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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上影工人出身的退休干部阿戴来电，他说，最近老厂长徐桑楚的小女儿徐小平去他家看望，他问她看过陆寿钧在《上海采风》上写的“阿三”一文没有？她说，看过了，陆寿钧真细心，还写到了我和大姐去参加斯民三追悼会的事，说斯民三的家属很感动。其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爸爸生前叮嘱过我们：“上影的老同志都为上影出过不少力，我老了病了，你们应多去关心他们。我不在了，你们也应代我去做好此事！”阿戴听后极为感叹，他说：“老厂长人已走了多年，可他的情还在……”他特意打电话来让我一起分享老厂长的这份情意。
我早就听老厂长的女婿讲过相同内容的“家事”，老厂长的两个女婿退休前都在上影当过领导，老厂长生前对他们都有过同样的叮嘱。我心梗后，他们先后都来看过我关心过我，我已领受了老厂长的这份情意……
回顾往事，上影“文革”后在上世纪80年代重铸辉煌，是与老厂长的这份情意分不开的。
“文革”是从文艺的“革命”始发的，上影势必成了重灾区。徐桑楚当时是海燕厂的当家副厂长，不但以往拍摄过的那些“大毒草”影片都有他的份，而且他一贯“右倾”，在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保护过不少“牛鬼蛇神”，他势必也成了重灾区中的重点“革命”对象，受到的冲击、吃的苦，难以言传。“文革”后期，他虽被“解放”，落实政策也只能让他在文学部里看群众来稿。“文革”后，他成了海燕、天马两厂合并成上海电影制片厂后的一把手，如何来收拾好这个烂摊子，重铸起上海电影昔日的辉煌，人们拭目以待。
事是要靠人来做的，人的行动是要靠“心”来推动的，电影厂的辉煌是要靠创作人员拍出好影片来成就的，创作人员能否拍出好片子，也是要靠“心”来实现的。老厂长在以往革命和建设的经历中，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把他攻坚的要点和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这上面。首先去解除电影人的心灵枷锁。
根据党的新政策，他把“文革”中强加在老艺术家们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迅速地逐一平反，也包括了在“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整或处理不当的那些人，让他们轻装上阵，走上拍片的一线。沈浮、汤晓丹、吴永刚、白沉、桑弧、叶明、黄祖谟、刘琼、鲁韧等一大批老导演都重现了当年的光彩，拍出了《曙光》《傲蕾·一兰》《巴山夜雨》《大桥下面》《她俩和他俩》《七月流火》《庐山恋》《李慧娘》《于无声处》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影片，还带出了一批中青年导演。
更令人敬佩的是老厂长没有以新的“极左”去反老的“极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如何对待谢晋的问题上。谢晋是社会公认的一位极具才华的电影导演艺术家，他在“文革”中受的苦不比他人少，甚至累及了他的父母亲，先后自杀。“文革”后期，“四人幫”根据他们的需要，以“党”的名义把谢晋推出来，让他执导“样板戏”和反走资派的故事片《春苗》，似乎日子又比大家好过了些。“文革”后有些人对此有气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能一棍子把他打死啊。老厂长在搞清问题的基础上很快把他解脱了出来，让他也能轻装上阵，拍出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这三部新时期的经典之作，还带出了好几位中、青年导演。谢晋是一位很重情义的人，在他取得了巨大成就后仍对老厂长敬如父辈，老厂长的眼睑毛是往眼球方向倒生的，谢晋常帮他一根根拔去……
老厂长不仅对谢晋如此，他对普通的中青年创作人员以及工人师傅也一视同仁，斯民三“文革”前是搞美工的，“文革”初是“保皇派”，工军宣队进驻上影“三结合”成立“革委会”后，把他调入政宣组工作，写过一些歌颂“样板戏”和“大批判”的东西，后期被调入了文学部为编剧，“文革”后也有人向他发难，要把他调回美工组。老厂长在文学部看过外稿，对当时调入文学部的几位中青年是了解的，他坚持在搞清问题的基础上仍把他们留在了文学部，仍让斯民三当编剧，不仅斯民三参与创作出了《失去记忆的人》《燕归来》《小字辈》《大小伙子》等11部电影剧本，其他几位也在编辑、编剧岗位上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斯民三与老厂长原住在同一幢楼，老厂长离休后，斯民三常去看望他，以至在斯民三故世时，有了老厂长的两个女儿都要赶去追悼会送别的回报。
写过《小街》等名片的徐银华，原先是制景车间的青工，是“文革”后期被调入文学部与老厂长一起看外稿的，“文革”后仍被老厂长留在了文学部，他与他创作的剧本一样，很有“性格”，从不参加厂里的追悼会，而老厂长的追悼会他去了。有位照明工人“文革”中是“老造反”，“文革”后老厂长也是在搞清问题的基础上，根据他的技能与组织能力，让他仍当照明组长，发挥了他的一技之长，我在老厂长的追悼会上也看到了他的身影。老厂长在“文革”中没少受“革命群众”的皮肉之苦，但当这些人中遇到要入党、提干、评定职称等事时，有人为此提出异议需向老厂长证实时，他都用“记不清”了一笑了之。
老厂长上任后的第二大措施是把中青年创作人员很快地扶上独立创作的岗位。他很清楚，那些老艺术家都已到了退休的年龄，如果后继无人的话，上影的辉煌就难以重铸。就是一时重铸起来了，也难以持久。于是，赵焕章、吴贻弓、于本正、黄蜀芹、宋崇、石晓华、李歇浦、杨延晋、史蜀君等一大批中青年导演都独立执导出了《喜盈门》《城南旧事》《漂泊奇遇》《青春万岁》《快乐的单身汉》《泉水叮咚》《拦灵车的人》《小街》《失踪的女中学生》等一大批好影片。文学部的中青年编剧、编辑们如赵志强、孟森辉、杨时文、石勇、斯民三、徐银华等也都有了创作剧本的机会，创作出了《这不是误会》《奇迹会发生吗》《二十年后再相会》《晨曲》《燕归来》《本案没有结束》《小街》等一大批可供投产的优秀电影剧本。那时上影的编导实力在全国可谓名列前茅，让其他电影厂所羡慕。
老厂长不但抓住了电影创作的龙头，扶上了一大批编导，而且在摄、录、美等主创人员中，也让中青年大干快上，这些行当中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也让其他电影厂所羡慕。同时，他又大胆使用年轻演员，培养出了张瑜、龚雪、郭凯敏等一批当时的“明星”。
当时的上影，不但名片叠出，而且人才济济。翻开上影的历史，谁都可以看到，在老厂长主政上影的十年内，好影片出得最多，同时，人才也大量涌现。谁都否定不了上影的重铸辉煌！ 为此，上影的经济情况也有了好转。于是，老厂长就有能力去实现他一直想改善上影人生活的愿望。当时上影人在生活上最大的困难是住房的问题，大多数职工的居住条件太差，我有一天早上去吴贻弓家送剧本，只见他正卷起地铺。连文学副厂长王林谷家都没有卫生设备，我有一次去送剧本时，正逢他坐在便盆上大解，彼此都很尴尬。老厂长下定决心，把拍片赚来的钱造了好几幢职工宿舍，彻底解决了职工的住房困难。党中央一直倡导来之于民用之于民，要讓广大群众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老厂长对此是走在前列的。上影人不但在当时拍手称快，加倍努力工作，而且久记在心。老厂长的追悼会上自发前来的有两千多人，徐银华当时对我说：“就凭老厂长一揽子解决职工住房困难这一条，谁都应该去为他送行！”
我原是天马厂搞绘景的，“文革”后老厂长把我留在了上影文学部当编辑。在老厂长主政上影期间，我与他接触不多，只是在他离休前要拍摄我组稿的反映彭德怀元帅为民鼓而呼的电影剧本《布衣老帅》时，才开始交往起来，虽然此片在当时的环境下最终未能拍成，但在我与他为此的几次交往中，让我更进一步地认识了老厂长，为他的情怀和胆识所敬佩。他离休后仍想为上影做些事，与老局长张骏祥一起协助孙道临要把“三国”拍成系列电影。承蒙这几位长者的信任，让我担当了总编辑一职，我目睹了这几位长者为此而忘我无私的付出，却在剧本全部搞成并已落实了导演，在投资上也有了眉目时，由于小人的搞鬼而搁浅。筋疲力尽的老厂长从此“全休”，他找了个老伴来相互照顾，在演员剧团的食堂里办了几桌喜酒，在小范围内邀请了一些亲朋好友欢聚，事先声明，一律不收钱礼。我有幸也在被邀之列，我已记不起他在喜宴上说了些什么。我一直难忘的是我当时心中的默默祝愿，祝愿老厂长健康、长寿、幸福。我想这肯定也是上影人出自内心的祝愿。可惜他的新老伴没几年就得绝症而亡。
不知是否因遭接连打击，他的双眼开始失明。但当上影人去看望他时，他都能从声音分辨出来者是谁。我去他家看望时，望着他与我这个普通上影人所住一样大小的房间，望着他房间内所陈设着的比我还不如的老式家具，真不知说上点什么好。可老厂长仍然惦记和关怀着上影人，当他得知上影的离退休职工们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只能在宿舍前马路旁的一家小店边聚会时，便与离休干部们一起签名支持在小区内自建了三间老年活动室。他眼睛看不见，常来听听大家说些什么也好。在他腿脚不便后就坐着轮椅来。他始终没有离开上影人。他最后一次住医院前，还让人推着轮椅来老年活动室与大家告别……上影人都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回到大家的中间来，上影人都离不开他，其场面感人之深，令人难忘！
仁者寿，苍天有眼，让老厂长在医院度过了95岁生日。但人终有一死，谁都难免。在老厂长逝世前几日，我去医院看望他，看着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好几条管子，心中真不是滋味。他一下就听出了我的声音，第一句就问我住在小区内的上影人可好？我对他说，大家都好，都希望他能早日出院，再与大家在一起拉拉家常，说说上影的往事……他说，谢谢大家，我一定争取回来……他明白那已经是不可能了，但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我真不知下面再向他说些什么，却突然迸出了这么一句话：老厂长，上影人都想念着你，这是你最大的幸福！他听后欣慰地点了点头说，我一不犯事，二不犯人……他吸着氧气，说话断断续续，但我明白他的意思。
确确实实，老厂长一生光明磊落，从未做过违法乱纪的事，也从未去整人过。有了这个“前因”，才会有大家都想念他的“后果”。而对上影在他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成绩，他从不居功自傲，说是在上海人共同努力下取得的。他离开这个世界前，只为自己“一不犯事，二不犯人”而坦然。我想，这也是老厂长对我的最后教诲。那次他见我去，显得特别高兴。我怕他疲劳，几次要辞别，他都示意我再坐会儿。我们又谈起了《布衣老帅》的事，说到彭大元帅，他向我竖了竖大拇指。我也向他竖了竖大拇指：“您当时有胆量要拍这个剧本，也了不起！”他却摇摇头，对自己伸出了小拇指……我不知他的意思是说自己不能与彭大元帅相比，还是为官微言轻做不成大事而遗憾，或许两者都有？他还向我讲了年轻时为防身学过拳击、打过拳击的事，所以他在“文革”中能经受得起那么多的皮肉之苦，有极强的抗击能力，却始终未还一手……我忍着泪水陪着他说了个把小时的话，一走出病房我立即给徐小平打了电话，告知她老厂长给我所说的一切。我想，老厂长的最后教诲对我们每个后辈人都非常重要、极其珍贵，我怕时间长了记不全，必须及时告诉老厂长的家属。
没过几天，我连续接到了徐小平与汪天云（老厂长的女婿）的两个电话，告诉我，老厂长走了……我立即摊开稿纸，写下了《老厂长的最后教诲》一文，送往《新民晚报》，承蒙报社领导的特别安排，得以藉此文向老厂长送行……以后，每每我在媒体看到党中央领导殷切期望我们文艺界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多出好作品和优秀人才时，我就会想到我们的老厂长。是的，党中央的殷切期望，是要靠文艺界的各级领导去落实的。如何落实呢？老厂长在上世纪80年代重铸上影辉煌时所留下的宝贵经验该对我们有所启迪，尤其在为人上更应多学着点。只要人去情在，就不怕人去茶凉！
我早就听老厂长的女婿讲过相同内容的“家事”，老厂长的两个女婿退休前都在上影当过领导，老厂长生前对他们都有过同样的叮嘱。我心梗后，他们先后都来看过我关心过我，我已领受了老厂长的这份情意……
回顾往事，上影“文革”后在上世纪80年代重铸辉煌，是与老厂长的这份情意分不开的。
“文革”是从文艺的“革命”始发的，上影势必成了重灾区。徐桑楚当时是海燕厂的当家副厂长，不但以往拍摄过的那些“大毒草”影片都有他的份，而且他一贯“右倾”，在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保护过不少“牛鬼蛇神”，他势必也成了重灾区中的重点“革命”对象，受到的冲击、吃的苦，难以言传。“文革”后期，他虽被“解放”，落实政策也只能让他在文学部里看群众来稿。“文革”后，他成了海燕、天马两厂合并成上海电影制片厂后的一把手，如何来收拾好这个烂摊子，重铸起上海电影昔日的辉煌，人们拭目以待。
事是要靠人来做的，人的行动是要靠“心”来推动的，电影厂的辉煌是要靠创作人员拍出好影片来成就的，创作人员能否拍出好片子，也是要靠“心”来实现的。老厂长在以往革命和建设的经历中，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把他攻坚的要点和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这上面。首先去解除电影人的心灵枷锁。
根据党的新政策，他把“文革”中强加在老艺术家们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迅速地逐一平反，也包括了在“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整或处理不当的那些人，让他们轻装上阵，走上拍片的一线。沈浮、汤晓丹、吴永刚、白沉、桑弧、叶明、黄祖谟、刘琼、鲁韧等一大批老导演都重现了当年的光彩，拍出了《曙光》《傲蕾·一兰》《巴山夜雨》《大桥下面》《她俩和他俩》《七月流火》《庐山恋》《李慧娘》《于无声处》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影片，还带出了一批中青年导演。
更令人敬佩的是老厂长没有以新的“极左”去反老的“极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如何对待谢晋的问题上。谢晋是社会公认的一位极具才华的电影导演艺术家，他在“文革”中受的苦不比他人少，甚至累及了他的父母亲，先后自杀。“文革”后期，“四人幫”根据他们的需要，以“党”的名义把谢晋推出来，让他执导“样板戏”和反走资派的故事片《春苗》，似乎日子又比大家好过了些。“文革”后有些人对此有气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能一棍子把他打死啊。老厂长在搞清问题的基础上很快把他解脱了出来，让他也能轻装上阵，拍出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这三部新时期的经典之作，还带出了好几位中、青年导演。谢晋是一位很重情义的人，在他取得了巨大成就后仍对老厂长敬如父辈，老厂长的眼睑毛是往眼球方向倒生的，谢晋常帮他一根根拔去……
老厂长不仅对谢晋如此，他对普通的中青年创作人员以及工人师傅也一视同仁，斯民三“文革”前是搞美工的，“文革”初是“保皇派”，工军宣队进驻上影“三结合”成立“革委会”后，把他调入政宣组工作，写过一些歌颂“样板戏”和“大批判”的东西，后期被调入了文学部为编剧，“文革”后也有人向他发难，要把他调回美工组。老厂长在文学部看过外稿，对当时调入文学部的几位中青年是了解的，他坚持在搞清问题的基础上仍把他们留在了文学部，仍让斯民三当编剧，不仅斯民三参与创作出了《失去记忆的人》《燕归来》《小字辈》《大小伙子》等11部电影剧本，其他几位也在编辑、编剧岗位上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斯民三与老厂长原住在同一幢楼，老厂长离休后，斯民三常去看望他，以至在斯民三故世时，有了老厂长的两个女儿都要赶去追悼会送别的回报。
写过《小街》等名片的徐银华，原先是制景车间的青工，是“文革”后期被调入文学部与老厂长一起看外稿的，“文革”后仍被老厂长留在了文学部，他与他创作的剧本一样，很有“性格”，从不参加厂里的追悼会，而老厂长的追悼会他去了。有位照明工人“文革”中是“老造反”，“文革”后老厂长也是在搞清问题的基础上，根据他的技能与组织能力，让他仍当照明组长，发挥了他的一技之长，我在老厂长的追悼会上也看到了他的身影。老厂长在“文革”中没少受“革命群众”的皮肉之苦，但当这些人中遇到要入党、提干、评定职称等事时，有人为此提出异议需向老厂长证实时，他都用“记不清”了一笑了之。
老厂长上任后的第二大措施是把中青年创作人员很快地扶上独立创作的岗位。他很清楚，那些老艺术家都已到了退休的年龄，如果后继无人的话，上影的辉煌就难以重铸。就是一时重铸起来了，也难以持久。于是，赵焕章、吴贻弓、于本正、黄蜀芹、宋崇、石晓华、李歇浦、杨延晋、史蜀君等一大批中青年导演都独立执导出了《喜盈门》《城南旧事》《漂泊奇遇》《青春万岁》《快乐的单身汉》《泉水叮咚》《拦灵车的人》《小街》《失踪的女中学生》等一大批好影片。文学部的中青年编剧、编辑们如赵志强、孟森辉、杨时文、石勇、斯民三、徐银华等也都有了创作剧本的机会，创作出了《这不是误会》《奇迹会发生吗》《二十年后再相会》《晨曲》《燕归来》《本案没有结束》《小街》等一大批可供投产的优秀电影剧本。那时上影的编导实力在全国可谓名列前茅，让其他电影厂所羡慕。
老厂长不但抓住了电影创作的龙头，扶上了一大批编导，而且在摄、录、美等主创人员中，也让中青年大干快上，这些行当中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也让其他电影厂所羡慕。同时，他又大胆使用年轻演员，培养出了张瑜、龚雪、郭凯敏等一批当时的“明星”。
当时的上影，不但名片叠出，而且人才济济。翻开上影的历史，谁都可以看到，在老厂长主政上影的十年内，好影片出得最多，同时，人才也大量涌现。谁都否定不了上影的重铸辉煌！ 为此，上影的经济情况也有了好转。于是，老厂长就有能力去实现他一直想改善上影人生活的愿望。当时上影人在生活上最大的困难是住房的问题，大多数职工的居住条件太差，我有一天早上去吴贻弓家送剧本，只见他正卷起地铺。连文学副厂长王林谷家都没有卫生设备，我有一次去送剧本时，正逢他坐在便盆上大解，彼此都很尴尬。老厂长下定决心，把拍片赚来的钱造了好几幢职工宿舍，彻底解决了职工的住房困难。党中央一直倡导来之于民用之于民，要讓广大群众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老厂长对此是走在前列的。上影人不但在当时拍手称快，加倍努力工作，而且久记在心。老厂长的追悼会上自发前来的有两千多人，徐银华当时对我说：“就凭老厂长一揽子解决职工住房困难这一条，谁都应该去为他送行！”
我原是天马厂搞绘景的，“文革”后老厂长把我留在了上影文学部当编辑。在老厂长主政上影期间，我与他接触不多，只是在他离休前要拍摄我组稿的反映彭德怀元帅为民鼓而呼的电影剧本《布衣老帅》时，才开始交往起来，虽然此片在当时的环境下最终未能拍成，但在我与他为此的几次交往中，让我更进一步地认识了老厂长，为他的情怀和胆识所敬佩。他离休后仍想为上影做些事，与老局长张骏祥一起协助孙道临要把“三国”拍成系列电影。承蒙这几位长者的信任，让我担当了总编辑一职，我目睹了这几位长者为此而忘我无私的付出，却在剧本全部搞成并已落实了导演，在投资上也有了眉目时，由于小人的搞鬼而搁浅。筋疲力尽的老厂长从此“全休”，他找了个老伴来相互照顾，在演员剧团的食堂里办了几桌喜酒，在小范围内邀请了一些亲朋好友欢聚，事先声明，一律不收钱礼。我有幸也在被邀之列，我已记不起他在喜宴上说了些什么。我一直难忘的是我当时心中的默默祝愿，祝愿老厂长健康、长寿、幸福。我想这肯定也是上影人出自内心的祝愿。可惜他的新老伴没几年就得绝症而亡。
不知是否因遭接连打击，他的双眼开始失明。但当上影人去看望他时，他都能从声音分辨出来者是谁。我去他家看望时，望着他与我这个普通上影人所住一样大小的房间，望着他房间内所陈设着的比我还不如的老式家具，真不知说上点什么好。可老厂长仍然惦记和关怀着上影人，当他得知上影的离退休职工们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只能在宿舍前马路旁的一家小店边聚会时，便与离休干部们一起签名支持在小区内自建了三间老年活动室。他眼睛看不见，常来听听大家说些什么也好。在他腿脚不便后就坐着轮椅来。他始终没有离开上影人。他最后一次住医院前，还让人推着轮椅来老年活动室与大家告别……上影人都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回到大家的中间来，上影人都离不开他，其场面感人之深，令人难忘！
仁者寿，苍天有眼，让老厂长在医院度过了95岁生日。但人终有一死，谁都难免。在老厂长逝世前几日，我去医院看望他，看着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好几条管子，心中真不是滋味。他一下就听出了我的声音，第一句就问我住在小区内的上影人可好？我对他说，大家都好，都希望他能早日出院，再与大家在一起拉拉家常，说说上影的往事……他说，谢谢大家，我一定争取回来……他明白那已经是不可能了，但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我真不知下面再向他说些什么，却突然迸出了这么一句话：老厂长，上影人都想念着你，这是你最大的幸福！他听后欣慰地点了点头说，我一不犯事，二不犯人……他吸着氧气，说话断断续续，但我明白他的意思。
确确实实，老厂长一生光明磊落，从未做过违法乱纪的事，也从未去整人过。有了这个“前因”，才会有大家都想念他的“后果”。而对上影在他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成绩，他从不居功自傲，说是在上海人共同努力下取得的。他离开这个世界前，只为自己“一不犯事，二不犯人”而坦然。我想，这也是老厂长对我的最后教诲。那次他见我去，显得特别高兴。我怕他疲劳，几次要辞别，他都示意我再坐会儿。我们又谈起了《布衣老帅》的事，说到彭大元帅，他向我竖了竖大拇指。我也向他竖了竖大拇指：“您当时有胆量要拍这个剧本，也了不起！”他却摇摇头，对自己伸出了小拇指……我不知他的意思是说自己不能与彭大元帅相比，还是为官微言轻做不成大事而遗憾，或许两者都有？他还向我讲了年轻时为防身学过拳击、打过拳击的事，所以他在“文革”中能经受得起那么多的皮肉之苦，有极强的抗击能力，却始终未还一手……我忍着泪水陪着他说了个把小时的话，一走出病房我立即给徐小平打了电话，告知她老厂长给我所说的一切。我想，老厂长的最后教诲对我们每个后辈人都非常重要、极其珍贵，我怕时间长了记不全，必须及时告诉老厂长的家属。
没过几天，我连续接到了徐小平与汪天云（老厂长的女婿）的两个电话，告诉我，老厂长走了……我立即摊开稿纸，写下了《老厂长的最后教诲》一文，送往《新民晚报》，承蒙报社领导的特别安排，得以藉此文向老厂长送行……以后，每每我在媒体看到党中央领导殷切期望我们文艺界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多出好作品和优秀人才时，我就会想到我们的老厂长。是的，党中央的殷切期望，是要靠文艺界的各级领导去落实的。如何落实呢？老厂长在上世纪80年代重铸上影辉煌时所留下的宝贵经验该对我们有所启迪，尤其在为人上更应多学着点。只要人去情在，就不怕人去茶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