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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一系列的苦，心已经侧向一边了。狂傲，离我很远了。 ”这个曾经颇有前途的前外交官，如今的诗人、翻译家，无意狂傲，亦不愿挨近狂傲之徒。他微笑着应对周遭千变的世事和万变的人心。
“素云撤丛山，渐融天宇中。风雨一场空，灾祸又人间”。一位江南少年站在简陋的自家门前，望着前面的山峦（其实是丘陵矮山），写下了一首题为《雨后》的古体诗。少年人生第一首诗写完后，又忙下一首诗去了。
“从这首诗中我可以读出，小小年纪，我好像对‘空’、对‘灾祸’，已经有了最初的内心敏感。可见，我的第一首诗，并不是出自喜悦，而是某种忧患。”回望三十多年被淹没的记忆，诗人树才如打捞一桩尘封已久的往事，怦然动心的竟是湿漉漉的忧患，尽管喜悦和微笑，已经成为他应对周遭世界的标志性情绪。
树才承认自己少时亦有“内心的狂怒风暴”，但浸淫诗界日久，看多了表演，“我在厌恶的同时，就暗自引以为戒”。树才曾在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馆担任过四年外交官。比起令很多人羡慕的外交生涯，树才更钟情与诗歌为伴的生活，“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这才是我四十多年来最操心的事情”。
而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正好可以安置诗人漫游多年的诗心。树才在好朋友潘洗尘的家里闲居一段日子时，竟对大理这个古老小城生出了感情。于是在大理买房，与李亚伟、莫非这些成名于上世纪80 年代的老朋友，重新团聚。“大理是个让我出神的地方。一出神，就自由了！”
从外交官到“包工头”
“外交官这个职业，其实我是适合的，但我并不喜欢。不过，有我真正喜欢的职业吗？好像也没有。一个都没有。我在想，一个人如果喜欢上了诗歌，恐怕职业对他就没有什么关系。”树才对自己的外交官生涯，没多少留恋。1994年，四年的外交任期满后，树才就回国了。他说是“争取”到这个回国权的。说来也怪，树才在塞内加尔工作期间，好像谁都觉得他挺能干。“任期满了，参赞挽留我再干一年。我坚决不答应。我想回国，好像冥冥中有什么在呼唤我。一回国，我就知道了，那呼唤我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诗歌。”
树才的诗歌天赋，在大学就得到了充分的发酵。“我是1983年考上大学的。我一直是考中文系的，我的作文成绩一直是班级里最好的，后来不知怎么就掉进外语系了。”树才坦承，是自己“不知疲倦地，也不知羞耻地连续考了五年”，才终于考到了北京。树才的小姨妈为了他能考上大学，一有机会就烧香拜佛，祈请神灵帮忙。
大学二年级，树才就投身于搞文学社了。那时北外的文学社，叫尝试文学社，自编刊物《泰思》。很快，树才就成了主要人物，任《泰思》主编。在大学期间，为诗歌而做出的比较疯狂的事是，大学四年他没有睡过一次午觉！中午，别人睡午觉了，树才静坐在校园的小花园里，一阵风吹来，他写下诗；一只鸟鸣叫，他写下诗；一朵云彩飘过，他亦能写下诗。
在做外交官期间，树才说他一个诗人朋友都没交到，“因为那不是一个诗人出入的场域”。在达喀尔时，树才倒是拜见了塞内加尔大诗人桑戈尔（也是该国独立后第一任总统）。树才景仰他，而他也垂垂老矣，所以不能算“交到朋友”。树才带去了中国诗人对他的问候。“余生有一个愿望，至今还没有实现，那就是译出一本《桑戈尔诗选》。”
当然人活着，总得有一个职业，有一份收入。树才觉得，既然什么职业都不喜欢，倒也可以接受各种职业，凭能力和经验，去把它做好。回国后，树才凭借法语的背景与外交官的资历，进入一家国企，参加了很多项目合同的谈判。树才说他对谈判，从一开始就感到兴趣。可以说，他是善于谈判的。“对人与人的关系，我从小就有一种尺寸感。谈判，只要双方有诚意，其实总是能谈成的。怕就怕没有诚意，使谈判徒具形式。”为了工作，1997年，离开非洲的树才又奔赴非洲，前往科特迪瓦。项目所在地，可是个大建筑工地，是中国援助科特迪瓦的一个工程，叫“国家剧场”。“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国家剧场呢，但这不妨碍我们给科特迪瓦人民先建一个。但身份变了，以前是外交官，这次是工地负责人。”
一次，为了说服当地工人在工地里穿上从中国运去的军绿色跑鞋，树才把几百名工人聚集到一起。他站在高处，正想讲话，突然看到旁边有一辆翻斗车，激情的诗人想起了列宁同志做演讲时的英雄风采，于是一步踏上翻斗车，用法语大声同工人们讲起生命的重要，讲他们在工地劳作，不光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家庭。“讲来讲去，其实就是为了说服他们，在工地上得穿军绿色跑鞋。” 他记得，讲到兴致最高处，居然给工人们背诵了一首法国大诗人勒内·夏尔的法文诗！“我当时真的沉浸在自己的崇高诗情里，反正背完诗后，工人们噼里啪拉掌声一片。”事后，工地的一把手徐组长对树才笑着说，你把他们当作大学生了！
这个工程，前后建设了五年，树才在中间干了关键性的两年。回想起来，树才说这是他此生到目前为止操心最多的工作，既要管人事（五六十个中国技术人员，三四百个本地雇员），又要管财务，还要管对外接触，同分包商签订合同，检查工程进度，完成退税等等。土建工程搞完，验收时还得了“优良”，“我承认，我平生最大的工作锻炼，就是在建筑工地的这两年。”
微笑的绅士
如今的树才，翻译家是他诗人身份之外的另一份荣耀。“我翻译诗，最初纯属偶然，或者说只是一种个人兴趣，还有一个原因大概就是：给写诗的好朋友们（主要是莫非、车前子），分享我读后感到喜爱的法语诗句。”
去非洲前，树才译了法国诗人勒韦尔迪的诗，也译了夏尔的一些诗。诗人、翻译家高兴时任《世界文学》的编辑，是他把树才的译诗推荐上去，然后在《世界文学》发表。“我译诗的兴趣，就是被高兴鼓励出来的。”树才说，正是《世界文学》把他培养成了一名翻译家。在树才看来，如果不是翻译法国诗歌，他的写作就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我的视野也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开阔”。
树才试着用法语写诗，“但我得承认，那写出的东西，不是诗歌”。在他看来，写过和写出过，这有很大不同。在汉语母语中，树才说他就敢说“我写出过诗歌”。有一次，在广州，树才同英国诗人蒲龄恩一起参加诗歌活动，大约是受到他的启发或刺激，树才竟随口说出一首英文诗来。大家听了，都觉得好玩。“也许我可以说，我用英语倒是写出过一首诗，有我的老朋友高兴为证。” 客居大理后，树才和好友潘洗尘来往更多了，他主动担纲潘洗尘发起的天问诗歌艺术节的主持。今年3 月，在樱花盛放的时节，在大理MCA 艺术中心，树才主持的诗歌朗诵会在音乐的伴奏下激情开幕。在一池清水的舞台上，诗人们轮番上阵。树才一直鼓动诗人们能在朗诵之后纵身一跃，跳入池水。但才情狂傲的诗人们这时大都虚张声势一番，赶忙躲开。倒是树才真嗨了，伴着现场音乐人的吉他声，他自告奋勇地扭动屁股，跳起非洲舞来。这种即兴式的表演，未曾料到点燃了与会者的激情。他们陆续步入场地，摆动手臂，扭起舞来。树才这种即兴表演，纯属偶发现象，更多时候，他是不温不火的绅士。
一次，树才去一所大学做讲座，到提问环节，树才接到了一张纸条：“老师请问，您在整个讲座期间为什么一直在笑呢？您是天生就爱笑吗？”树才笑着把这张纸条念了出来。同学们也都笑了。树才笑着回答：“我看见你们来听我讲诗歌，我的内心就有一份喜悦，我对你们就有一份善意。我可不是天生爱笑的人。”
树才坦率地说，“我的脾气并不好，甚至是个坏脾气。少年时，我就感受到了我内心的狂怒风暴。”一次，班级篮球赛时，老师错判了一个球，树才据理力争，老师不予改正。被狂怒之气充塞心间的树才竟当场倒地虚脱！“我确实不是个狂傲的人，但我自己知道，我是个内心有极强自尊心和骄傲感的人，只是我并不表现给外人看。”
在树才眼里，人是在外人或外界的挤迫下讨生活的可怜动物。而他也不例外，是弱小者。出于某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弱小者会对外人或外界表示友好。“不过，我确实是与人为善的人，如果某人表现出恶，我不会直接对抗，我不理你或者回避你，不就得了吗！”树才说，碰到不平事，他尽量不让自己愤怒。“因为万一愤怒点燃了一个人，那个人就只能去承受愤怒之火带来的损坏了。”
“每一个孩子都是诗人”
半年前，树才的一个做儿童教育的朋友邀请树才，做儿童诗歌教育。“可能觉得我身上还有一些童心吧。”树才笑着说。树才因此与时髦的移动互联网发生关系，线上，他主持一个叫“一起诗歌”微信公众号，不时发表对“童心和诗歌”的一些思考，同时分享孩子们自己写的一些“童诗”。树才每周一节课，给孩子们教“儿童诗歌课”，每节课15分钟，课后有诗歌练习。
“这门课，我们是通过互联网的平台在教的，所以不受地点和时间的限制，教的人和学的人都比较自由。孩子们让我大开眼界，因为他们的纯真心和想象力令人震撼。”孩子们每有好诗，树才都会在自己的朋友圈真诚点评。
树才记得第一课的练习是“爱是什么”这个千古难题。一个叫小二牛的孩子，当时才5岁，他的回答，在树才看来真是一首好诗：“爱是什么？/爱是肚子饿了的时候闻到的香味/爱很暖和，让人兴奋/爱是冬天把面包丢到院子里给小鸟吃”。“你瞧，孩子通过三种想象，从爱那里闻到了‘香味’，又从爱那里感觉到了‘暖和’，最重要的是，他把爱理解成了一种行动。”树才在这首诗里，不仅看到了美好的想象力，而且还有感人的理解力。“小二牛才5岁，他懂什么呀？不，他懂‘爱是什么’。”由此树才更加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诗人！孩子观看世界万物的目光，是充满好奇心的，闪动着新鲜之光，所以他们常常会有自己的独特发现。
树才谦虚地总结，看上去是我在“教”孩子们，但实际上是孩子们在“启示”我！“我庆幸自己写了三十来年诗歌，至今仍‘持存’一些童心。”有时候树才想，正是这些“持存的童心”，让他还不甘心活在世俗的“低处”，因为诗歌让人的内心向着某个“高处”。“仰起头来，看见天空"，他认为这就是诗神对每一个诗人的默示。
树才对诗歌的爱，是纯粹的。凡是以诗歌为名的要求，他几乎有求必应。接受采访的次日，他就要赶赴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这个创办于2007年的诗歌节，目前已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被国际诗坛列为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国际诗歌节之一，树才是其发起人之一。每届的法语诗人，基本由树才邀约，“我的主持功夫，能得到朋友认可，也是从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锻炼出来的。”
我们能看到树才活跃在各类诗歌活动中的身影。今年8月，刚参加完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树才就应约到四川成都—中国的诗歌心脏地带，进行与法国诗人弗朗西斯的对话。在树才眼里，写诗、译诗、读诗和研究诗歌翻译，不仅让他快乐，而且充实他的内心。诗歌，从来都是让他快乐的。所以，你极少看到愁眉苦脸的树才。“诗歌甚至是我内心快乐的源泉之一。”
“诗歌有让你不欢乐的时刻吗？”面对记者的追问，树才斟酌半天，“我置身诗歌界，我参加或主持一些诗歌活动，还担任一些诗歌奖项的评委工作，坦率地说，这些活动并不总是给我带来快乐。”为什么？树才说，因为他看到了诗歌在社会中的“角色”并不那么单纯—它不是被“高看”就是被“低估”，人们就是不愿给它“如其所是”的理解和尊重！人们更愿意“利用”它，甚至把它视为博取功名利禄的一种手段。在这个层面上，树才说他更愿意让诗成为诗本体，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
对于诗歌的被利用，树才有话可讲：按理说，诗歌是“无用”的，它是语言和心灵相遇时自然萌生的一种表达艺术；如果非要说它“有用”，那它的用处肯定不是功名利禄，而是直抵人心，用间接的方式把一个人的“内在”整个儿地“改造”。树才一再强调，诗歌的力量是它的内在性，而非外部名声。
树才4 岁就失去母亲，在他看来，找到诗是老天对他的恩赐。成年后，偶然读铃木大拙，他随即认定禅智慧合自己的内心所求。“经历了一系列的苦，心已经侧向一边了。狂傲，离我很远了。”他亦不愿挨近狂傲之徒。佛禅启示他：一切在于自己。树才承认，现在他几乎把诗和禅混为一谈了。诗人怎么修禅？“以语言为不二法门吧”。
树才 原名陈树才，诗人，翻译家，文学博士。198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90～1994年在中国驻塞内加尔使馆任外交官，200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著有诗集《单独者》《树才短诗选》《树才诗选》《节奏练习》等。译著有《勒韦尔迪诗选》《夏尔诗选》《博纳富瓦诗选》《法国九人诗选》等。2008年获法国政府颁授的“教育骑士”勋章。他希望此生爱诗写诗，最终能配得上“诗人”的称号。
“素云撤丛山，渐融天宇中。风雨一场空，灾祸又人间”。一位江南少年站在简陋的自家门前，望着前面的山峦（其实是丘陵矮山），写下了一首题为《雨后》的古体诗。少年人生第一首诗写完后，又忙下一首诗去了。
“从这首诗中我可以读出，小小年纪，我好像对‘空’、对‘灾祸’，已经有了最初的内心敏感。可见，我的第一首诗，并不是出自喜悦，而是某种忧患。”回望三十多年被淹没的记忆，诗人树才如打捞一桩尘封已久的往事，怦然动心的竟是湿漉漉的忧患，尽管喜悦和微笑，已经成为他应对周遭世界的标志性情绪。
树才承认自己少时亦有“内心的狂怒风暴”，但浸淫诗界日久，看多了表演，“我在厌恶的同时，就暗自引以为戒”。树才曾在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馆担任过四年外交官。比起令很多人羡慕的外交生涯，树才更钟情与诗歌为伴的生活，“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这才是我四十多年来最操心的事情”。
而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正好可以安置诗人漫游多年的诗心。树才在好朋友潘洗尘的家里闲居一段日子时，竟对大理这个古老小城生出了感情。于是在大理买房，与李亚伟、莫非这些成名于上世纪80 年代的老朋友，重新团聚。“大理是个让我出神的地方。一出神，就自由了！”
从外交官到“包工头”
“外交官这个职业，其实我是适合的，但我并不喜欢。不过，有我真正喜欢的职业吗？好像也没有。一个都没有。我在想，一个人如果喜欢上了诗歌，恐怕职业对他就没有什么关系。”树才对自己的外交官生涯，没多少留恋。1994年，四年的外交任期满后，树才就回国了。他说是“争取”到这个回国权的。说来也怪，树才在塞内加尔工作期间，好像谁都觉得他挺能干。“任期满了，参赞挽留我再干一年。我坚决不答应。我想回国，好像冥冥中有什么在呼唤我。一回国，我就知道了，那呼唤我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诗歌。”
树才的诗歌天赋，在大学就得到了充分的发酵。“我是1983年考上大学的。我一直是考中文系的，我的作文成绩一直是班级里最好的，后来不知怎么就掉进外语系了。”树才坦承，是自己“不知疲倦地，也不知羞耻地连续考了五年”，才终于考到了北京。树才的小姨妈为了他能考上大学，一有机会就烧香拜佛，祈请神灵帮忙。
大学二年级，树才就投身于搞文学社了。那时北外的文学社，叫尝试文学社，自编刊物《泰思》。很快，树才就成了主要人物，任《泰思》主编。在大学期间，为诗歌而做出的比较疯狂的事是，大学四年他没有睡过一次午觉！中午，别人睡午觉了，树才静坐在校园的小花园里，一阵风吹来，他写下诗；一只鸟鸣叫，他写下诗；一朵云彩飘过，他亦能写下诗。
在做外交官期间，树才说他一个诗人朋友都没交到，“因为那不是一个诗人出入的场域”。在达喀尔时，树才倒是拜见了塞内加尔大诗人桑戈尔（也是该国独立后第一任总统）。树才景仰他，而他也垂垂老矣，所以不能算“交到朋友”。树才带去了中国诗人对他的问候。“余生有一个愿望，至今还没有实现，那就是译出一本《桑戈尔诗选》。”
当然人活着，总得有一个职业，有一份收入。树才觉得，既然什么职业都不喜欢，倒也可以接受各种职业，凭能力和经验，去把它做好。回国后，树才凭借法语的背景与外交官的资历，进入一家国企，参加了很多项目合同的谈判。树才说他对谈判，从一开始就感到兴趣。可以说，他是善于谈判的。“对人与人的关系，我从小就有一种尺寸感。谈判，只要双方有诚意，其实总是能谈成的。怕就怕没有诚意，使谈判徒具形式。”为了工作，1997年，离开非洲的树才又奔赴非洲，前往科特迪瓦。项目所在地，可是个大建筑工地，是中国援助科特迪瓦的一个工程，叫“国家剧场”。“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国家剧场呢，但这不妨碍我们给科特迪瓦人民先建一个。但身份变了，以前是外交官，这次是工地负责人。”
一次，为了说服当地工人在工地里穿上从中国运去的军绿色跑鞋，树才把几百名工人聚集到一起。他站在高处，正想讲话，突然看到旁边有一辆翻斗车，激情的诗人想起了列宁同志做演讲时的英雄风采，于是一步踏上翻斗车，用法语大声同工人们讲起生命的重要，讲他们在工地劳作，不光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家庭。“讲来讲去，其实就是为了说服他们，在工地上得穿军绿色跑鞋。” 他记得，讲到兴致最高处，居然给工人们背诵了一首法国大诗人勒内·夏尔的法文诗！“我当时真的沉浸在自己的崇高诗情里，反正背完诗后，工人们噼里啪拉掌声一片。”事后，工地的一把手徐组长对树才笑着说，你把他们当作大学生了！
这个工程，前后建设了五年，树才在中间干了关键性的两年。回想起来，树才说这是他此生到目前为止操心最多的工作，既要管人事（五六十个中国技术人员，三四百个本地雇员），又要管财务，还要管对外接触，同分包商签订合同，检查工程进度，完成退税等等。土建工程搞完，验收时还得了“优良”，“我承认，我平生最大的工作锻炼，就是在建筑工地的这两年。”
微笑的绅士
如今的树才，翻译家是他诗人身份之外的另一份荣耀。“我翻译诗，最初纯属偶然，或者说只是一种个人兴趣，还有一个原因大概就是：给写诗的好朋友们（主要是莫非、车前子），分享我读后感到喜爱的法语诗句。”
去非洲前，树才译了法国诗人勒韦尔迪的诗，也译了夏尔的一些诗。诗人、翻译家高兴时任《世界文学》的编辑，是他把树才的译诗推荐上去，然后在《世界文学》发表。“我译诗的兴趣，就是被高兴鼓励出来的。”树才说，正是《世界文学》把他培养成了一名翻译家。在树才看来，如果不是翻译法国诗歌，他的写作就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我的视野也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开阔”。
树才试着用法语写诗，“但我得承认，那写出的东西，不是诗歌”。在他看来，写过和写出过，这有很大不同。在汉语母语中，树才说他就敢说“我写出过诗歌”。有一次，在广州，树才同英国诗人蒲龄恩一起参加诗歌活动，大约是受到他的启发或刺激，树才竟随口说出一首英文诗来。大家听了，都觉得好玩。“也许我可以说，我用英语倒是写出过一首诗，有我的老朋友高兴为证。” 客居大理后，树才和好友潘洗尘来往更多了，他主动担纲潘洗尘发起的天问诗歌艺术节的主持。今年3 月，在樱花盛放的时节，在大理MCA 艺术中心，树才主持的诗歌朗诵会在音乐的伴奏下激情开幕。在一池清水的舞台上，诗人们轮番上阵。树才一直鼓动诗人们能在朗诵之后纵身一跃，跳入池水。但才情狂傲的诗人们这时大都虚张声势一番，赶忙躲开。倒是树才真嗨了，伴着现场音乐人的吉他声，他自告奋勇地扭动屁股，跳起非洲舞来。这种即兴式的表演，未曾料到点燃了与会者的激情。他们陆续步入场地，摆动手臂，扭起舞来。树才这种即兴表演，纯属偶发现象，更多时候，他是不温不火的绅士。
一次，树才去一所大学做讲座，到提问环节，树才接到了一张纸条：“老师请问，您在整个讲座期间为什么一直在笑呢？您是天生就爱笑吗？”树才笑着把这张纸条念了出来。同学们也都笑了。树才笑着回答：“我看见你们来听我讲诗歌，我的内心就有一份喜悦，我对你们就有一份善意。我可不是天生爱笑的人。”
树才坦率地说，“我的脾气并不好，甚至是个坏脾气。少年时，我就感受到了我内心的狂怒风暴。”一次，班级篮球赛时，老师错判了一个球，树才据理力争，老师不予改正。被狂怒之气充塞心间的树才竟当场倒地虚脱！“我确实不是个狂傲的人，但我自己知道，我是个内心有极强自尊心和骄傲感的人，只是我并不表现给外人看。”
在树才眼里，人是在外人或外界的挤迫下讨生活的可怜动物。而他也不例外，是弱小者。出于某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弱小者会对外人或外界表示友好。“不过，我确实是与人为善的人，如果某人表现出恶，我不会直接对抗，我不理你或者回避你，不就得了吗！”树才说，碰到不平事，他尽量不让自己愤怒。“因为万一愤怒点燃了一个人，那个人就只能去承受愤怒之火带来的损坏了。”
“每一个孩子都是诗人”
半年前，树才的一个做儿童教育的朋友邀请树才，做儿童诗歌教育。“可能觉得我身上还有一些童心吧。”树才笑着说。树才因此与时髦的移动互联网发生关系，线上，他主持一个叫“一起诗歌”微信公众号，不时发表对“童心和诗歌”的一些思考，同时分享孩子们自己写的一些“童诗”。树才每周一节课，给孩子们教“儿童诗歌课”，每节课15分钟，课后有诗歌练习。
“这门课，我们是通过互联网的平台在教的，所以不受地点和时间的限制，教的人和学的人都比较自由。孩子们让我大开眼界，因为他们的纯真心和想象力令人震撼。”孩子们每有好诗，树才都会在自己的朋友圈真诚点评。
树才记得第一课的练习是“爱是什么”这个千古难题。一个叫小二牛的孩子，当时才5岁，他的回答，在树才看来真是一首好诗：“爱是什么？/爱是肚子饿了的时候闻到的香味/爱很暖和，让人兴奋/爱是冬天把面包丢到院子里给小鸟吃”。“你瞧，孩子通过三种想象，从爱那里闻到了‘香味’，又从爱那里感觉到了‘暖和’，最重要的是，他把爱理解成了一种行动。”树才在这首诗里，不仅看到了美好的想象力，而且还有感人的理解力。“小二牛才5岁，他懂什么呀？不，他懂‘爱是什么’。”由此树才更加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诗人！孩子观看世界万物的目光，是充满好奇心的，闪动着新鲜之光，所以他们常常会有自己的独特发现。
树才谦虚地总结，看上去是我在“教”孩子们，但实际上是孩子们在“启示”我！“我庆幸自己写了三十来年诗歌，至今仍‘持存’一些童心。”有时候树才想，正是这些“持存的童心”，让他还不甘心活在世俗的“低处”，因为诗歌让人的内心向着某个“高处”。“仰起头来，看见天空"，他认为这就是诗神对每一个诗人的默示。
树才对诗歌的爱，是纯粹的。凡是以诗歌为名的要求，他几乎有求必应。接受采访的次日，他就要赶赴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这个创办于2007年的诗歌节，目前已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被国际诗坛列为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国际诗歌节之一，树才是其发起人之一。每届的法语诗人，基本由树才邀约，“我的主持功夫，能得到朋友认可，也是从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锻炼出来的。”
我们能看到树才活跃在各类诗歌活动中的身影。今年8月，刚参加完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树才就应约到四川成都—中国的诗歌心脏地带，进行与法国诗人弗朗西斯的对话。在树才眼里，写诗、译诗、读诗和研究诗歌翻译，不仅让他快乐，而且充实他的内心。诗歌，从来都是让他快乐的。所以，你极少看到愁眉苦脸的树才。“诗歌甚至是我内心快乐的源泉之一。”
“诗歌有让你不欢乐的时刻吗？”面对记者的追问，树才斟酌半天，“我置身诗歌界，我参加或主持一些诗歌活动，还担任一些诗歌奖项的评委工作，坦率地说，这些活动并不总是给我带来快乐。”为什么？树才说，因为他看到了诗歌在社会中的“角色”并不那么单纯—它不是被“高看”就是被“低估”，人们就是不愿给它“如其所是”的理解和尊重！人们更愿意“利用”它，甚至把它视为博取功名利禄的一种手段。在这个层面上，树才说他更愿意让诗成为诗本体，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
对于诗歌的被利用，树才有话可讲：按理说，诗歌是“无用”的，它是语言和心灵相遇时自然萌生的一种表达艺术；如果非要说它“有用”，那它的用处肯定不是功名利禄，而是直抵人心，用间接的方式把一个人的“内在”整个儿地“改造”。树才一再强调，诗歌的力量是它的内在性，而非外部名声。
树才4 岁就失去母亲，在他看来，找到诗是老天对他的恩赐。成年后，偶然读铃木大拙，他随即认定禅智慧合自己的内心所求。“经历了一系列的苦，心已经侧向一边了。狂傲，离我很远了。”他亦不愿挨近狂傲之徒。佛禅启示他：一切在于自己。树才承认，现在他几乎把诗和禅混为一谈了。诗人怎么修禅？“以语言为不二法门吧”。
树才 原名陈树才，诗人，翻译家，文学博士。198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90～1994年在中国驻塞内加尔使馆任外交官，200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著有诗集《单独者》《树才短诗选》《树才诗选》《节奏练习》等。译著有《勒韦尔迪诗选》《夏尔诗选》《博纳富瓦诗选》《法国九人诗选》等。2008年获法国政府颁授的“教育骑士”勋章。他希望此生爱诗写诗，最终能配得上“诗人”的称号。