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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学领域，“书写”对于很多人而言是区别于“研究”的概念，它侧重于过程，是史料挖掘、前人综述、理论分析和论证的载体。最近20年以来，“规范化”与“专业化”似乎是评价论著书写合格与否的“圭臬”，西方史学理论框架的直接“复制”与史学观点的套用颇为常见，语言本身的原意被忽视与扭曲，文笔的优美和质感仿佛成了“细枝末节”，叙述的晓畅与张力更是忽略不言。在西方术语支配的惯性下，高度“内卷化”的风格往往让读者们如坠云端，只能困顿于“常识”，寻求简单逻辑与单线条的解释。这种困局之下，历史学写作如何继承“文史合一”的传统，在叙述中突破“常识”与“惯性”，开辟出新的方向？这是杨念群教授在《重建另一种叙事》（以下简称《重建》）中探讨的重要主题。
从主持《新史学》丛刊到撰写《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直至《重建》等论著，杨念群教授一直试图把深邃的历史意识和研究成果融入优美的叙事之中，同时打破错误“常识”——在历史观层面长期以来形成的刻板僵硬看法。余新忠先生曾评价其风格为“另类的”[1]书写，是别具一格的著述。这是纯粹的创新，还是中国史早期传统的延续与发展？与翦伯赞先生等秉承的重视历史书写文学性、“引文入史”理念相比，杨念群教授是对人文传统的再发现，站在“后—后现代时期”[2]的反思和重新出发，《重建》一书正是他与史学、研究者、大众的多维度对话。
一、治史良言：与史学·常识·研究者们的对话
和专题式的论著不同，杨念群教授在《重建》中搭建起了互动交流的平台，在此空间之中多种类型的文章汇集，恰如承载多种尝试的思维容器，读者们可以置身其中，各取所需。从内容上看，本书由24篇论文组成，和而不同，“和”是指作者的创作主旨与书写风格;“不同”则是题材与关注点的差异。除了学术论文之外，还有“非典型性”的演讲、访谈和报刊专栏。这些篇章文字偏向于口语，但是深度依旧，读来有口述史的风范，这与季羡林先生写《留德十年》时内心剖白有精神之共鸣，即这些撰写不是为了文学的创作，也并非个人的彰显，只是记录事实，为了把作者在史学求索道路中的亲身经历真诚地写出来，留下一部“治史良言”。
如何以人文的敏锐度解读作者的“题中之义”与“言外之意”？首先要对全书的各篇有基本的了解，从主题上划分出类别，进而有针对性地展开分析。由目录入手，《从“世界史”到“全球史”》至《如何诠释“正统性”是理解清朝历史的关键》，前7篇都是对40年来中国史研究从思想史、学术史向社会史、文化史转变的相关议题，史学理论贯穿其间，抽象来看是作者与史学的对话;《科举制度终结110周年祭》《“断裂”还是“延续”》《“社会”是一个关键词》《我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演变》《周作人的“原罪”》则是对历史“常识”的回应与冲击，“祛魅”弥漫在我们头脑中疲弱单调的惯性思维;最后的多篇，粗浅看来有书评、史论、感悟，凝神细思之下皆是对研究者们的劝勉，这里的“研究者”既包括躬耕于史坛的专业学者，也涵盖醉心于史料和史学论著阅读的历史爱好者，按照“大众史学”的观点，倡导“人人都是史家”[3]，历史爱好者也是潜在的研究者，两方面的群体共同构成《重建》中的重要谈话对象。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怎样从本书中学习与收获？那就要思考杨念群教授到底对史学、“常识”、研究者们有哪些“良言”。在对中国史议题之反思与再出发部分，如果把它想象为一门历史学专业的课程，“学术传统与前沿”会第一时间出现在脑海，以“新清史”的回应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如欧立德（Mark C.Elliott）、罗友枝（Evelyn Rawski）、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等大量著书立说，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聚焦清朝统治时期的满族特性，重视使用少数民族史料。这种“新”的风潮曾经强势一时，中国学界亦涌现出各领域史学者对其中的错误观点予以驳斥，代表人物黄兴涛教授、汪荣祖教授都撰文批判新清史中的“清朝非中国论”，钟焓教授、沈卫荣教授、苍铭教授则从基础史料指出新清史学者们在文献分析中的错误与偏见。众多错谬之下，新清史为何能形成热点？杨念群老师的分析角度颇为犀利，指出新清史研究者难以摆脱西方历史思维模式，反映到书写上，就表现为将西方民族主义兴起的状况比附清朝政治，配合以“内亚”等概念，在叙述史料的过程中把清朝的统治和“大一统”同化为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的扩张与征服。此类用西式“帝国”理念阐释清朝历史的论文从本质上看不是“新”视角，而是书写的“新技术”，没有对中国历史固有脉络进行深入把握，更不是未来清史研究的可行之路。解析—突破—求索，是反思史学议题部分的基本线索，也是全书一以贯之的方法，历史“常识”部分亦是如此。作者为读者们破题，祛除固有误解所笼罩的神秘感与惯性思维的魅惑力，再一步步厘清“常识”背后的时代制约因素与规训机制。
本书与史学议题和常识的“良言”，最具教育意义的部分在于勉励研究者们，作者并非“好为人师”，而是倾囊相授，将自己多年的积累与读者分享，特别是治史理论和主旨。理论方面，触角伸向历史学的“四面八方”，有八爪鱼效应[4]，在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医疗史、心灵史领域皆有论及，将士绅理论、功能学派、杜威实验主义等难点兼容其中，对全球化、跨語际实践、后现代思潮等持续热议再次细致辨析。有了以上概念，怎样拟订长期治史的计划？本书回归历史学内核，以梁启超先生所提炼的“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5]为目标，打通断代之思考，贯穿学术之区块，构建具有中国传统自身特色的人文研究。这是我们开展历史书写前应有的准备，也是本书为读者“开一扇门”的关键。以上三方面的对话依托于叙述，祛魅不是简单地反对、挑战或破坏，而是要重建和培养。如何能做到“破而能立”？写作方法与类型的多元化是一条出路。 二、重建叙事：无数细节支撑的宏大书写框架
历史书写，在落笔成文的瞬间彰显出叙事方法。本书提到的细节阐述，是否等同于“碎片化”——将研究对象区分为专门化的片段再加以逐个审视和论证？两者是不同的实践过程。杨念群教授所言，用叙事细节支撑起宏大的构架，不是要“化繁为简”或者“化整为零”，也不是沉迷于狭窄范围内的无限还原，而是以清晰的逻辑线索与细致的史料分析，串联起数十数百的历史场景，将研究对象置于其中逐步推理。換而言之，如此的书写方法统合了细节描述和宏大叙事。
若选择本书医疗史相关内容为例展开剖析，可以看到作者对于清代到近现代的中西医冲突进行了独特的书写，这是重建起另一种叙事的过程。历史上的医疗与疾病一直是学界焦点之一，尤其是疫情袭来之际，学者们的书生热肠与民生关怀往往表达为史学专题上对疾控、医疗机构、药材、医经、方书、病患多角度的积累和探讨。时间拨转到近代，来到瘟疫横行的现场，人人惶惶而“毒气”四起，一个难题摆在眼前，是继续依托于中医，遵循千百年的个体施医治病传统，还是寄希望于有行政运作和社会动员参与的防疫新举措？哪一种方式能有效控制疫情而解民于倒悬？这是当时人需要面对的抉择，也是本书医疗史叙事中一个细致描摹的场景。从框架上看，作者要追踪中国近现代防疫体系的形成及演变，解决古代疫灾控制走向萎缩和彻底转变的重大问题。称之为“疫灾”是指疫情达到了一定的级别，成为人们认知中的“大瘟疫”。邓云特先生曾统计殷商至民国有史料记载的261次疫灾[6]，中医在此过程中已经建立起成熟的医患治疗理论体系，为什么还有西方医疗方式进入的空隙和需求呢？张剑光教授的《三千年疫情》[7]、余新忠教授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8]对于瘟疫的论述珠玉在前，本书还能摸索出新的维度吗？
如果把叙事抽象为一本书诞生的历史进程，读者可以见证书写的轨迹。杨念群老师开始进行非常鲜活的情景化写作，围绕着时疫的传播、清政府的官方干预、江南地区地方性慈善机构的救助活动、隔离病人背负道德观念与机构设置的双重压力等场景，勾勒出了“前—近现代防疫体系时代”的传统疾控状况。建立如此画面感之后，作者再引领我们走进浩瀚的文献之海，透过正史与边缘史料，翻查前人较少考察的全国各地的卫生志（小到镇—乡—村各级），辅之以口述史资料，合而为“近现代防疫体系—进行时”的细腻书写。当读者为秦岭山区赤脚医生们将现代卫生行政制度融入乡土亲情的网络的曲折故事动容之时，隐藏于叙述中的史学理论也随之传递与吸收。在情绪铺垫的基础上，作者还准备好了更深层次的“后—近现代防疫体系时代”反思。防疫需求下，卫生与医疗体系的分离是中西医之争的交锋所在，然而基层卫生行政能否有效运转并非纯粹的预防医学问题，它牵扯着乡土中国的传统与基层文化的渊源。这是“四不像”的历史著作书写吗？它既是医疗史，又是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突破了学科分类的惯性，将细致与恢宏融合，并落实到文字间。需要注意的是，重建历史书写并不是简单的以小见大，或者某一问题的原地拔高，想要做到有新意的叙事，还要有突破“空间”的勇气。
三、突破空间：三重维度的新探索
全书中，杨念群老师最常使用的词语是“空间”，如何打破空间的壁垒是各篇章共同的潜在命题之一。这里的“空间”如何理解？它并不等同于历史地理，而是与时间相对的广义概念，涵盖历史事物与意识存在和运动的场所，以及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环境，乃至思想领域的具体维度。
本书有三重空间的突破，引人瞩目。其一，中、西史学的相对空间重构。这一问题根植于近世以来国人对于西方文明模式的崇拜，折射于文史哲学科的多个专项领域。马克垚先生曾感叹“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学科的影响，谈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史学对西方史学的跟从，而缺乏从本身历史出发建立的理论。[9]中国史学界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杨念群先生称之为“步入西学化轨迹”。以西方历史惯性叙述而成的中国历史，得出的新“常识”，往往是将中国人的历史观缩挤到自我密闭的循环论中。如此误解，是中西史学相对空间倾斜及碰撞后的表现，两者并非极端的对立，但中国新型历史叙述不应局限于西方术语解释体系下的逼仄空间，而是可以大步流星走出去，从千百年人文传统自有演进脉络中汲取养分，回归“本土”，以中国人的方式理解历史。其二，历史书写的常态的限定空间拓展。其中涉及一个敏感的问题，即史学和文学的差异性，历史学的行文基础自然是以客观挖掘的史料为依据，这是否意味着书写的常态要以语言的精准、严谨为唯一范式，以“通俗易懂”为界限？复原历史的过程中，文学的想象力是不是谈之色变的“洪水猛兽”？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这是每次动笔都要面临的问题。书中对此亦有独特的见解，大量概念术语的使用不能保障论著的“规范”与“专业”，对前人研究的“模仿式叙述”不应成为主流。我们在强调历史学的多元化时，重视跨语际、跨学科的合作，意在兼容并包，那么历史的书写自然也可以成为容纳多种风格和文化资源的载体，史学叙述不是把研究对象刻意简单化、清晰化，而是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承认和尊重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并因问题而异地展开灵活且灵动的叙事。
最后一个突破，在于搭建大众与学者的沟通渠道。这是《生活于哪个朝代最郁闷》的新书发布会中读者向杨念群教授提出的问题，换而言之，它连接着书写与阅读的双方。前面所讲错误的“常识”归根结底是大众知识空间与学者研究成果的断裂，科举制被误解是一个典型，岳飞、李鸿章等历史人物的模糊化、脸谱化是同理。如何打破学术“孤悬”的状况，做到落地于大众？需要吾辈学人的共同推动和反复试错。学界的积累与无法为大众所吸收，两者似乎处在互不相通的空间。究其原因，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历史学是专门化的学科，新成果、创新点需要一定的时间验证与讨论，而应清楚地认识到，历史本身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素养的提高与史学界新成果融入大众认知有密切的关系。杨念群老师本人就是激发公众对于史学兴趣的典型人物，以行动证明把历史放在极其专业的领域去闭门造车，对历史知识的传播并无益处，史学应该是人文传统延续和发展的共同资源，以大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去书写，充分调动读者的情绪和感知能力，在澄清误解、解析“常识”、迎击思维方式的惯性与惰性，这正是《重建》一书在诸多探索的题中之义。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8AZS006）“隋唐五代城市社会各阶层研究”。]
注释
[1]余新忠.另类的医疗史书写——评杨念群著《再造“病人”》[J].近代史研究，2007（6）：93.
[2]董立河.后—后现代史学理论：一种可能的新范式[J].史学史研究，2014（4）：1-9.
[3]姜萌.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J].史学理论研究，2010（4）：
130-137.
[4]杨念群.“新史学”十五年：一点省思[J].读书，2018（1）：49.
[5]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第九[C].北京：中华书局，1989：1-10.
[6]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7]张剑光.三千年疫情[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8]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9]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J].历史研究，2006（3）：3-22.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 郎静）
从主持《新史学》丛刊到撰写《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直至《重建》等论著，杨念群教授一直试图把深邃的历史意识和研究成果融入优美的叙事之中，同时打破错误“常识”——在历史观层面长期以来形成的刻板僵硬看法。余新忠先生曾评价其风格为“另类的”[1]书写，是别具一格的著述。这是纯粹的创新，还是中国史早期传统的延续与发展？与翦伯赞先生等秉承的重视历史书写文学性、“引文入史”理念相比，杨念群教授是对人文传统的再发现，站在“后—后现代时期”[2]的反思和重新出发，《重建》一书正是他与史学、研究者、大众的多维度对话。
一、治史良言：与史学·常识·研究者们的对话
和专题式的论著不同，杨念群教授在《重建》中搭建起了互动交流的平台，在此空间之中多种类型的文章汇集，恰如承载多种尝试的思维容器，读者们可以置身其中，各取所需。从内容上看，本书由24篇论文组成，和而不同，“和”是指作者的创作主旨与书写风格;“不同”则是题材与关注点的差异。除了学术论文之外，还有“非典型性”的演讲、访谈和报刊专栏。这些篇章文字偏向于口语，但是深度依旧，读来有口述史的风范，这与季羡林先生写《留德十年》时内心剖白有精神之共鸣，即这些撰写不是为了文学的创作，也并非个人的彰显，只是记录事实，为了把作者在史学求索道路中的亲身经历真诚地写出来，留下一部“治史良言”。
如何以人文的敏锐度解读作者的“题中之义”与“言外之意”？首先要对全书的各篇有基本的了解，从主题上划分出类别，进而有针对性地展开分析。由目录入手，《从“世界史”到“全球史”》至《如何诠释“正统性”是理解清朝历史的关键》，前7篇都是对40年来中国史研究从思想史、学术史向社会史、文化史转变的相关议题，史学理论贯穿其间，抽象来看是作者与史学的对话;《科举制度终结110周年祭》《“断裂”还是“延续”》《“社会”是一个关键词》《我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演变》《周作人的“原罪”》则是对历史“常识”的回应与冲击，“祛魅”弥漫在我们头脑中疲弱单调的惯性思维;最后的多篇，粗浅看来有书评、史论、感悟，凝神细思之下皆是对研究者们的劝勉，这里的“研究者”既包括躬耕于史坛的专业学者，也涵盖醉心于史料和史学论著阅读的历史爱好者，按照“大众史学”的观点，倡导“人人都是史家”[3]，历史爱好者也是潜在的研究者，两方面的群体共同构成《重建》中的重要谈话对象。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怎样从本书中学习与收获？那就要思考杨念群教授到底对史学、“常识”、研究者们有哪些“良言”。在对中国史议题之反思与再出发部分，如果把它想象为一门历史学专业的课程，“学术传统与前沿”会第一时间出现在脑海，以“新清史”的回应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如欧立德（Mark C.Elliott）、罗友枝（Evelyn Rawski）、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等大量著书立说，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聚焦清朝统治时期的满族特性，重视使用少数民族史料。这种“新”的风潮曾经强势一时，中国学界亦涌现出各领域史学者对其中的错误观点予以驳斥，代表人物黄兴涛教授、汪荣祖教授都撰文批判新清史中的“清朝非中国论”，钟焓教授、沈卫荣教授、苍铭教授则从基础史料指出新清史学者们在文献分析中的错误与偏见。众多错谬之下，新清史为何能形成热点？杨念群老师的分析角度颇为犀利，指出新清史研究者难以摆脱西方历史思维模式，反映到书写上，就表现为将西方民族主义兴起的状况比附清朝政治，配合以“内亚”等概念，在叙述史料的过程中把清朝的统治和“大一统”同化为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的扩张与征服。此类用西式“帝国”理念阐释清朝历史的论文从本质上看不是“新”视角，而是书写的“新技术”，没有对中国历史固有脉络进行深入把握，更不是未来清史研究的可行之路。解析—突破—求索，是反思史学议题部分的基本线索，也是全书一以贯之的方法，历史“常识”部分亦是如此。作者为读者们破题，祛除固有误解所笼罩的神秘感与惯性思维的魅惑力，再一步步厘清“常识”背后的时代制约因素与规训机制。
本书与史学议题和常识的“良言”，最具教育意义的部分在于勉励研究者们，作者并非“好为人师”，而是倾囊相授，将自己多年的积累与读者分享，特别是治史理论和主旨。理论方面，触角伸向历史学的“四面八方”，有八爪鱼效应[4]，在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医疗史、心灵史领域皆有论及，将士绅理论、功能学派、杜威实验主义等难点兼容其中，对全球化、跨語际实践、后现代思潮等持续热议再次细致辨析。有了以上概念，怎样拟订长期治史的计划？本书回归历史学内核，以梁启超先生所提炼的“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5]为目标，打通断代之思考，贯穿学术之区块，构建具有中国传统自身特色的人文研究。这是我们开展历史书写前应有的准备，也是本书为读者“开一扇门”的关键。以上三方面的对话依托于叙述，祛魅不是简单地反对、挑战或破坏，而是要重建和培养。如何能做到“破而能立”？写作方法与类型的多元化是一条出路。 二、重建叙事：无数细节支撑的宏大书写框架
历史书写，在落笔成文的瞬间彰显出叙事方法。本书提到的细节阐述，是否等同于“碎片化”——将研究对象区分为专门化的片段再加以逐个审视和论证？两者是不同的实践过程。杨念群教授所言，用叙事细节支撑起宏大的构架，不是要“化繁为简”或者“化整为零”，也不是沉迷于狭窄范围内的无限还原，而是以清晰的逻辑线索与细致的史料分析，串联起数十数百的历史场景，将研究对象置于其中逐步推理。換而言之，如此的书写方法统合了细节描述和宏大叙事。
若选择本书医疗史相关内容为例展开剖析，可以看到作者对于清代到近现代的中西医冲突进行了独特的书写，这是重建起另一种叙事的过程。历史上的医疗与疾病一直是学界焦点之一，尤其是疫情袭来之际，学者们的书生热肠与民生关怀往往表达为史学专题上对疾控、医疗机构、药材、医经、方书、病患多角度的积累和探讨。时间拨转到近代，来到瘟疫横行的现场，人人惶惶而“毒气”四起，一个难题摆在眼前，是继续依托于中医，遵循千百年的个体施医治病传统，还是寄希望于有行政运作和社会动员参与的防疫新举措？哪一种方式能有效控制疫情而解民于倒悬？这是当时人需要面对的抉择，也是本书医疗史叙事中一个细致描摹的场景。从框架上看，作者要追踪中国近现代防疫体系的形成及演变，解决古代疫灾控制走向萎缩和彻底转变的重大问题。称之为“疫灾”是指疫情达到了一定的级别，成为人们认知中的“大瘟疫”。邓云特先生曾统计殷商至民国有史料记载的261次疫灾[6]，中医在此过程中已经建立起成熟的医患治疗理论体系，为什么还有西方医疗方式进入的空隙和需求呢？张剑光教授的《三千年疫情》[7]、余新忠教授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8]对于瘟疫的论述珠玉在前，本书还能摸索出新的维度吗？
如果把叙事抽象为一本书诞生的历史进程，读者可以见证书写的轨迹。杨念群老师开始进行非常鲜活的情景化写作，围绕着时疫的传播、清政府的官方干预、江南地区地方性慈善机构的救助活动、隔离病人背负道德观念与机构设置的双重压力等场景，勾勒出了“前—近现代防疫体系时代”的传统疾控状况。建立如此画面感之后，作者再引领我们走进浩瀚的文献之海，透过正史与边缘史料，翻查前人较少考察的全国各地的卫生志（小到镇—乡—村各级），辅之以口述史资料，合而为“近现代防疫体系—进行时”的细腻书写。当读者为秦岭山区赤脚医生们将现代卫生行政制度融入乡土亲情的网络的曲折故事动容之时，隐藏于叙述中的史学理论也随之传递与吸收。在情绪铺垫的基础上，作者还准备好了更深层次的“后—近现代防疫体系时代”反思。防疫需求下，卫生与医疗体系的分离是中西医之争的交锋所在，然而基层卫生行政能否有效运转并非纯粹的预防医学问题，它牵扯着乡土中国的传统与基层文化的渊源。这是“四不像”的历史著作书写吗？它既是医疗史，又是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突破了学科分类的惯性，将细致与恢宏融合，并落实到文字间。需要注意的是，重建历史书写并不是简单的以小见大，或者某一问题的原地拔高，想要做到有新意的叙事，还要有突破“空间”的勇气。
三、突破空间：三重维度的新探索
全书中，杨念群老师最常使用的词语是“空间”，如何打破空间的壁垒是各篇章共同的潜在命题之一。这里的“空间”如何理解？它并不等同于历史地理，而是与时间相对的广义概念，涵盖历史事物与意识存在和运动的场所，以及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环境，乃至思想领域的具体维度。
本书有三重空间的突破，引人瞩目。其一，中、西史学的相对空间重构。这一问题根植于近世以来国人对于西方文明模式的崇拜，折射于文史哲学科的多个专项领域。马克垚先生曾感叹“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学科的影响，谈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史学对西方史学的跟从，而缺乏从本身历史出发建立的理论。[9]中国史学界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杨念群先生称之为“步入西学化轨迹”。以西方历史惯性叙述而成的中国历史，得出的新“常识”，往往是将中国人的历史观缩挤到自我密闭的循环论中。如此误解，是中西史学相对空间倾斜及碰撞后的表现，两者并非极端的对立，但中国新型历史叙述不应局限于西方术语解释体系下的逼仄空间，而是可以大步流星走出去，从千百年人文传统自有演进脉络中汲取养分，回归“本土”，以中国人的方式理解历史。其二，历史书写的常态的限定空间拓展。其中涉及一个敏感的问题，即史学和文学的差异性，历史学的行文基础自然是以客观挖掘的史料为依据，这是否意味着书写的常态要以语言的精准、严谨为唯一范式，以“通俗易懂”为界限？复原历史的过程中，文学的想象力是不是谈之色变的“洪水猛兽”？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这是每次动笔都要面临的问题。书中对此亦有独特的见解，大量概念术语的使用不能保障论著的“规范”与“专业”，对前人研究的“模仿式叙述”不应成为主流。我们在强调历史学的多元化时，重视跨语际、跨学科的合作，意在兼容并包，那么历史的书写自然也可以成为容纳多种风格和文化资源的载体，史学叙述不是把研究对象刻意简单化、清晰化，而是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承认和尊重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并因问题而异地展开灵活且灵动的叙事。
最后一个突破，在于搭建大众与学者的沟通渠道。这是《生活于哪个朝代最郁闷》的新书发布会中读者向杨念群教授提出的问题，换而言之，它连接着书写与阅读的双方。前面所讲错误的“常识”归根结底是大众知识空间与学者研究成果的断裂，科举制被误解是一个典型，岳飞、李鸿章等历史人物的模糊化、脸谱化是同理。如何打破学术“孤悬”的状况，做到落地于大众？需要吾辈学人的共同推动和反复试错。学界的积累与无法为大众所吸收，两者似乎处在互不相通的空间。究其原因，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历史学是专门化的学科，新成果、创新点需要一定的时间验证与讨论，而应清楚地认识到，历史本身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素养的提高与史学界新成果融入大众认知有密切的关系。杨念群老师本人就是激发公众对于史学兴趣的典型人物，以行动证明把历史放在极其专业的领域去闭门造车，对历史知识的传播并无益处，史学应该是人文传统延续和发展的共同资源，以大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去书写，充分调动读者的情绪和感知能力，在澄清误解、解析“常识”、迎击思维方式的惯性与惰性，这正是《重建》一书在诸多探索的题中之义。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8AZS006）“隋唐五代城市社会各阶层研究”。]
注释
[1]余新忠.另类的医疗史书写——评杨念群著《再造“病人”》[J].近代史研究，2007（6）：93.
[2]董立河.后—后现代史学理论：一种可能的新范式[J].史学史研究，2014（4）：1-9.
[3]姜萌.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J].史学理论研究，2010（4）：
130-137.
[4]杨念群.“新史学”十五年：一点省思[J].读书，2018（1）：49.
[5]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第九[C].北京：中华书局，1989：1-10.
[6]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7]张剑光.三千年疫情[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8]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9]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J].历史研究，2006（3）：3-22.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 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