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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著名作家、学者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20多年前，我主编“历史备忘书系”时，请贾植芳先生、任敏师母编选了一本《解冻时节》，这也是他们夫妇出版的唯一一本书。
《解冻时节》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给任敏”，贾植芳写于1972年至1985年之间的书信；第二部分，“平反日记”，贾植芳写于1979年至1982年的日记；第三部分，“流放手记”，任敏叙述受难亲历记。三个部分，是一个家庭的文献记录，都是非虚构作品，至今读来，仍令人悲从中来。
特殊年代里的相濡以沫
在上海，我提出帮贾先生编这本《解冻时节》，他同意了。他转身走进卧室，拿出一摞信递给我：“这是我和任敏的一些信，你拿去看看，帮忙整理一下。”
这批信的第一封，写于1972年5月21日：
正惦念中，接到你在襄汾车站来信，知道一路顺利，很是高兴。那天晚上车开后，我步出站台，乘车回校，九点多到了家。你走了，觉得房间分外的宽阔、空虚，但觉得你这次来，在上海住了这么一个时候，心里实在喜欢，尤其看到你身体健壮，精神焕发，这对我安慰鼓舞很大。望你在乡间健康地生活、学习和劳动，尤其要牢记毛主席教导，要学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高尚作风，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把自己锻炼好！
当年整理这些信，我的情绪一直无法平静。这些信，真实记录着一个时代。
实际上，任敏经历的磨难超出人们的想象。当年贾植芳率先被捕入狱，仅仅几天后，任敏也被捕入狱。1年多后，她被释放。但在1958年底，她又从上海下放到青海。初到青海，任敏被安排到山区教小学。不到半年，上海的检举信到了青海，她再度入狱。
任敏入狱时，碰巧看守所所长是山西人，她受到照顾，被安排协助所方管理。这样，她有了一定自由，可以里里外外随便走动。可是，最为艰难的日子来了。这便是饥荒岁月。
任敏1962年出狱，回到贾植芳的家乡山西襄汾，与公公婆婆一起生活。她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是她先后为两位老人送终，而那几年，贾植芳一直关押在上海监狱。
回到家乡，任敏到处打听贾植芳下落，得知先生仍关押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于是，便有了贾先生对我回忆的那个感人细节：
“1963年10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
1966年春天，贾植芳出狱，但仍属管制对象，任敏与他只能书信往来。直到1年多之后的1967年9月，她终于凑够钱，乘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她没有告诉贾先生她要来探望的消息。她来到贾植芳的住所，时已中午，贾植芳还没有回来，她静静地躲在宿舍大门后面的角落，她害怕碰到认识的人。贾植芳回来了，他刚走进大门，手提包袱的任敏突然在旁边叫了一声：“植芳，我来了！”
知道这些故事，再读他们之间的家书，便对贾先生每封信里对师母所表现出的关怀、叮嘱、细致，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
在这些家书中，贾植芳所一再强调的是生存的信念。他始终相信历史是公正的，而要等待这一公正的结果，生命是首要的。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叮嘱远在农村的任敏，要注意吃好吃饱，要注意休息。
什么叫“相濡以沫”？读了贾植芳写给任敏的家书，我才真正明白了。
每天早上在任敏遗像前
放一杯牛奶
漫长、痛苦的等待，终于在1977年结束。读这之后的家书，可以一步步感受到贾植芳内心的变化。他还是那个乐观、傲然而立、不卑不亢的贾植芳，他完全有资格这样向世人宣称：
这三十年来我们经历的生活是极为严峻的，但也是对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长成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因此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虽然艰苦，我们却没有陷入悲观和颓唐的泥坑，我们走过来了！我们在精神上还保持着年轻人的气质和纯正。这些你一定是有所认识和体会的。（1977年10月4日）
“文革”结束之后的贾植芳，又开始坚持每天写日记，从此不再间断。1979年10月5日，贾植芳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古历中秋节，也是二十多年来和敏在一块第一次过这个团圆节……她在市区买回一些猪头肉，两个人对饮几杯，月亮圆圆地挂在窗外的上空。
20多年后，在复旦校园的宿舍里，他们终于一起彼此相依，坐在中秋节的月光之下。他们的苦难爱情，终于等到了月圆。
今年复旦大学111年校庆时，“复旦青年”微信公众号以《一百一十一年的浪漫复旦》为题，梳理了百年之间的复旦浪漫爱情，其中挑选了贾植芳、任敏夫妇，起了这样一个小标题《七十年代，十年动荡中和你谈一场永不分手的恋爱》。微信文章最后所写的两段文字，是对先生与师母爱情的完美诠释：
晚年的任敏因脑中风入院，为了支付昂贵的医药费，贾植芳每天伏案著述，整理旧稿，收到稿费后就托学生送到医院，从无怨言。任敏中风后不能说话，后来逐渐连意识都没有了，但贾植芳每天都在她的床前同她说话，为她读文章。
2002任敏离世后，贾植芳每天早上会在她的遗像前放一杯牛奶，他说这是任敏的早点。这一习惯，保留到2008年贾植芳过世。（《一百一十一年的浪漫复旦青年》）
走笔至此，眼前浮现的是师母追悼会上的场景。
在向师母遗体告别时，贾先生忽然双腿跪下，双手支撑地面，恸哭不已，许久不肯站起。看到这一幕，我们许多人都哭了。
这个世界上
很难再有他这样的先生了
2008年1月，我为新华文轩策划的一套“中国人物系列”四种出版，其中有贾先生的《历史背影》。此时，贾先生病重住院，我们夫妇带上书前往上海看望。在病床上，贾先生翻阅这本新书，并在扉页上题跋。哪里想到，这竟然是我们见他的最后一面。4月23日，获悉他病危，我匆忙赶去探望，他已昏迷不醒。第二天，先生去世。
送别贾先生的告别仪式上，我一直没有落泪。先生能够活到92岁，昏迷之前还能与前来探望的学生们交谈，还写下最后一篇日记。他在没有太多病痛的折磨中离去，该为他感到庆幸。可是，当最后推走他的遗体时，我还是忍不住号啕大哭。
我从来没有这样哭过。那一刻，更多的不是悲哀，而是失落——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再有他这样的先生了。
在天堂，先生不孤独，他与师母再相聚。
先生去世之后，我整理先生的来信，又一次在他有力而难以辨认的“天书”中感受熟悉的温暖。他对学生们学习、工作的指点与关心，特别是对我和应红事无巨细的关爱、叮嘱，再次阅读，仍让我情不能已。此刻，非“感动”二字能完全概括我的心情。对于我，先生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导师的范畴。
日本汉学家山口守先生也是贾先生的学生，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叙述了他参加贾先生告别仪式之后的感受：
“丧礼那天，我在赶机场的车上因旁没人而直哭，司机先生是个好人，装着没听见我的哭声。我自己也没想到哭声不是从喉咙里出来而是从内心深处出来的。后来到美国开会。会议结束之前，有一位美国的大学老师过来和我聊天，知道我曾在复旦大学，就问我的老师是谁。我就说贾植芳老师，但一下子嗓子哽塞，说不出第二句话，眼泪盈眶，就说不下去了。她可能猜到我这么难过的原因吧，直安慰我，甚至旁边的几个人都很同情我，竟使我更难过。”
我想，贾先生的弟子们都有同样的悲伤与失落吧。
先生去世的那年年底，某天夜里，我梦见贾先生和师母两个人，说是要给先生过生日。同时梦到他们两位，这还是第一回。天亮了，我发短信告诉贵芙：“昨天晚上我梦见贾先生和师母了。”贵芙回信说：“这几天要把先生的骨灰与师母合葬。”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终于又要一起居住，永远不再分开了。
《解冻时节》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给任敏”，贾植芳写于1972年至1985年之间的书信；第二部分，“平反日记”，贾植芳写于1979年至1982年的日记；第三部分，“流放手记”，任敏叙述受难亲历记。三个部分，是一个家庭的文献记录，都是非虚构作品，至今读来，仍令人悲从中来。
特殊年代里的相濡以沫
在上海，我提出帮贾先生编这本《解冻时节》，他同意了。他转身走进卧室，拿出一摞信递给我：“这是我和任敏的一些信，你拿去看看，帮忙整理一下。”
这批信的第一封，写于1972年5月21日：
正惦念中，接到你在襄汾车站来信，知道一路顺利，很是高兴。那天晚上车开后，我步出站台，乘车回校，九点多到了家。你走了，觉得房间分外的宽阔、空虚，但觉得你这次来，在上海住了这么一个时候，心里实在喜欢，尤其看到你身体健壮，精神焕发，这对我安慰鼓舞很大。望你在乡间健康地生活、学习和劳动，尤其要牢记毛主席教导，要学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高尚作风，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把自己锻炼好！
当年整理这些信，我的情绪一直无法平静。这些信，真实记录着一个时代。
实际上，任敏经历的磨难超出人们的想象。当年贾植芳率先被捕入狱，仅仅几天后，任敏也被捕入狱。1年多后，她被释放。但在1958年底，她又从上海下放到青海。初到青海，任敏被安排到山区教小学。不到半年，上海的检举信到了青海，她再度入狱。
任敏入狱时，碰巧看守所所长是山西人，她受到照顾，被安排协助所方管理。这样，她有了一定自由，可以里里外外随便走动。可是，最为艰难的日子来了。这便是饥荒岁月。
任敏1962年出狱，回到贾植芳的家乡山西襄汾，与公公婆婆一起生活。她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是她先后为两位老人送终，而那几年，贾植芳一直关押在上海监狱。
回到家乡，任敏到处打听贾植芳下落，得知先生仍关押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于是，便有了贾先生对我回忆的那个感人细节：
“1963年10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
1966年春天，贾植芳出狱，但仍属管制对象，任敏与他只能书信往来。直到1年多之后的1967年9月，她终于凑够钱，乘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她没有告诉贾先生她要来探望的消息。她来到贾植芳的住所，时已中午，贾植芳还没有回来，她静静地躲在宿舍大门后面的角落，她害怕碰到认识的人。贾植芳回来了，他刚走进大门，手提包袱的任敏突然在旁边叫了一声：“植芳，我来了！”
知道这些故事，再读他们之间的家书，便对贾先生每封信里对师母所表现出的关怀、叮嘱、细致，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
在这些家书中，贾植芳所一再强调的是生存的信念。他始终相信历史是公正的，而要等待这一公正的结果，生命是首要的。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叮嘱远在农村的任敏，要注意吃好吃饱，要注意休息。
什么叫“相濡以沫”？读了贾植芳写给任敏的家书，我才真正明白了。
每天早上在任敏遗像前
放一杯牛奶
漫长、痛苦的等待，终于在1977年结束。读这之后的家书，可以一步步感受到贾植芳内心的变化。他还是那个乐观、傲然而立、不卑不亢的贾植芳，他完全有资格这样向世人宣称：
这三十年来我们经历的生活是极为严峻的，但也是对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长成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因此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虽然艰苦，我们却没有陷入悲观和颓唐的泥坑，我们走过来了！我们在精神上还保持着年轻人的气质和纯正。这些你一定是有所认识和体会的。（1977年10月4日）
“文革”结束之后的贾植芳，又开始坚持每天写日记，从此不再间断。1979年10月5日，贾植芳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古历中秋节，也是二十多年来和敏在一块第一次过这个团圆节……她在市区买回一些猪头肉，两个人对饮几杯，月亮圆圆地挂在窗外的上空。
20多年后，在复旦校园的宿舍里，他们终于一起彼此相依，坐在中秋节的月光之下。他们的苦难爱情，终于等到了月圆。
今年复旦大学111年校庆时，“复旦青年”微信公众号以《一百一十一年的浪漫复旦》为题，梳理了百年之间的复旦浪漫爱情，其中挑选了贾植芳、任敏夫妇，起了这样一个小标题《七十年代，十年动荡中和你谈一场永不分手的恋爱》。微信文章最后所写的两段文字，是对先生与师母爱情的完美诠释：
晚年的任敏因脑中风入院，为了支付昂贵的医药费，贾植芳每天伏案著述，整理旧稿，收到稿费后就托学生送到医院，从无怨言。任敏中风后不能说话，后来逐渐连意识都没有了，但贾植芳每天都在她的床前同她说话，为她读文章。
2002任敏离世后，贾植芳每天早上会在她的遗像前放一杯牛奶，他说这是任敏的早点。这一习惯，保留到2008年贾植芳过世。（《一百一十一年的浪漫复旦青年》）
走笔至此，眼前浮现的是师母追悼会上的场景。
在向师母遗体告别时，贾先生忽然双腿跪下，双手支撑地面，恸哭不已，许久不肯站起。看到这一幕，我们许多人都哭了。
这个世界上
很难再有他这样的先生了
2008年1月，我为新华文轩策划的一套“中国人物系列”四种出版，其中有贾先生的《历史背影》。此时，贾先生病重住院，我们夫妇带上书前往上海看望。在病床上，贾先生翻阅这本新书，并在扉页上题跋。哪里想到，这竟然是我们见他的最后一面。4月23日，获悉他病危，我匆忙赶去探望，他已昏迷不醒。第二天，先生去世。
送别贾先生的告别仪式上，我一直没有落泪。先生能够活到92岁，昏迷之前还能与前来探望的学生们交谈，还写下最后一篇日记。他在没有太多病痛的折磨中离去，该为他感到庆幸。可是，当最后推走他的遗体时，我还是忍不住号啕大哭。
我从来没有这样哭过。那一刻，更多的不是悲哀，而是失落——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再有他这样的先生了。
在天堂，先生不孤独，他与师母再相聚。
先生去世之后，我整理先生的来信，又一次在他有力而难以辨认的“天书”中感受熟悉的温暖。他对学生们学习、工作的指点与关心，特别是对我和应红事无巨细的关爱、叮嘱，再次阅读，仍让我情不能已。此刻，非“感动”二字能完全概括我的心情。对于我，先生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导师的范畴。
日本汉学家山口守先生也是贾先生的学生，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叙述了他参加贾先生告别仪式之后的感受：
“丧礼那天，我在赶机场的车上因旁没人而直哭，司机先生是个好人，装着没听见我的哭声。我自己也没想到哭声不是从喉咙里出来而是从内心深处出来的。后来到美国开会。会议结束之前，有一位美国的大学老师过来和我聊天，知道我曾在复旦大学，就问我的老师是谁。我就说贾植芳老师，但一下子嗓子哽塞，说不出第二句话，眼泪盈眶，就说不下去了。她可能猜到我这么难过的原因吧，直安慰我，甚至旁边的几个人都很同情我，竟使我更难过。”
我想，贾先生的弟子们都有同样的悲伤与失落吧。
先生去世的那年年底，某天夜里，我梦见贾先生和师母两个人，说是要给先生过生日。同时梦到他们两位，这还是第一回。天亮了，我发短信告诉贵芙：“昨天晚上我梦见贾先生和师母了。”贵芙回信说：“这几天要把先生的骨灰与师母合葬。”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终于又要一起居住，永远不再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