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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在时代的大环境下产生的。在人与时代相交融、相对抗的前提下，人在现代文明中不断异化，又在这种异化中不断地寻求自我，这个过程漫长而艰难。《恶之花》中带有审丑意味的现代性意识，《局外人》中有关于人的荒诞意识……这些都是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诞生的思想，而这些文学作品中也囊括了现代文学中的一些典型人物。无论是默尔索还是弗拉基米尔，都在身上带有时代的烙印。纵观这些典型人物，我们可以从中窥见现代派文学对于人物的典型描写，也能从中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
关键词：现代派文学；典型人物；现代意识；荒谬
作者简介：徐靓（1996-），女，汉族，甘肃武威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读，主要研究汉语及其应用。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7--02
二十世纪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现代工业的兴起，中产阶级涌现，使得人的个体性逐渐增强；两次世界大战，核弹恐怖气氛弥漫，使得人对个人命运与世界未来产生怀疑。在这种氛围中，人的异化程度不断加深，在精神方面为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现代派文学便是这种危机在文学方面的体现。现代派文学是由多个文学流派组合形成的，其主旨是为了反对传统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是，现代派文学注重展示主观现实、挖掘内心世界、创新表现手法。这种不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家们运用这种不同描绘了一个秩序崩塌的西方社会以及在这种混乱社会中挣扎着的苦难的民众。在升华民众形象的基础上，作家们在书中描绘了一个又一个经典人物，浓缩了时代的特征，使其书中人物带有典型性、代表性。纵观这些典型人物，我们可以从中窥见現代派文学对于人物的审美特征，也能从中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
一、《恶之花》中的“我”
提到西方现代派文学，波德莱尔必然不可忽略。在发表于1863年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他以绝然不同于前辈的口吻对现代性作出了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使得他成为那个时代的异数，他渴望“浪荡子”的生活，认为一个人应该追求站在超然的角度打量世界，只有如此，才能将自己与庸常的大众相区分，才能适应现代性下的生活。这种不同于常人的追求，还体现在他特殊的审美价值观——审丑。波德莱尔刷新了人们的感知，他赞美“丑恶”，致力于从“恶”中发掘“美”。他是第一个用现代性视角在诗中描述、赞美丑恶的诗人。这种思想在《恶之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恶之花》写于1857年，是一部伟大的、具有开创性意味的诗集，他通过描述现代人生活中的种种体验，用对象化的眼光看待社会与世间。用二元对照写法在忧郁与理想中拉开了观察矛盾世界的序幕，进而遍观巴黎风光，从内省到外观，探寻人生的意义，紧接着在后面的部分表达了四个愿望：人造天堂、放荡、亵渎神灵以及最终死亡，最后表明其结局是“远行”——人生虽有意义，但却可能找不到，即使这样，也仍然坚持寻找。
在整本诗集中，实际上没有明确的人物出现。但是当我们阅读诗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诗集中隐藏着一个所谓“主人公”，这个主人公可以是诗人本身，也可以是千千万万个“我”。这个“我”可以是在《天鹅》一诗中逃出樊笼的天鹅，这个天鹅“有蹼的足摩擦着干燥的街石，不平的地上拖着雪白的羽绒，把嘴伸向一条没有水的小溪”[2]，这也正如我们虽然能摆脱现实社会的桎梏，但是却仍然未能进入天堂，反而落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不论是天鹅还是我们，虽身处困境，遭受磨难，但仍然向往着天堂，希望着获救。这是我们的处境，也是诗人波德莱尔的自画像。我们可以说，波德莱尔正是这样一只逃出樊笼，在浊世中挣扎着诅咒上帝，怀疑上帝存在的高贵天鹅。这个“我”也可以是在《时钟》中被这个“阴森、可怖、无情的神”所威胁的“浪子”。我们必须遵循时间的律法，我们受到时间的管控：空间日新月异的变化，时间此时此刻的孤立。我们在这种时空中体验现代生活，经验无用，挑战增多，我们所存在着的每时每刻都会吞噬过去与现在，生活在大都市的我们，享受着便利的生活环境，但是却充满着无力感。这是每一个现代人都曾经历、正在经历、即将经历的。“浪子”在受着威胁，我们又何曾不是？
除此之外，在诗集的其他篇章中，我们都能从中寻找到一个可以反观自身，映照诗人的典型人物。这种典型人物不同于过去在诗集中经常被称赞的具有“真善美”特质的主人公，而被寄寓于“腐尸”、“地狱”、“妓女”等所谓的世间“丑恶”之身。正如巴贝尔·多尔维利曾说“但丁的诗神梦见了地狱，《恶之花》的诗神则皱起鼻子闻到了地狱，就像战马闻到了火药味！一个从地狱归来，一个向地狱走去。”[3]但丁去过地狱，但是波德莱尔留在了地狱，向我们展示地狱的种种“恶”，让我们从中寻找“美”。
二、游离在“局外”的默尔索
《恶之花》让我们开始了解现代性，而《局外人》则让我们思考现代性带给我们什么。《局外人》是加缪的荒谬三部曲之一。加缪认为，人是被上帝抛入世界的，“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安置到世界上，我不知道世界是什么。”[4]这种抛入让我们在面对人生和人生存的世界时，产生疏离感与荒诞感。“荒诞感”是贯穿加缪作品始终的思想，从这一思想延伸，加缪在作品中致力于探讨有关于自杀与杀人的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可以用没有确切根据的信仰、意识形态，或形而上学的假设当逃脱荒诞感的出口，也不可以用超乎人类掌握之外的信仰、希望、想象，或幻觉当做逃脱荒诞感的出口，以免活在自欺的人生里（等于是对人生的另一种否定）。荒诞感也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感受”、一种“情感”——它比任何思想更庞大、深厚、隐微，甚至比任何可以说得清楚的感受、言语的总和还更庞大。当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崩塌，当我们对自身价值模糊不清，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失常，荒诞感就出现了。《局外人》将荒诞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这是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开头，也是我们游离于默尔索身边体会荒诞感的开始。当至亲之人的死亡被描述的平淡无奇时，我们突然开始怀疑：是我们大题小做？还是默尔索冷血无情？读完全书，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矛盾性的疑问存在于很多地方。不见母亲最后一面，在出殡时没有哭泣，下葬后进行丰富的娱乐活动……这种种都让我们惊愕，默尔索是正常人吗？毫无疑问，在我们的价值观下，默尔索是不正常的。但是，在《局外人》的世界中，默尔索是正常的，因为默尔索是游离于世界之外的，他是加缪在书中再造的上帝，他可以主宰自己的世界，并且不被外在价值所束缚。每个人潜意识中都存在群居意识，害怕被大众所疏离与排斥，也害怕个人孤独没有依靠。”默尔索不是，他是在按自己的规则所生活着的。无论是情感，还是工作，亦或是生死，他的无所谓与不作为是超出惯常规则的。 默尔索是带有荒诞感的局外人，而我们是庸常的“局内人”：生活按部就班，追求符合大众的价值观，畏惧疾病与死亡。但是，我们也会在某一时刻变成局外人有时候你会隔着玻璃看到一个近在咫尺的陌生人，你看到他跟别人讲着话，但你听不到他所说的，你会突然觉得对面的人似曾相识；有时候当你在照镜子的时候，你会突然的发现镜中的人变得陌生，这些都是荒诞在作怪。我们每个人其实暗藏着去人性化的一面，面对这一面，我们会突然觉得自身与世界产生隔阂与疏离，我们产生不安，这其实也是一种荒诞。荒诞感其实不仅围绕在默尔索身边，它围绕于我们每个人身边，我们可以从默尔索这个“局外人”身上窥见我们自身。这也是默尔索之所以在现代派文学中可以被称作典型人物的重要原因。
三、結语：典型人物的典型性
典型人物之所以典型，是因为当他被创造出来之后，他就不仅仅是存在于纸张间的文字描述，而变成了书中世界的真实一员。同时，他还会映射在现实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群身上，我们可以从自身，他人，社会反观书本，如同镜像世界，虚实在这里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西方现代派文学反映了特殊时代下人类的真实生存状况。无论是《恶之花》中远行的诗人，还是在《局外人》中荒诞孤独的默尔索，亦或是在《等待戈多》中迷茫的流浪汉，我们都可以在这些典型人物中寻找到熟悉的烙印。
综合来看，我们其实是可以在有关于这些典型人物的描述中找到共通之处：受辖于时代的束缚，存在着与庸常世界的对抗，破碎了个人情感与人格。这些是现代派作家对所处时代的回应。毫无疑问，现代派文学是人类文学史上璀璨的明珠，它与时代紧密相关。与其有关的典型人物，则更是时代中人民的缩影，带有时代的烙印。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可以以此为镜，反观自身的同时了解另一个时代。
注释：
[1]波德莱尔，《波德莱尔论美学论文选》，第485页，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波德莱尔，《恶之花》，第 209页，郭宏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转引自郭宏安著：《论<恶之花>》，第1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4]杨卫华，荒诞废墟上的新人道主义――加缪哲学研究，东南大学.
参考文献：
[1]波德莱尔.《波德莱尔论美学论文选》[M].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波德莱尔.《恶之花》[M].郭宏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李吉力.《李吉力思想文化文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
[4]何太宰.现代艺术札记——文学大师卷[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1.
[5]周宪.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J].《哲学研究》，2000.
关键词：现代派文学；典型人物；现代意识；荒谬
作者简介：徐靓（1996-），女，汉族，甘肃武威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读，主要研究汉语及其应用。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7--02
二十世纪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现代工业的兴起，中产阶级涌现，使得人的个体性逐渐增强；两次世界大战，核弹恐怖气氛弥漫，使得人对个人命运与世界未来产生怀疑。在这种氛围中，人的异化程度不断加深，在精神方面为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现代派文学便是这种危机在文学方面的体现。现代派文学是由多个文学流派组合形成的，其主旨是为了反对传统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是，现代派文学注重展示主观现实、挖掘内心世界、创新表现手法。这种不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家们运用这种不同描绘了一个秩序崩塌的西方社会以及在这种混乱社会中挣扎着的苦难的民众。在升华民众形象的基础上，作家们在书中描绘了一个又一个经典人物，浓缩了时代的特征，使其书中人物带有典型性、代表性。纵观这些典型人物，我们可以从中窥见現代派文学对于人物的审美特征，也能从中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
一、《恶之花》中的“我”
提到西方现代派文学，波德莱尔必然不可忽略。在发表于1863年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他以绝然不同于前辈的口吻对现代性作出了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使得他成为那个时代的异数，他渴望“浪荡子”的生活，认为一个人应该追求站在超然的角度打量世界，只有如此，才能将自己与庸常的大众相区分，才能适应现代性下的生活。这种不同于常人的追求，还体现在他特殊的审美价值观——审丑。波德莱尔刷新了人们的感知，他赞美“丑恶”，致力于从“恶”中发掘“美”。他是第一个用现代性视角在诗中描述、赞美丑恶的诗人。这种思想在《恶之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恶之花》写于1857年，是一部伟大的、具有开创性意味的诗集，他通过描述现代人生活中的种种体验，用对象化的眼光看待社会与世间。用二元对照写法在忧郁与理想中拉开了观察矛盾世界的序幕，进而遍观巴黎风光，从内省到外观，探寻人生的意义，紧接着在后面的部分表达了四个愿望：人造天堂、放荡、亵渎神灵以及最终死亡，最后表明其结局是“远行”——人生虽有意义，但却可能找不到，即使这样，也仍然坚持寻找。
在整本诗集中，实际上没有明确的人物出现。但是当我们阅读诗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诗集中隐藏着一个所谓“主人公”，这个主人公可以是诗人本身，也可以是千千万万个“我”。这个“我”可以是在《天鹅》一诗中逃出樊笼的天鹅，这个天鹅“有蹼的足摩擦着干燥的街石，不平的地上拖着雪白的羽绒，把嘴伸向一条没有水的小溪”[2]，这也正如我们虽然能摆脱现实社会的桎梏，但是却仍然未能进入天堂，反而落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不论是天鹅还是我们，虽身处困境，遭受磨难，但仍然向往着天堂，希望着获救。这是我们的处境，也是诗人波德莱尔的自画像。我们可以说，波德莱尔正是这样一只逃出樊笼，在浊世中挣扎着诅咒上帝，怀疑上帝存在的高贵天鹅。这个“我”也可以是在《时钟》中被这个“阴森、可怖、无情的神”所威胁的“浪子”。我们必须遵循时间的律法，我们受到时间的管控：空间日新月异的变化，时间此时此刻的孤立。我们在这种时空中体验现代生活，经验无用，挑战增多，我们所存在着的每时每刻都会吞噬过去与现在，生活在大都市的我们，享受着便利的生活环境，但是却充满着无力感。这是每一个现代人都曾经历、正在经历、即将经历的。“浪子”在受着威胁，我们又何曾不是？
除此之外，在诗集的其他篇章中，我们都能从中寻找到一个可以反观自身，映照诗人的典型人物。这种典型人物不同于过去在诗集中经常被称赞的具有“真善美”特质的主人公，而被寄寓于“腐尸”、“地狱”、“妓女”等所谓的世间“丑恶”之身。正如巴贝尔·多尔维利曾说“但丁的诗神梦见了地狱，《恶之花》的诗神则皱起鼻子闻到了地狱，就像战马闻到了火药味！一个从地狱归来，一个向地狱走去。”[3]但丁去过地狱，但是波德莱尔留在了地狱，向我们展示地狱的种种“恶”，让我们从中寻找“美”。
二、游离在“局外”的默尔索
《恶之花》让我们开始了解现代性，而《局外人》则让我们思考现代性带给我们什么。《局外人》是加缪的荒谬三部曲之一。加缪认为，人是被上帝抛入世界的，“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安置到世界上，我不知道世界是什么。”[4]这种抛入让我们在面对人生和人生存的世界时，产生疏离感与荒诞感。“荒诞感”是贯穿加缪作品始终的思想，从这一思想延伸，加缪在作品中致力于探讨有关于自杀与杀人的问题。在探索过程中，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可以用没有确切根据的信仰、意识形态，或形而上学的假设当逃脱荒诞感的出口，也不可以用超乎人类掌握之外的信仰、希望、想象，或幻觉当做逃脱荒诞感的出口，以免活在自欺的人生里（等于是对人生的另一种否定）。荒诞感也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感受”、一种“情感”——它比任何思想更庞大、深厚、隐微，甚至比任何可以说得清楚的感受、言语的总和还更庞大。当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崩塌，当我们对自身价值模糊不清，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失常，荒诞感就出现了。《局外人》将荒诞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这是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开头，也是我们游离于默尔索身边体会荒诞感的开始。当至亲之人的死亡被描述的平淡无奇时，我们突然开始怀疑：是我们大题小做？还是默尔索冷血无情？读完全书，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矛盾性的疑问存在于很多地方。不见母亲最后一面，在出殡时没有哭泣，下葬后进行丰富的娱乐活动……这种种都让我们惊愕，默尔索是正常人吗？毫无疑问，在我们的价值观下，默尔索是不正常的。但是，在《局外人》的世界中，默尔索是正常的，因为默尔索是游离于世界之外的，他是加缪在书中再造的上帝，他可以主宰自己的世界，并且不被外在价值所束缚。每个人潜意识中都存在群居意识，害怕被大众所疏离与排斥，也害怕个人孤独没有依靠。”默尔索不是，他是在按自己的规则所生活着的。无论是情感，还是工作，亦或是生死，他的无所谓与不作为是超出惯常规则的。 默尔索是带有荒诞感的局外人，而我们是庸常的“局内人”：生活按部就班，追求符合大众的价值观，畏惧疾病与死亡。但是，我们也会在某一时刻变成局外人有时候你会隔着玻璃看到一个近在咫尺的陌生人，你看到他跟别人讲着话，但你听不到他所说的，你会突然觉得对面的人似曾相识；有时候当你在照镜子的时候，你会突然的发现镜中的人变得陌生，这些都是荒诞在作怪。我们每个人其实暗藏着去人性化的一面，面对这一面，我们会突然觉得自身与世界产生隔阂与疏离，我们产生不安，这其实也是一种荒诞。荒诞感其实不仅围绕在默尔索身边，它围绕于我们每个人身边，我们可以从默尔索这个“局外人”身上窥见我们自身。这也是默尔索之所以在现代派文学中可以被称作典型人物的重要原因。
三、結语：典型人物的典型性
典型人物之所以典型，是因为当他被创造出来之后，他就不仅仅是存在于纸张间的文字描述，而变成了书中世界的真实一员。同时，他还会映射在现实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群身上，我们可以从自身，他人，社会反观书本，如同镜像世界，虚实在这里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西方现代派文学反映了特殊时代下人类的真实生存状况。无论是《恶之花》中远行的诗人，还是在《局外人》中荒诞孤独的默尔索，亦或是在《等待戈多》中迷茫的流浪汉，我们都可以在这些典型人物中寻找到熟悉的烙印。
综合来看，我们其实是可以在有关于这些典型人物的描述中找到共通之处：受辖于时代的束缚，存在着与庸常世界的对抗，破碎了个人情感与人格。这些是现代派作家对所处时代的回应。毫无疑问，现代派文学是人类文学史上璀璨的明珠，它与时代紧密相关。与其有关的典型人物，则更是时代中人民的缩影，带有时代的烙印。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可以以此为镜，反观自身的同时了解另一个时代。
注释：
[1]波德莱尔，《波德莱尔论美学论文选》，第485页，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波德莱尔，《恶之花》，第 209页，郭宏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转引自郭宏安著：《论<恶之花>》，第1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4]杨卫华，荒诞废墟上的新人道主义――加缪哲学研究，东南大学.
参考文献：
[1]波德莱尔.《波德莱尔论美学论文选》[M].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波德莱尔.《恶之花》[M].郭宏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李吉力.《李吉力思想文化文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
[4]何太宰.现代艺术札记——文学大师卷[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1.
[5]周宪.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J].《哲学研究》，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