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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危机导致了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社会协议的瓦解，食利者社会权力的增加促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了金融化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金融化过程建立了食利者同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同盟，牺牲了工人的利益。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家庭金融化过程将家庭利益同金融市场联系起来，维护着食利者的社会权力。金融化会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投资的减少，需要通过不断增加家庭借贷以维持社会总需求。债务的增加不可持续，最终造成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并带来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关键词：金融化；金融危机；后凯恩斯主义；社会权力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货币和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关注金融化背后的宏观经济条件，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多方面解释受到了普遍关注。本文就基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梳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从兴起到危机的发展过程与内在逻辑，以理清金融化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金融化问题提供借鉴。
一、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金融化研究方法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一些学者在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学流派，对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产生较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有：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以及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Hein、Dodig、Budyldina，2014）。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主流经济学认为，在市场出清的情况下，现实经济是“物物交换经济”，因而忽视了货币和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生产经济”，货币和金融对于经济运行都有着实际影响。
后凯恩斯主义分析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即实际产出、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等现实经济实际变量都是由社会总需求决定的。在此基础上，后凯恩斯主义强调，包括货币金融体系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会影响投资、消费和收入分配，进而影响社会总需求，最终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而影响制度安排的更深层因素是社会权力的分配。社会中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社会权力的分配会影响社会产品和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同群体对于分配结果要求的冲突会对经济造成损害，因而需要制度安排以缓和冲突。
后凯恩斯主义对于金融化的研究即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金融化表现为金融部门的规模扩张和收益增加，其深层原因是社会权力分配的变化导致的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金融化的产生建立在食利者社会权力增加的基础上，金融化的发展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维护社会总需求和食利者社会权力的过程，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根源于金融化过程对于社会总需求的抑制效应。因此，基于后凯恩斯主义视角，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有了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
二、 金融化的兴起：社会协议的瓦解
金融化的兴起开始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终结。“黄金时代”是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产出、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维持着高增长，就业充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低水平。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基础是资本、劳动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协议（Social Bargain）”（Hein、Dodig、Budyldina，2014）。国家将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管理的基本目标，采取积极措施对社会总需求进行管理，并为雇佣团体和工会之间的集体谈判创造指导条件；工人和工会组织追求就业和社会保障以及实际工资的提高，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资本家追求对于企业的控制并进行管理工作，接受了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以及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以“社会协议”为基础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解除了大多数国家就业和增长的主要约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在需求方面，政府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使公共支出迅速增加，工人实际工资保持着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增加了消费需求；在供给方面，复员军人参加工作、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转移、妇女劳动参与度增加、移民等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公共支出以及战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形势促进了技术进步；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社会协议”避免了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冲突造成了“冲突性通货膨胀”；在国际收支方面，欧洲复兴计划实现了美国向欧洲的资本和技术转移，欧盟支付同盟也解决了欧洲内部经济失衡问题。
然而，由于“社会协议”内部矛盾的不断积累以及外部环境的改变，“黄金时代”在70年代终结。“黄金时代”持续的高就业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日益将高就业和高增长作为社会规范，不断提高对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预期。当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的期望超过了生产率的提升，就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为经济重新带来了通胀约束。随着资本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提高生产能力所需要的投资量不断减少，投资需求进而减少；富裕国家边际储蓄倾向降低，削弱了社会总需求、产能利用率和投资增长；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技术差距缩小，赶超战略带来的生产率高增长也开始消失；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能源价格提高带来通货膨胀上涨，对未来技术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Steindl，1979）。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导致了黄金时代的终结。
伴随着黄金时代的终结，作为其社会基础的“社会协议”也开始瓦解。在黄金时代，实际利息率被货币当局控制在低水平，刺激了生产领域的经济活动。同时，实际利率仍然维持在零以上，食利者能够维持其金融资本的价值（Smithin，1996）。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率导致了实际利率为负，虽然有利于产业资本家和工人，但食利者积累的金融财富在贬值，严重损害了食利者的利益。20世纪70年代后期，食利者集团开始在政治上发起反击。1979年沃尔克当选美联储主席，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欧洲货币体系和汇率机制建立。这些重要事件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货币主义为原则，关注低水平通货膨胀、政府预算平衡和稳定汇率的经济政策，牺牲了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总需求管理，其最终都是为了重新恢复金融资本的实际回报率。 这些政策转变标志着金融化的兴起，反映了社会权力从产业转向银行，从非金融部门转向金融部门。金融自由化在全球的发展，带来了银行等金融部门权力的增加。资本市场的放松管制，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加速都导致了工人谈判力量的降低。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的解体解除了企业和政府对于社会主义的担忧，进一步削弱了工人力量。新自由主义开始兴起，其特点是政府干预的减少、市场放松管制、国家福利削减。与黄金时代的社会协议相比，食利者的社会权力增加，工人和企业的社会权力减少，国家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也不断减少，新的社会权力分配格局开始形成。
三、 金融化的发展：从企业金融化到家庭金融化
在新的社会权力分配格局下，新自由主义制度支撑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金融化的过程。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金融化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阶段，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的出现。
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主要特征是企业的金融化，其本质是食利者通过其社会权力使企业管理者服务于自身利益的过程。企业金融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企业融资手段的金融化，企业通过大量借贷支持杠杆收购等活动。在金融化之前的黄金时代，企业能够维持较高利润，企业主要依靠内部资金积累来获取融资资金。然而，在金融化时期，企业开始大量借贷，融资手段从主要靠内部融资转向了外部融资。企业通过大量借贷，在为投资计划提供融资的同时满足了食利者的需要，同时减少了工人对于企业收入的索取权（Palley，2009）。第二，企业管理的金融化，“股东价值导向”成为了公司普遍的管理策略（Lazonick
关键词：金融化；金融危机；后凯恩斯主义；社会权力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货币和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关注金融化背后的宏观经济条件，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多方面解释受到了普遍关注。本文就基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梳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从兴起到危机的发展过程与内在逻辑，以理清金融化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金融化问题提供借鉴。
一、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金融化研究方法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一些学者在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学流派，对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产生较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有：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以及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Hein、Dodig、Budyldina，2014）。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主流经济学认为，在市场出清的情况下，现实经济是“物物交换经济”，因而忽视了货币和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生产经济”，货币和金融对于经济运行都有着实际影响。
后凯恩斯主义分析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即实际产出、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等现实经济实际变量都是由社会总需求决定的。在此基础上，后凯恩斯主义强调，包括货币金融体系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会影响投资、消费和收入分配，进而影响社会总需求，最终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而影响制度安排的更深层因素是社会权力的分配。社会中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社会权力的分配会影响社会产品和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同群体对于分配结果要求的冲突会对经济造成损害，因而需要制度安排以缓和冲突。
后凯恩斯主义对于金融化的研究即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金融化表现为金融部门的规模扩张和收益增加，其深层原因是社会权力分配的变化导致的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金融化的产生建立在食利者社会权力增加的基础上，金融化的发展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维护社会总需求和食利者社会权力的过程，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根源于金融化过程对于社会总需求的抑制效应。因此，基于后凯恩斯主义视角，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有了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
二、 金融化的兴起：社会协议的瓦解
金融化的兴起开始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终结。“黄金时代”是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产出、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维持着高增长，就业充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低水平。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基础是资本、劳动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协议（Social Bargain）”（Hein、Dodig、Budyldina，2014）。国家将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管理的基本目标，采取积极措施对社会总需求进行管理，并为雇佣团体和工会之间的集体谈判创造指导条件；工人和工会组织追求就业和社会保障以及实际工资的提高，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资本家追求对于企业的控制并进行管理工作，接受了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以及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以“社会协议”为基础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解除了大多数国家就业和增长的主要约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在需求方面，政府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使公共支出迅速增加，工人实际工资保持着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增加了消费需求；在供给方面，复员军人参加工作、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转移、妇女劳动参与度增加、移民等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公共支出以及战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形势促进了技术进步；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社会协议”避免了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冲突造成了“冲突性通货膨胀”；在国际收支方面，欧洲复兴计划实现了美国向欧洲的资本和技术转移，欧盟支付同盟也解决了欧洲内部经济失衡问题。
然而，由于“社会协议”内部矛盾的不断积累以及外部环境的改变，“黄金时代”在70年代终结。“黄金时代”持续的高就业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日益将高就业和高增长作为社会规范，不断提高对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预期。当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的期望超过了生产率的提升，就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为经济重新带来了通胀约束。随着资本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提高生产能力所需要的投资量不断减少，投资需求进而减少；富裕国家边际储蓄倾向降低，削弱了社会总需求、产能利用率和投资增长；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技术差距缩小，赶超战略带来的生产率高增长也开始消失；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能源价格提高带来通货膨胀上涨，对未来技术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Steindl，1979）。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导致了黄金时代的终结。
伴随着黄金时代的终结，作为其社会基础的“社会协议”也开始瓦解。在黄金时代，实际利息率被货币当局控制在低水平，刺激了生产领域的经济活动。同时，实际利率仍然维持在零以上，食利者能够维持其金融资本的价值（Smithin，1996）。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率导致了实际利率为负，虽然有利于产业资本家和工人，但食利者积累的金融财富在贬值，严重损害了食利者的利益。20世纪70年代后期，食利者集团开始在政治上发起反击。1979年沃尔克当选美联储主席，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欧洲货币体系和汇率机制建立。这些重要事件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货币主义为原则，关注低水平通货膨胀、政府预算平衡和稳定汇率的经济政策，牺牲了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总需求管理，其最终都是为了重新恢复金融资本的实际回报率。 这些政策转变标志着金融化的兴起，反映了社会权力从产业转向银行，从非金融部门转向金融部门。金融自由化在全球的发展，带来了银行等金融部门权力的增加。资本市场的放松管制，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加速都导致了工人谈判力量的降低。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的解体解除了企业和政府对于社会主义的担忧，进一步削弱了工人力量。新自由主义开始兴起，其特点是政府干预的减少、市场放松管制、国家福利削减。与黄金时代的社会协议相比，食利者的社会权力增加，工人和企业的社会权力减少，国家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也不断减少，新的社会权力分配格局开始形成。
三、 金融化的发展：从企业金融化到家庭金融化
在新的社会权力分配格局下，新自由主义制度支撑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金融化的过程。资本主义金融化发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金融化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阶段，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的出现。
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主要特征是企业的金融化，其本质是食利者通过其社会权力使企业管理者服务于自身利益的过程。企业金融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企业融资手段的金融化，企业通过大量借贷支持杠杆收购等活动。在金融化之前的黄金时代，企业能够维持较高利润，企业主要依靠内部资金积累来获取融资资金。然而，在金融化时期，企业开始大量借贷，融资手段从主要靠内部融资转向了外部融资。企业通过大量借贷，在为投资计划提供融资的同时满足了食利者的需要，同时减少了工人对于企业收入的索取权（Palley，2009）。第二，企业管理的金融化，“股东价值导向”成为了公司普遍的管理策略（Lazon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