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最出名的成就是他印刷的《四十二行圣经》，这套令人惊叹的精美书籍成为了早期印刷品的典范。不过他做得最多的事情是印刷赎罪券。
　　赎罪券，在天主教的教义中，可以豁免被赠送者免受已经被宽恕了的罪过所带来的炼狱之苦。天主教相信，罪過会增加人死后等待进入天堂的时间。赎罪券是减少等待时间的一个途径，而得到赎罪券的方法是给教堂捐款。在谷腾堡的那个年代，赎罪券被用来作为一种信物来确认持有人将来等待的时间可以获得减少。教堂可以将权力下放给普通民众，让他们代表教会来发放赎罪券和收集钱财。发放者从这些收益中得到一部分作为自己工作的酬劳。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宽恕者的传说》的讲述者就是这样一个赎罪券发放者。然而，赎罪券带来的收入被发放者的手写速度所限制了。结果造成了供求上的不平衡：世俗中需要的赎罪券数量大大超过教会能提供的数量。
　　到了谷登堡这里，他申请了一笔贷款，进入了赎罪券印刷行业。将赎罪券的内容排好版，他可以使赎罪券的供应量大幅增加，既扩大了市场，也增加了自己的酬劳。他在印刷第一本《圣经》之前，可能已经印刷了上千张赎罪券。有种说法称他为了保持住利润更加丰厚的赎罪券印刷贷款，起初不得不秘密印刷《圣经》。15世纪50年代，如果你见过谷登堡摆满了赎罪券和《圣经》的店铺，你可能会认为印刷机是为了加强教会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而定制的。不过有趣的是，事情恰好相反。
　　谷登堡的印刷赎罪券席卷市场。16世纪初期，约翰·太泽尔（John Tetzel），德国地区的赎罪券倒爷，带着一摞摞已经印好的赎罪券想要横扫城镇，他的叫卖常被翻译成这样一句话：“金库里钱币响一声，天堂里的灵魂就回春。”赎罪券赤裸裸的商业用意，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激怒了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马丁·路德于1517年发起了对天主教会的攻击，也就是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他起初将这个论纲钉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一家教堂的门上，接着论纲被大量印刷并散布开来。路德的批评，伴随着被翻译成当地语言的《圣经》的传播，掀起了新教改革运动，同时也让教会和整个欧洲陷入危机。
　　看似能巩固那个年代社会结构的工具反而起了颠覆的作用。新科技仅仅是给现存社会提供了快速和廉价的手段去解决需要解决的事情。然而就赎罪券而言，数量的增加导致其贬值，甚至出现了“赎罪券通货膨胀”—这就验证了克莱·舍基的说法：对一个社会来说，充足是比稀缺更难解决的问题。
　　同样地，和赎罪券的情况相比，《圣经》的普及体现了更多不同之处。《圣经》生产数量的增加同时催生了《圣经》种类的增加，廉价的被翻译成本地语言的《圣经》削弱了神职人员的阐释垄断。教徒们可以用本地语言听懂《圣经》在说什么，有文化的市民可以在没有牧师在场的情况下，自己阅读《圣经》。到16世纪中期，路德的新教改革运动已经掌握大权，教会作为整个欧洲经济、文化、知识和宗教的外力作用已经结束。
　　这就是革命的悖论：新工具所提供的机会越大，任何人可以从之前的社会形态推断未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如今拥有的传播工具，仅仅在十年前，还被看作是对二十世纪的媒介格局的一次推进，而如今却已经成为对媒介格局的侵蚀和削弱。一个人人可以接近公共空间并肆意发言的社会，与市民仅仅作为消费者来接触媒体的社会，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