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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八次峰会就贸易等议题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打开窗子，才能实现空气对流，新鲜空气才能进来。搞保护主义和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损人不利己。二十国集团要致力于营造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环境，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世界经济复苏艰难，贸易保护主义强力回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此后，世界各国踏上了抵御和防范风险的应对危机之路，都不同程度地调整了本国经济贸易政策。发达国家积极救助本国金融机构，美欧日相继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并取得一定成效。今年6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抛出“退出量宽”策略的初步路线图，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孰料，9月18日伯南克又宣布将维持现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变。一些发展中国家为消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竞相采取货币贬值政策，以期提高本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五年来，世界经济在复苏道路上仍举步维艰，各种经济贸易风险此起彼伏。今年4月，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13年全球贸易额增幅仅约3.3%，远低于过去20年5.3%的平均水平；9月初，又进一步下调至2.5%。
市场需求和市场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条件。国际经济形势不好、外部市场需求不足，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多发有着必然因果关系和规律。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TA）统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强力回弹，2008年11月至2013年5月，全球共实施了3334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2012年第四季度和2013年第一季度，全球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分别为127项和125项，创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因此，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复苏和全球贸易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国是贸易保护措施的最大受害国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约41%的贸易保护措施针对中国。中国已连续18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WTO成员，连续7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今年前8个月我国共遭受贸易救济调查60起，同比上升20%；涉案金额27.35亿美元，同比增长32.1%。一些国家还利用现有贸易规则的漏洞，对我国采取更为隐蔽的贸易保护措施。
发达经济体与我国贸易摩擦加剧。首先，大要案增多。美欧一直是对中国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国家（地区）。2012年欧盟对我国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案值全球贸易救济史上金额最大，影响我国40万人就业、210亿美元出口和数千亿元人民币银行贷款安全。其次，与我国的政策体制性摩擦加剧。2008年7月美国对中国标准钢管开启“双反”调查并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以来，美国对中国绝大部分涉案产品发起了“双反”调查并采用了同时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的双重救济措施。发达经济体在“双反”调查中就汇率政策、产业政策、信贷政策、金融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和国企补贴等问题持续对我国施压，在贸易摩擦上与我们的博弈向政治层面发展。针对中国的“双反”调查已不是单纯的贸易救济调查，更反映出不同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冲突。第三，摩擦向中高端产品延伸。随着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出口结构，我国与发达国家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的贸易竞争性上升。发达国家不断采取贸易保护措施限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发展。2012年美欧对我国光伏电池、风电塔等新能源产品和通信设备等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和337调查。其中，美国连续对华为、中兴公司发起4起专利侵权的337调查。第四，措施趋于复合化。近年来，美欧澳等发达经济体以“国家安全”为名，对华为、中兴公司、三一重工等我国通讯设备、重型装备行业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进行多手段打压，采取的措施既包括传统的“两反一保”贸易救济措施，也有337调查、国家安全、限制并购措施等。第五，抱团联动加剧。2012年，美国联手欧盟、日本等将我国稀土出口管理政策和贸易救济措施诉至WTO。美国对我国光伏产品采取“双反”措施、以威胁美国安全为由对华为和中兴公司进行封杀后，欧盟随即宣布对我国光伏和无线通信设备采取限制措施。
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摩擦快速增多。今年上半年，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分别占同期总量和总额的56.4%和52.7%。纺织、玩具、鞋类、钢铁、化工等我国传统优势产业是与发展中国家摩擦较为集中领域。发展中国家对我国调查案件金额也不断攀升。今年前7个月金砖国家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金额为去年同期的2.2倍。其中，印度和巴西是同期对我国发起调查案值最大和第三大国家。2012年东盟连续对我国钢铁产品发起多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9.5亿美元，占同期东盟对华贸易救济案件总额的78%。2012年6月，秘鲁对中国产服装和配饰启动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高达2.5亿美元，是我国纺织产业遭受调查案值最大的案件。
当前全球复苏动力不足，贸易不平衡持续存在，一些国家贸易政策转向，自由贸易理念弱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问题政治化趋强，力图通过运用贸易政策工具带动经济增长，中国与这些国家同质竞争的产业产品便成为中枪的“替罪羊”。一些政客也借贸易摩擦大案谋取提高其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利益。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曾明确表示：在处理与中国经贸关系上，有些问题需借助贸易救济措施来处理。另一方面，有些产业无序发展和竞争，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失衡，也是产生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2007年起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光伏电池生产国。2012年我光伏电池组件产量达到23GW，占全球总产量的62%。另一方面，尽管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光伏应用市场，但仍有约78%的产量依赖国外市场消化。一些地方政府盲目支持光伏项目上马，加剧了产能过剩，也加剧了企业对国外市场的倚重，低价无序竞争严重，成为欧方挑起贸易摩擦诱因。但也应看到，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相互融合、全球价值链利益交织，各国经贸相互依存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加之WTO、G20等多边规则和机制的约束，贸易摩擦总体不至于失控。
扎实做好应对工作
当前，针对我国的贸易救济调查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并进一步向政治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外延，由商品贸易领域向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蔓延，形式更加多样，规则化、道德化、工具化趋势明显。
一是美欧抢抓国际贸易新规则制订主导权。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出现“去全球化”的动向，软遏制加剧。不仅抛出“竞争中立”、“公平贸易”等新贸易理论规则，美国与欧盟还“另起炉灶”，高调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大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力图建立全球贸易新规则体系，打造“经济北约”。
二是知识产权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重点。知识产权是中美经贸摩擦的老问题，也是奥巴马第二任期对华经贸政策的一个突出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称，知识产权问题很敏感，由此引起的摩擦“可能随时爆发”。截至8月底，美已对我国发起13起337调查，达到去年全年立案数量，调查范围也由知识产权侵权扩大到“窃取商业秘密”。
三是高端制造领域贸易摩擦加剧。我国新能源、电信等高端制造产业发展方向与美欧重振制造业战略的发展方向相同，这些领域我国产业可与美欧产业直接竞争，不仅今后产生摩擦的可能性较大，而且发达国家更注重藉此捆绑要价，要求我国开放重点敏感行业市场。
贸易保护主义无疑将迟滞世界经济复苏，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推动新一轮世界贸易投资大发展。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内涵和外延的扩大化，将恶化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使中国出口产品丧失竞争优势，难以进入国际市场，也将产生意识形态问题向贸易领域渗透、挑战我国政治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阻碍我国企业“走出去”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必须高度警惕贸易摩擦新动向，并扎实做好应对工作。
世界经济复苏艰难，贸易保护主义强力回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此后，世界各国踏上了抵御和防范风险的应对危机之路，都不同程度地调整了本国经济贸易政策。发达国家积极救助本国金融机构，美欧日相继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并取得一定成效。今年6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抛出“退出量宽”策略的初步路线图，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孰料，9月18日伯南克又宣布将维持现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变。一些发展中国家为消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竞相采取货币贬值政策，以期提高本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五年来，世界经济在复苏道路上仍举步维艰，各种经济贸易风险此起彼伏。今年4月，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13年全球贸易额增幅仅约3.3%，远低于过去20年5.3%的平均水平；9月初，又进一步下调至2.5%。
市场需求和市场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条件。国际经济形势不好、外部市场需求不足，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多发有着必然因果关系和规律。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TA）统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强力回弹，2008年11月至2013年5月，全球共实施了3334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2012年第四季度和2013年第一季度，全球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分别为127项和125项，创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因此，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复苏和全球贸易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国是贸易保护措施的最大受害国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约41%的贸易保护措施针对中国。中国已连续18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WTO成员，连续7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今年前8个月我国共遭受贸易救济调查60起，同比上升20%；涉案金额27.35亿美元，同比增长32.1%。一些国家还利用现有贸易规则的漏洞，对我国采取更为隐蔽的贸易保护措施。
发达经济体与我国贸易摩擦加剧。首先，大要案增多。美欧一直是对中国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国家（地区）。2012年欧盟对我国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案值全球贸易救济史上金额最大，影响我国40万人就业、210亿美元出口和数千亿元人民币银行贷款安全。其次，与我国的政策体制性摩擦加剧。2008年7月美国对中国标准钢管开启“双反”调查并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以来，美国对中国绝大部分涉案产品发起了“双反”调查并采用了同时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的双重救济措施。发达经济体在“双反”调查中就汇率政策、产业政策、信贷政策、金融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和国企补贴等问题持续对我国施压，在贸易摩擦上与我们的博弈向政治层面发展。针对中国的“双反”调查已不是单纯的贸易救济调查，更反映出不同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冲突。第三，摩擦向中高端产品延伸。随着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出口结构，我国与发达国家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的贸易竞争性上升。发达国家不断采取贸易保护措施限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发展。2012年美欧对我国光伏电池、风电塔等新能源产品和通信设备等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和337调查。其中，美国连续对华为、中兴公司发起4起专利侵权的337调查。第四，措施趋于复合化。近年来，美欧澳等发达经济体以“国家安全”为名，对华为、中兴公司、三一重工等我国通讯设备、重型装备行业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进行多手段打压，采取的措施既包括传统的“两反一保”贸易救济措施，也有337调查、国家安全、限制并购措施等。第五，抱团联动加剧。2012年，美国联手欧盟、日本等将我国稀土出口管理政策和贸易救济措施诉至WTO。美国对我国光伏产品采取“双反”措施、以威胁美国安全为由对华为和中兴公司进行封杀后，欧盟随即宣布对我国光伏和无线通信设备采取限制措施。
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摩擦快速增多。今年上半年，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分别占同期总量和总额的56.4%和52.7%。纺织、玩具、鞋类、钢铁、化工等我国传统优势产业是与发展中国家摩擦较为集中领域。发展中国家对我国调查案件金额也不断攀升。今年前7个月金砖国家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金额为去年同期的2.2倍。其中，印度和巴西是同期对我国发起调查案值最大和第三大国家。2012年东盟连续对我国钢铁产品发起多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9.5亿美元，占同期东盟对华贸易救济案件总额的78%。2012年6月，秘鲁对中国产服装和配饰启动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高达2.5亿美元，是我国纺织产业遭受调查案值最大的案件。
当前全球复苏动力不足，贸易不平衡持续存在，一些国家贸易政策转向，自由贸易理念弱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问题政治化趋强，力图通过运用贸易政策工具带动经济增长，中国与这些国家同质竞争的产业产品便成为中枪的“替罪羊”。一些政客也借贸易摩擦大案谋取提高其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利益。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曾明确表示：在处理与中国经贸关系上，有些问题需借助贸易救济措施来处理。另一方面，有些产业无序发展和竞争，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失衡，也是产生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2007年起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光伏电池生产国。2012年我光伏电池组件产量达到23GW，占全球总产量的62%。另一方面，尽管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光伏应用市场，但仍有约78%的产量依赖国外市场消化。一些地方政府盲目支持光伏项目上马，加剧了产能过剩，也加剧了企业对国外市场的倚重，低价无序竞争严重，成为欧方挑起贸易摩擦诱因。但也应看到，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相互融合、全球价值链利益交织，各国经贸相互依存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加之WTO、G20等多边规则和机制的约束，贸易摩擦总体不至于失控。
扎实做好应对工作
当前，针对我国的贸易救济调查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并进一步向政治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外延，由商品贸易领域向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蔓延，形式更加多样，规则化、道德化、工具化趋势明显。
一是美欧抢抓国际贸易新规则制订主导权。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出现“去全球化”的动向，软遏制加剧。不仅抛出“竞争中立”、“公平贸易”等新贸易理论规则，美国与欧盟还“另起炉灶”，高调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大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力图建立全球贸易新规则体系，打造“经济北约”。
二是知识产权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重点。知识产权是中美经贸摩擦的老问题，也是奥巴马第二任期对华经贸政策的一个突出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称，知识产权问题很敏感，由此引起的摩擦“可能随时爆发”。截至8月底，美已对我国发起13起337调查，达到去年全年立案数量，调查范围也由知识产权侵权扩大到“窃取商业秘密”。
三是高端制造领域贸易摩擦加剧。我国新能源、电信等高端制造产业发展方向与美欧重振制造业战略的发展方向相同，这些领域我国产业可与美欧产业直接竞争，不仅今后产生摩擦的可能性较大，而且发达国家更注重藉此捆绑要价，要求我国开放重点敏感行业市场。
贸易保护主义无疑将迟滞世界经济复苏，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推动新一轮世界贸易投资大发展。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内涵和外延的扩大化，将恶化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使中国出口产品丧失竞争优势，难以进入国际市场，也将产生意识形态问题向贸易领域渗透、挑战我国政治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阻碍我国企业“走出去”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必须高度警惕贸易摩擦新动向，并扎实做好应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