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初见李仕鲁，大喜说：“吾求子久，奈何姗姗来迟！”作为深谙朱熹学说的一介儒生，李仕鲁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跪在地上回应：“臣愿为皇上拼死效命，不惜肝脑涂地！”初见的那一刻，君臣相知相得。
　　若干年后，朱元璋崇尚佛教，重用僧人。李仕鲁上疏直言二十九次，看样子是铁了心要把朱元璋的怒火给吹起来。也许还觉得风力不够猛，最后，他当著满朝大臣的面，情绪激昂地说：“陛下，无惑乎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
　　如果说之前，李仕鲁担心朱元璋舍弃儒学而崇尚佛教，会给子孙万世开一不好的头，那还是在良性地表达观点，但这一次，却背离了劝谏的初衷，完全变成负面情绪的宣泄。满腔热情满怀赤诚的劝谏，前前后后二十九次，不仅没有改变什么，反倒让他看清朱元璋真的是“深溺其教”。在绝望的同时，他也深陷于无价值感的精神状态之中，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意思，没有价值，只想立刻“归田里”。在这样一种自我闭环的情绪推动下，他真的就把笏板放到地上。
　　要知道，笏板那可是地位的象征。明代归有光在《项脊轩志》中写过：“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别人都是盼着“象笏堆床”，光耀门楣，而李仕鲁却因一时情绪失控把它抛下。这样做已经不是简单的“逆圣听”，而是在当众“揪龙鳞”。
　　朱元璋十七岁就开始闯荡江湖，为了求生，在风雨冰霜中披裹鳞甲，几十年来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危机与绝境，早已被命运的重锤砸炼成钢。像这样的人，你在金銮殿上挑战他的权威，结果只能是血溅当场，“立死阶下”。那一刻，没有一个大臣挺身而出为李仕鲁求情，朱元璋的怒火估计已经弥散在整个大殿之上。
　　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体系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不敢冒犯强者的威严，经常会被迫将信息包装在繁琐的礼节当中。李仕鲁不是不懂，但他自视为正统，眼中只有异端，缺少移情的能力。朱元璋曾在皇觉寺当过和尚，念过佛号，投奔黄巾军的时候还披着破烂的袈裟，对佛教有着特殊的情感。对于这些，李仕鲁统统不去考虑，过于在意朱元璋此时此刻的立场。
　　实际上，与其执着地批判异端，不如努力宣扬自己的想法，以求共鸣，或是理性地沟通以及公开地讨论，说不定还可以达成共识。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按照他老人家行事风格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批判异端，那就是祸害啊！”当然，李仕鲁或许会把这句话理解成：“批判异端，祸害就消灭了。”
　　但异端到底还是没有被消灭，两个人反而由最初“相知相得”到最后渐行渐远，一个血染朝堂，一个怒火熊熊，真的令人唏嘘！李仕鲁用他眼中的正统和“善”来期许朱元璋，本身并没有错，错在劝谏多次无效之后，他应该从“有所必为”转向“有所不为”，给彼此生命的展开留下一点腾挪的弹性空间。哪怕还想劝谏，也应该是在深思之后，如孔子所教诲的那样：“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李仕鲁“少颖敏笃学，足不窥户外者三年”，能在学问的海洋里，劈波斩浪，却未必能立在宦海的涛头毫发未伤。汉武帝时的丞相公孙弘，曾到海上牧猪，写奏章也多是废话。哪怕是跟公卿大臣约好去谏诤，等见了皇帝，他也会立刻改口。天下原本就是皇帝的，迎合皇帝就是迎合国家，何必执于己见！如果李仕鲁能看明白这一点，就不至于“肝脑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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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年轻时曾出家当过和尚，后来登基称帝后，对佛教有一种特殊的情缘。洪武年间，朱元璋推尊佛教，曾下诏聚集名僧在京城举办各种大规模的法会，并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向佛祖顶礼膜拜。朱元璋身边的刘伯温、周颠和铁冠道人张中等人都是道教中人，或许受了他们的影响，朱元璋不仅信佛，而且也信道教。后来朱元璋尊崇僧道之事一发不可收拾。一些位居高官的僧道，在朝中恃宠横行，谗毁大臣，满朝大臣敢怒却没有一个敢言。
　　推崇程朱理学的李仕鲁对朱元璋的这种做法很有意见，他将佛教说成异端，朱元璋不想搭理他，结果李仕鲁紧抓不放，章疏一连进了数十个。朱元璋终于被激怒了，怒骂道：“朕心意已决！”朝中有奸臣趁机暗中污蔑李仕鲁在家出言不逊，说皇上起用僧众必然导致大明倾覆。朱元璋听后将信将疑。第二天早朝时，性格耿直的李仕鲁为了发扬程朱理学，第二十九次上疏，劝谏朱元璋“崇儒戒佛”。朱元璋不听，结果他竟说把朝笏放在地上。
　　朱元璋本来对李仕鲁在家出言不逊之事将信将疑，今天见李仕鲁又掷朝笏于地，完全不将自己放在眼里，哪里还按捺得住，当即命令武士拿住李仕鲁，摔下殿阶。李仕鲁当即脑浆涂地，死在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