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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然而，人们对福泽的认识往往停留在其后期在甲午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者形象，或是将其作为倡导日本“脱亚入欧”论的魁首。这样的认识已经严重偏离了福泽的思想内容。另外，福泽在其思想中所表现出的对于近代自然科学的信心，对于“数理学”的重视也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文章正是针对这一研究的不足，试图对福泽谕吉的科学形象作出初步的描绘。
一、杂多中的统一：福泽谕吉思想概述
福泽谕吉生于天宝年间，其后的青年思想家德富苏峰曾高呼“天保的老人，退下去！”，针对的也正是福泽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思想家。相较于苏峰的激进，作为经历过幕藩体制的“天保老人”，福泽的思想既复杂也杂多，贯穿于其著作《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以及《时事新报》中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要求排除“权力偏重”——社会价值集中于政治权利的传统。关于这一点，在《文明论概略》的第九章“日本文明的来源”中，福泽作了详细的论述：“文明的自由，并不是用其他自由所能换取到的，只有允许享受各种权利，使能获得各种利益，容纳各家的意见，使各种力量得以发挥，彼此保持均衡，才存在这种自由。自由也可以说是从不自由当中孕育出来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论政府、人民、学者或者官吏等各种不同阶层，凡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不管智力也好，膂力也好，只要叫做力量，就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今天学者讨论权力问题时，往往把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不论大小，也不论公私，只要有人的关系，就没有不存在着权力的偏重。”福泽极力强调经济、学问、教育、宗教等各个文化领域的独立性，并由此一贯反对政府对这些领域的介入。他认为，要使这些文化领域的多样性和自主性的发展成为可能，其根本前提在于培养具有独立性格的人民。所谓“独立的精神”，在伦理上是指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在逻辑上是指客观地有法则地把握人士对象的方法，用谕吉的话说就是“数理学”的思维方法。他认为这两者是近代欧洲文明优越性的根本秘密。
第二，福泽要求在国际政治冲突中保护和伸张日本国权。这个主题与第一个主题紧密相关，“一身独立才能一国独立”是福泽反复强调的命题。他的一生始终坚持了第一个主题，但在第二个主题——国权论上却发生了前后的本质变化。他而后产生的对外主张，在现实中与日本帝国的大陆扩张冲动合了拍。因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福泽的确有过不甚光彩的一幕，也与他一贯远离政治的主张相悖。这也正是其思想复杂性的一个体现。
当然，自幕末至维新，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福泽的思想也在一贯性的坚持中存在不停歇的波动。但有一点始终未变：他一刻也没有中断他的洋学研究和教育。随着维新后所谓文明开化时代的到来，福泽作为启蒙思想家开始了他绚烂多彩的活动。
二、福澤的“数理学”思维方式
福泽谕吉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思想家，这种鲜明的特征源于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初读《文明论概略》，往往觉得他过于“相对主义”，这也是他常招非议的一点。但若深入就会发现，福泽的每一个主张都有其具体的历史情境，针对不同的情境，即使是相同的对象，也有可能做出完全相反的论断。
按照丸山真男先生的理解，《文明论概略》是最鲜明地表现其基本思维方法的著作。《概略》以此句起首：“轻重长短善恶是非等字，产生于相对的思考。没有轻不可有重，没有善不可有恶。因为，所谓轻只是与重比起来相对地轻，所谓善只是与恶比起来相对地善。若不是两者相比较，就不可能谈论轻重善恶。像这样通过把两者相比较，确定下来的重合善，叫作议论的本位。”这个命题是贯穿整部《文明论概略》的、福泽的思维方法的最简洁概括。
如果从最广义的范围来解释，这个命题可以归结为“价值判断的相对性”主张。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具体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现实之中，并不存在什么终极的真理或绝对的善。所谓“善”“恶”，无非是在“进一步的善与更甚的恶之间、进一步的重要与更不重要之间、进一步的‘是’与更大的‘非’之间作选择”。因此，不应把“价值”看成是内在于某事物的固定性质，应该看事物在所处的具体环境下能带来的实际效果如何而定。
把价值判断与具体情境相结合的思维方法并不是指当时当地的偶然主意，而是指福泽的思维方法中支配他的思想反复变动的根本主题。以《文明论概略》而言，他在其中关于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论述，几乎都是针对当时当地现实状况出发的。因为福泽的论述方法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如果无视他所针对的具体状况，就不能真正理解福泽的思想。
《概略》第二章的以下一段：“日本人当前的唯一任务就是保卫国体。保卫国体就是不丧失国家的政权。为此，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提高智力的办法固然很多，但是，首先在于摆脱旧习的迷惑，汲取西洋的文明精神。”在福泽那里，近代文明的合理性是由两方面的条件制约的。一方面，欧洲文明的采用是为日本确保对外独立的当前目标所制约的。他说：“国家的独立是目的，国民的文明是为达成此目的之术。”“首先保存了日本国和日本人民，然后才可以谈文明。”另一方面，欧洲近代文明只不过是到目前为止的文明的最高发展阶段，是受历史性制约的。文明这个观念本身的价值也应置于相对性的制约下。既然对象不是僵化的，那么我们的认识方法、思维方式也不应该是僵化的。
这样的思维方法，可以说，直接反映了福泽的科学理性思维的特征。所谓科学理性思维，其本质特征就在于怀疑、批判的认识态度，与超越、创新的价值趋归，表现为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通过不同的途径追求真知，而绝不停滞于已有的认识水平。具体来说，在福泽看来，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应该不断地发展更新，从而显示其有效性与合理性。这是由历史进化与人类文明的客观本质决定的。但是，纵观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几千年来凝滞僵化，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诸如此类，其影响几乎辐射了整个东亚文化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讲：“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信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福泽所做的，也正是要打破这种所谓“永恒”“终极”“不变”的“规律”，甚至他要打破产生这种信条的思维方法，从根本上将其击溃。
当然，福泽并没有因为在判断价值时总是与具体状况结合，总是使其结论置于各种条件制约之下，就陷入盲目的机会主义立场。正相反，他坚决排斥那种偶然的、无根据的机会主义，努力把培养懂得根据真理原则来作预想和计划的人才，并把这种培养作为他“实学”教育的根本理念。
福泽强调实际目的对一切价值认识的规定性，认为“君国并立的可贵，并不在于自古它就为我国所固有而可贵，而是因为有了它而维持了我国的政权和促进了我国的文明。这并不是物的可贵，而是它的作用可贵”，事物的价值并不是其内在性质，价值是由事物对具体环境所产生的机能来决定。《福翁百话》中说：“从盘古开天地之初至今日，整个都是实验的世界。”这种实验主义使我们联想起杜威。这绝不是偶然的类似。如杜威所说，实用主义是文艺复兴的实验精神（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主要因素）的直接继承者。近代科学主义曾一度陷入机械决定论的泥坑，而十九世纪中叶后，实用主义试图通过向培根传统的复归，谋求科学主义与主体性的行动精神相结合。与此相近，福泽把自然科学看成是通过人的主体操作而不断技术化的素材，对之抱有光明的展望与坚定的信心。这与其特有的思维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丸山先生说：“谕吉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不应是这种与政治纠缠的结果，而应是他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态度的透彻批判。他主张从一切‘惑溺’（译者：指没有主体性的轻信轻疑，把某种价值绝对化的凝固思维等）重解放出来……”
正确理解和认识福泽谕吉的思维方式，不仅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福泽谕吉作为启蒙之父的完整性，也能够从他身上理解科学精神与近代化的关系。
三、福泽谕吉的科学教育：实学
《劝学篇》：“我们讲的学问，并不只是认识难字，解读古文，欣赏和歌、作诗词等对社会不实用的文学，那种学问虽能给人以精神安慰，但远离实际，不切日常需要，只会束缚国民的思想。真正的学问应是有益于今日之实用的、接近人的普通日用的，是有助于人们立身处事的学问，即实学。”
福泽极力排除无用旧学，提倡学问的实用性，主张使学问从统治阶级的独占中解放出来，与庶民生活结合。如果仅仅从这一方面来把握福泽的思想，那么给这种“实学”以再高的评价，也只能说是东洋传统的“实用主义”在新历史阶段的再现而已，缺乏内在的飞跃与革命性。福泽实学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于其学问与生活如何结合的方法上，这是与福泽所认为的学问的本质结构的变化相关的。究明其变化的意义，是解释福泽实学“精神”的关键。
前文提到福泽强调西洋之文明进步胜在“数理学”的思维方式，换言之，东洋社会停滞不前、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秘密，也正在于缺乏数理的认识和独立精神两点。他所说的“数理学”，基本上是指近代以数学为基础的物理学，即牛顿集大成的力学体系。用福泽的话来说，这是学问中的学问，是一切学问的基础、预备学。他把物理学作为新的伦理与精神确立的前提。引起他关心的，与其说是自然科学本身或其带来的成果，不如说是更根本的，即创出近代自然科学的人的精神存在方式。正是这种人的精神，形成了近代的伦理、政治、经济、艺术的基础。
福泽以对宋明理学的攻击来捍卫实学的地位。他把独立自由的精神与数学物理学的形成作为欧洲文明的核心，这一点生动地说明了他对近代精神的结构具有透彻的洞察力。近代自然科学的第一次壮举应该说是牛顿机械力学体系的诞生，而它之所以能取得惊人的勃兴，是因为近代以来人类主体理性的勃兴。福泽把物理学作为学问的“基本形”，就是将实验的精神置于学问方法的核心地位。这种通过实验不断地进行主體操作的必要性意识，是他的实学教育的关键所在。
然而，提倡实学教育不是为了获得近在眼前的利益，不是为了培养仅能谋生的劳动者。福泽反复力持“学问必须高远其志”之说，告诫人们要极力避免学问与日常的过度结合。他曾向政府提议：设立研究所，培养专职学者。关于研究的方针，福泽提议“不能追究其成果是否有实利”，而要有学问的超前性。福泽所用作典范的“近代物理学”体系，决不能产生于与环境密接的日常具体性中，它是排除了感性制约的“自由精神”的产物。
反思东方文化的特征，就能够理解福泽此番言论。东方文化过多地依赖于经验，这种“经验”是本来如此而等待被发现的，主体成为完全被动的存在。然而，经验的积累并不能产生规律。因为规律是在主体通过“实验”积极地重新构成客体的过程中产生。近代的“经验”概念包含了这种能动的要素，它与其说是体现了过去，不如说是蕴藏着未来的展望性。也就是说，通过实验把复杂的经验性现实抽象为“规律”，才可能对未来作预测和计量。福泽立志把数学和物理学作为一切教育的基础，以此培养完全新型的人——即能排除“无理论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坚持根据原理来行动，不断按预测和计划制约日常生活，通过反复实验，无限地开始新的生活领域的、善于奋斗的人。
福泽谕吉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始终充满信心，但他不是一个盲目的技术崇拜主义者，他甚至未曾专门著述过一本介绍具体科学方面的著作。然而，他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实质又是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的，他看到的是科学技术表象之下的科学精神对于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影响，因而，他提倡思维方式、教育方式的变革，对日本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10）.
[2]福泽谕吉.劝学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一、杂多中的统一：福泽谕吉思想概述
福泽谕吉生于天宝年间，其后的青年思想家德富苏峰曾高呼“天保的老人，退下去！”，针对的也正是福泽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思想家。相较于苏峰的激进，作为经历过幕藩体制的“天保老人”，福泽的思想既复杂也杂多，贯穿于其著作《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以及《时事新报》中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要求排除“权力偏重”——社会价值集中于政治权利的传统。关于这一点，在《文明论概略》的第九章“日本文明的来源”中，福泽作了详细的论述：“文明的自由，并不是用其他自由所能换取到的，只有允许享受各种权利，使能获得各种利益，容纳各家的意见，使各种力量得以发挥，彼此保持均衡，才存在这种自由。自由也可以说是从不自由当中孕育出来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论政府、人民、学者或者官吏等各种不同阶层，凡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不管智力也好，膂力也好，只要叫做力量，就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今天学者讨论权力问题时，往往把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不论大小，也不论公私，只要有人的关系，就没有不存在着权力的偏重。”福泽极力强调经济、学问、教育、宗教等各个文化领域的独立性，并由此一贯反对政府对这些领域的介入。他认为，要使这些文化领域的多样性和自主性的发展成为可能，其根本前提在于培养具有独立性格的人民。所谓“独立的精神”，在伦理上是指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在逻辑上是指客观地有法则地把握人士对象的方法，用谕吉的话说就是“数理学”的思维方法。他认为这两者是近代欧洲文明优越性的根本秘密。
第二，福泽要求在国际政治冲突中保护和伸张日本国权。这个主题与第一个主题紧密相关，“一身独立才能一国独立”是福泽反复强调的命题。他的一生始终坚持了第一个主题，但在第二个主题——国权论上却发生了前后的本质变化。他而后产生的对外主张，在现实中与日本帝国的大陆扩张冲动合了拍。因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福泽的确有过不甚光彩的一幕，也与他一贯远离政治的主张相悖。这也正是其思想复杂性的一个体现。
当然，自幕末至维新，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福泽的思想也在一贯性的坚持中存在不停歇的波动。但有一点始终未变：他一刻也没有中断他的洋学研究和教育。随着维新后所谓文明开化时代的到来，福泽作为启蒙思想家开始了他绚烂多彩的活动。
二、福澤的“数理学”思维方式
福泽谕吉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思想家，这种鲜明的特征源于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初读《文明论概略》，往往觉得他过于“相对主义”，这也是他常招非议的一点。但若深入就会发现，福泽的每一个主张都有其具体的历史情境，针对不同的情境，即使是相同的对象，也有可能做出完全相反的论断。
按照丸山真男先生的理解，《文明论概略》是最鲜明地表现其基本思维方法的著作。《概略》以此句起首：“轻重长短善恶是非等字，产生于相对的思考。没有轻不可有重，没有善不可有恶。因为，所谓轻只是与重比起来相对地轻，所谓善只是与恶比起来相对地善。若不是两者相比较，就不可能谈论轻重善恶。像这样通过把两者相比较，确定下来的重合善，叫作议论的本位。”这个命题是贯穿整部《文明论概略》的、福泽的思维方法的最简洁概括。
如果从最广义的范围来解释，这个命题可以归结为“价值判断的相对性”主张。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具体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现实之中，并不存在什么终极的真理或绝对的善。所谓“善”“恶”，无非是在“进一步的善与更甚的恶之间、进一步的重要与更不重要之间、进一步的‘是’与更大的‘非’之间作选择”。因此，不应把“价值”看成是内在于某事物的固定性质，应该看事物在所处的具体环境下能带来的实际效果如何而定。
把价值判断与具体情境相结合的思维方法并不是指当时当地的偶然主意，而是指福泽的思维方法中支配他的思想反复变动的根本主题。以《文明论概略》而言，他在其中关于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论述，几乎都是针对当时当地现实状况出发的。因为福泽的论述方法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如果无视他所针对的具体状况，就不能真正理解福泽的思想。
《概略》第二章的以下一段：“日本人当前的唯一任务就是保卫国体。保卫国体就是不丧失国家的政权。为此，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提高智力的办法固然很多，但是，首先在于摆脱旧习的迷惑，汲取西洋的文明精神。”在福泽那里，近代文明的合理性是由两方面的条件制约的。一方面，欧洲文明的采用是为日本确保对外独立的当前目标所制约的。他说：“国家的独立是目的，国民的文明是为达成此目的之术。”“首先保存了日本国和日本人民，然后才可以谈文明。”另一方面，欧洲近代文明只不过是到目前为止的文明的最高发展阶段，是受历史性制约的。文明这个观念本身的价值也应置于相对性的制约下。既然对象不是僵化的，那么我们的认识方法、思维方式也不应该是僵化的。
这样的思维方法，可以说，直接反映了福泽的科学理性思维的特征。所谓科学理性思维，其本质特征就在于怀疑、批判的认识态度，与超越、创新的价值趋归，表现为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通过不同的途径追求真知，而绝不停滞于已有的认识水平。具体来说，在福泽看来，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应该不断地发展更新，从而显示其有效性与合理性。这是由历史进化与人类文明的客观本质决定的。但是，纵观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几千年来凝滞僵化，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诸如此类，其影响几乎辐射了整个东亚文化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讲：“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信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福泽所做的，也正是要打破这种所谓“永恒”“终极”“不变”的“规律”，甚至他要打破产生这种信条的思维方法，从根本上将其击溃。
当然，福泽并没有因为在判断价值时总是与具体状况结合，总是使其结论置于各种条件制约之下，就陷入盲目的机会主义立场。正相反，他坚决排斥那种偶然的、无根据的机会主义，努力把培养懂得根据真理原则来作预想和计划的人才，并把这种培养作为他“实学”教育的根本理念。
福泽强调实际目的对一切价值认识的规定性，认为“君国并立的可贵，并不在于自古它就为我国所固有而可贵，而是因为有了它而维持了我国的政权和促进了我国的文明。这并不是物的可贵，而是它的作用可贵”，事物的价值并不是其内在性质，价值是由事物对具体环境所产生的机能来决定。《福翁百话》中说：“从盘古开天地之初至今日，整个都是实验的世界。”这种实验主义使我们联想起杜威。这绝不是偶然的类似。如杜威所说，实用主义是文艺复兴的实验精神（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主要因素）的直接继承者。近代科学主义曾一度陷入机械决定论的泥坑，而十九世纪中叶后，实用主义试图通过向培根传统的复归，谋求科学主义与主体性的行动精神相结合。与此相近，福泽把自然科学看成是通过人的主体操作而不断技术化的素材，对之抱有光明的展望与坚定的信心。这与其特有的思维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丸山先生说：“谕吉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不应是这种与政治纠缠的结果，而应是他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态度的透彻批判。他主张从一切‘惑溺’（译者：指没有主体性的轻信轻疑，把某种价值绝对化的凝固思维等）重解放出来……”
正确理解和认识福泽谕吉的思维方式，不仅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福泽谕吉作为启蒙之父的完整性，也能够从他身上理解科学精神与近代化的关系。
三、福泽谕吉的科学教育：实学
《劝学篇》：“我们讲的学问，并不只是认识难字，解读古文，欣赏和歌、作诗词等对社会不实用的文学，那种学问虽能给人以精神安慰，但远离实际，不切日常需要，只会束缚国民的思想。真正的学问应是有益于今日之实用的、接近人的普通日用的，是有助于人们立身处事的学问，即实学。”
福泽极力排除无用旧学，提倡学问的实用性，主张使学问从统治阶级的独占中解放出来，与庶民生活结合。如果仅仅从这一方面来把握福泽的思想，那么给这种“实学”以再高的评价，也只能说是东洋传统的“实用主义”在新历史阶段的再现而已，缺乏内在的飞跃与革命性。福泽实学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于其学问与生活如何结合的方法上，这是与福泽所认为的学问的本质结构的变化相关的。究明其变化的意义，是解释福泽实学“精神”的关键。
前文提到福泽强调西洋之文明进步胜在“数理学”的思维方式，换言之，东洋社会停滞不前、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秘密，也正在于缺乏数理的认识和独立精神两点。他所说的“数理学”，基本上是指近代以数学为基础的物理学，即牛顿集大成的力学体系。用福泽的话来说，这是学问中的学问，是一切学问的基础、预备学。他把物理学作为新的伦理与精神确立的前提。引起他关心的，与其说是自然科学本身或其带来的成果，不如说是更根本的，即创出近代自然科学的人的精神存在方式。正是这种人的精神，形成了近代的伦理、政治、经济、艺术的基础。
福泽以对宋明理学的攻击来捍卫实学的地位。他把独立自由的精神与数学物理学的形成作为欧洲文明的核心，这一点生动地说明了他对近代精神的结构具有透彻的洞察力。近代自然科学的第一次壮举应该说是牛顿机械力学体系的诞生，而它之所以能取得惊人的勃兴，是因为近代以来人类主体理性的勃兴。福泽把物理学作为学问的“基本形”，就是将实验的精神置于学问方法的核心地位。这种通过实验不断地进行主體操作的必要性意识，是他的实学教育的关键所在。
然而，提倡实学教育不是为了获得近在眼前的利益，不是为了培养仅能谋生的劳动者。福泽反复力持“学问必须高远其志”之说，告诫人们要极力避免学问与日常的过度结合。他曾向政府提议：设立研究所，培养专职学者。关于研究的方针，福泽提议“不能追究其成果是否有实利”，而要有学问的超前性。福泽所用作典范的“近代物理学”体系，决不能产生于与环境密接的日常具体性中，它是排除了感性制约的“自由精神”的产物。
反思东方文化的特征，就能够理解福泽此番言论。东方文化过多地依赖于经验，这种“经验”是本来如此而等待被发现的，主体成为完全被动的存在。然而，经验的积累并不能产生规律。因为规律是在主体通过“实验”积极地重新构成客体的过程中产生。近代的“经验”概念包含了这种能动的要素，它与其说是体现了过去，不如说是蕴藏着未来的展望性。也就是说，通过实验把复杂的经验性现实抽象为“规律”，才可能对未来作预测和计量。福泽立志把数学和物理学作为一切教育的基础，以此培养完全新型的人——即能排除“无理论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坚持根据原理来行动，不断按预测和计划制约日常生活，通过反复实验，无限地开始新的生活领域的、善于奋斗的人。
福泽谕吉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始终充满信心，但他不是一个盲目的技术崇拜主义者，他甚至未曾专门著述过一本介绍具体科学方面的著作。然而，他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实质又是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的，他看到的是科学技术表象之下的科学精神对于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影响，因而，他提倡思维方式、教育方式的变革，对日本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10）.
[2]福泽谕吉.劝学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