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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第一次对其“具有决定意义”或者其核心思想要旨“唯物史观”作出科学的,但却是以论战形式的概述。这一著作不仅是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哲学以及法学等领域思想的全面批判,更为重要的,它是马克思走向成熟的思想的第一次全面展现,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一部哲学著作、一部法律社会理论著作,更是一部“现代性”批判著作。处于当今现代社会变迁转折的关键时期,读《哲学的贫困》,正是重温马克思原创思想世界,回归真实“现代”时刻的重要捷径之一。
关键词:“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学;法学;《哲学的贫困》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8-0189-03
“现代”社会有一张“双子座”般的脸庞,人们总是在它所营造的“自由”面容下幸福地生活,无论是所谓的市场的自由、政治的自由,还是法律所赋予每一位公民的抽象而世俗的自由“权利”。虽然曾经有人提醒过人们去关注“现代”的另一张更为“真实”的面容,但人们总是遗忘这一“历史”。忘却的“历史”使人们既看不清未来,也看不清现实。一旦“现代”社会稍稍展现出它在这个时代的病灶或者说它的发展变迁的真实轨迹、真实“面容”的时候,重温“历史”的时刻又将来临。
马克思无疑是这段“历史”的最佳预言者,他不断地提醒人们去面对一个真实的“现代”,并激励人们在“现实”的基础上做出革命性的抉择,以弥补残缺的“自由”,实现真正意义的人的解放。因此,马克思在其完成从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研究的转变,到完成那部并未完成的鸿篇巨著《资本论》之前,发表了两个重要的“宣言”:一个就是那篇享誉世界的著名“行动”宣言,而另一个则是发表于稍前时候的对整个“现代”的“批判”宣言。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但后者对于今天处于“现代”迷雾中的人们更富启示意义。
一、蒲鲁东“贫困哲学”的迷梦
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dhon, 1809~1865)的代表作品有:《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19世纪革命的观念》(1849)等。①在这些著作中,蒲鲁东提出了一整套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革方案,即蒲鲁东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下,蒲鲁东的政治理想模式(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被描绘成了以下几个面孔。
第一,作为“救世主”的蒲鲁东。蒲鲁东的终身目标是用小私有制的普遍化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社会模式是他“恩赐”给人类的“伟大”的救世良方,即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蒲鲁东的“个人占有”指小私有制,“互助制”就是各个自由力量之间取得均势的一种制度。这种“独立”、“平等”、“自由”的社会实质是一切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小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的社会。
第二,作为“幻想狂”的蒲鲁东。蒲鲁东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的“互助制”社会,制定了一整套的社会改良方案,主要是信贷改革,建立“人民银行”发放无息贷款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途径。
第三,作为“空论家”的蒲鲁东。蒲鲁东先生要求用“文火”慢慢烧掉私产,反对用革命手段消灭私有制和建立新制度。他说,工人“决没有他们所指望的结社权”,工人“罢工是非法的”,进行暴力革命是“诉诸横暴”、“诉诸霸道”。
二、马克思“哲学贫困”的批判
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对蒲鲁东做出了深刻的批判,直接把蒲鲁东描述为一名喝多了“形而上学”的酒又充斥着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幻觉的“醉汉”。《哲学的贫困》一书分为两章。每一章中,马克思和蒲鲁东的思想较量都是针锋相对,一一对应的。第一章主要是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伟大的发现”)的剖析和批判,初步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意义和剩余价值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资本论》“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第二章是对蒲鲁东的哲学思想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同时,在这本书中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也隐含其中。马克思继《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后继续发展阐述了唯物史观,并且体现了对立统一规律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因此,《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第一印象,也是我们深入了解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教材。笔者对该书的结构做三个方面的评析:
(一)对蒲鲁东哲学思想的批判
蒲鲁东的哲学基础主要是他的三大法宝:法学唯心主义(永恒平等论)、庸俗化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唯心史观。蒲鲁东先生将这三者糅合起来,“天才”般地运用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改造等领域,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蒲鲁东主义”。
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蒲鲁东就提出了“平等”作为永恒的理性原则,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构成财产的基础。但现在的财产关系和永恒平等观不相符合,自相矛盾。蒲鲁东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论断①,而《贫困的哲学》是上书的续写。蒲鲁东从财产关系的法律表现转向经济方面,即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似乎是“伟大的发现”,但是马克思指出:“考虑什么是财产决不能从它们的法律表现入手,孤立地、静心地做抽象议论。而是应当通过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回答。”同时,也不能用“永恒平等观”来篡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蒲鲁东先生作为一名“哲学家”的真正本身决不只是提出了一个“永恒平等观”,他的主要表现在于他的“善于”应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方面。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的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通过七个说明批判了蒲鲁东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②研究政治经济学离不开经济范畴,问题是如何对待经济范畴与经济关系二者的辨证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彻底暴露了蒲鲁东的伪黑格尔辩证法及唯心史观。蒲鲁东从经济学家那里知道了种种经济范畴,从黑格尔那里知道了范畴“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顺序”。于是,蒲鲁东先生就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庸俗为一种保留好的、抛弃坏的东西。蒲鲁东把所有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的混合物,写成两卷本的“经济矛盾的体系”。
蒲鲁东先生的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帮助马克思发展了他的唯物史观。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在揭示蒲鲁东主义实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确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历史决不是什么永恒普遍理性的自我表现,也不是经济范畴的逻辑推演,而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
(二)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批判
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论述是从价值问题开始的。蒲鲁东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解释为“稀少”和“众多”的矛盾、“需求”和“供给”的矛盾、“意见”和“效用”的矛盾,最后干脆归结为“自由的购买者”和“自由的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可以看出,蒲鲁东关于价值“矛盾的本性”的解释,基本上是在抽象概念中进行的推断。马克思对此评论说:“他使抽象达到极端,把一切生产者化为一个唯一的生产者,把一切消费者化为一个唯一的消费者,然后使这两个虚构的人物互相斗争”。在蒲鲁东看来,商品内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显现出的是一种“对抗因素”。但矛盾、对抗不应当永久维持下去,这就要求谋求它们之间的平衡,提出一个“综合公式”。这个“综合公式”就是“构成价值”理论。蒲鲁东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知道了劳动是构成价值的基础,他由此产生一种设想,认为一种产品只要都按照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进行交换,那末,它们的价值就会达到“构成状态”。针对他把价值看成“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 ,马克思说:“任何一种价值都不是单独构成的”,“完全构成了的‘比例性关系’是不存在的,只有构成这种关系的运动”。价值根本就不是什么可以单独构成的物品,而是反映和代表着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 没有超越资产阶级的视野,又拐弯抹角地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立场上,陷入一系列错误、空想之中。他全然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的形式,也正像封建的生产方式一样。“其所以发生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这种人不再是资产者”。
(三)对蒲鲁东法学思想的批判
蒲鲁东1840年的《什么是财产》,又名《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一书中表明了他的法学思想。蒲鲁东在关于法与经济关系的论述,提出了“永恒平等”的理性是经济关系的规定性,法律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是“永恒平等”精神的体现。蒲鲁东的这一经济法的思想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而在马克思的眼中,蒲鲁东的经济法思想是歪曲了法与经济的真实的关系,是用一种法学的“形而上学”来解释客观的经济规律。为了彻底地摆脱以往的理性主义的束缚,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了一个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重要命题:“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1]对于这个法学命题,马克思是通过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批判中进行论证的,这些观点散见于《哲学的贫困》的各个章节中,主要包括以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货币”论。蒲鲁东在考察金银作为货币的优越性时认为,“君主们占有金银,并且在上面打上了自己的印章”,是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的重要原因。蒲鲁东先生看到了君主们的专横,但是他没有看到即使是专横的君主们也不会跟经济规律过不去。马克思指出:“金银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那是由于它们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而它们之所以成为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那是因为当前的生产组织需要普遍的交换的手段”[1]124。因此,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1]124。的重要结论。从这种唯物史观的法学观点出发,马克思给民法下了一个定义:“民法不过是所有制发展的一定阶段,即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表现”。[1]
第二,关于“平等交换”论。蒲鲁东认为,“正是人的自由意志引起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1]86马克思却说:“在社会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的交换。”不是法律规定着人们的交换方式,也不是人们自由意志的结果,而是生产方式和阶级对抗。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购买的时期,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求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
第三,关于“永恒分工”论。蒲鲁东把分工看作是一种永恒的规律,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在法律上,立法者的规定即是社会分工的原则。马克思驳斥了这个所谓的立法规律,他认为社会的分工是按照一定的经济规律进行的,分工也会因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由哪个立法者所能规定不变的。法律上的社会分工的规定只是对经济规律的一种承认和记载。
第四,关于“永恒竞争”论。“永恒”是蒲鲁东先生永恒的话题,他不仅需要“永恒”的分工,还渴求竞争的永恒性。他认为竞争是自由的最时髦的方式,是实现平等的条件,是社会经济的原理和命运。但是,竞争又带来了“坏的方面”:产生贫困,混淆民族,制造家庭矛盾,败坏品德,歪曲公正等等。为了解决这一“二律背反”,蒲鲁东先生想到了法律,企图用法律的手段消除竞争的有害的结果。马克思对此提出了严厉的反驳,资本主义的竞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本质的必然表现。那种企图用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的荒唐想法是对资本主义的竞争、垄断和法的联系的曲解。
第五,关于“土地所有权”论。蒲鲁东把土地所有权的起源归于“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实际上,是把土地所有权的来源神秘化,是放弃对经济科学的一切要求。马克思强调,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因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不资产
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1]180
三、《哲学的贫困》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意义
首先,《哲学的贫困》的目的,是要清除工人运动中的有害思想。“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实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2]这就是写作《哲学的贫困》最为深刻的实践目的。
其次,《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第一次对其“具有决定意义”或者其核心思想要旨“唯物史观”作出科学的,但却是以论战形式的概述并揭示其原因。这种论点,马克思“一经得到运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这在《哲学的贫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马克用新创立的唯物史观,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唯心主义。这里的实际上具有着双重含义: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非科的批判。第一、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虽然致力于探讨私有制运规律,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出私有制本身的合理性问题。第二、各种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说都缺乏科学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虽然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进行揭露和抨击,但都是诉诸于抽象的人性和理性,把未来社会改造寄希望于有教养人士身上。
最后,《贫困的哲学》通过对蒲鲁东的“经济矛盾体”的头足颠倒的“原理”(观念)与“历史”(现实)以及“系列辩证法”的幼稚三段论的伪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马克思第一次正面阐述并全面总结了自1844年以来在其《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纲领》、《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思想变迁时期文本中的振聋发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结语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将《哲学的贫困》定位为一部经济学著作。因为,书中的第一章主要是对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进行批判,而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中心部分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如此来说,它是一本地道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是,我们不能将它单纯界局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忽视了它的哲学性质,忽视它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上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忽视了它作为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宣言”(当然包括对最为抽象和世俗的现代法律批判的法律社会理论)。问题的核心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它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发展的关系如何?同时它在马克思的整个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位置如何?
今天,世界经济又一次展现了“现代”的另一张面容:以美元这一国际货币为基础的世界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当然还有令人心烦的房地产市场,尤其是那些“风险”与“虚幻”并存的虚拟“金融产品”,让精明的美国人在一场危险的“现代经济”游戏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美国不生产,不储蓄,只消费和借贷,加上印制美元”,但当货币魔术露出巨大破绽,让所有人都一目了然的时候,这场把戏就不得不收场。于是有人要求在经济上回到真实的财富世界里来,因为不是市场创造价值,而是生产或者马克思所称的“劳动”创造了价值。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不再只是一个文本,一个预言,而正是当今真实的世界和即将出现的世界。因此,美元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无非是“市场”重新回归真实“现代”的一个时刻,而“现代”家庭中的“兄弟们”远不止“市场”一个而已,其中的“权利”也不可能再“抽离”在外。笔者相信,重新回归真实“现代”的时刻已经来临,或者说再次重新回归马克思真实思想世界的时代即将开启,重温《哲学的贫困》不过是一条回归的捷径,因为它明确体现了马克思研究人类现代社会的“真实”和解放人类而达致“自由”的上下两大进路,这就是在政治经济学与(法)哲学的真正“合题”中走向现代“历史”的深处,揭示出人的一切秘密。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21-122.
[2]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7.
关键词:“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学;法学;《哲学的贫困》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8-0189-03
“现代”社会有一张“双子座”般的脸庞,人们总是在它所营造的“自由”面容下幸福地生活,无论是所谓的市场的自由、政治的自由,还是法律所赋予每一位公民的抽象而世俗的自由“权利”。虽然曾经有人提醒过人们去关注“现代”的另一张更为“真实”的面容,但人们总是遗忘这一“历史”。忘却的“历史”使人们既看不清未来,也看不清现实。一旦“现代”社会稍稍展现出它在这个时代的病灶或者说它的发展变迁的真实轨迹、真实“面容”的时候,重温“历史”的时刻又将来临。
马克思无疑是这段“历史”的最佳预言者,他不断地提醒人们去面对一个真实的“现代”,并激励人们在“现实”的基础上做出革命性的抉择,以弥补残缺的“自由”,实现真正意义的人的解放。因此,马克思在其完成从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研究的转变,到完成那部并未完成的鸿篇巨著《资本论》之前,发表了两个重要的“宣言”:一个就是那篇享誉世界的著名“行动”宣言,而另一个则是发表于稍前时候的对整个“现代”的“批判”宣言。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但后者对于今天处于“现代”迷雾中的人们更富启示意义。
一、蒲鲁东“贫困哲学”的迷梦
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dhon, 1809~1865)的代表作品有:《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19世纪革命的观念》(1849)等。①在这些著作中,蒲鲁东提出了一整套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革方案,即蒲鲁东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下,蒲鲁东的政治理想模式(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被描绘成了以下几个面孔。
第一,作为“救世主”的蒲鲁东。蒲鲁东的终身目标是用小私有制的普遍化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社会模式是他“恩赐”给人类的“伟大”的救世良方,即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蒲鲁东的“个人占有”指小私有制,“互助制”就是各个自由力量之间取得均势的一种制度。这种“独立”、“平等”、“自由”的社会实质是一切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小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的社会。
第二,作为“幻想狂”的蒲鲁东。蒲鲁东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的“互助制”社会,制定了一整套的社会改良方案,主要是信贷改革,建立“人民银行”发放无息贷款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途径。
第三,作为“空论家”的蒲鲁东。蒲鲁东先生要求用“文火”慢慢烧掉私产,反对用革命手段消灭私有制和建立新制度。他说,工人“决没有他们所指望的结社权”,工人“罢工是非法的”,进行暴力革命是“诉诸横暴”、“诉诸霸道”。
二、马克思“哲学贫困”的批判
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对蒲鲁东做出了深刻的批判,直接把蒲鲁东描述为一名喝多了“形而上学”的酒又充斥着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幻觉的“醉汉”。《哲学的贫困》一书分为两章。每一章中,马克思和蒲鲁东的思想较量都是针锋相对,一一对应的。第一章主要是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伟大的发现”)的剖析和批判,初步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意义和剩余价值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资本论》“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第二章是对蒲鲁东的哲学思想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同时,在这本书中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也隐含其中。马克思继《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后继续发展阐述了唯物史观,并且体现了对立统一规律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因此,《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第一印象,也是我们深入了解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教材。笔者对该书的结构做三个方面的评析:
(一)对蒲鲁东哲学思想的批判
蒲鲁东的哲学基础主要是他的三大法宝:法学唯心主义(永恒平等论)、庸俗化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唯心史观。蒲鲁东先生将这三者糅合起来,“天才”般地运用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改造等领域,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蒲鲁东主义”。
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蒲鲁东就提出了“平等”作为永恒的理性原则,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构成财产的基础。但现在的财产关系和永恒平等观不相符合,自相矛盾。蒲鲁东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论断①,而《贫困的哲学》是上书的续写。蒲鲁东从财产关系的法律表现转向经济方面,即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似乎是“伟大的发现”,但是马克思指出:“考虑什么是财产决不能从它们的法律表现入手,孤立地、静心地做抽象议论。而是应当通过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回答。”同时,也不能用“永恒平等观”来篡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蒲鲁东先生作为一名“哲学家”的真正本身决不只是提出了一个“永恒平等观”,他的主要表现在于他的“善于”应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方面。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的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通过七个说明批判了蒲鲁东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②研究政治经济学离不开经济范畴,问题是如何对待经济范畴与经济关系二者的辨证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彻底暴露了蒲鲁东的伪黑格尔辩证法及唯心史观。蒲鲁东从经济学家那里知道了种种经济范畴,从黑格尔那里知道了范畴“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顺序”。于是,蒲鲁东先生就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庸俗为一种保留好的、抛弃坏的东西。蒲鲁东把所有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的混合物,写成两卷本的“经济矛盾的体系”。
蒲鲁东先生的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帮助马克思发展了他的唯物史观。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在揭示蒲鲁东主义实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确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历史决不是什么永恒普遍理性的自我表现,也不是经济范畴的逻辑推演,而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
(二)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批判
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论述是从价值问题开始的。蒲鲁东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解释为“稀少”和“众多”的矛盾、“需求”和“供给”的矛盾、“意见”和“效用”的矛盾,最后干脆归结为“自由的购买者”和“自由的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可以看出,蒲鲁东关于价值“矛盾的本性”的解释,基本上是在抽象概念中进行的推断。马克思对此评论说:“他使抽象达到极端,把一切生产者化为一个唯一的生产者,把一切消费者化为一个唯一的消费者,然后使这两个虚构的人物互相斗争”。在蒲鲁东看来,商品内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显现出的是一种“对抗因素”。但矛盾、对抗不应当永久维持下去,这就要求谋求它们之间的平衡,提出一个“综合公式”。这个“综合公式”就是“构成价值”理论。蒲鲁东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知道了劳动是构成价值的基础,他由此产生一种设想,认为一种产品只要都按照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进行交换,那末,它们的价值就会达到“构成状态”。针对他把价值看成“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 ,马克思说:“任何一种价值都不是单独构成的”,“完全构成了的‘比例性关系’是不存在的,只有构成这种关系的运动”。价值根本就不是什么可以单独构成的物品,而是反映和代表着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 没有超越资产阶级的视野,又拐弯抹角地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立场上,陷入一系列错误、空想之中。他全然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的形式,也正像封建的生产方式一样。“其所以发生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这种人不再是资产者”。
(三)对蒲鲁东法学思想的批判
蒲鲁东1840年的《什么是财产》,又名《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一书中表明了他的法学思想。蒲鲁东在关于法与经济关系的论述,提出了“永恒平等”的理性是经济关系的规定性,法律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是“永恒平等”精神的体现。蒲鲁东的这一经济法的思想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而在马克思的眼中,蒲鲁东的经济法思想是歪曲了法与经济的真实的关系,是用一种法学的“形而上学”来解释客观的经济规律。为了彻底地摆脱以往的理性主义的束缚,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了一个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重要命题:“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1]对于这个法学命题,马克思是通过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批判中进行论证的,这些观点散见于《哲学的贫困》的各个章节中,主要包括以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货币”论。蒲鲁东在考察金银作为货币的优越性时认为,“君主们占有金银,并且在上面打上了自己的印章”,是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的重要原因。蒲鲁东先生看到了君主们的专横,但是他没有看到即使是专横的君主们也不会跟经济规律过不去。马克思指出:“金银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那是由于它们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而它们之所以成为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那是因为当前的生产组织需要普遍的交换的手段”[1]124。因此,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1]124。的重要结论。从这种唯物史观的法学观点出发,马克思给民法下了一个定义:“民法不过是所有制发展的一定阶段,即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表现”。[1]
第二,关于“平等交换”论。蒲鲁东认为,“正是人的自由意志引起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1]86马克思却说:“在社会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的交换。”不是法律规定着人们的交换方式,也不是人们自由意志的结果,而是生产方式和阶级对抗。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购买的时期,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求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
第三,关于“永恒分工”论。蒲鲁东把分工看作是一种永恒的规律,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在法律上,立法者的规定即是社会分工的原则。马克思驳斥了这个所谓的立法规律,他认为社会的分工是按照一定的经济规律进行的,分工也会因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由哪个立法者所能规定不变的。法律上的社会分工的规定只是对经济规律的一种承认和记载。
第四,关于“永恒竞争”论。“永恒”是蒲鲁东先生永恒的话题,他不仅需要“永恒”的分工,还渴求竞争的永恒性。他认为竞争是自由的最时髦的方式,是实现平等的条件,是社会经济的原理和命运。但是,竞争又带来了“坏的方面”:产生贫困,混淆民族,制造家庭矛盾,败坏品德,歪曲公正等等。为了解决这一“二律背反”,蒲鲁东先生想到了法律,企图用法律的手段消除竞争的有害的结果。马克思对此提出了严厉的反驳,资本主义的竞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本质的必然表现。那种企图用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的荒唐想法是对资本主义的竞争、垄断和法的联系的曲解。
第五,关于“土地所有权”论。蒲鲁东把土地所有权的起源归于“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实际上,是把土地所有权的来源神秘化,是放弃对经济科学的一切要求。马克思强调,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因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不资产
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1]180
三、《哲学的贫困》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意义
首先,《哲学的贫困》的目的,是要清除工人运动中的有害思想。“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实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2]这就是写作《哲学的贫困》最为深刻的实践目的。
其次,《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第一次对其“具有决定意义”或者其核心思想要旨“唯物史观”作出科学的,但却是以论战形式的概述并揭示其原因。这种论点,马克思“一经得到运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这在《哲学的贫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马克用新创立的唯物史观,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唯心主义。这里的实际上具有着双重含义: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非科的批判。第一、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虽然致力于探讨私有制运规律,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出私有制本身的合理性问题。第二、各种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说都缺乏科学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虽然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进行揭露和抨击,但都是诉诸于抽象的人性和理性,把未来社会改造寄希望于有教养人士身上。
最后,《贫困的哲学》通过对蒲鲁东的“经济矛盾体”的头足颠倒的“原理”(观念)与“历史”(现实)以及“系列辩证法”的幼稚三段论的伪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马克思第一次正面阐述并全面总结了自1844年以来在其《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纲领》、《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思想变迁时期文本中的振聋发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结语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将《哲学的贫困》定位为一部经济学著作。因为,书中的第一章主要是对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进行批判,而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中心部分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如此来说,它是一本地道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是,我们不能将它单纯界局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忽视了它的哲学性质,忽视它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上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忽视了它作为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宣言”(当然包括对最为抽象和世俗的现代法律批判的法律社会理论)。问题的核心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它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发展的关系如何?同时它在马克思的整个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位置如何?
今天,世界经济又一次展现了“现代”的另一张面容:以美元这一国际货币为基础的世界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当然还有令人心烦的房地产市场,尤其是那些“风险”与“虚幻”并存的虚拟“金融产品”,让精明的美国人在一场危险的“现代经济”游戏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美国不生产,不储蓄,只消费和借贷,加上印制美元”,但当货币魔术露出巨大破绽,让所有人都一目了然的时候,这场把戏就不得不收场。于是有人要求在经济上回到真实的财富世界里来,因为不是市场创造价值,而是生产或者马克思所称的“劳动”创造了价值。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不再只是一个文本,一个预言,而正是当今真实的世界和即将出现的世界。因此,美元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无非是“市场”重新回归真实“现代”的一个时刻,而“现代”家庭中的“兄弟们”远不止“市场”一个而已,其中的“权利”也不可能再“抽离”在外。笔者相信,重新回归真实“现代”的时刻已经来临,或者说再次重新回归马克思真实思想世界的时代即将开启,重温《哲学的贫困》不过是一条回归的捷径,因为它明确体现了马克思研究人类现代社会的“真实”和解放人类而达致“自由”的上下两大进路,这就是在政治经济学与(法)哲学的真正“合题”中走向现代“历史”的深处,揭示出人的一切秘密。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21-122.
[2]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