眼睛，努力从他人和其它学科中汲取养分，充实自己，必有所成！
关键词医疗服务 人文关怀 医学文化 传统医学 中西医结合 医学史
自2013年退休，我便安心过着老人应有的平淡生活。今天能有与各位新秀交流之机，颇感荣幸与高兴。然本讲座“学术前沿”之定位，实令我诚惶诚恐、愧不敢当。好在传统医学这些年来并无大的变化；且始终是一个人人可谈、各有仁智之见、谁也无法说服谁的恒久话题，因而我还是有足够的自信：可以保证所讲绝非照本宣科或人云亦云的老生常谈。惟望一己之见，有裨各位今后不同价值取向的深入研究。
就“漫谈”的路径而言，大抵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1、医疗的行业属性及现实问题；
2、传统医学的基本特点——包括“传”与“统”，“科学”与“文化”等；
3、结合中国传统医学的历史，谈史学研究的重要。
如此设计，主要是考虑各位在今后的科学史、科学哲学、STS等职业化研究之路上，难免不涉及这个既有悠久历史，又是普遍现实存在，且与传统文化、社会舆情均有密切关系的话题。但医学“知识史”的研究，并不适合没有医学专业背景者作为选题方向。故将报告基点定在“说古及今”——这样，或可启发各位找到适合自己兴趣与知识储备的选题。传统医学，不过是限定一下“漫谈”的对象领域；史学研究，更多体现为一种视角或研究方法，基本不会停滞在某个具体问题的考据分析上。
一医疗的行业属性和现实问题
1.医疗的行业属性
某医学生对有人说“医疗属于服务行业”表示无法理解：医疗，怎么能属于服务行业呢？
这或与司空见惯、充斥舆论的最常见说法“医者仁术”不无关系，甚至是他选择走上践行救死扶伤、人道主义职业之路的根本原因。而网上另一种解释：医疗“属于医疗卫生行业”。这无疑犯了“概念循环”的逻辑错误。但有意思的是竟有58人点赞！估计点赞者大多是那些辛辛苦苦、牢骚满腹的临床医生吧。
当然也有明白人：即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和信息系统局（SISD）对于服务行业的分类，其第8类即包括医院在内的“人类健康”服务；同时“卫生”则包含在第6类“环境服务”中；甚至包含“园丁、育人、师表”等美誉的“教育”，也是服务行业之一。
如此说来，那位医学生的困惑，实际上或与整个社会对服务行业普遍存在贬义认识有关。那么又为何需要认识医疗属于服务行业呢？如果各位有朝一日选择了“医疗保障制度”“医患关系”（医闹、医德）等话题作为研究对象（不论是史学性、还是现实性的），就非常需要先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了。即便是全民基本医疗健康保障、无偿的免疫接种等，虽属政府行为、社会福利，然其本质不过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购买服务——既然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么决定的因素无非在于羊身上有多少毛？以及剪毛者获得了多少毛？唯一可以商量的，只是这些“毛”的分配方法。专家们“增大投入”的《提案》屡见不鲜，确实颇得人心。貌似为民代言，关注弱势群体，但算不上切实可行的专家之言——因其本质不过是站在本领域的狭隘视角，要求多给点“毛”而已。其结果自然是“你尽管说”，但怎么分配，还得由当家人“通盘考虑、量人为出”。
那么，作为提供服务的企业——医院，要求“先交费、后抢救”，不然就得院长签字特批：由当家人承诺由院方承担费用——纳入医院的收支成本核算。这是否就名正言顺？还是应受到道义谴责？抑或没有其它解决办法？当然不是！
就我所知，即便在一些算不上非常发达的国家，“国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也是由国家承担。如此才不会出现作为企业之医院“见死不救”的问题；也不会令院长为难于“人道”与“经营成本”之间的权衡抉择。但这个保障只是基本的，无论是检查手段，还是治疗方法，乃至所用药物，都是基本的。至于、最先进、最好的、及时的治疗，只能靠个人有足够的财力，或未雨绸缪（保险）。这样的制度，不仅映射出并非纸上谈兵的理性思维，且这样的理性制度亦有利于民众增强自身的责任意识。
记得当年读《普及科学
美国2061计划》时，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即：（普及科学）教育的目的，是教会民众“过负责任”的生活！这句话值得慢慢体会。
至于说一个国家的福利或购买服务定在什么尺度，无疑取决于社会的财富积累（政府财力）。而那些用统计数字（发达国家与我国相关投入占GDP百分比的差距）来说事者，能算真正的专家吗？
不过，说医疗属于医疗行业也并非那么简单，这是个同义反复的逻辑问题。按照工具书的解释，“行业”一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词汇，概念并不明确、使用亦不规范。其对应的英语是industry（产业）。因而，就产业而言，通行的是：第一产业（农林牧渔）、第二产业（工业制造业）、第三产业（服务）。而中国在使用产业一词时，分一、二、三；在使用行业时，却打乱这个一级分类，直接罗列“三百六十行”。故医疗可以独立为“医疗卫生业”、教育就叫“教育業”等等。如此便模糊了医疗服务到底属于什么行业的问题。由于许多服务业具有其专业属性，属于专业技术服务，于是导致该领域的从业者觉得自己不属于服务业！特别是因为中国医疗体系传统是由公立医院主导的，所以就更容易在思想意识中否定其服务行业的本质。
认可医疗（包括药业）都是服务行业的基本属性，再看近来网上流传的这个讥讽段子也就不觉其那么丑恶了。对于服务行业，乃至所有的企业，最佳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其实无非就是同仁堂的经营理念：“义利并进”。同仁堂的堂训“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在百姓舆情、学者阐述中，通常只是将其视为诚信楷模，却忽视了其同时也是盈利、做大做强的保障。与同仁堂古训相似，杭州胡庆余堂的匾额，上书“戒欺”。 2.现实问题
医疗，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因而可资思考或作为研究选题的话题无数多、无限广。但我更希望研究者能透过现象，更多思考一些背后的、深层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无一例外牵涉着医学“科学‘技术‘社会”的三重属性。例如：
2.1“因病不治”还是“寿终正寝”——“老”还是“病”？
人们对医学有“万能”的要求，该领域的科学家也绝不会停止追求解决一切问题的脚步。两方面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机体一机械”的意识，使得医生像汽车修理工换轱辘、水箱、变速箱一样，践行着为病人换肝换肾，甚至换心脏、大脑的科学研究与实践。然而汽车修理工认同“报废”，在制度上可以规定使用年限，但“人”呢？例如一个简单的心脏支架，在制度层面上谁又能规定“最多做几个”？所以仅能从技术层面上回答你：“全覆盖”一共需要几根，故有人就此调侃说：那些被截成一节一节的支架，最后在体内又连成了一整根。
众所周知，随着医学的发展、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人群的平均寿命有了大幅提高。换言之，得享天年、尽其寿限，而不是死于缺医少药者已越来越多。老年病、慢性病虽然越来越多、极为普遍，但从本质上讲这些都是“退行性病变”，是自然规律，但却只有为数不多的医生敢于直言：是“老”，不是“病”。各位不妨扫描一下自己的记忆：你所见过的讣告，哪个不是“因病医治无效”？
“寿终正寝”一词不仅在表述方式上，甚至在头脑中都已经绝迹了。
若与那些并没有太高文化水平、科学素养的乡村民众的“白喜事”，为耄耋老人大操大办的“喜丧”相比，谁的思想意识更有遵循自然规律、实事求是的味道呢？
在此提到看似非常无聊的“喜丧”，意在提示俗话所言“处处留心皆学问”实在应该作为有志从事学术研究者的座右铭。注意观察生活，岂不正是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最被强调的田野调查方法？而能否发现背后的东西，则是研究素质的体现、手眼高低的区别。
2.2“进步”与“不满”同步上升——医疗安全问题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医学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但对“医疗服务”的不满却日益增多，原因何在？北医的张大庆教授曾就此做过专题报告，力图通过阐述医学的进步、能够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起到“正视听”的科普效果。但有些问题并非认识问题，尤其是独生子女的金贵带来的儿科医生流失、妇产科在孕产方面出现的“碰瓷”行为等。用某院长的话说：必须研究与重视“医疗安全”问题！这个安全，不是指患者方面（如注意药物副作用等），而是指医生方面的自身安全。
2.3过度医疗
医院里门诊输液处常常人满为患。严重的过度医疗，原因与责任在谁？有解决的办法吗？韩启德（中国科学院院士，医学专家）曾在科协年会上做过专题报告，在给出种种不必、无益，甚至有害的统计数据后，得出结论：患者有需求、家属有需求、药厂有需求、医院有需求……因此这个问题无解！于是，又要回到对那个旧问题的思考了：这是科学问题吗？是科普宣传能解决的问题？是公众科学素养的问题吗？
2.4新生活方式和新问题
伴随新生活方式而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有利于我们思考医学的特殊性、以及什么是科学的问题。
（1）两种研究——社会心理因素、生理病理
首先，当医学科学对于涉及各种精神、心理、行为问题的现象尚无实质性的“机体特殊性或病理改变”认识时，充斥社会的大多是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因素”的病因解释与所谓学术研究。只有当造成某一现象的真正原因或实质性病理改变被揭示时，科学研究者才会发声
有话说了、可以说了！诸如神经衰弱、抑郁症、自闭症、老年痴呆、毒品的心瘾问题、同性恋等，现代医学或已揭示其生理基础、病理改变，或仍在努力探索中。因而对于形形色色“社会心理因素”的研究报告，真的需要基于对科学发展历史的了解，保持适当的鉴别力。
科学研究成果，被新知识证明是错误的、被替代，实乃非常自然的事情。将科学用作“正确”的同义语，不过是民众对科学的认识而已。例如，伴随着基因研究，许多似乎已成定说的病因解释轰然倒塌；曾投入毕生心血的研究结果变得毫无价值，但却不能因此否定其所具有的“科學”性质。又如，有关动物界外激素作用的研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也没有人质疑其科学性、客观性；但当男女之欢、异性关系的和谐与否也被归于潜在的“第六感官——爱的气味”时，你又会做何评论呢？
（2）医疗行为的两种内涵——医学关怀、人文关怀
作为临床医生的医疗活动，并不能完全遵循科学家或科学研究的言行模式
当面对患者时，不管整个世界对这个疾病如何无知，你都必须有所作为。而作为治疗行为，可能既包含科学的、医学的；也包含人文关怀。
近年来，一位长眠于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名不见经传的医生特鲁多（E.L.Trudeau）的墓志铭，忽然在中国走红。“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often，To ComfortAlways.”最常见的中文翻译是：有时治愈，时常帮助，总是安慰。或认为应当译作：有时会治愈，常常能缓解，总是使舒适。据说，近一个世纪以来，来自全球的医师，一波波地来到这里“朝圣”，为的只是重温一下这段教诲，吸取一些精神素养！
对此，我认为应当从正反两方面思考：首先，在高频次的引用中，有些是借此批评、甚至否定西医，赞赏传统医学。其二，在这种褒贬中，实际上又包含着服务态度的人情冷暧，和不同医学体系自身性格特点两方面。文化人、民众对此的欣赏、共鸣，通常无非是就表象性的直觉感受而发。而态度表象背后“基于知识体系特点”的深层原因却往往被忽视。现代医学的客观性，决定其通常会采取实事求是的病情、效果评估（当然，这种实事求是未必一定是正确的）——这就难免令人觉得“生硬”或“高冷”。
举个最简单常见的小例子：在以骨科著称的积水潭医院，几乎所有的患者或家属在接受完治疗后都会问医生：“要给他（她）喝些骨头汤吧？”而医生则会面无表情地回答：“该多少天长好，就多少天，喝什么都没用。”但传统医学的医生断然不会如此回答，而其思想基础大概至少也可分为三种情况： a.仅有传统知识的医生不仅会认同，甚至会主动提示患者家属这样做。因为他们的知识、思维方式与民众是一致的：吃什么，补什么。
b.虽然学习过现代医学但未必认同。就骨折治疗这一具体问题而言，他们认同x光片用于诊断的先进性、认同x光直视下的整复过程效果更好、更便利。但同时也相信食物、药物有利于促进骨痂生长。
c.即便已经不相信任何传统医学方面的说法了，但有什么必要去和民众理论呢？反正喝点骨头汤又不会有什么坏处。
如果你再就上述“传统医学思维方式、知识构成，与民众常识的一致性”的观点，深究其理论层面，即《原始思维》所论“类比思维”；巫术研究经典之作《金枝》中“相似律”与“接触律”的理论归纳、实用技艺解析等；在研究方法上，再结合非常时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在分析视角中，融入“传播学”强调的“五要素”，那么这“一碗骨头汤”难道不足以作为一篇学位论文的选题吗？难道不足以写出一篇“小中见大、由小及大”的好文章吗？
总之，不管是小到一碗骨头汤的精细分析，还是大到宏观普视，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总能给患者“向好的希望”，哪怕实际上并做不到，但医生心中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如此当然会给予患者“温暖”感，而这种“温暖”感的实质，并非是简单的服务态度，而是给予患者最宝贵的“希望”！另外，如果我们站得再高一点、思想的禁锢再少一点，重新审视这个话题，又会怎样呢？一位卫生系统的高层领导在处理“骗子医疗机构”的现场，有患者或家属对其做了这样的表述：“他们能给我们‘希望’，你的医院能给我希望吗？”换言之，掩耳盗铃也好、自欺欺人也罢，只要用钱还能换来“希望”就行！A希望破灭了，那就再换B希望。虽然这种做法很傻，但对于一个绝望等死的人来说又该怎样呢？正如日本关西地区民众眼中的学界偶像梅园猛，在宗教问题的学术演讲中谈到：对于老年的我来说，宁愿相信来生、转世都是真的
这样可以对抗死亡的恐惧、带來心灵的快乐。
因而对于这个走红的墓志铭，对于“治疗·帮助·安慰”的问题，我认为还是要学会秉承“医学发展”的基本立场，理性、客观地认识这个问题：一二百年前，医学能够治疗的疾病真的十分有限；安慰难免不是无奈之举；时至今日，医学发展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如何“安慰”，什么才是有效的“安慰”，就留给人们自己去思考。总之，既然科学与人文各有自身的价值取向，那就不要片面地只想一方面。
（3）雌激素残留——可以高枕无忧吗？
有害物残留，通常谈论的不外乎农药、化肥、重金属，其实还有雌激素。
避孕药是一大发明。但广泛、大量使用后造成其在自然界中的存量增高，对于由此带来人类的性格、生理改变，可以高枕无忧吗？20世纪70年代，我在上学时看到了国外有关这一问题的报道；而现在看到的却是朋友圈中那些男科、妇科医生就日常所见种种现象的讨论与担忧了。而这通常只会表述到“新生活方式带来的问题”而已。
（4）技术进步——带来新的“伦理学”问题
技术进步，带来一系列过去没有的伦理学问题。而在学术性的伦理学讨论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层面的“是否可以无节制的改造自然”的问题。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刘益东研究员的话说：那么高尚、满戴光环的科技研究，如果生产出了“致毁知识”，而这种知识又存在一旦被生产出来，便不可能被“销毁”。于是，便引出了一些人尽管无时无刻不在使用与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生活便利，却大呼人类、世界都将毁于科技。我曾问过社科院一位领导：贵院这样看问题的人有多少？他想想后回答：大约10%。而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件事，就是对于现代医学（西医）与传统医学（中医）的褒贬
大声疾呼：回归传统医学。
3.三驾马车——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
“三驾马车”是几十年来，业界对中国医疗构成的一种表述。即三支队伍共存。这是“中国特色”——不仅在于数字“3”，且没有人敢用驾辕、拉套这样带有主次之分的表述方式，而是极为聪明地称之为三驾马车——并驾齐驱！
而在域外，却适合用另一种方式来表示：马驾辕、驴拉套——绝非双驾马车。驾辕的，无疑是现代生物医学（西医），传统医学只能“拉套”，故谓之“补充医疗”或“替代医疗”。
3.1中西医结合
在赵洪均所著《中西医结合二十讲》中，将中西结合的发展进程概括为6个阶段：
第一阶段，号召中西医团结。其背景可追溯到民国时期。上海留日医生余岩（云岫）受日本明治维新后全面学习西方、以立法形式废止“汉方医”的影响，在中国提出废除“旧医”议案，从而引发一场中医界的维权斗争，结果不了了之。1949年后，余岩旧话重提，上书称：国民党腐败无能，故不能成其事；共产党英明伟大，必能做到。于是风波再起，结果是毛主席发表了“团结中西医”的最高指示，卫生系统两位高官落马，全国开始兴办各种“西学中”班，各地先后建立了中医学院、中医研究院，民问开始“献秘方”运动……大约从1955年开始，《人民日报》和《健康报》开始不断发社论，将对待中医的态度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
第三个阶段，提出中西医结合创立新医学的设想，则赋予“中西医结合”最伟大的历史使命
创造出一种最优秀的新医学。这可不是仅就中国范围而言，而是根据领袖指示放眼“全世界”！
至第六个阶段，“中西医结合队伍相对独立”，主要是指出现了独立的科室，乃至医院；有了自己的刊物、学会组织，研究生培养与学位授予权等等。中西医结合成为与中医、西医并驾齐驱的第三匹马。
有关中西医结合历史发展过程的论著当然很多，我之所以单举赵洪均，实在是因为此公是个有故事的风云人物，值得一提。
赵洪钧毕业于原第七军医大学，1978年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届研究生中的一员。因以“近代中西医论争”作为学位论文选题，在通过答辩后却未被该校授予学位，返回石家庄河北中医学院教书；其问自费印刷数种论著，学跨中西。1996年（51岁时）又出惊人之举：辞去公职，回到故乡农村，靠为乡亲治病维持生活，坚持研究写作。此人着实是个有学问、有性格、敢说话的人物。 回到“中西医结合”问题的要点：就“源流”而言，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西方医学传人，被后世称为“会（汇）通学派”。就“表现形式”而论，在理论方面表现为借一方理论解释另一方，既有以中释西，也有以西释中；并有药物混用的医家，例如在治疗感冒发烧时，用中医的白虎汤和阿司匹林。对于会通学派的主流评价是：会（汇）而不通、非驴非马。然而对于“骡子”却可以有两种评价：比马和驴都更强壮——在许多患者的实际治疗中，兼收并蓄的长处与更佳效果，确实比比皆是。但另一种评价是：骡子虽然比马和驴都更加强壮，但却没有后代！这也确实是事实
所谓实用技艺的兼收并用，实际上都来源于其父本与母本，恐怕很难见到“结合体”繁衍出自己的后代。解決这个问题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接续培育好的马和驴，再让它们制造出更好的骡子。然而，通常被忽视，但却最值得注意的是：西医传人后的种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对于生理、病理、病因、疾病属性等等的认识；教育、教材编写的方式等等。这里虽然未能逐一举例说明，但不妨听听电视中的那些中医科普、养生节目——哪怕是自诩秉承传统的老中医，其言论中其实都充满了现代医学知识。
3.2西医——近代（现代）医学、生物医学
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对于具有现代科技知识的人来说，理解并非难事；我们也不可能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的时间。仅说两点供大家思考：做“眼保健操”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学生都非常熟悉的场景，不知各位是否也有同样的亲身经历？然而半个多世纪后，忽然看到一些有关“眼保健操”是否真的有用的质疑。类似的事例还有一些，或许都与一种新兴的医学理念“循证医学”有关。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作为科学“性格”的体现，其概念和范畴自其最早被提及（1990），就不断在扩大、变迁和泛化。循证医学既不是一门医学，也不是一个学科，而可以说是一种方法学，是现代医学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临床医学实践从经验走向理性，其核心是要告诉临床研究者和实践者怎么如何做才更科学。
举个例子，一个病人被收住院，在没有明确诊断时，总不能像住旅馆一样住在医院吧？于是医生通常会开出一系列检查单，然后下用药医嘱：至少是维生素C+B1（一日三次）。至于其它已被明确诊断并采用对症治疗的药物和其他方法时，往往也会加上这一条。在以往的时代，不会有人对此有什么质疑；但循证医学则要问：为什么给他维生素c+B1？病人缺少维生素吗？医生给予这些药物的证据是什么？
Evidence-Based（循证），顾名思义，强调“基于证据”。而最重要的证据，无疑是客观的，因而病人的主诉（感觉），例如“吃了药好多了”“觉得很舒服”“精神心情好多了”“有劲儿了”等等，是不能作为主要证据的。其次，个案——没有一定样本量的效果，也是不能作为证据的。仅此两条，恐怕就会让传统医学的医生很头痛！
很多人都知道，前些年一位香港的女主播在海外遇交通事故，颅脑受重伤，被判已是“脑死亡”不治，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植物人；后她来到北京，由宣武医院的一个医疗小组负责治疗，在采用包括针灸疗法等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后，恢复得相当不错。
但循证医学则表示质疑：这只是个例。的确，哪个医生也不能保证下一个同类型的患者依然会有这样好的疗效；再说你是否有机会遇到一大把同类型的患者呢？好在面对这样的科学质疑，恐怕大多数人都会唏嘘：“哇塞！这个患者毕竟得救了、没有变成植物人，像个正常人似地回家了啊！”——应该说，两方面都没有错，只是看问题的立场、方法不同而已。
如此，在这里我们又会看到“科学医学与传统医学”另一个重要区别：前者，没有什么《医案学》，也见不到某医生将自己的治疗经验写成书出版；我们能看到的，通常就是一版又一版的教科书——新的研究成果、治疗方法，只有得到公认后，才能作为知识传播；而一旦新版教科书问世，便不会有人再学习、使用旧版了。很多人喜欢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谈资集中于“范式”问题；但也该注意其中有关于“教科书”的专门论述。而就医学而言，则不妨认真读读收入的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世界名著译丛”）——通篇所言，几乎都是作为“科学的医学”（实验医学）与“医生们的医学”（临床治疗）有什么不同。
回过头来，再看传统医学：个人治疗经验的“医案”著作，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中医院校中，“医案学”已经成为一门课程、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近年来的医案著作有许多，从古代医案，到当代老中医经验的出版物不胜枚举，医案为何能成为出版社的重要选题，当然是销量；而销量背后，则是需求。甚至有中医领导层的人物评价：这些年出版的中医著作，只有《中医医案学》有读的价值。同时指责统编教材“越编越烂（滥）”。
随之而来的则是对院校教育体制的不停批判；呼吁恢复“师带徒”的知识传承方式，以及身着汉服的拜师仪式。我无意评说其对错短长，只是以此为例，供大家思考两种知识体系的差别；思考“科学”的性格。
有吃瓜群众在旁观中西医自身重要性之争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全国的西医医院关门一天，将会怎样？中医医院关门一天，又会怎样？”只要不是狡辩，恐怕都会哑口无言。全国的西医医院关门一天，真的不能想像；而中医医院别说关门一天，即便关门时问再长，也不会怎样。现代医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话虽如此，那么对于传统医学又该如何评价呢？
3.3传统医学
（1）仍旧存活的古老知识、技艺、文化
在世界范围内，仍旧存活的传统医学并非只有中医——井蛙常常会谬言“惟有中医”！但活得如此兴旺的，大概首指中医。不少中医医院门庭若市，病人扎堆。除了上述的“政策保护”外，还有哪些理由呢？
a.落后说：早期，很多社会学者通常是从中国地广人多，医学发展落后，不足以满足需求论说。一言以蔽之：落后，所以有生存空间。然而时至今日，至少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现代医疗早已全覆盖，为何偏偏是在这些地方，人们对传统医学仍旧有那么大的需求？显然“落后存活说”没有言中关键。 b.文化情节说：台湾的本土“院士”、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台湾教育部部长”、带领着博士研究生班众弟子发起“医疗疾病社会史”研究的“史语所”杜正胜教授以此立论。即中医仍旧存活，无非是基于文化情节。但若真的是情节使然，那么不是同样应该眷恋中国的数理化、天地生等等知识体系吗？看来这种说法也禁不起推敲。
c.经验、疗效说：持此观点的人实在太多了，即便是那些著名的反对人士，对此也不否认。毋须多说。
（2）民众态度
对于中医，广大民众也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主要有以下方面：
a.相信——骨灰级铁粉、治病需要、养生求寿、缺乏辨别力
中医形成的具有深厚民众基础的社会形象，其原因无疑是多种多样的。全盘否定西医，且能身体力行（宁死不看西医、不吃西药）者，毕竟是少数。但基于治病需求者，却是绝大多数；甚至一生追求现代科学，但到了有病无奈时、只能求助中医的人亦不鲜见。在这个层面上，“疗效”无疑是最强大的支撑。至于说何以会有那么多人迷恋保健品、认真去听种种养生讲座，臻于痴迷？无非是因“兜里有了钱+求寿怕死”的综合作用。
同时，民众缺乏辨别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既包括对于“正规医疗体系”的信任；也包括将一切“非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江湖术士，皆视为传统医学、民间医疗方法的认识误区。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宣称冬病夏治的“三伏贴”。事实上“循证医学”已经影响到了中医界，也确实有官方课题对“三伏贴”的疗效进行过实证研究。但我们所能看到的，往往仅是像《循证医学与中医药》一书中所收的“正面报告”——即如何用实验手段证明“确实有效”。
b.否定——坚决拒绝、存药废医、吃药+骂、误读文本
民国以降，名人中誓死不吃中药者有之；当代科学教育的结果，也造就了一些這样的人。例如科学院机关有一个人，因老婆给孩子吃了点治感冒的中药而打架；又据某所人士说，一位院士居然坐在医务室门口，看谁拿了中成药，就要教训一番，责其扔掉！较多的是主张存药废医。本所（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有位洋博士常常提起：中医救过我的命，但我还是要骂中医！这就有点不讲理了。而不讲理的本质，难道不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吗？治好你的病、救了你的命，可以说是一种“现象”，难道不应该想想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吗？退一万步讲，也该说：学问有专攻，只是我不懂、也不想研究而已吧？
所谓“误读文本”仅限史学家、文化人——将清代民国文献中的《废医论》解读为“废除中医”之论。
c.科学史家的评论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物理或化学出身的科学史家的说法。袁江洋教授对中医的评价是：惟一传统可以与现代科学对抗的特例；而董光璧先生的话：是“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惟一可以写一笔”的。两位所言虽然不是“存活之因”，但同为自然科学出身的科学史大家有如此看法，的确是很有意思的。值得业内人士深入思考——毕竟活有活的理由，死有死的原因。需要附带说明的一点是：董先生的话，早在1953年毛主席就说过类似的。不过董先生无疑是基于是否具有“原创性”的视角。
二传统医学的基本特点
1.科学性
话题一旦进入“传统医学”，最难说清、有分歧的焦点莫过于“科学性”。中医研究院更名“中医科学院”不足以证明“中医就是科学”，甚至是“可笑之举”。承认“疗效”、值得研究研究、保护，不仅不等于承认其科学性，反而恰恰是否定。大谈“前科学”“潜科学”和“未来科学”，于事何补？或一方面批判“科学”不是什么好东西——机械论、片面性、见物不见人、耗子点头（动物实验）；一方面又声称自己的知识体系才是“科学”的
整体观、关注的是“人”而且是“活的人”。在科学与否的问题上陷入自相矛盾、前后矛盾，无一致定义的概念使用。
1.1科学“概念”（定义）的不确定性
众所周知，“科学”并没有一句话即可说清的简单、明确定义。丹皮尔《科学史》开篇说：“Science”一词语源的拉丁语Scientia（泛指学问或知识）；或与之最为接近的德语对应词Wissenschaft（包括一切有系统的学问）最接近的内涵。从这样的角度讲，中医，无疑是一门“科学”。但科学史家刘钝教授在“纵谈”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史时，就涉及中国古代科学的研究传统中“天、算、农、医”四大学科，给出了是“学”而非仅仅是“技”的4条理由（或称评价标准）：（1）各有理论体系；（2）各有流传千古的代表作；（3）各有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和特定的专业术语；（4）各有领先世界的学术代表人物。刘钝教授在深思熟虑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其发育较早、发达程度较高的几个知识体系是否可称科学的问题时，较为柔和地称其为“学”、为学科，可以说既考虑到以丹皮尔所论为代表的看法；同时也照顾到科学发展到今天所具有的特点。《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讲述了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情况，亦有介绍中医学的发展史。
然而这似乎还是没有回答是科学吗？我个人的理解、实践与应用而论，其中确有并非仅限“技术”的成分，仅用“经验”“有效性”就能解释的重要理论内容，至于是否符合“科学”的定义，无需纠缠。而值得了解的、最重要的就是“阴阳学说”的实际运用：
1.2“阴阳学说”的实际运用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用数轴上的“0”点表示健康状态，用传统的话说，就是所谓“阴阳平衡”的状态；在0点两边无疑可有无限多的数字，用以代表各种疾病（用传统的话说，叫做“千般疚难”）。假设以数字“5”代表最常见感冒的话，那么所谓中医、西医并不难对话。而中西医有何区别呢？关键在于这些数字前是否带有正负号！例如：非典，就是非典，没有带“+”号的非典或带“-”号的非典。但在中医眼中、在中医学里强调的恰恰就是一个疾病或某种病症表现，皆有正负属性之别。这就是所谓“辨证论治”的精髓或含义。
正如李约瑟在其所著《中国科技史》中称此为“古代中国人能够构想的最终原理”。然而尽管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先哲思维活动中最富哲学味道的理论构想，但绝非口念“《黄帝内经》曰：阴阳者如何、如何”就能治病。就不同的疾病而言，具体的治疗方法当然情况各异，但这一条无论如何都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我经常从这个例子切入、用这种方式为执现代自然科学为业的人士，甚至外国人讲解中医，他们居然都能听懂，甚至会说：“如此说来，两相比较，当然是中医更好一些；这样的理论，确实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限于时间，仅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口疮。 a.百姓常识：“上火”；对策：多喝水、水果，禁辛辣；西医：维生素B2缺乏，药片补充。
b.当代中医：通常与“百姓常识”一样，只不过在饮食宜忌外，会加上所谓“清火”的中药，例如牛黄解毒之类的药物。但请注意，其一是不管用什么药物，其在理论认识层面上，只达到了“百姓常识”的水平；其二，根据西医知识，推荐患者吃些“富含维生素B类”的食物，或给予“富含维生素B类”的草药这里既体现了前述“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代表着支持“存药废医”——聚焦其中有效成分者的思维方式，甚至可以说是最常见的中医“科学化”的一种表现。
c.久治不愈：在面对一个吃了大量维生素B2、牛黄解毒，却仍久治不愈的患者时，怎么办呢？先说西医：由于有日益发达的理化检测手段，因而在此类黏膜溃疡久治不愈患者的常规检验中，有时会发现白细胞分类中：嗜酸性白细胞增多。于是便出现了一个新的病名：嗜酸性白细胞增多症。治疗药物是：常规、维持量的皮质激素。
d.再说中医：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中医，那么他会从方方面面的身体状况，例如面色、嘴唇和舌的颜色，以及脉相等（即所谓望闻问切的“四诊”）辨别一下是“虚”证（号）呢？还是“实证”（+号），然后给予“能够引导其走向0点的药物”。一旦有效，当你问他“为什么”时，作为一个传统中医，通常会很得意地说：病有虚实寒热，要辨证论治啊！——仅此而已。
而且会就此贬斥西医：“说一千、道一万，能治好病才是硬道理！”“激素的副作用多可怕呀！”——确实可怕！
而作为一个拥有现代医学知识的好医生，能够给出的解释，或许就会比传统中医的“阴阳之论”深刻一点：当黏膜的血供、营养不良时，往往会溃疡（坏死）。如果能给出这样的解釋，是否更有利于解释这个不符合“一般规律”患者“口疮”疾病的原因与本质？是否有利于普通具有科学常识的公众理解“虚无缥缈的阴阳理论”或“中医是怎么治病的”的问题？许多问题或许都可能因此获得解释。因而，由此观之，西医也好、现代生命科学知识也罢，对于一个真正有头脑的中医来说，绝不是坏事；而是可以使其从更深层面理解自己知识体系价值所在的必要条件。
然而“黏膜的血供、营养不良时，往往会溃疡（坏死）”乃是现代西医课程中所教授的知识呀，那么西医怎么反而会忽略，只有B2缺乏一种病因解释、治疗方法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为疾病、症状带上正负号，不在其思维方式中；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中西医的本质区别所在。当然，西医知识沿着自己的固有轨迹发展，也有类似的进步。例如“胃动力药——吗丁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胃“动力”不足，已然与传统的病因思考有了本质的不同，甚至可以说与中医所言“气虚”等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一定要注意：由于基本思维方式的差别，这样的思考在西医中不会成为一条“基本原理”，只能一病一说。——这就是科学的性格！
此外，值得说明与强调的大概还有：无论古今，中医学中都有大量针对某一具体“症状”的治疗方法，如头痛吃什么药，某种植物能治某病。这就是“经验医学”的基本属性。例如出自葛洪《肘后方》的青蒿治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些记载，既有经验性的，也有大量是基于类比思维。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经过“试错”被淘汰了；但国人又有追求“大成”（大而全）的习惯，凡是前人说过的，全部纳入编纂内容。如此便成了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医学著作。
但另一方面，运用“阴阳学说”，区分某种“症状”、疾病表现的阴阳虚实属性，又确实是中医的一大特点。同时，对于药物的认识，也出现具体治疗某病（主治）之上的抽象认识（功能），例如补虚、清热等（表1）。
于是一条超越某病用某药、某药治某病的“理论知识”便形成了：只要两方的抽象属性相对，治病的原则“法”就成立了。至于说具体使用那种药物“方”（药方）当然是次要的，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表2）。
当西方医学传人后，中医开始思考究竟什么才是自身最重要的特点？与西医的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时，“辨证施治”的概念才逐渐明确被提出。正如文史学家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指出：“症”与“证”在古代并无如此明确的区别。
上述这些“精华”，似乎足以说明中医的一些本质。但当我与同事郝刘祥教授谈这些“中医特点”时，他总是说：一点不新鲜，在物理学发展史中都能找到相同的事例。谁说理论就得来源于现象的归纳？谁说理论就得被证实？谁看见过电子？……我宁愿同意这些是真理，但就是不要使用“科学”一词！
2.文化解读
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血肉相通，甚至毋宁说就是母体文化之子，这当然一点问题都没有。概言之，所谓“文化解读”基本可以归为三类：
2.1中医文化学
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初创阶段，以史料收集为主，然后按政治朝代、史料属性分为章节。主要包括：人物、著作、疾病、药物、制度等方面。其后，在“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导向下，出现了一个被称为“成就派”的时代世界第一、科学成就、发现更早记载等成为学术导向。但近几十年来，在内外两种动力的影响下，注重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解读代表人物的思想、经典著作的主旨，乃至学术发展的源流等方方面面的历史，已成主流。于是出现了一些自称“中医文化学”或“中医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并努力获取“独立学科”的地位。尽管在侧重点、细节等方面不能说没有自身特点，但视其仍属“医学史”范畴亦无不可——尽管他们自己决不认可。
2.2故事、外史
此类著作比较杂，值得一提的是肇始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医疗疾病社会史”。其发起人谓：研究半生，关注的都是政治、经济、社会，对于“自身”却疏于关注。无暇详述，举一篇在该地备受好评的论文，可窥一斑：“称病的历史”即古代臣子感到皇帝有疏远、厌烦自己之意时，便“称病请退”——求皇上允许告病还乡。若合了圣上心意自然一拍即合；如圣上并无此意，自然挽留。文章内容固然围绕“病”字展开，但实际上并无其实，只是“称病”而已。该文报告于“疾病史国际会议”，当地评者称赞：将疾病史的研究拓展到“诈病”云云。目前，此类研究已渐成蔚然大观；论著极多。如何评价？仁智所见不同。 2.3文化“强纲领”
借用科学社会学中的“强纲领”一词，略示两例，以明某些彻底否定传统医学“科”“技”属性的表现。2006年7月2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登记注册的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议上的主流声音（共识）是：“中医是个哲学问题；中医的研究，就是哲学研究。”问题是谁又能用“哲学”看病呢？人们一旦有恙，恐怕谁也不会不去医院吧？
2010年12月15日，“中医针灸申世遗成功”后召开庆祝研讨论坛。几位“要员”发言：
a.中医科学院某所长、该次申遗的操刀者：“要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后谁再说要研究经络实质、研究穴位，就是不尊重！”
b.社科院某教授：“人们总要弄个对错，要弄清‘本质’，好比佛教所言，与中国、西方圣人所言皆不同，能说谁对谁错吗？”
c.两位官员共唱：“世界讲科学，原子弹，末日、自毁……必须回归中国文化！”
d.最有意思的是以从事经络实证研究著称，发表论文百余篇的某教授，学术名片上显示如此标准的一位科学家，如此之多的实证研究，但当有人问他“经络如何发现？”时，他回答：“确实不知道。《黄帝内经》是‘天书’，那就是‘天授’的呀！”
该次论坛的主导言论是：古人比现代人聪明多了；科学的罪过罄竹难书；以文化看病足已。我觉得实在没必要再对这些言论详加评述！
3.传与统——得“传”、成“统”的体系
Tradition一词最基本的含义，是指将文化从一代人传至下一代，且尤特指通过“身授”或“口耳相传”的方式实现传承。中国古籍中“传统”一词盖不鲜见，自记述东汉历史的《后汉书》开始，即可见到诸如“国皆称王，世世传统”之类的话。但在编纂水平非常高的工具书《辞源》中，却查不到这个词？原因何在？难道真的是“智者千虑，难免有失”——漏掉了吗？其实不然，而是因为“传统”二字连用，在古语中实属“动宾结构”，或者说已经构成了一个句子——所谓“统”，乃特指“皇权”而言。因而延续下来，“传统”在汉语中虽然成为了一个固定的名词，但两个字却仍旧寓含者不同的意思。传：是时问坐标，表示世代相承；统：是空间坐标，是相对于冗杂的“边缘”，以及那些可以被扬弃的“存在”而言，承载其精华、关键的“核心”。就“时间坐标”而言，与Tradition有相通之义；但却没有特指“口传身授”之方式的意思。因而我们在思考什么是中国传统医学，则需要思考其“传”和“统”两方面的问题。概言之，在中文语境下，所谓“传统”，当指那些“得传”、“成统”的知识；而这样的知识，自身必然构成了一定的体系！另外，西方人论“传统”，一是谈到“传统”有大小之分，二是论“传统”有真伪之别，都很有意思。
一、大小传统：
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传统。一种是由少数人创造与传承的大传统；另一种是由多数人创造与传承的小传统。意思很明确，没有必要再解释；但却值得联系实际问题、认真体会：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文明的成长与进步来说，究竟是“少数人创造的大传统”重要，还是“多数人自发秉承的小传统”重要。
二、真假传统：
英国学者所编《传统的发明》一书，则是通过一些具体事例来说明：某些貌似历史悠久的传统，其实出现、存在的时间并不很长。
例如，英国君主制在公共仪式中的盛观显得是如此古老，并仿佛与无法追忆的往昔紧密相联，在此方面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之匹敌。然而，现代形式的这种盛典事实上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产物。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
又如当代苏格兰人穿着格子呢的褶裙、吹起风笛的“民族传统”，实际上也并非伟大的古代遗风，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的。这种载体是英格兰与英格兰合并以后（其中某些因素甚至是在很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英格兰的一种抗议。在合并之前，它确实以一种残留的方式存在；但大多数苏格兰人视这种形式为野蛮的标志。实际上，关于独特的高地文化与传统的整套观念都是一种追溯性的发明。
三、“纳入传统”——中医家族新成员：
那么，在所谓“中国的传统医学”中，是否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呢？回答是肯定的。例如：
a.耳穴、耳诊、耳针：1957年，法国针灸医师诺格尔（P.Nogier）将他所发现形如倒置胎儿投影的耳穴分布图，公诸于世。中国的反响是：古已有之；并据《黄帝内经》、经脉学说，加以解释。但法国人所论，与中医著作所言，实有本质区别：关键在于中医方面没有“耳穴”分布形如“倒置人体胎儿”之说，而不过是按照五行方位，将五脏列于耳上。也没有据此形成的诊断和治疗方法。1964年，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外籍人士”——耳针，才作为“附篇参考资料”，收入中医高校《针灸学》教材，从此获得了“传统医学”的身份证。
b.足疗：与耳针同类，同样都是基于“局部是全局缩影”理论构想而成的足疗。也是在相当晚近之时才由台湾人创造，并传播到大陆的，现今已风靡之极。如果追索一下中医，包括民间疗法，对于“脚”的利用，原本不过就有热水泡脚、搓足心的“涌泉穴”以养生而已。
c.刮痧：据相关学者的研究，这种“民间疗法”也是因一位台湾人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大陆传扬才流行开来。迄今在正经的学术刊物上已有上千篇学术论文。
d.拔罐：其历史更是极为有趣。清代书籍中屡见记载说：近来常见医生用这种方法为人治病如何如何。而在《清官档案》中又有：1898年，法国医官应邀为光绪皇帝看病时，向他介绍“西洋有拔罐疗法、治疗腰痛非常有效”的记载。同时还请注意：与“耳针疗法”一样，这种“民间疗法”，也是在20世纪中叶、中国开始系统编撰新式“中医学教科书”时，才作為“附”列于“针灸治疗·灸法章”下，并由此获得了跻身“传统”的正式身份。
e.气功疗法：原本与佛、道两教修炼密切相关，独立存在于医学之外；1933年董志仁著《肺痨病特殊疗养法》，首见“气功疗法”一词；1959年编入二版《中医学概论》；1964年成为“路线斗争”的载体；1981年平反；此后再次以所谓“气功科学”“中医养生方法”的身份进入正规医院、高等院校、中华医学会。 总之，无论社会民众，还是在学术界中；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卫生组织，最为通行的看法是：凡是与主流医学
西医不同的一切其它医学理论、治疗方法，都是“传统医学”。然而这种看法其实未必准确。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中国，中医和其他各种所谓的“民间疗法”的关系，同样可以表述为“主流”“主体”与“边缘”。
另外，对于确实存在于社会之中的“江湖行为”，更是要有明确的认识——你总不能像WHO那样，将这类“江湖术士”及其“治疗行为”也称为“中医”、纳入“中国传统医学”的体系吧？
同时，还要看到：所谓“转型”——变化，其实无时不在。一方面，正像上面提到的，来自异文化的“耳针”，来自所谓民间疗法的“足疗”“拔罐”，与佛、道两种宗教修炼密切关联的“气功”，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经过一段时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融入”到了主流之中，成为“传统”的组成部分。因而，“传统”并非一成不变。不仅有新的元素融入，而且会不断有所淘汰。更为关键的一点是“扬弃”。中文的“扬弃”一词，来源于日语；日语，来源于德文。早年中国的哲学家解释说：“好比给婴儿洗澡……”后来被解释为：抛弃旧事物中的消极因素，发扬其中的积极因素。但作为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其本义是指：某一命题在被反命题否定的过程中，在更高层面上产生出新的综合。如果套用美国科学哲学大家的解释，也可以解释为：创新，并非一定是指发明、发现；对于现有知识的重组，形成新的概念，也是一种“创新”。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也好，治疗技艺也罢，无不是在如此过程中经历了大大小小、无处不在的重新整合、取合变化，才形成了一个今日所见的“体系”或“传统”。
4.何谓“传统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
在WHO文件中，“传统医学”不过是被定义为一个“工作概念”——为表述需要与方便而设立。包括各种成体系的医学知识，和所谓“民间疗法”。至于何谓“中国传统医学”？这个话题看似“初级”，其实并不简单。有次一位身为博士导师、主任医师的同学，参加人大会议，被高层领导问到这个问题，竟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回来后微信询问同僚，但最终并未得到满意的答案。可见许多业内人士也未必能够想得很清楚明白，我自己当然也是如此。但这个问题确实不是可以用一两句话表述清楚的。因为其中不仅牵涉“国家”与“文化”问的歧义，甚至还要涉及“文化圈”。
（1）首先，“中国传统医学”无疑可以表述为“TCM”（Traditional ChineseMedicine）。
（2）但是，外国人所言“TCM”，或其汉译，所指却仅仅是“中医”——即：中国汉族的医学，而“中国传统医学”，则必须包括汉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
关注两种文字表述间的差异问题，并非咬文嚼字、文字游戏。而是有助于我们把一些司空见惯，以至忽略无视的问题，考虑得更全面、更深刻。这是看似同义之两种文字表述问所存在的第一点差异。即：政治、疆域的“国家概念”，和以其主体民族作为该国家“主体文化标识”问的不同。这种差异，并非仅仅存在于中国，例如“印度”与“印度文化”问，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3）另一方面，有位韩国学者，认为应该取“Chinese”的另外一个意思——“汉字的”来概括存在于不同国度的这个医学知识体系，才更符合“中医”与“TCM”的本意，同时还可以弥合两种表述方式问的差异。这种着眼于“汉字文化圈”之文化共性的看法，确实有一定道理，也更容易被中国之外的各方人士所接受。但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學者，这种观点背后所隐藏的，实际是“去中国化”的意图。例如在日本，已经开始用“东亚医学”取代自古以来所使用的“汉方”一词。世界各国学者汇聚的“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至198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第七届时，被美国和日本的学者更名为“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国际会议”；迄今，在相关国际组织中，拥有机构组织投票权的，也是这一学会。
总之，这些问题虽然超越了“医学知识”的范围，但却自古以来就与世界各地、各种医学的发生、发展、演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到传统医学的思考与解释。所以，应该知道我们此时此刻所言“中国传统医学”，其实不过仅仅是就“中医”（汉族医学）而论。或者说我们是像外国人一样，是站在“主体文化标识”的立场来谈TCM的话题。
简单概括一下“传统医学”的概貌：
其一，放眼世界，可以概分为西方、东方、中间地带三大块。然而在很多大学者的论著中，尤其是那些聚焦中国文化优越性，或眼中只有中医、西医两种医学知识体系者，通常只分东西方。但我以为作为欧亚大陆文明带的中间地带，无论是在宏观的文明、文化方面，还是具体到传统医学，都有其自身的特点。
其二，西方在近代生物医学兴起前，同样有各种传统医学存在。即便享誉“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由于其知识体系完全是植根于自然哲学，同样也属于传统医学；甚至可以说近代西医的特征，恰恰在于彻底背离了这个传统知识体系。
其三，在各种传统医学知识体系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例如印度的“尤那尼”便是印度化阿拉伯医学的名称，而阿拉伯医学又与希腊医学具有密切关系。就东方而言，历史上基本都承认汉文化的先进性，所以通行汉方、汉医之名，但近年来，为凸显自身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其传统医学的名称亦有所改变。
其四，关于中国多种少数民族医学，没有时间细说。要点有二：
（1）注意其地理位置：几个被公认较为发达、内容丰富、自成体系的民族医学，主要集中在西北部，如同一知识体系的藏医、蒙医，维吾尔与回族医学；即便是西南边陲的傣族医学，其在理论上秉承的也是外来的“风、胆、痰”三要素说。
（2）尽管在国家导向、文化研究无所不及的热潮下，有关各种民族医学的著作层出不穷，但只要细观具体内容，便能发现水平参差不齐；有些甚至表现为：说传统，无非巫医、草药；谈发展，则是共和国时期的现代化进程。故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一位专管民族医学的副局长在会议发言、出版的论著中强调：“要实事求是，有则有，无则无。”（页3）在如何宏观把握上，我以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有关“民族”的定义。我曾看到一种与既有传统说法全然不同的定义，引用如下： 归根结底，民族医药的存在与发展决定于内因。但外因过于强大之时，扼杀和消灭都是有过先例的。……必须实事求是，有则有之，无则无之，多则多之，少则少之，不忽视，不遗漏，不硬扯，不拼凑，不受不正当的社会风气和学术风气所左右。（页4）
简单说，即：在同一时点，处于不同发达程度的群体。由于这个说法无疑含有强烈的“高低之分”意识，故我特别请教国家民委科教司司长：是否可用？他考虑良久后回答：可以。提供给各位“仔细体会、谨慎使用”。
三史学研究的重要性
1.三维视角
如果有人问“史学视角的必要性”，回答：不管你的资料多么丰富；即便你强调自己使用各种西方的新视角、新思想、新方法；即便你臻于“内外史结合”、拥有STS的宽泛视角，却仍有可能是将不同时代、不同含义的资料置于一个平面上进行考察，难免不出现“关公战秦琼”那样的笑话。如果增加一个“时间坐标”，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相信各位对一张照片都不陌生——2016年巴西奥运会，飞鱼菲尔普斯“代言中国火罐”，据此点赞中医者甚嚣尘上。在此之前，中医数以千计、以万计的有关“拔罐”疗法的学术论文中，但凡追溯源流，都会将拔罐的起源上溯到1973年马王堆出土（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
西汉时期）的医书中的“角法”——利用动物犄角作为拔罐工具，故称“角法”。
牡痔居窍（肛门）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枣核者：以小角角之，如熟二
斗米顷，而张角，絮以小绳，剖以刀。
可根据此段文字想想实际操作的场景。首先，就用途、用法而言，都与后来所说的“拔罐”完全不同——小头向下、吸出痔核。但确实可称“角法”——因为器具是“角”。可就“负压在医疗中的运用”写一篇论文。其次，在操作过程中，医生几乎需要将脸贴在患者的臀部长达“煮熟一锅饭”的时间。怎么可能是民间疗法呢？但对于宫廷医生来说，除去客观需要，岂不恰好也是献殷勤、表忠心的好机会吗？
2.横向比较
其次，则是要尽量开拓眼界，避免“井蛙”之误。我们仍以拔罐为例，西方称为“杯吸”之术的相关记载，远比中国丰富，时代同样久远；尤其是理论阐述更是系统、完整。而最古老的工具，也同样是动物之角。虽技术发展，逐渐被玻璃器皿取代。大约在16世纪前后荷兰医学率先传入日本时，形成了这样的情况：虽然早有中国文献存在，但实际早已荒废不用；兰医到来，才重新出现广泛使用玻璃器皿拔罐的情況。而这时，在清代文人的著作中也开始出现“近来，见医家使用玻璃罐为人治病”的记载；以及如前提到法国公使馆医生向圣上推荐可以使用“我们西方医生的拔罐方法，治疗腰痛”的记载。至于这中问是否存在“逆输入”的问题，讨论起来就太复杂了。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法国驻京使署医官多德福，蒙约诊视大皇帝。蒙允听诊；用化学将小水分解，内中尚无蛋清一质。知由于腰败矣。
至于施治之法，（休息、日食人乳或牛乳、外涂洋地黄末），西洋有吸气罐用之，成效亦然。
四结语
总之，史学视角，很重要。研究方法，要从精细个案人手，先把一件事做扎实；然后，连点成线、线多成面、面多成体，逐渐构建起自己的“解释体系”——这就是“历史”，是你的“某某史”。在这个过程中，竖起耳朵、瞪大眼睛，努力从他人和其它学科中汲取养分，充实自己，必有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