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退”这个词在我们这一代知青的记忆中,就像一条虚线,贯穿了我们知青生涯的始终,它从最初隐藏在暗处到渐渐浮出水面,变成一条实线;从涓涓细流到形成滔天洪波,直到把“上山下乡”这个依靠300亿国帑和美好愿望建立起来的理想主义大堤冲得一塌糊涂。
　　1965年夏天,风华正茂的我们从黄海之滨来到了河西走廊的边湾农场,生活设施的简陋,工作环境的艰苦自不待言,单是那人为的紧张就把你折腾得喘不过气来。因为名为“建设兵团”,自上而下都强调一个“兵”字。正好,基层干部大都是复转军人出身,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上工、休息、吃饭、学习一律军事化,喊口令、拉歌子、煞是气派;被子叠得四四方方,碗筷放得整整齐齐,早点名、晚总结,好不威风!
　　那时候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这不能不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说到待遇,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每人每月二十五块钱,加上两块钱地区补贴,除去伙食费,牙膏、牙刷、肥皂、邮票、针头线脑的支出,所剩就寥寥无几了。更有甚者,连续几个月发不下工资。从青岛临出发时每人发了一套绿军装,曾经招惹了多少羡慕的目光!可到农场后,家乡政府给的安置费用都被挪做了他用,拨发的棉衣棉被也被扣了工资,当月不够扣的就来个分期付款。甚至连印着“农建十一师赠”的搪瓷缸子也每人扣了一块钱。
　　这种贪图眼前小利的“领导艺术”看似很“革命”,却涣散了知青们的心,造成的恶劣影响无法用金钱估量。有人就曾愤怒地将搪瓷缸子上的“赠”字刮掉,用红油漆写上个“卖”字。
　　农场的生活与知青们原先所在城市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大部分人不适应。许多人萌生了调头回家的念头。但碍于政治学习抓得紧,从上到下天天高喊“扎根边疆干革命”,以妄言回家者为“逃兵”,没人敢明说自己的真实目的。所谓病退者,只是私下里秘密进行的。
　　回家,多么诱惑人的名词啊!那里有自己的亲人,那里有自己熟悉的童年;城市里的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活力,谁说不想回去那不是违心就是别有所图。
　　我所在的老二连有姐弟俩,姐姐叫卫,弟弟叫鸣。姐姐曾经在专业文工团待过,人长得漂亮,新疆舞也跳得好。弟弟会拉二胡,两人真是珠联璧合,是我们团的文艺明星。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我又一次见到那个姐姐,却让我大吃一惊。她完全变了个人,在春暧花开的日子里,仍包裹着厚厚的棉大衣,脚上穿着高高的毡鞋,一脸愁容加病容,见了人也不再说笑。我问她到哪里去,她简单地回答说:“办病退”。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关节炎。”
　　为了对付病退者,团场和连队领导采取了著名的“群众斗群众”办法。他们自己不出面,而是在分配任务时采取大包干,即将任务包给你一个班,让大家把那个休病假的人的劳动份额包着干下来,这样就增加了同志们之间的矛盾。因为牵涉到个人的利益,大家就互相挤兑,经常有人骂骂咧咧,也有人拳脚相加。
　　也有时,领导干脆赤膊上阵,直接进行干预。在我们连那个现役军人指导员叫杜若照的,他自己享受着“三不变”的待遇(即现役军人身份不变,级别不变,工资待遇不变),却要监督着别人当苦行僧。他见一个姓矫的青岛小伙子因高血压要求病退回城,大会点名小会批,坚决不让走。因为这小伙子太傲气,从来不对他说巴结奉承的小话。更为关键是,若把人都放走了,他再对谁发号施令去!白天,他让卫生员一天给小矫量两次血压。有天半夜,小矫正在熟睡,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是杜指导员带着卫生员量他的血压来了……
　　尽管经历重重磨难,小矫还是如愿办病退回家了,因为他的高血压是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杜若照却凭着私人关系转业调到了一家运输公司当头头。不幸的是,不久他就因男女作风问题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病退的第一个高潮是和文革一起到来的,因为到农村插队的同龄人许多就是病退回城的。在回家探亲的聚会中,大家交流积累了许多经验。
　　那是一个“病退时代”,一切都在因“病”而“退”。人民公社的崩溃,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不也是一种“病退”么?僵化的计划经济的解构,导致工商企业的改制不更是一种“病退”么? 30年后,当数千万农民工浩浩荡荡涌进城来务工,社会仍然出现民工荒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话题。我们说,“病退”是改革开放的前奏曲,它同样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