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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国内外学者对创新、技术创新、自主创新、生产性创新和非生产性活动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企业家既会从事生产性创新也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关键在于企业家对两项活动的收益、成本及风险等所作的比较。要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必须一方面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要抑制企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
关键词：生产性创新；非生产性活动；激励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09)02—0050—05
一、引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将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原则，强调“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仅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更是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创新对我国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无需质疑，但为什么许多企业明知技术创新重要却没有从事技术创新?为什么一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很强，却仍被市场淘汰，而另一些企业通过非生产活动能够生存得很好?研究企业技术创新动因的相关文献，寻求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合理解释，对有效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国内外关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较多，但对技术创新动因的相关研究不够系统、全面。本文针对与上述问题相关的重点文献进行梳理并作简要述评，以期为同行研究提供借鉴或参考。
二、创新的基本概念
“创新”这一概念首先是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提出的，他将“创新”定义为“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之新的组合”，在他看来，创新是企业家不断开发新产品、引入新生产方式、开辟新市场、获取新原料和建立新组织结构的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
虽然创新概念的提出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时间，国内外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也有多年，但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严格、统一的定义。这主要是因为技术创新是一个涉及面很广，影响很大且十分复杂的过程，从不同角度去研究，就会赋予技术创新不同的定义。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温·曼斯菲尔德(MansfieldE)将技术创新定义为“第一次引进一个新产品或新过程所包含的技术、设计、生产、财务、管理和市场诸步骤”。弗里曼(c，Freeman)则指出，技术创新就是指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化转化。
国内学者也给出了许多技术创新的定义。清华大学傅家骥等认为，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的新的组织，它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
国内有不少学者对“自主创新”作了定义。如施培公认为“自主创新具有不同层次的含义，当用于表征企业创新活动时，自主创新是指企业通过自身努力，攻破技术难关，形成有价值的研究开发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依靠自身的能力推动创新的后续环节，完成技术成果的商品化，获取商业利润的活动。当用于表征国家创新特征时，是指一国不依赖他国技术，而依靠本国自身力量独立研究开发，进行创新的活动”。这个定义从企业和国家两个层面对“自主创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了限定，这一限定是相当严格甚至苛刻的。柳卸林定义自主创新是“创造了自己知识产权的创新”，这个定义的优点是简单明确，但这里涉及对“自己知识产权”的理解问题，若是指以专利等法律形式表达的知识产权，则可能排斥了一些本属于自主创新的内容。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定义技术创新，但他们都强调技术创新必须实现商业化应用。遗憾的是，这些学者有的没有涉及企业家的作用，有的虽然涉及，但没有全面区分企业家的技术创新和非生产活动，无法对中国转型期企业家不愿意创新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技术创新与非生产活动
关于企业家与创新，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技术创新与非生产性活动两方面研究。
国外学者对企业家技术创新研究较早。熊彼特(schumpeter J A)总是强调企业家在复杂的创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内生增长文献中，罗默(Romer)等人继承了熊彼特模型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组以研发为基础的内生技术创新模型。他们强调了共同的命题：技术创新是内生的，是源于企业家利润最大化的研发努力的结果。
国内学者也作过相关研究。孙诚、冯之浚探讨了企业自主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认为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促使新技术产业化即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者，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的发展壮大有直接影响。李少斌提出企业家就是创新活动的人格化，企业家群体的存在是促进创新发展、推进社会进步的发动者。
遗憾的是，无论是国外的熊彼特模型和内生技术创新模型，还是国内学者，都是假定所有企业家活动都是生产性的创新活动，忽视了企业家活动的配置问题，即忽视了企业家活动不仅包括生产性的创新活动(生产性企业家精神)，还包括非生产性的(如寻租)甚至是破坏性的(如犯罪)活动。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创新的企业家常常根本不对生产力做出任何贡献。企业家实现利润最大化除了技术创新还包括非生产活动。
关于企业家非生产活动的研究，国外最早论述企业家从事非生产活动的可以追溯到凡勃伦(Ve—blen)。在他看来，企业家是一些以机敏的和创造性的方法增加自己财富、权力和声望的人，然而却不能期望他们都会关心实现这些目标的某项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是有利的，甚至这项活动对生产有害也不在乎。Baumol提出了一个扩展的熊彼特模型。他认为企业家充当大量的角色，在很多角色中企业家的努力可以重新配置，而且某些角色并不是建设性和创新性的，甚至在某些时刻，企业家是对一个经济有害的寄生虫。他从古罗马、古代中国、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的欧洲等世界历史的事实中得出并考察了3个命题：命题一，决定不同企业家活动的相对报酬的游戏规划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确变化显著；命题二，企业家的行为依照游戏规划的变化来塑造经济变化的方向；命题三，企业家精神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活动之间的配置对经济中技术创新以及创新的扩散程度有深刻的影响。
国内学者也作过企业家非生产活动的相关研究。黄泰岩、郑江淮把企业家行为分为生产性行为和非生产性行为，并分析了企业家行为的制度基础。他们以国有企业为视角，提出要改变国有企业经营者短期行为和不完全生产性寻利行为，使其不断表现出生产性企业家行为，就必须改变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及其互补性的制度基础。张含宇、韩巍认为企业既是资源配置者又是可被配置的资源，他 们从制度视角分析了企业家非生产性配置的原因：一是激进式改革使权力从未离开资源配置领域，为企业家资源的非生产性配置提供了条件；二是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为非生产性企业家的成长提供了支持；三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中国目前企业家资源的扭曲配置。
另外一些学者从寻租的视角研究了企业家的非生产活动。如朱春生、郝群分析了寻租与企业家资源非生产性配置的关系问题，指出了非市场化条件下寻租活动的特征与危害，提出了市场化消除寻租空间、激化企业家精神的基本要求与改革思路。申小林讨论了企业家寻租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现代企业家寻租的特征。徐玉华、谢承蓉提出，政府管理下的规制租金和管理过程中的监管不力是诱导企业家从事寻租活动的主要因素，只有稳步推进企业改革并强化对寻租行为的惩戒机制，才能有效遏制腐败，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吴敬琏提出，中国自改革以来的变通性制度安排，对企业家才能配置产生了双重影响，它既使企业家能够从事技术创新活动，又是寻租腐败等泛滥的根源所在。
以上学者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中国企业家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近年来，国内学者研究企业家非生产活动在定量方面有所进展。陈保根构建了一个关于企业家、政府官员与法院的模型，解释了企业家才能配置发生变迁的动因和条件，并认为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型、法治环境的改善以及市场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我国企业家才能的配置结构发生变迁的主要原因。庄子银在总结国外文献的基础上，继承并扩展了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思想，把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引入内生技术创新模式，强调企业家不仅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而且从事非生产性的寻租、逃税、腐败甚至犯罪活动。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国家要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及经济增长率，就必须在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上进行持续的创新，营造激励创新的报酬结构，诱致企业家活动配置在生产性的创新活动上，才能使经济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趋向较发达的均衡。遗憾的是，该模型具有一般解释，没能结合中国转型期的实际，分析中国企业家从事非生产活动的深层原因。
由于技术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性、外部性等特点，且国内企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使企业获得的利润比生产性创新风险更小，利润更大，因此，企业家们一般不愿意进行技术创新，除非为他们提供更完善、更直接的激励政策。
四、创新的激励
在国外，有关不同市场结构下创新激励的第一个正规模型是由阿罗建立的。他认为，导致资源在研究开发之间不良配置的主要原因是：溢出效应使研究开发的社会收益超过私人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采取相应措施直接支持基础研究。弗里曼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他特别强调政府政策、企业及其研究开发工作、教育和培训以及产业结构4个因素的激励作用。
在国内，不少学者从定性角度分析了技术创新的激励问题。李柏洲指出，建立健全市场和政府激励密切结合的激励机制将有助于解决传统体制存在的问题，为技术创新开辟道路。杜伟分析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对企业技术创新有重要的激励作用。李时椿提出产权是技术创新最直接有效的手段。赵维双对技术创新扩散系统的委托一代理关系进行了研究，构建了基于委托一代理关系的技术创新扩散激励机制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风险投资家、企业家及科技人员之间的双重委托一代理关系的激励冲突。
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从定量方面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了研究。刘富铀等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基准投入量的计算方法，为政府制定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和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刘和东等以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为对象分析了技术的激励因子及其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影响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激励的主要因子有企业激励、市场激励、政府激励与文化激励因子。张平、李秀芬利用构造数学模型的方法，研究了企业纵向和横向合作技术创新中的激励问题。潘颖雯、万迪防通过建立相应多任务代理模型，研究了研发活动中两种不确定性对研发人员行为和最优契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研发人员激励契约设计提出了相关建议。
激励的种类还有很多，学者们更关注税收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激励。张桂玲、左浩泓阐述了我国科技税收激励政策、税种的分布情况及其已取得的成效，并对现行科技税收激励政策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分析。岳树民、孟庆涌认为因税收会对企业收益产生重要影响，使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和动力形成了重要关联。从长期来看，为鼓励企业技术创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必须建立完善、长效、具有持久力的税收激励机制。阎维洁认为企业所得税应该对技术创新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但是我国除了在活跃技术市场方面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外，在其他方面影响并不明显。蒋建军、齐建国采用价格弹性分析方法评估了税收激励政策对北京中关村科技园高新技术企业增加研发支出的实际效果，结果表明税收激励政策的效应是明显的，其影响因素包括不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设计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引起的替代效应和寻租行为。
五、结语
本文以企业技术创新动因为切入点，通过对与企业技术创新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并简要述评，可以看出，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因与自身追求利益最大化有关，要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一方面要对企业创新活动从内外各方面进行激励，另一方面，要对企业非生产性活动实行有效抑制。
参考文献：
[1]葛新权，李静文，彭娟娟.技术创新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傅家骥.技术创新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3]昊贵生，刘建新.对技术创新的理解：创新与创业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4]克利斯·弗里曼，罗克·苏特.工业创新经济学[M].华宏勋，华宏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
[5]孙诚，冯之浚.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家精神[J].中国科技论坛，2006(7)：3—5.
[6]李少斌.企业家形成机制：进化博弈论的研究视角[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40.
[7]庄子银.创新、企业家活动配置与长期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7(8)：82—93.
[8]黄泰岩，郑江淮.企业家行为的制度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1998(2)：56—60.
[9]张含宇，韩巍.中国企业家资源非生产性配置的制度分析[J].人文杂志，1999(6)：48—52.
[10]朱春生，郝群.寻租与企业家精神[J].南方经济，2005(5)：76—78.
[11]申小林.企业家寻租行为及特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1(4)：52—58.
[12]徐玉华，谢承蓉.政府规制与企业家寻租行为分析[J].特区经济，2006(6)：328—329.
[13]吴敬琏.边生产边寻租[J].中国经济研究信息，2006(8)：24—25.
[14]陈保根.经济转型与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变迁过程[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5(5)：83—87.
[15]陈劲，王飞绒.创新政策：多国比较和发展框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46—49.
[16]李柏洲.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技术创新激励[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5(10)：19—21.
[17]杜伟.企业技术创新需加强激励制度[J].科学管理研究，2001(6)：7—9.
[18]李时椿.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核心：产权激励[J].经济经纬，2001(10)：10—12.
[19]赵维双.基于委托一代理关系的技术创新扩散系统激励冲突分析[J].经济问题，2007(1)：55—57.
[20]刘富铀，吴育华，王卓.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收益与激励[J].科学管理研究，2003(6)：16—19.
[21]刘和东.技术创新的激励因子及其效应比较[J].科学学研究，2005(2)：277—285.
[22]张平，李秀芬.企业合作技术创新中激励问题的模型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07(1)：66—67.
[23]潘颖雯，万迪防.研发的不确定性与研发人员激励契约的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8)：175—178.
[24]张桂玲，左浩泓.对我国现行科技税收激励政策的归纳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晒(5)：37—39.
[25]岳树民，孟庆涌.构建税收激励机制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动力[J].税务研究，2006(6)：11—14.
[26]阎维洁.浅析企业所得税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10)：62—67.
[27]蒋建军，齐建国.激励企业R&D支出的税收政府效应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7(8)：65—84.
关键词：生产性创新；非生产性活动；激励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09)02—0050—05
一、引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将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原则，强调“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仅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更是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创新对我国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无需质疑，但为什么许多企业明知技术创新重要却没有从事技术创新?为什么一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很强，却仍被市场淘汰，而另一些企业通过非生产活动能够生存得很好?研究企业技术创新动因的相关文献，寻求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合理解释，对有效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国内外关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较多，但对技术创新动因的相关研究不够系统、全面。本文针对与上述问题相关的重点文献进行梳理并作简要述评，以期为同行研究提供借鉴或参考。
二、创新的基本概念
“创新”这一概念首先是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提出的，他将“创新”定义为“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之新的组合”，在他看来，创新是企业家不断开发新产品、引入新生产方式、开辟新市场、获取新原料和建立新组织结构的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
虽然创新概念的提出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时间，国内外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也有多年，但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严格、统一的定义。这主要是因为技术创新是一个涉及面很广，影响很大且十分复杂的过程，从不同角度去研究，就会赋予技术创新不同的定义。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温·曼斯菲尔德(MansfieldE)将技术创新定义为“第一次引进一个新产品或新过程所包含的技术、设计、生产、财务、管理和市场诸步骤”。弗里曼(c，Freeman)则指出，技术创新就是指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化转化。
国内学者也给出了许多技术创新的定义。清华大学傅家骥等认为，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的新的组织，它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
国内有不少学者对“自主创新”作了定义。如施培公认为“自主创新具有不同层次的含义，当用于表征企业创新活动时，自主创新是指企业通过自身努力，攻破技术难关，形成有价值的研究开发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依靠自身的能力推动创新的后续环节，完成技术成果的商品化，获取商业利润的活动。当用于表征国家创新特征时，是指一国不依赖他国技术，而依靠本国自身力量独立研究开发，进行创新的活动”。这个定义从企业和国家两个层面对“自主创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了限定，这一限定是相当严格甚至苛刻的。柳卸林定义自主创新是“创造了自己知识产权的创新”，这个定义的优点是简单明确，但这里涉及对“自己知识产权”的理解问题，若是指以专利等法律形式表达的知识产权，则可能排斥了一些本属于自主创新的内容。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定义技术创新，但他们都强调技术创新必须实现商业化应用。遗憾的是，这些学者有的没有涉及企业家的作用，有的虽然涉及，但没有全面区分企业家的技术创新和非生产活动，无法对中国转型期企业家不愿意创新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技术创新与非生产活动
关于企业家与创新，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技术创新与非生产性活动两方面研究。
国外学者对企业家技术创新研究较早。熊彼特(schumpeter J A)总是强调企业家在复杂的创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内生增长文献中，罗默(Romer)等人继承了熊彼特模型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组以研发为基础的内生技术创新模型。他们强调了共同的命题：技术创新是内生的，是源于企业家利润最大化的研发努力的结果。
国内学者也作过相关研究。孙诚、冯之浚探讨了企业自主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认为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促使新技术产业化即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者，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的发展壮大有直接影响。李少斌提出企业家就是创新活动的人格化，企业家群体的存在是促进创新发展、推进社会进步的发动者。
遗憾的是，无论是国外的熊彼特模型和内生技术创新模型，还是国内学者，都是假定所有企业家活动都是生产性的创新活动，忽视了企业家活动的配置问题，即忽视了企业家活动不仅包括生产性的创新活动(生产性企业家精神)，还包括非生产性的(如寻租)甚至是破坏性的(如犯罪)活动。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创新的企业家常常根本不对生产力做出任何贡献。企业家实现利润最大化除了技术创新还包括非生产活动。
关于企业家非生产活动的研究，国外最早论述企业家从事非生产活动的可以追溯到凡勃伦(Ve—blen)。在他看来，企业家是一些以机敏的和创造性的方法增加自己财富、权力和声望的人，然而却不能期望他们都会关心实现这些目标的某项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是有利的，甚至这项活动对生产有害也不在乎。Baumol提出了一个扩展的熊彼特模型。他认为企业家充当大量的角色，在很多角色中企业家的努力可以重新配置，而且某些角色并不是建设性和创新性的，甚至在某些时刻，企业家是对一个经济有害的寄生虫。他从古罗马、古代中国、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的欧洲等世界历史的事实中得出并考察了3个命题：命题一，决定不同企业家活动的相对报酬的游戏规划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确变化显著；命题二，企业家的行为依照游戏规划的变化来塑造经济变化的方向；命题三，企业家精神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活动之间的配置对经济中技术创新以及创新的扩散程度有深刻的影响。
国内学者也作过企业家非生产活动的相关研究。黄泰岩、郑江淮把企业家行为分为生产性行为和非生产性行为，并分析了企业家行为的制度基础。他们以国有企业为视角，提出要改变国有企业经营者短期行为和不完全生产性寻利行为，使其不断表现出生产性企业家行为，就必须改变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及其互补性的制度基础。张含宇、韩巍认为企业既是资源配置者又是可被配置的资源，他 们从制度视角分析了企业家非生产性配置的原因：一是激进式改革使权力从未离开资源配置领域，为企业家资源的非生产性配置提供了条件；二是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为非生产性企业家的成长提供了支持；三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中国目前企业家资源的扭曲配置。
另外一些学者从寻租的视角研究了企业家的非生产活动。如朱春生、郝群分析了寻租与企业家资源非生产性配置的关系问题，指出了非市场化条件下寻租活动的特征与危害，提出了市场化消除寻租空间、激化企业家精神的基本要求与改革思路。申小林讨论了企业家寻租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现代企业家寻租的特征。徐玉华、谢承蓉提出，政府管理下的规制租金和管理过程中的监管不力是诱导企业家从事寻租活动的主要因素，只有稳步推进企业改革并强化对寻租行为的惩戒机制，才能有效遏制腐败，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吴敬琏提出，中国自改革以来的变通性制度安排，对企业家才能配置产生了双重影响，它既使企业家能够从事技术创新活动，又是寻租腐败等泛滥的根源所在。
以上学者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中国企业家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近年来，国内学者研究企业家非生产活动在定量方面有所进展。陈保根构建了一个关于企业家、政府官员与法院的模型，解释了企业家才能配置发生变迁的动因和条件，并认为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型、法治环境的改善以及市场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我国企业家才能的配置结构发生变迁的主要原因。庄子银在总结国外文献的基础上，继承并扩展了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思想，把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引入内生技术创新模式，强调企业家不仅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而且从事非生产性的寻租、逃税、腐败甚至犯罪活动。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国家要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及经济增长率，就必须在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上进行持续的创新，营造激励创新的报酬结构，诱致企业家活动配置在生产性的创新活动上，才能使经济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趋向较发达的均衡。遗憾的是，该模型具有一般解释，没能结合中国转型期的实际，分析中国企业家从事非生产活动的深层原因。
由于技术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性、外部性等特点，且国内企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使企业获得的利润比生产性创新风险更小，利润更大，因此，企业家们一般不愿意进行技术创新，除非为他们提供更完善、更直接的激励政策。
四、创新的激励
在国外，有关不同市场结构下创新激励的第一个正规模型是由阿罗建立的。他认为，导致资源在研究开发之间不良配置的主要原因是：溢出效应使研究开发的社会收益超过私人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采取相应措施直接支持基础研究。弗里曼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他特别强调政府政策、企业及其研究开发工作、教育和培训以及产业结构4个因素的激励作用。
在国内，不少学者从定性角度分析了技术创新的激励问题。李柏洲指出，建立健全市场和政府激励密切结合的激励机制将有助于解决传统体制存在的问题，为技术创新开辟道路。杜伟分析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对企业技术创新有重要的激励作用。李时椿提出产权是技术创新最直接有效的手段。赵维双对技术创新扩散系统的委托一代理关系进行了研究，构建了基于委托一代理关系的技术创新扩散激励机制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风险投资家、企业家及科技人员之间的双重委托一代理关系的激励冲突。
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从定量方面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了研究。刘富铀等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基准投入量的计算方法，为政府制定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和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刘和东等以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为对象分析了技术的激励因子及其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影响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激励的主要因子有企业激励、市场激励、政府激励与文化激励因子。张平、李秀芬利用构造数学模型的方法，研究了企业纵向和横向合作技术创新中的激励问题。潘颖雯、万迪防通过建立相应多任务代理模型，研究了研发活动中两种不确定性对研发人员行为和最优契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研发人员激励契约设计提出了相关建议。
激励的种类还有很多，学者们更关注税收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激励。张桂玲、左浩泓阐述了我国科技税收激励政策、税种的分布情况及其已取得的成效，并对现行科技税收激励政策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分析。岳树民、孟庆涌认为因税收会对企业收益产生重要影响，使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和动力形成了重要关联。从长期来看，为鼓励企业技术创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必须建立完善、长效、具有持久力的税收激励机制。阎维洁认为企业所得税应该对技术创新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但是我国除了在活跃技术市场方面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外，在其他方面影响并不明显。蒋建军、齐建国采用价格弹性分析方法评估了税收激励政策对北京中关村科技园高新技术企业增加研发支出的实际效果，结果表明税收激励政策的效应是明显的，其影响因素包括不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设计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引起的替代效应和寻租行为。
五、结语
本文以企业技术创新动因为切入点，通过对与企业技术创新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并简要述评，可以看出，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因与自身追求利益最大化有关，要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一方面要对企业创新活动从内外各方面进行激励，另一方面，要对企业非生产性活动实行有效抑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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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陈保根.经济转型与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变迁过程[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5(5)：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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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李时椿.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核心：产权激励[J].经济经纬，2001(1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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