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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著名作家、学者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20多年前,我主编“历史备忘书系”时,请贾植芳先生、任敏师母编选了一本《解冻时节》,这也是他们夫妇出版的唯一一本书。
《解冻时节》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给任敏”,贾植芳写于1972年至1985年之间的书信;第二部分,“平反日记”,贾植芳写于1979年至1982年的日记;第三部分,“流放手记”,任敏叙述受难亲历记。三个部分,是一个家庭的文献记录,都是非虚构作品,至今读来,仍令人悲从中来。
特殊年代里的相濡以沫
在上海,我提出帮贾先生编这本《解冻时节》,他同意了。他转身走进卧室,拿出一摞信递给我:“这是我和任敏的一些信,你拿去看看,帮忙整理一下。”
这批信的第一封,写于1972年5月21日:
正惦念中,接到你在襄汾车站来信,知道一路顺利,很是高兴。那天晚上车开后,我步出站台,乘车回校,九点多到了家。你走了,觉得房间分外的宽阔、空虚,但觉得你这次来,在上海住了这么一个时候,心里实在喜欢,尤其看到你身体健壮,精神焕发,这对我安慰鼓舞很大。望你在乡间健康地生活、学习和劳动,尤其要牢记毛主席教导,要学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高尚作风,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把自己锻炼好!
当年整理这些信,我的情绪一直无法平静。这些信,真实记录着一个时代。
实际上,任敏经历的磨难超出人们的想象。当年贾植芳率先被捕入狱,仅仅几天后,任敏也被捕入狱。1年多后,她被释放。但在1958年底,她又从上海下放到青海。初到青海,任敏被安排到山区教小学。不到半年,上海的检举信到了青海,她再度入狱。
任敏入狱时,碰巧看守所所长是山西人,她受到照顾,被安排协助所方管理。这样,她有了一定自由,可以里里外外随便走动。可是,最为艰难的日子来了。这便是饥荒岁月。
任敏1962年出狱,回到贾植芳的家乡山西襄汾,与公公婆婆一起生活。她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是她先后为两位老人送终,而那几年,贾植芳一直关押在上海监狱。
回到家乡,任敏到处打听贾植芳下落,得知先生仍关押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于是,便有了贾先生对我回忆的那个感人细节:
“1963年10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
1966年春天,贾植芳出狱,但仍属管制对象,任敏与他只能书信往来。直到1年多之后的1967年9月,她终于凑够钱,乘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她没有告诉贾先生她要来探望的消息。她来到贾植芳的住所,时已中午,贾植芳还没有回来,她静静地躲在宿舍大门后面的角落,她害怕碰到认识的人。贾植芳回来了,他刚走进大门,手提包袱的任敏突然在旁边叫了一声:“植芳,我来了!”
知道这些故事,再读他们之间的家书,便对贾先生每封信里对师母所表现出的关怀、叮嘱、细致,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
在这些家书中,贾植芳所一再强调的是生存的信念。他始终相信历史是公正的,而要等待这一公正的结果,生命是首要的。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叮嘱远在农村的任敏,要注意吃好吃饱,要注意休息。
什么叫“相濡以沫”?读了贾植芳写给任敏的家书,我才真正明白了。
每天早上在任敏遗像前
放一杯牛奶
漫长、痛苦的等待,终于在1977年结束。读这之后的家书,可以一步步感受到贾植芳内心的变化。他还是那个乐观、傲然而立、不卑不亢的贾植芳,他完全有资格这样向世人宣称:
这三十年来我们经历的生活是极为严峻的,但也是对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长成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因此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虽然艰苦,我们却没有陷入悲观和颓唐的泥坑,我们走过来了!我们在精神上还保持着年轻人的气质和纯正。这些你一定是有所认识和体会的。(1977年10月4日)
“文革”结束之后的贾植芳,又开始坚持每天写日记,从此不再间断。1979年10月5日,贾植芳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古历中秋节,也是二十多年来和敏在一块第一次过这个团圆节……她在市区买回一些猪头肉,两个人对饮几杯,月亮圆圆地挂在窗外的上空。
20多年后,在复旦校园的宿舍里,他们终于一起彼此相依,坐在中秋节的月光之下。他们的苦难爱情,终于等到了月圆。
今年复旦大学111年校庆时,“复旦青年”微信公众号以《一百一十一年的浪漫复旦》为题,梳理了百年之间的复旦浪漫爱情,其中挑选了贾植芳、任敏夫妇,起了这样一个小标题《七十年代,十年动荡中和你谈一场永不分手的恋爱》。微信文章最后所写的两段文字,是对先生与师母爱情的完美诠释:
晚年的任敏因脑中风入院,为了支付昂贵的医药费,贾植芳每天伏案著述,整理旧稿,收到稿费后就托学生送到医院,从无怨言。任敏中风后不能说话,后来逐渐连意识都没有了,但贾植芳每天都在她的床前同她说话,为她读文章。
2002任敏离世后,贾植芳每天早上会在她的遗像前放一杯牛奶,他说这是任敏的早点。这一习惯,保留到2008年贾植芳过世。(《一百一十一年的浪漫复旦青年》)
走笔至此,眼前浮现的是师母追悼会上的场景。
在向师母遗体告别时,贾先生忽然双腿跪下,双手支撑地面,恸哭不已,许久不肯站起。看到这一幕,我们许多人都哭了。
这个世界上
很难再有他这样的先生了
2008年1月,我为新华文轩策划的一套“中国人物系列”四种出版,其中有贾先生的《历史背影》。此时,贾先生病重住院,我们夫妇带上书前往上海看望。在病床上,贾先生翻阅这本新书,并在扉页上题跋。哪里想到,这竟然是我们见他的最后一面。4月23日,获悉他病危,我匆忙赶去探望,他已昏迷不醒。第二天,先生去世。
送别贾先生的告别仪式上,我一直没有落泪。先生能够活到92岁,昏迷之前还能与前来探望的学生们交谈,还写下最后一篇日记。他在没有太多病痛的折磨中离去,该为他感到庆幸。可是,当最后推走他的遗体时,我还是忍不住号啕大哭。
我从来没有这样哭过。那一刻,更多的不是悲哀,而是失落——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再有他这样的先生了。
在天堂,先生不孤独,他与师母再相聚。
先生去世之后,我整理先生的来信,又一次在他有力而难以辨认的“天书”中感受熟悉的温暖。他对学生们学习、工作的指点与关心,特别是对我和应红事无巨细的关爱、叮嘱,再次阅读,仍让我情不能已。此刻,非“感动”二字能完全概括我的心情。对于我,先生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导师的范畴。
日本汉学家山口守先生也是贾先生的学生,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叙述了他参加贾先生告别仪式之后的感受:
“丧礼那天,我在赶机场的车上因旁没人而直哭,司机先生是个好人,装着没听见我的哭声。我自己也没想到哭声不是从喉咙里出来而是从内心深处出来的。后来到美国开会。会议结束之前,有一位美国的大学老师过来和我聊天,知道我曾在复旦大学,就问我的老师是谁。我就说贾植芳老师,但一下子嗓子哽塞,说不出第二句话,眼泪盈眶,就说不下去了。她可能猜到我这么难过的原因吧,直安慰我,甚至旁边的几个人都很同情我,竟使我更难过。”
我想,贾先生的弟子们都有同样的悲伤与失落吧。
先生去世的那年年底,某天夜里,我梦见贾先生和师母两个人,说是要给先生过生日。同时梦到他们两位,这还是第一回。天亮了,我发短信告诉贵芙:“昨天晚上我梦见贾先生和师母了。”贵芙回信说:“这几天要把先生的骨灰与师母合葬。”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终于又要一起居住,永远不再分开了。
《解冻时节》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给任敏”,贾植芳写于1972年至1985年之间的书信;第二部分,“平反日记”,贾植芳写于1979年至1982年的日记;第三部分,“流放手记”,任敏叙述受难亲历记。三个部分,是一个家庭的文献记录,都是非虚构作品,至今读来,仍令人悲从中来。
特殊年代里的相濡以沫
在上海,我提出帮贾先生编这本《解冻时节》,他同意了。他转身走进卧室,拿出一摞信递给我:“这是我和任敏的一些信,你拿去看看,帮忙整理一下。”
这批信的第一封,写于1972年5月21日:
正惦念中,接到你在襄汾车站来信,知道一路顺利,很是高兴。那天晚上车开后,我步出站台,乘车回校,九点多到了家。你走了,觉得房间分外的宽阔、空虚,但觉得你这次来,在上海住了这么一个时候,心里实在喜欢,尤其看到你身体健壮,精神焕发,这对我安慰鼓舞很大。望你在乡间健康地生活、学习和劳动,尤其要牢记毛主席教导,要学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高尚作风,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把自己锻炼好!
当年整理这些信,我的情绪一直无法平静。这些信,真实记录着一个时代。
实际上,任敏经历的磨难超出人们的想象。当年贾植芳率先被捕入狱,仅仅几天后,任敏也被捕入狱。1年多后,她被释放。但在1958年底,她又从上海下放到青海。初到青海,任敏被安排到山区教小学。不到半年,上海的检举信到了青海,她再度入狱。
任敏入狱时,碰巧看守所所长是山西人,她受到照顾,被安排协助所方管理。这样,她有了一定自由,可以里里外外随便走动。可是,最为艰难的日子来了。这便是饥荒岁月。
任敏1962年出狱,回到贾植芳的家乡山西襄汾,与公公婆婆一起生活。她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是她先后为两位老人送终,而那几年,贾植芳一直关押在上海监狱。
回到家乡,任敏到处打听贾植芳下落,得知先生仍关押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于是,便有了贾先生对我回忆的那个感人细节:
“1963年10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
1966年春天,贾植芳出狱,但仍属管制对象,任敏与他只能书信往来。直到1年多之后的1967年9月,她终于凑够钱,乘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她没有告诉贾先生她要来探望的消息。她来到贾植芳的住所,时已中午,贾植芳还没有回来,她静静地躲在宿舍大门后面的角落,她害怕碰到认识的人。贾植芳回来了,他刚走进大门,手提包袱的任敏突然在旁边叫了一声:“植芳,我来了!”
知道这些故事,再读他们之间的家书,便对贾先生每封信里对师母所表现出的关怀、叮嘱、细致,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
在这些家书中,贾植芳所一再强调的是生存的信念。他始终相信历史是公正的,而要等待这一公正的结果,生命是首要的。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叮嘱远在农村的任敏,要注意吃好吃饱,要注意休息。
什么叫“相濡以沫”?读了贾植芳写给任敏的家书,我才真正明白了。
每天早上在任敏遗像前
放一杯牛奶
漫长、痛苦的等待,终于在1977年结束。读这之后的家书,可以一步步感受到贾植芳内心的变化。他还是那个乐观、傲然而立、不卑不亢的贾植芳,他完全有资格这样向世人宣称:
这三十年来我们经历的生活是极为严峻的,但也是对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长成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因此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虽然艰苦,我们却没有陷入悲观和颓唐的泥坑,我们走过来了!我们在精神上还保持着年轻人的气质和纯正。这些你一定是有所认识和体会的。(1977年10月4日)
“文革”结束之后的贾植芳,又开始坚持每天写日记,从此不再间断。1979年10月5日,贾植芳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古历中秋节,也是二十多年来和敏在一块第一次过这个团圆节……她在市区买回一些猪头肉,两个人对饮几杯,月亮圆圆地挂在窗外的上空。
20多年后,在复旦校园的宿舍里,他们终于一起彼此相依,坐在中秋节的月光之下。他们的苦难爱情,终于等到了月圆。
今年复旦大学111年校庆时,“复旦青年”微信公众号以《一百一十一年的浪漫复旦》为题,梳理了百年之间的复旦浪漫爱情,其中挑选了贾植芳、任敏夫妇,起了这样一个小标题《七十年代,十年动荡中和你谈一场永不分手的恋爱》。微信文章最后所写的两段文字,是对先生与师母爱情的完美诠释:
晚年的任敏因脑中风入院,为了支付昂贵的医药费,贾植芳每天伏案著述,整理旧稿,收到稿费后就托学生送到医院,从无怨言。任敏中风后不能说话,后来逐渐连意识都没有了,但贾植芳每天都在她的床前同她说话,为她读文章。
2002任敏离世后,贾植芳每天早上会在她的遗像前放一杯牛奶,他说这是任敏的早点。这一习惯,保留到2008年贾植芳过世。(《一百一十一年的浪漫复旦青年》)
走笔至此,眼前浮现的是师母追悼会上的场景。
在向师母遗体告别时,贾先生忽然双腿跪下,双手支撑地面,恸哭不已,许久不肯站起。看到这一幕,我们许多人都哭了。
这个世界上
很难再有他这样的先生了
2008年1月,我为新华文轩策划的一套“中国人物系列”四种出版,其中有贾先生的《历史背影》。此时,贾先生病重住院,我们夫妇带上书前往上海看望。在病床上,贾先生翻阅这本新书,并在扉页上题跋。哪里想到,这竟然是我们见他的最后一面。4月23日,获悉他病危,我匆忙赶去探望,他已昏迷不醒。第二天,先生去世。
送别贾先生的告别仪式上,我一直没有落泪。先生能够活到92岁,昏迷之前还能与前来探望的学生们交谈,还写下最后一篇日记。他在没有太多病痛的折磨中离去,该为他感到庆幸。可是,当最后推走他的遗体时,我还是忍不住号啕大哭。
我从来没有这样哭过。那一刻,更多的不是悲哀,而是失落——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再有他这样的先生了。
在天堂,先生不孤独,他与师母再相聚。
先生去世之后,我整理先生的来信,又一次在他有力而难以辨认的“天书”中感受熟悉的温暖。他对学生们学习、工作的指点与关心,特别是对我和应红事无巨细的关爱、叮嘱,再次阅读,仍让我情不能已。此刻,非“感动”二字能完全概括我的心情。对于我,先生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导师的范畴。
日本汉学家山口守先生也是贾先生的学生,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叙述了他参加贾先生告别仪式之后的感受:
“丧礼那天,我在赶机场的车上因旁没人而直哭,司机先生是个好人,装着没听见我的哭声。我自己也没想到哭声不是从喉咙里出来而是从内心深处出来的。后来到美国开会。会议结束之前,有一位美国的大学老师过来和我聊天,知道我曾在复旦大学,就问我的老师是谁。我就说贾植芳老师,但一下子嗓子哽塞,说不出第二句话,眼泪盈眶,就说不下去了。她可能猜到我这么难过的原因吧,直安慰我,甚至旁边的几个人都很同情我,竟使我更难过。”
我想,贾先生的弟子们都有同样的悲伤与失落吧。
先生去世的那年年底,某天夜里,我梦见贾先生和师母两个人,说是要给先生过生日。同时梦到他们两位,这还是第一回。天亮了,我发短信告诉贵芙:“昨天晚上我梦见贾先生和师母了。”贵芙回信说:“这几天要把先生的骨灰与师母合葬。”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终于又要一起居住,永远不再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