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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低调，一旦进入写作，东西愿做戳穿谎言的勇者。他惯于以冷幽默去解构俗世的荒诞，『不用隐瞒自己，不会顾忌，尽量地敞开自己的心灵去写。 』
6月15日上午10点30分，NBA总决赛直播，勇士坐镇主场迎战骑士。作家东西正在广州一家宾馆独自观战。他不是那种轻易爽约的人，否则早就推掉眼前的采访。“现在看球赛就像读书，你看的是怎么上篮，怎么攻击，怎么配合，不希望旁边有人，有时我连解说员的声音也想关掉。”这个被评论家誉为“文坛剑客”的作家，亦是篮球场上的“刀锋”，每周必有两至三场篮球活动，“看到直播中好的动作，就想在球场上模仿”。
看NBA直播，在东西眼里，确乎是作家的福利，“因为作家一般是下午和晚上写作，上午就休息，而NBA直播正好就在上午。激烈而高水平的对抗，看得人激情澎湃，可以刺激写作。”这个自言看出NBA门道的作家，将单项非常强、 譬如特长是出手快投得准的勇士队库里的打法，比喻为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将“勒布朗·詹姆斯（被誉为NBA有史以来最具才华、最强大、最完美的篮球手）的打法比喻为长篇小说的创作，因为他既要考虑自己突破得分，又要为本队球员助攻。他带着一个残兵败将的团队冲进了总决赛，靠的是他的领袖能力、统筹能力”。
而今，东西以三年之力，勇蛮地将自己的新长篇《篡改的命》带入了“总决赛”—这部有点残酷、有点天真的小说，书写了城市化背景下各色人等的命运之变，他期待新长篇能继前两部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后，再
次冲击人们的心灵，“就算没有传世的野心或能力，但至少让人读后产生化学反应。没有这种追求，写作就是一种文字的堆砌。”
东西的作品不只是在文坛形成撞击，在影视界亦备受关注。他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被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响亮》和电影《姐姐词典》；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被改编成电影《天上的恋人》和同名20集电视连续剧；中篇小说《猜到尽头》被改编成电影《猜猜猜》；根据东西长篇小说《后悔录》改编的44集电视连续剧《爱你一生》今年4月和5月分别在上海等地面频道和湖北卫视开播。……
控制节奏
与欣赏NBA快节奏形成反差的是，东西对写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写作，追求的是慢的美学。“我的写作很慢，我第一部长篇小说《耳光响亮》1996年发表，2005年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后悔录》，2015年的当下，我的第三部长篇《篡改的命》就出来了，实际上每九到十年我才写一部长篇小说。”
《耳光响亮》发表后，引起文坛重视，这亦给东西不小的写作自信。他也不想急吼吼地用作品的数量去抢占阵地，赢得他人关注。按最初的预期，他打算在一年之内写完《后悔录》，“但由于构思占去了半年时间，再加上不停地自我否定，小说的进展比较缓慢。光开头我就写了六次，最多的一次有两万多字，但是这六次开头我都放弃了，直到第七次，才觉得找对了路子，那就是找到了后悔的关键词—如果，所以小说一开头便是：‘如果你没意见，那我就开始讲了。’”
写作《篡改的命》两年期间，东西说他“除了写一部话剧，主要精力全都放在这个小说上”。“其实写作就像城市建设，有时像起一栋楼，几天规划出来，起不好就砸掉，但慢的好处就是，论证过程长一点，写作更精细一点，写作细节更强悍一点，构思更绝一点，情感更投入一点。让这些东西进去就会慢，慢也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东西说，他之所以强调三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周期，“是因为对白发渐多的恐惧，是想说明我是一个笨人，不具备几个月写出一个长篇的才能，同时，我还想表达一下‘慢工出细活’的观点。写了几十年的小说和剧本，我深感创作最终拼的都是毅力和耐性。”
对于自己的写作现状，他依然以打球比喻，“开始没有负担的时候，靠的是力气；当真的会打的时候，就会周密考虑什么时候用力什么时候不用力，需要控制节奏了。”
1998年，东西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之后，朋友们发现东西身上发生了三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开始捏着鼻子灌自个喝牛奶；二是戒掉熬夜习惯并开始睡午觉；三是每天跑步锻炼身体，即便有时实在起不来，也坚持躺在床上用意念去跑。”东西说，就是从那个时期起，突然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不爱惜身体了。过去，他曾有写小说写得急性肠胃炎发作，半夜被送到医院去吊针的遭遇。
“我是从小学就开始打篮球，打得非常专注，我的问题是个子不高，所以没有打下去。”随着工作与生活环境的变动，东西发现，城市越大，组织活动就越难，运动就越个人化，“要在城市里组织打一场篮球，不知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所以就只能跑步了。”前几年东西搬住广西民族大学，“有了场地，有几个年龄相仿热爱打篮球的老师，我又重新打了起来。”
经常性的体育锻炼，让东西的身心焕发出同龄作家难以想象的活力。他没有发福的肚腩，没有迟缓的脚步。在摄影棚，他可以随手抓过一顶礼帽，摆出各种POSE。东西将拍摄花絮发于朋友圈，很快就有朋友笑问：这是要进时尚圈的节奏？
篡改与被篡改
东西生活过的村庄，周围都是森林草丛，“冬天有金黄的青林，夏天有满山的野花。草莓、茶泡、凉粉果、杨梅、野枇杷等等，都曾是我口中之物。”东西的回忆充满快乐，要不是因为父母的工分经常被会计算错，“也许我就沉醉这片树林，埋头这座草山，不会那么用劲地读书上学”。家里母亲掌事，她不想吃没文化的亏，所以千方百计地供儿子上学。母亲在46岁那年生下东西，她曾痛失一个孩子，“因而对我加倍呵护，好像双手捧着一盏灯苗，生怕有半点闪失。”不管是上山砍柴或是下田插秧，母亲身上总有儿子。“挖沟的时候我在她的背上，背石头的时候我在她的胸口。”
工作后的东西，永远记住母亲的刚强和坚忍。在他眼里，母亲的话就是文件，“她指到哪里我奔到哪里”。母亲说村里缺水，旱情严重的时候要到两公里以外的山下挑。那时东西刚工作，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解决全村人的吃水问题，就向县里反映情况，县里拨款修了一个方圆几十里最大的水柜。母亲说老家公路不通，山货背不动了，挣钱越来越难。东西找有关部门反映，拨款下来了，公路直通村口。母亲她说村里某某困难，你能不能送点钱给他们买油盐？东西立即掏出几张钞票递过去。 东西把《篡改的命》阐释为“讲的是好人向坏人投降，农村向城市投降的故事”。而之所以写这部小说，东西有一个很长的思考期。在他看来，中国有写城市景象的作家，有关注乡土的作家，但他觉得还有一个空白，就是很少有作家写从乡村到城市的跨程。“对这两方面的熟悉程度，还是我比较有把握，因为我出生于乡村，每年都会回去。现在农村的凋敝、农民工进城的艰难，以及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我都是看得见的。”
这是他写作《篡改的命》的大背景。东西一直反感现在的文艺和影视作品对乡村和农民工的符号化，“这种符号化就是，我们认为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的生活受媒体左右或者受偏见左右。这样是不正确的，每一个生命都不一样。”所以他就想写一个冲突，一个想要改变命运的人是怎样改变不成而又突发奇想、出人意料地改变，这是一个在两极穿梭的小说，就像在冰与火之间穿梭。
东西找到了一个“篡改”的角度，来展示这个穿越的故事，“我们在改变命运过程中，我们的路在行进的过程中，无意中或有意中都会被篡改，也无意或有意地篡改了别人的路。”
以幽默解构荒诞
“‘尿我喝了，你也该兑现你的诺言了。’汪长尺说。
“林家柏忽然回过神来，说老弟，你把我感动了，今天我必须好好请你。鉴于以往跟林家柏打交道的经验，汪长尺用杯子接了自己的半杯尿举在手里。那尿又黑又臊，和刚才林家柏的一对比立刻心生自卑。这是两个世界的尿液，一个金黄透明，一个混浊偏黑；一个来自昂贵的环保的食物和天然饮用水，一个来自地沟油加激素加含氯量偏高。汪长尺把杯子往前一伸，说如果你说话不算数，那就把它喝下去……”
在小说《篡改的命》中，主人公农家子弟汪长尺命运多艰，高考上线，被人冒名顶替；为了儿子的前程，他将孩子送交富贵人家林家柏收养。为了不影响林家柏与儿子的关系，他选择消失。
这种用不动声色的语言，写出极端世态的功力，是东西一向所追求的。“其实这三部长篇，《耳光响亮》就是一种叛逆。现实不停地给我们打耳光，我们对现实就是一种抵抗，一种抗争，甚至是一种‘大闹天宫’的感觉。那时候的语言很直接，很跳跃，甚至还有很多反讽和调侃。到了2005年写《后悔录》时，就更收敛一点了，是一种幽默，不光是反讽和调侃，可以说是一种内敛，不像《耳光响亮》那么冲动和叛逆。到了这部小说，人物的命运开始投降了，但是语言可能更杂糅了，集中了我所喜欢的语言元素在里面，比如网络语言大量使用，农村人说城里话，昨天的人说今天的话。”东西说，小说有故事的穿越，有人物的穿越，但是没有人用语言的穿越，“所以我就故意使用语言的穿越，达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幽默的效果，让读者看起来哑然失笑，或者感到心酸。”
朋友胡红一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年秋天，中国电影界在南宁颁发“金鸡奖”和“百花奖”，那时还没有写出《寻枪》和《理发师》的广西作家凡一平溜进了电影节酒会现场，与偶像巩俐握了手合了影。次日一早，东西还在床上睡懒觉，突然接到凡一平显摆的电话，说东西呀，昨晚我跟巩俐合影啦，相隔不过五厘米。这时东西沉默了几秒钟，说凡一平你要搞清楚，虽然只有五厘米，但是这一辈子你都没办法超越。
凡一平遭遇东西“黑手”之事，不止这桩。在一篇文章中，东西这样戏说：“一天晚上，凡一平患重感冒，他夫人正好在医院的妇产科值夜班，就把他叫到产科去打点滴，很快凡一平就躺在床上睡着了。深夜，医院领导查房，凡夫人急中生计，用床单把凡一平盖住。领导走到床前，指着隆起的床单问：‘快生了吧？’凡夫人怕露馅，赶紧把凡一平推进产房。接生的护士立即器械伺候，其中一人惊叫：‘哎呀，不好了，孩子的腿先出来了。’另一位护士掀开床单，摇头感叹：‘时代不同了，连剃光头的都怀孕了。’被吵醒的凡一平忽地欠起身子，满脸惭愧地说：对不起，我刚搞化疗。’”
当然，生活中的东西也常被朋友调笑。有时，看到朋友编排自己的段子还不到位，东西不闹不怒，有时会冷静地补上一“刀”，“你们低估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我给补充点吧。”东西解释，“我喜欢开玩笑。因为我有幽默的习惯，所以幽默可以信手拈来。幽默是一种自贬自嘲，是一种自我的修炼，同时也是化解焦虑、化解尴尬的方法。”
写作就是戳穿谎言
“过去觉得只要读书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识字的就是文盲，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父母口口相传的礼义廉耻、做人的准则，都传给我了。包括那种淳朴的对于文字的敬重。”东西回忆，“看到地上的纸片有铅字，父亲会捡起来。当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他弯腰捡起来的纸片上，是儿子的名字和作品，他会怎样呢？”
1984年，东西的梦想成真了。他在当地的《河池日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这首诗歌为他赢得了8元钱稿费，“拿着稿费单在路上，一路走一边咳嗽，希望有人能注意到我。”
试图以作品引起人们注意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一直以低调著称。“刚到南宁那两年，东西显得特别低调，掉片树叶都怕砸了头。一起进出报社时，他见了谁都点头打招呼，脖子上像装了转轴似的。”朋友胡红一这样说。东西从小城转到南宁，在一家报社工作，白天编版，晚上写小说。
这些生活中的貌似怯懦，并没有让他放弃小说中的批判精神。有人说东西在追求卡夫卡式的荒诞，而东西认为，“我的小说并不是有意地追求荒诞，世界本身就是荒诞的，现代人的许多处事方式就很荒诞，大家明明知道不好，却没有人去捅破，我们缺乏的正是《皇帝的新装》中那种敢于说出‘你没穿衣服’的精神，而写作就是戳穿谎言”。
纳博科夫曾说过：“文学创作的目的是治愈和育人，是为了展示人的想象和创作，创造力的模拟。”东西承认小说的影响力确实是式微了，但对这句话，他还是有点不服的，他不想放弃小说对现实的批判价值。“我的每一部小说还是力求对表达现实的关注，处理好现实与我们的紧张关系。就《篡改的命》这部小说来说，隐含其间的批判性、尖锐性没有减弱，反而是加强了。”
在采访的当天，东西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一个农村的父亲，为了给孩子治白血病，弄得倾家荡产。父亲说了一句话，假如父亲跳楼，能治好孩子的病，他真的愿意跳楼。“这新闻真的佐证了《篡改的命》中父亲的行为，父亲愿意为了孩子而选择消失，这种大爱，让人痛心，也让人无奈。”
总是以好脾气示人的东西说，即使在生活中我不太愿意去张扬，但谁也不能保证不得罪人，有时候观点不一致也会得罪人，“可能生活中会有表演和虚伪的成分，甚至为了照顾别人的情绪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但是写小说就是面对自己的心灵，那是赤裸裸地战斗和描写，不用隐瞒自己，不会顾忌，尽量地敞开自己的心灵去写。”
东西 原名田代琳，著名作家，供职于广西民族大学。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天上的恋人》获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长篇小说《耳光响亮》被改编成电影和20集电视连续剧《响亮》。主要作品有《篡改的命》《后悔录》《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等。他的小说始终碰撞现实，却能“穿透庸常的现实，展现奇迹”。
6月15日上午10点30分，NBA总决赛直播，勇士坐镇主场迎战骑士。作家东西正在广州一家宾馆独自观战。他不是那种轻易爽约的人，否则早就推掉眼前的采访。“现在看球赛就像读书，你看的是怎么上篮，怎么攻击，怎么配合，不希望旁边有人，有时我连解说员的声音也想关掉。”这个被评论家誉为“文坛剑客”的作家，亦是篮球场上的“刀锋”，每周必有两至三场篮球活动，“看到直播中好的动作，就想在球场上模仿”。
看NBA直播，在东西眼里，确乎是作家的福利，“因为作家一般是下午和晚上写作，上午就休息，而NBA直播正好就在上午。激烈而高水平的对抗，看得人激情澎湃，可以刺激写作。”这个自言看出NBA门道的作家，将单项非常强、 譬如特长是出手快投得准的勇士队库里的打法，比喻为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将“勒布朗·詹姆斯（被誉为NBA有史以来最具才华、最强大、最完美的篮球手）的打法比喻为长篇小说的创作，因为他既要考虑自己突破得分，又要为本队球员助攻。他带着一个残兵败将的团队冲进了总决赛，靠的是他的领袖能力、统筹能力”。
而今，东西以三年之力，勇蛮地将自己的新长篇《篡改的命》带入了“总决赛”—这部有点残酷、有点天真的小说，书写了城市化背景下各色人等的命运之变，他期待新长篇能继前两部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后，再
次冲击人们的心灵，“就算没有传世的野心或能力，但至少让人读后产生化学反应。没有这种追求，写作就是一种文字的堆砌。”
东西的作品不只是在文坛形成撞击，在影视界亦备受关注。他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被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响亮》和电影《姐姐词典》；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被改编成电影《天上的恋人》和同名20集电视连续剧；中篇小说《猜到尽头》被改编成电影《猜猜猜》；根据东西长篇小说《后悔录》改编的44集电视连续剧《爱你一生》今年4月和5月分别在上海等地面频道和湖北卫视开播。……
控制节奏
与欣赏NBA快节奏形成反差的是，东西对写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写作，追求的是慢的美学。“我的写作很慢，我第一部长篇小说《耳光响亮》1996年发表，2005年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后悔录》，2015年的当下，我的第三部长篇《篡改的命》就出来了，实际上每九到十年我才写一部长篇小说。”
《耳光响亮》发表后，引起文坛重视，这亦给东西不小的写作自信。他也不想急吼吼地用作品的数量去抢占阵地，赢得他人关注。按最初的预期，他打算在一年之内写完《后悔录》，“但由于构思占去了半年时间，再加上不停地自我否定，小说的进展比较缓慢。光开头我就写了六次，最多的一次有两万多字，但是这六次开头我都放弃了，直到第七次，才觉得找对了路子，那就是找到了后悔的关键词—如果，所以小说一开头便是：‘如果你没意见，那我就开始讲了。’”
写作《篡改的命》两年期间，东西说他“除了写一部话剧，主要精力全都放在这个小说上”。“其实写作就像城市建设，有时像起一栋楼，几天规划出来，起不好就砸掉，但慢的好处就是，论证过程长一点，写作更精细一点，写作细节更强悍一点，构思更绝一点，情感更投入一点。让这些东西进去就会慢，慢也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东西说，他之所以强调三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周期，“是因为对白发渐多的恐惧，是想说明我是一个笨人，不具备几个月写出一个长篇的才能，同时，我还想表达一下‘慢工出细活’的观点。写了几十年的小说和剧本，我深感创作最终拼的都是毅力和耐性。”
对于自己的写作现状，他依然以打球比喻，“开始没有负担的时候，靠的是力气；当真的会打的时候，就会周密考虑什么时候用力什么时候不用力，需要控制节奏了。”
1998年，东西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之后，朋友们发现东西身上发生了三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开始捏着鼻子灌自个喝牛奶；二是戒掉熬夜习惯并开始睡午觉；三是每天跑步锻炼身体，即便有时实在起不来，也坚持躺在床上用意念去跑。”东西说，就是从那个时期起，突然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不爱惜身体了。过去，他曾有写小说写得急性肠胃炎发作，半夜被送到医院去吊针的遭遇。
“我是从小学就开始打篮球，打得非常专注，我的问题是个子不高，所以没有打下去。”随着工作与生活环境的变动，东西发现，城市越大，组织活动就越难，运动就越个人化，“要在城市里组织打一场篮球，不知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所以就只能跑步了。”前几年东西搬住广西民族大学，“有了场地，有几个年龄相仿热爱打篮球的老师，我又重新打了起来。”
经常性的体育锻炼，让东西的身心焕发出同龄作家难以想象的活力。他没有发福的肚腩，没有迟缓的脚步。在摄影棚，他可以随手抓过一顶礼帽，摆出各种POSE。东西将拍摄花絮发于朋友圈，很快就有朋友笑问：这是要进时尚圈的节奏？
篡改与被篡改
东西生活过的村庄，周围都是森林草丛，“冬天有金黄的青林，夏天有满山的野花。草莓、茶泡、凉粉果、杨梅、野枇杷等等，都曾是我口中之物。”东西的回忆充满快乐，要不是因为父母的工分经常被会计算错，“也许我就沉醉这片树林，埋头这座草山，不会那么用劲地读书上学”。家里母亲掌事，她不想吃没文化的亏，所以千方百计地供儿子上学。母亲在46岁那年生下东西，她曾痛失一个孩子，“因而对我加倍呵护，好像双手捧着一盏灯苗，生怕有半点闪失。”不管是上山砍柴或是下田插秧，母亲身上总有儿子。“挖沟的时候我在她的背上，背石头的时候我在她的胸口。”
工作后的东西，永远记住母亲的刚强和坚忍。在他眼里，母亲的话就是文件，“她指到哪里我奔到哪里”。母亲说村里缺水，旱情严重的时候要到两公里以外的山下挑。那时东西刚工作，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解决全村人的吃水问题，就向县里反映情况，县里拨款修了一个方圆几十里最大的水柜。母亲说老家公路不通，山货背不动了，挣钱越来越难。东西找有关部门反映，拨款下来了，公路直通村口。母亲她说村里某某困难，你能不能送点钱给他们买油盐？东西立即掏出几张钞票递过去。 东西把《篡改的命》阐释为“讲的是好人向坏人投降，农村向城市投降的故事”。而之所以写这部小说，东西有一个很长的思考期。在他看来，中国有写城市景象的作家，有关注乡土的作家，但他觉得还有一个空白，就是很少有作家写从乡村到城市的跨程。“对这两方面的熟悉程度，还是我比较有把握，因为我出生于乡村，每年都会回去。现在农村的凋敝、农民工进城的艰难，以及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我都是看得见的。”
这是他写作《篡改的命》的大背景。东西一直反感现在的文艺和影视作品对乡村和农民工的符号化，“这种符号化就是，我们认为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的生活受媒体左右或者受偏见左右。这样是不正确的，每一个生命都不一样。”所以他就想写一个冲突，一个想要改变命运的人是怎样改变不成而又突发奇想、出人意料地改变，这是一个在两极穿梭的小说，就像在冰与火之间穿梭。
东西找到了一个“篡改”的角度，来展示这个穿越的故事，“我们在改变命运过程中，我们的路在行进的过程中，无意中或有意中都会被篡改，也无意或有意地篡改了别人的路。”
以幽默解构荒诞
“‘尿我喝了，你也该兑现你的诺言了。’汪长尺说。
“林家柏忽然回过神来，说老弟，你把我感动了，今天我必须好好请你。鉴于以往跟林家柏打交道的经验，汪长尺用杯子接了自己的半杯尿举在手里。那尿又黑又臊，和刚才林家柏的一对比立刻心生自卑。这是两个世界的尿液，一个金黄透明，一个混浊偏黑；一个来自昂贵的环保的食物和天然饮用水，一个来自地沟油加激素加含氯量偏高。汪长尺把杯子往前一伸，说如果你说话不算数，那就把它喝下去……”
在小说《篡改的命》中，主人公农家子弟汪长尺命运多艰，高考上线，被人冒名顶替；为了儿子的前程，他将孩子送交富贵人家林家柏收养。为了不影响林家柏与儿子的关系，他选择消失。
这种用不动声色的语言，写出极端世态的功力，是东西一向所追求的。“其实这三部长篇，《耳光响亮》就是一种叛逆。现实不停地给我们打耳光，我们对现实就是一种抵抗，一种抗争，甚至是一种‘大闹天宫’的感觉。那时候的语言很直接，很跳跃，甚至还有很多反讽和调侃。到了2005年写《后悔录》时，就更收敛一点了，是一种幽默，不光是反讽和调侃，可以说是一种内敛，不像《耳光响亮》那么冲动和叛逆。到了这部小说，人物的命运开始投降了，但是语言可能更杂糅了，集中了我所喜欢的语言元素在里面，比如网络语言大量使用，农村人说城里话，昨天的人说今天的话。”东西说，小说有故事的穿越，有人物的穿越，但是没有人用语言的穿越，“所以我就故意使用语言的穿越，达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幽默的效果，让读者看起来哑然失笑，或者感到心酸。”
朋友胡红一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年秋天，中国电影界在南宁颁发“金鸡奖”和“百花奖”，那时还没有写出《寻枪》和《理发师》的广西作家凡一平溜进了电影节酒会现场，与偶像巩俐握了手合了影。次日一早，东西还在床上睡懒觉，突然接到凡一平显摆的电话，说东西呀，昨晚我跟巩俐合影啦，相隔不过五厘米。这时东西沉默了几秒钟，说凡一平你要搞清楚，虽然只有五厘米，但是这一辈子你都没办法超越。
凡一平遭遇东西“黑手”之事，不止这桩。在一篇文章中，东西这样戏说：“一天晚上，凡一平患重感冒，他夫人正好在医院的妇产科值夜班，就把他叫到产科去打点滴，很快凡一平就躺在床上睡着了。深夜，医院领导查房，凡夫人急中生计，用床单把凡一平盖住。领导走到床前，指着隆起的床单问：‘快生了吧？’凡夫人怕露馅，赶紧把凡一平推进产房。接生的护士立即器械伺候，其中一人惊叫：‘哎呀，不好了，孩子的腿先出来了。’另一位护士掀开床单，摇头感叹：‘时代不同了，连剃光头的都怀孕了。’被吵醒的凡一平忽地欠起身子，满脸惭愧地说：对不起，我刚搞化疗。’”
当然，生活中的东西也常被朋友调笑。有时，看到朋友编排自己的段子还不到位，东西不闹不怒，有时会冷静地补上一“刀”，“你们低估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我给补充点吧。”东西解释，“我喜欢开玩笑。因为我有幽默的习惯，所以幽默可以信手拈来。幽默是一种自贬自嘲，是一种自我的修炼，同时也是化解焦虑、化解尴尬的方法。”
写作就是戳穿谎言
“过去觉得只要读书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识字的就是文盲，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父母口口相传的礼义廉耻、做人的准则，都传给我了。包括那种淳朴的对于文字的敬重。”东西回忆，“看到地上的纸片有铅字，父亲会捡起来。当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他弯腰捡起来的纸片上，是儿子的名字和作品，他会怎样呢？”
1984年，东西的梦想成真了。他在当地的《河池日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这首诗歌为他赢得了8元钱稿费，“拿着稿费单在路上，一路走一边咳嗽，希望有人能注意到我。”
试图以作品引起人们注意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一直以低调著称。“刚到南宁那两年，东西显得特别低调，掉片树叶都怕砸了头。一起进出报社时，他见了谁都点头打招呼，脖子上像装了转轴似的。”朋友胡红一这样说。东西从小城转到南宁，在一家报社工作，白天编版，晚上写小说。
这些生活中的貌似怯懦，并没有让他放弃小说中的批判精神。有人说东西在追求卡夫卡式的荒诞，而东西认为，“我的小说并不是有意地追求荒诞，世界本身就是荒诞的，现代人的许多处事方式就很荒诞，大家明明知道不好，却没有人去捅破，我们缺乏的正是《皇帝的新装》中那种敢于说出‘你没穿衣服’的精神，而写作就是戳穿谎言”。
纳博科夫曾说过：“文学创作的目的是治愈和育人，是为了展示人的想象和创作，创造力的模拟。”东西承认小说的影响力确实是式微了，但对这句话，他还是有点不服的，他不想放弃小说对现实的批判价值。“我的每一部小说还是力求对表达现实的关注，处理好现实与我们的紧张关系。就《篡改的命》这部小说来说，隐含其间的批判性、尖锐性没有减弱，反而是加强了。”
在采访的当天，东西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一个农村的父亲，为了给孩子治白血病，弄得倾家荡产。父亲说了一句话，假如父亲跳楼，能治好孩子的病，他真的愿意跳楼。“这新闻真的佐证了《篡改的命》中父亲的行为，父亲愿意为了孩子而选择消失，这种大爱，让人痛心，也让人无奈。”
总是以好脾气示人的东西说，即使在生活中我不太愿意去张扬，但谁也不能保证不得罪人，有时候观点不一致也会得罪人，“可能生活中会有表演和虚伪的成分，甚至为了照顾别人的情绪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但是写小说就是面对自己的心灵，那是赤裸裸地战斗和描写，不用隐瞒自己，不会顾忌，尽量地敞开自己的心灵去写。”
东西 原名田代琳，著名作家，供职于广西民族大学。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天上的恋人》获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长篇小说《耳光响亮》被改编成电影和20集电视连续剧《响亮》。主要作品有《篡改的命》《后悔录》《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等。他的小说始终碰撞现实，却能“穿透庸常的现实，展现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